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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章回小說與宋明理學的分野
　　宋明理學是南宋至清代居于正宗地位的儒學。南宋以后，宋明理學相繼出現了程朱理學、陽明心學和清代氣學三個重要的學術流派。作為明清時期具有主導作用的哲學社會思潮，宋明理學無疑會對章回小說的創作產生影響。關于這個問題，拙著《宋明理學與章回小說》進行了專門論述。但是，文學作為意識形態中一個獨立的領域，不是哲學的附庸而具有自身的特征。正是由于章回小說具有自身的特征，在對人的認識、設計和表現上才形成區別于宋明理學的分野。而這種分野為章回小說實現對宋明理學的超越與批判提供了可能。
　　章回小說與宋明理學的分野首先取決于這二者對人的認識、設計和表現上的不同方式。在對人的認識、設計和表現上，哲學采取的是科學的方式，而文學遵循的則是藝術的方式。“詩性語句是憑情欲和恩愛的感觸來造成的，至于哲學的語句卻不同，是憑思索和推理造成的，哲學語句愈升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詩性語句卻愈掌握殊相，就愈確鑿可憑。”①盡管文學和哲學都把對人的認知和設計作為目的和歸宿，但在這一過程中，哲學重視的是理性，文學強調的是情感；哲學采取的是推理，文學發揮的則是想象；哲學強調的是共性，文學看重的則是個性；哲學以抽象的概念表達對人的思考，而文學則以生動的形象實現對人的觀照。較之于哲學，文學按照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反映社會人生。文學的自身特征決定了章回小說作家無意于像宋明理學那樣以理論的方式，津津樂道地去解釋人性善惡的本質，而更重視以形象的方式向人們展示善惡紛呈的世界，去展示構基于相應人性基礎上的人的思想、情欲、行為以及生存狀態。文學比哲學更長于深入到人的心靈和生活深處。別林斯基曾經說過：“每個民族都有兩種哲理：一類是學究式的，書本的，鄭重其事的，節慶才有的；另一類是日常的，家庭的，習見的。這兩種哲理在某種程度上彼此接近，只要誰想描寫一個社會，它必須認識這兩種哲理，尤其是必須研究后一種。”②章回小說的創作也是如此，一方面，它吸收了學究式的宋明理學的哲理，同時，也參照了日常生活的哲理，這兩種哲理的彼此接近和相互區別構成了章回小說和宋明理學的聯系與分野的基礎。《金瓶梅》在觀念上接受理學家“存理去欲”的訓誡的同時，又在實際創作中表現出對人欲的正視就是這種情形的寫照。在觀念上，盡管蘭陵笑笑生一再強調：“酒色多能誤邦國，由來美色喪忠良”，“貪財不顧綱常壞，好色全忘義理虧”，表現出對“存理去欲”觀念的認同；但在實際創作中，卻以日常生活的形象描寫，生動展示了一個追金逐銀和男歡女狂的人欲世界，以對人欲的大膽正視，表現出對“存理去欲”觀念的背離。
　　章回小說與宋明理學的分野還取決于章回小說對人的認識、設計和表現上的創造特性。章回小說的創作是對宋明理學的參照和現實生活的表現，但卻不是對宋明理學演繹式的因襲和現實生活機械式的模擬，而是在特定的文化社會環境中的創造。這種情形，正如當代英國文化學家理查德·霍加特在《當代文化研究：文學與社會研究的一種途徑》中所言：“文學是一種文化中的意義載體，它有助于再現這個文化想要信仰的那些事物，并假定這種經驗帶有所需求的那類價值。它戲劇化地表現了人們是如何感受到延續的那些價值的脈搏，尤其是如何感受到源于這一延續的是什么壓力和張力。它有助于確定那些所信仰的‘東西’。只要具有一種展望生活的形式和力量的更好的觀念，就有助于確定這種展望。由于藝術自身中創造了秩序，它便有助于揭示一種文化中現存的價值秩序，這種揭示要么是通過反映，要么是通過拒絕現存價值秩序或提出新的秩序。”③一方面，章回小說“通過反映”，揭示宋明理學中“現存的價值秩序”。同時，章回小說的創作也是一種創造，完全可以“拒絕現存價值秩序或提出新的秩序”，以實現對宋明理學的超越與批判。《紅樓夢》中賈寶玉的自由意識和“意淫”意識以及與之相關的“水泥骨肉”觀，不僅意味著對程朱理學道學人生觀的拒絕和反叛，而且標志著新的價值人生和價值秩序的誕生。曹雪芹正是通過對新的人生價值的創造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探索，實現了對宋明理學的超越與批判。
　　正是因為章回小說實現了對宋明理學的超越與批判并形成了明顯的分野，章回小說和宋明理學才分別得到不同人們的不同對待。統治者和道學家對程朱理學百般推崇，而對《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則屢加禁毀，就是這種分野的產物。明毅宗朱由檢在崇禎十五年曾詔令：“先儒朱子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上”④，對朱熹推崇備至。而也是這個明毅宗，也在崇禎十五年，則下詔“嚴禁《水滸》”：“大張榜示，凡坊間家藏《滸傳》并原版，盡令速行燒毀，不許隱匿。”⑤康熙五十三年清圣祖愛新覺羅·玄燁推崇“杏壇、紫陽之心傳”的同時，下令嚴禁“小說淫詞”：“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圣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俚俗，殊非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士子，未免游目蠱心焉。所關風俗者非細，應即通行嚴禁。”⑥正是因為章回小說和程朱理學將會產生相反的社會效果，所以，清代統治者屢次嚴令：“一切淫詞小說，……立毀舊板，永絕根株；即儒門著作，嗣后惟仰我皇上圣學，實能闡發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許刊刻。”⑦明清統治者對章回小說的禁毀和對程朱理學的提倡，從一個側面說明章回小說與程朱理學的區別和分野。
　　二、章回小說對宋明理學的歷時性超越
　　章回小說對宋明理學的歷時性超越，主要表現為對程朱理學的批判和對陽明心學的救正。
　　章回小說對程朱理學的批判突出體現為對主體意識的弘揚。程朱理學的本質就是通過對“天理”本體地位和主宰作用的強調，體現出對人的獨立存在的價值和人的主體意識的賤視。明清時代，隨著陽明心學的興起，弘揚人的主體意識，肯定人的價值成為一股進步的時代思潮。“心即理”、“心外無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構成了陽明心學思想的核心。程朱理學中作為客觀精神的“天理”，在王陽明那里則成了主觀精神的“良知”。由于王陽明以“良知”取代了“天理”最高的本體地位，從而打破了“天理”主宰一切的格局，高度肯定了人的主體意識和獨立人格。作為這股時代思潮在章回小說創作中的體現，對人的獨立存在價值的肯定和人的主體意識的重視，是《西游記》、《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的共同特點。《西游記》通過對孫悟空的主體意識和人格自我完善中的能動作用的肯定，表達了個體人格與群體人格、主體意識與倫理意識統一的人格理想。《金瓶梅》則通過西門慶之類的人們對金錢財貨的極力追求和人情物欲的盡情宣泄，表現了對主體意識的正視，同時又對主體意識片面發展所造成的價值傾斜進行了嚴肅的思考。《儒林外史》則以人們對“功名富貴”的態度作為價值判斷的基點，對在“功名富貴”面前保持獨立人格的真儒奇士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同時又對由于熱衷追求“功名富貴”而導致的種種扭曲的人生予以嚴肅的批判，從而表現了對獨立人格和主體意識的弘揚。《紅樓夢》的主體意識在“重情不重禮”，“一味的隨心所欲”的賈寶玉身上得到突出的體現。構基于自然人性基礎上的自由意識和“意淫”意識構成了賈寶玉主體意識的內容。《紅樓夢》通過賈寶玉的自由人生和賈政為代表的道學人生的沖突，表現了對主體意識的禮贊和對程朱理學的批判。
　　章回小說對程朱理學的批判還突出地體現為對人情物欲的正視。在哲學上，程朱理學對主體意識的漠視，體現在倫理學上則表現為對人的合理情欲的遏制。“存天理，滅人欲”這類道德箴言就集中地反映了程朱理學禁欲主義的本質。陽明心學的出現，意味著對程朱理學的反撥。王陽明認為：“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則義理自熟。”⑧提出“天理”體現于“日用”之中。盡管王陽明在“天理”與“人欲”的關系上，仍然主張“存理去欲”，但這一觀點卻為王學左派提供了哲學依據而得到世俗的發揮。“百姓日用即道”，“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圣人之條理處”⑨。把“百姓日用”抬高到與“天理”平起平坐的地位，從而打破了“天理”對世俗生活的禁錮，人的正常欲望得到合理的肯定。體現在章回小說的價值取向上，必然形成對人情物欲的認可和正視。于是，章回小說的創作由感性欲求的簡單否定轉而注重人情物欲的合理正視，由偏重道德人生的理性觀照轉而注重世俗人生的感性顯現。不損害他人利益為前提的人情物欲受到前所未有的正視。正是從這種價值判斷出發，《西游記》以不乏調侃意味的筆調描寫了豬八戒好色貪財、愛吃好睡的世俗性格的同時，最終還是讓如來佛封這位“色情未泯”，“口壯身慷，食腸寬大”的八戒適得其所地做了個“受用”的“凈壇使者”，表現出的是當時的人們對“人欲”的認可和寬容。而在《金瓶梅》的第一回，作者就開宗明義地指出：“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亙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表現出的是作者對人情物欲的勇敢正視和程朱理學的大膽反叛。
　　對“存理去欲”的批判是清代氣學的重要內容。宋明以來，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陽明心學，都強調“天理”與“人欲”的對立而主張嚴守“理欲之辨”。清代氣學則強調“天理”與“人欲”的統一，認為“理存于欲”。王夫之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顏元認為：“男女者，人之大欲，亦人之真情至性也。”⑩通過對禁欲主義的批判，充分肯定了人欲的合理。這一思想體現在章回小說的創作中，形成了對人的正常情欲的審美觀照和熱情禮贊。如果說，《西游記》對人情物欲的描寫，是以善意的嘲弄表現出對人欲的合理寬容，《金瓶梅》對人欲橫流的再現，是以無可奈何的態度體現了對人欲的勇敢正視；那么，《儒林外史》、《紅樓夢》對人的真情至性的觀照，展示的則是對審美人生的熱情禮贊和執著追求。這里，用不著對人情物欲善意嘲弄，也沒有對人欲橫流無可奈何，體現出的是人性美、人情美、情愛美，以及對這些美的贊美。在《儒林外史》中，盡管作者反對功名富貴，強調淡泊人生，但卻通過牽著老婆游清涼山的杜少卿，肯定了對感性人生的盡情享受。而《紅樓夢》則通過“一味的隨心所欲”的賈寶玉以及寶黛愛情，體現了對美好人生和美好愛情的熱烈尋求。
　　章回小說對陽明心學的超越主要體現為對經世實學的提倡。明清之際，陽明心學空談心性的流弊引起了一些進步思想家的不滿。重視經世實學，反對空談心性成為清代氣學，尤其是顏李學派的重要思想。在《習齋記余》卷六《閱張氏王學質疑評》中，顏元指出：“王學誠有近禪”，“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并通過對經世實學的倡導，以糾正陽明心學空談心性的流弊。李塨在《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轉述顏元學術思想說：“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與吳敬梓過從密切的程廷祚是顏元的再傳弟子。戴望《顏氏學記》卷九《征君程先生廷祚》介紹其學術思想說：“先生之學以習齋為主，而參以梨洲、亭林，故其讀書極博，而歸于實用。”受顏李學派學術思想的影響，吳敬梓在《尚書私學序》中指出：“俗學于經生制舉業之外，未嘗寓目，獨好虛談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對空談心性的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進行了批判。體現在《儒林外史》創作上，盡管吳敬梓在批判程朱理學，張揚個性精神等方面受到包括左派王學在內的陽明心學的影響；同時又以對經世實學的重視和以對禮、樂、兵、農的提倡，表現出對陽明心學空談心性流弊的救正。作品中的王冕對“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通”，虞華軒也精通“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凡此種種，都體現了吳敬梓對經世實學的重視。而無論是眾儒士祭祀泰伯祠，還是蕭云仙治理青楓城，都體現了《儒林外史》對經世實學的重視和對陽明心學的超越。
　　三、章回小說對宋明理學的共時性超越
　　伴隨著不同時代宋明理學思潮的不斷發展，章回小說實現了對前一階段理學思潮的批判，尤其是對程朱理學的批判，表現出對宋明理學的歷時性超越。同時，由于文學自身對人的認識、設計和表現上的藝術特性及其創造特性，章回小說在創作上盡管受到同一時代理學思潮的影響，但卻能克服同一時代理學思潮中某些傳統觀念和保守因素，形成與同一時代理學思潮的分野，以實現對宋明理學的共時性超越。《三國演義》、《水滸傳》以群體人格和倫理人格悲劇，表現出對傳統道德的困惑，導致了對程朱理學的反思。《西游記》、《金瓶梅》則以對人情物欲的正視，克服了陽明心學在倫理上的保守。《儒林外史》、《紅樓夢》則以對平等意識的強調和“男尊女卑”觀念的突破，顯示出較之清代氣學更為充分的人文精神。《三國演義》、《水滸傳》之于程朱理學，《西游記》、《金瓶梅》之于陽明心學，《儒林外史》、《紅樓夢》之于清代氣學，都實現了不同程度的超越。這里，我們且以吳敬梓與程廷祚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區別為個案，對這種超越作出具體說明。
　　作為清代顏李學派在南方的代表人物，程廷祚對吳敬梓的思想曾產生過極為深刻的影響，這在批判程朱理學，提倡禮樂兵農，抨擊科舉制度等方面都有較為突出的體現。但是，兩人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性格風度上，吳敬梓具有詩人氣質，而程廷祚則更富學者風范。吳敬梓的思想來源是復雜的。一方面，他深受清代氣學思想的影響，同時又承繼了魏晉風度。程晉芳在《勉行堂文集》卷五《寄嚴東有》一詩中描述吳敬梓的性情說：“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風雅慕建安，齋栗懷昭明。”金兆燕在《寄吳文木先生》一詩中形容吳敬梓狂放不羈的風格說：“有時倒著白接，秦淮酒家杯獨持。鄉里小兒或見之，皆言狂疾不可治。”吳敬梓在《減字木蘭花》詞中說自己是“鄉里傳為弟子戒”的人物。這種任性率真的性格和放浪形骸的作風無疑是對魏晉風度的發展。較之吳敬梓詩人式的狂放，程廷祚的性格則更具有學人式的莊重。據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六《綿莊先生墓志銘》所載，程廷祚幼年時，其父“日閉戶課兩兒，俾習灑掃應對之節”。這種嚴格的教育使他“髫齡時，不妄語言，好正襟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終其一生，“其狀貌溫粹，志清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為崖岸而自不可犯”，“德望行業，卓卓為鄉人師表”。其號“綿莊”就是其性格的象征。
　　在思想觀念上，吳敬梓趨于激進，而程廷祚則傾向于穩重。盡管程廷祚以對程朱理學的批判顯示出其哲學思想的進步，但在倫理觀念上仍然較為保守。而較之于程廷祚學人式的保守，吳敬梓在倫理觀念上則表現出詩人式的激進。這種情形，在兩人對松江女子張宛玉的不同態度上得到了明顯的體現。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四所載：“有松江女張氏二人，寓居尼庵，自號‘文敏公族也’。姊名宛玉，嫁于淮北程家，與夫不協，私行脫逃。山陽令行文關提。”對于這個拒絕“嫁俗商”的才女張宛玉，吳敬梓給予了同情與支持。而程廷祚則在《與吳敏軒書》中認為：張宛玉“乃昧三從之古訓與中饋之正理，而孤行一意”。懷疑張氏“居可疑之地，為無名之舉，衣冠巾幗，淆然雜處，竊資以逃，追者在戶，以此言之，非義之所取也”。希望吳敬梓“抱義懷仁，被服名教，何不引女士以當道，令其翻然改悔，歸而謀諸父母之黨，擇盛德之士而事之”。盡管此信的主旨是為吳敬梓著想，担心朋友招惹是非，但在對張宛玉的評價上仍然流露出正統的倫理觀念和保守的婦女思想。而吳敬梓則并沒有接受朋友善意勸告，對張宛玉采取了與程廷祚不同的態度。據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沈瓊枝即《隨園詩話》卷四所稱松江張宛玉。”在《儒林外史》中，對于沈瓊枝敢于反抗鹽商，追求獨立人格，予以熱情贊揚，并通過杜少卿之口說：“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對張宛玉表現出的是理解和敬重。
　　由此看來，由于清代氣學思想的影響，才使吳敬梓的思想和《儒林外史》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以實現對程朱理學的批判，達到對宋明理學的歷時性超越。而正是因為對魏晉風度的繼承，并在章回小說創作中發揮文學自身創造特性和作者的創作個性，吳敬梓和《儒林外史》才有可能克服清代氣學思想中某些保守因素的影響，以實現對清代氣學的共時性超越。
　　注釋：
　　①維柯《新科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頁。
　　②別林斯基《別林斯基論文學》，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頁。
　　③理查德·霍加特《當代文化研究：文學與社會研究的一種途徑》，《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頁。
　　④《朱子世家》，《婺源縣志》卷十八。
　　⑤東北圖書館編《明清內閣大庫史料》上冊第429頁，轉引自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8頁。
　　⑥孫丹書編《定例成案合鈔續增禮部儀制》，同⑤，第27頁。
　　⑦《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訓》卷八，同⑤，第24-25頁。
　　⑧王守仁《答徐成之》，《王陽明全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頁。
　　⑨王艮《心齋語錄》，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二，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711-718頁。
　　⑩顏元《存人編》卷一。
明清小說研究南京6～1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宋克夫20082008
章回小說/宋明理學/超越
章回小說在對人的認識、設計和表現上的藝術方式與創造特性，形成了章回小說與宋明理學的分野。章回小說以對主體意識的弘揚、人情物欲的正視和經世實學的提倡，實現了對宋明理學的歷時性超越。論文還通過吳敬梓與程廷祚在思想和性格上差異的比較，以說明章回小說對宋明理學的共時性超越。
作者：明清小說研究南京6～1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宋克夫20082008
章回小說/宋明理學/超越

網載 2013-09-10 20: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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