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漢代忠孝觀的整合是中國古代忠孝觀念演變的一個重要階段。為拋磚引玉，本文僅就經學對于漢代忠孝觀的整合及其作用作些初步的分析。
　　 一
　　中國古代的孝忠觀念源遠流長。一般來說，孝的觀念的產生頗早，它是父系氏族公社時期所謂“孝道”形成的產物。孝的內涵最初是指“敬老”、“尊親”和奉養父母等，主要用于規范親屬關系，特別是父母關系。《說文解字·老部》云：
　　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
　　忠的觀念產生較晚，有忠君、忠于國家、忠于朋友等內涵，是進入文明社會后所形成的一種價值取向。隨著社會的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由于諸子百家的重視和研究，尤其是儒家的極力倡導，這時的忠孝觀念已基本形成了“孝親”、“忠君”的共識，并成為兩個最重要的政治倫理觀念。如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孝經》便征引孔子說：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注：《孝經·開宗明義章》）
　　再如《荀子·禮論》，“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又《韓非子·忠孝》說：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但是總的來看，這時的忠、孝觀念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分離，而且孝親也明顯重于忠君。
　　西漢王朝建立后，為鞏固統治并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高祖劉邦在思想上竭力強調忠道。一個非常突出的事例，就是對于丁公、季布的不同處理。丁公與季布乃異父兄弟，在楚漢之爭中都是項羽麾下的大將。季布對劉邦曾窮追猛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令高祖恨之入骨；而丁公則手下留情，使高祖免于危難。然而劉邦稱帝后，卻赦免了季布，處死了丁公。《漢書·季布傳》載：
　　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后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漢高祖將仇人赦免卻將恩人斬首的做法，從道義上講完全是恩將仇報，也可以說是一種得了便宜反而賣乖的小人做派。但是他即位伊始就采用這種無賴手段來提倡忠道，卻無疑表明了他對提倡忠道的急切心情。
　　在提倡忠道的同時，漢王朝也把這時已經被視為“美德”的孝觀念運用于統治之中。史載高祖六年，為表現孝道，高祖尊太公為太上皇，便公開下詔說：
　　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注：《漢書·高帝紀》。）
　　從惠帝開始，漢王朝還在選舉制度上設置了“孝弟力田”科。《漢書·惠帝紀》載，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漢書·高后紀》載，元年春正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在高祖之后，漢家皇帝（光武帝除外）的謚號也都被冠以“孝”字。《漢書·惠帝紀》注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
　　盡管如此，在西漢前期人們對于忠孝觀念的理解仍然存在著某些差異。即以忠為例，當時就有許多人沒有把忠君視為最高的倫理標準。據《漢書·酈商傳》記載，在誅滅諸呂的過程中，酈商的兒子酈寄曾將執掌北軍的呂祿騙出北軍，使太尉周勃得以奪取北軍兵權，才最終平定了諸呂之亂。然而就像這種決定漢家王朝命運的大是大非的問題，許多人卻竟然都做出“酈況賣友”的評論。更有甚者，淮南王劉長謀反，漢文帝予以懲治，在押送劉長到蜀郡嚴道邛郵的路途中，劉長絕食而死，也有人作歌譴責說：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注：《漢書·淮南王傳》。）
　　可見其忠觀念的淡薄和混亂。再從孝觀念看，這時對孝的理解也仍然沒有上升到忠君的高度。在漢初思想家的著作中，我們很少能找到把孝親與忠君完全聯系在一起的論述。因此，對理論界來說，究竟怎樣才能澄清忠孝觀念中的“模糊”認識，以便更好地維護漢王朝的統治，就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
　　從有關記載看，漢代經學家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主要是采用由孝勸忠的方法。具體地說，就是在理論上強調“家國同構”，在實際生活中則把孝作為忠的手段，而把忠作為孝的目的。
　　所謂“家國同構”，簡言之，就是把君、父的角色合而為一，使皇帝（后）既具有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同時又可以成為天下所有人都必須盡孝的父母。關鍵乃在于：向皇帝盡忠也就等于最大的孝親，因而如果能在家庭中做到孝親，那就必然會在朝廷里盡忠。這種理論的提出可以說淵源很早，如《尚書·洪范》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至春秋戰國時期，所謂忠孝互通的說法已開始比較多地出現。《禮記·祭統》說：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于鬼神，外則順于君長，內則以孝于親，如此之謂備。
　　《孝經·廣揚名章》說：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
　　但是這并沒有引起統治者的重視，也沒有成為其孝忠觀念的主流。直到西漢前期，隨著對忠觀念的強調和倡導，許多儒生才開始竭力宣揚家國同構的理論。特別是董仲舒，他根據陰陽五行說，把孝忠都論證為“土德”，對家國同構理論做出了比較全面的論述。例如，對《孝經》所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董仲舒即闡發說：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首，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
　　這是關于孝為“天經”的論證。
　　地出云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之于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于宮，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注：《春秋繁露·五行對》。）
　　這是關于孝為“地義”以及孝、忠皆源于“土德”的論證。
　　董仲舒以所謂五行相生來論證孝忠當然是不科學的，但是他竭力要把孝忠統一起來，卻是無疑義的。而既然孝道和忠道都被他說成“土德”，那么忠、孝實際上也就成為“土德”的不同表現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說，孝道就是忠道，忠道亦就是孝道。因為就國家而言，它無非是家庭的擴大；就皇權而言，則無非是父權的擴大。所以對孝道的論證，在這種理論架構下，也就完全變成了對忠道的論證。如董仲舒說：“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事君，若土之敬天也”，“是故圣人之行莫貴于忠，土德之謂也。”（注：《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當然，對統治者來說，要想倡導人們盡忠，其最好的辦法亦莫過于推崇孝道。所謂“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注：《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即“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注：《孝經·孝治章》。）而對于普通百姓來說，要履行神圣的忠孝義務，即必須做到《孝經》所要求的“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所謂“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宦則竭力于君。”（注：《漢書·張敞傳》。）這樣也就基本完成了對忠孝觀念的整合。
　　因此，為了更加鼓勵人們盡忠，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這種家國同構、由孝勸忠的理論體系便成為漢代政治理論的一個主要內容，并越來越得到重視。如《漢書·嚴助傳》記載，嚴助被任為會稽太守后，以會稽鄙遠而“數年不聞問”，在受到武帝責問后，嚴助即據此請罪說：
　　《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愿奉三年計最。
　　再如《鹽鐵論·備胡》載桑弘羊稱：
　　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眾，其義莫不愿為臣妾。
　　又靈帝時傅燮上疏說：
　　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注：《后漢書·傅燮傳》。）
　　所以東漢具有法典性質的《白虎通》曾總結說：“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注：《白虎通·喪服》。）
　　另一方面，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統治者也極力倡導孝道，以達到其勸忠的最終目的。甚至為推廣孝道，他們還把重孝作為推行教化的一個主要途徑，如宣帝說，“導民以孝，則天下順”（注：《漢書·宣帝紀》。）。而且從宣帝開始，為了更加貫徹“以孝治天下”的方針，漢王朝明令規定“親親得相首匿”（注：《漢書·宣帝紀》師古注曰：“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參看拙文《以經治國與漢代法律》，載《江海學刊》1991年第3期。）。《漢書·宣帝紀》載宣帝詔曰：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廷尉以聞。
　　到東漢時，隨著《孝經》經學地位的確立，（注：參看拙文《論〈春秋〉〈詩〉〈孝經〉〈禮〉在漢代政治地位的轉移》，載《山東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他們竟然已把孝視為最高的道德和行為準則——“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注：《孝經·圣治章》引孔子語。）史載章帝公開宣稱：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注：《后漢書·江革傳》載章帝制詔。）明帝時韋彪也說：
　　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注：《后漢書·韋彪傳》。）
　　因此，人們當時紛紛重孝，可以說蔚然成風。從效果上看，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由孝勸忠的目的。僅就三公而言，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其任為三公者便大多有“孝謹”之稱。例如：《漢書·公孫弘傳》，弘“養后母孝謹，后母卒，服喪三年”，《漢書·王商傳》，王商父薨，“居喪哀＠①”；《后漢書·劉般傳》，劉愷“素行孝友，謙讓潔清”；《后漢書·胡廣傳》，廣年逾八十，“繼母在堂，朝夕瞻省，旁無幾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后漢書·杜喬傳》，喬“少為諸生，舉孝廉”；等等。三公尚且如此，普通官吏就更不用說了。如張霸“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注：《后漢書·張霸傳》。）；江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采拾以為養。……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ｗǎｎ＠②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注：《后漢書·江革傳》。）等。而孝子如此之多的涌現，則自然造就了更多的忠臣，并多少達到了《孝經·三才章》所憧憬的“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的效果。
　　 三
　　漢代忠孝觀念的整合雖然曾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著某些問題。主要就是過分強調了孝的作用。一方面由于統治者極力重孝，在政治、經濟上對孝子賢孫們給予了種種的優待，因而許多人為了表示孝親，并得到社會的承認，往往都標新立異，甚至于弄虛作假。所謂“察孝廉，父別居”（注：《抱樸子·審舉》。），就是對于這種偽孝現象的揭露和抨擊。至于其具體形式，則可以說五花八門。（注：參見應劭《風俗通·愆禮》。）桓帝時，樂安太守陳蕃對趙宣偽孝的懲治，就是一例。《反漢書·陳蕃傳》：
　　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ｗū＠③鬼神乎？”遂致其罪。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孝道被竭力宣揚而成為“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注：《孝經·三才章》。）的情況下，人們對于忠孝的理解越來越出現“偏差”。盡管漢代對忠孝觀念的整合，其目的就是要做到家國同構來勸導人們盡忠，而且統治者還特別強調了這一點——“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注：《漢書·哀帝紀》載哀帝語。），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卻仍然把孝看得比忠還重。因為就按《孝經》解釋，孝敬父親本身即高于忠君。如《孝經·士章》說：
　　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所以，當忠孝出現重大沖突亦即不能兩全時，他們就往往會舍忠而取孝。這種情況在西漢時期已有所表現，史載“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例。《漢書·王尊傳》：
　　（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④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后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東漢時，這種現象更為明顯，乃至統治者把它視為應予以扭轉的不良風氣。（注：參看拙文《論“以經治國”對我國漢代社會生活的整合功能》，載《社會學研究》1992年第6期。）例如，在關于究竟應如何處理忠孝的沖突問題上，這時有不少人都公開提出忠重孝輕的觀點。曾師從經學大師桓榮的鮑駿，便針對同門丁鴻的讓爵批評說：“《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注：《后漢書·丁鴻傳》。）。為了更加鼓勵忠道，著名的經學家馬融還參照《孝經》的格式撰寫了《忠經》一書，并把“忠”提到了“天地神明”的高度。他說：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注：《忠經·天地神明章》，《漢魏叢書》本。）
　　這顯然是希望忠在理論上能與孝的“天經地義”相抗衡。同時，有關孝忠的關系及地位的討論也成為人們相當關注的熱點問題。在這些討論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東漢末年由曹丕主持的關于君父孰重的論辯。《三國志·魏書·邴原傳》注引《邴原別傳》曰：
　　太子燕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于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當然問題還沒有解決，而且也不可能真正解決。關鍵在于君臣乃是社會關系，父子則是血親關系，故不可能完全等同。特別是秦漢時期，封建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還剛剛確立，統治者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條件來強制人們完全或絕對盡忠。再從具體操作來看，統治者的目的非常明確，重孝就是為了勸忠，它已成為漢王朝培養忠臣的捷徑，甚至是一條最主要的途徑。因而必須重孝，否則即無以勸忠；但過分重孝又必然會出現變形，乃至本末倒置，使得手段竟變成目的。換句話說，這實際上也是一個讓統治者頗感兩難的問題。所以，盡管漢王朝也試圖改變這種重孝輕忠的現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直到東漢末年，它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觀。這在一定程度上就不能不削弱漢代以經治國的作用和影響。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忄加戚
　　 ＠②原字為車加免
　　 ＠③原字為氵加于
　　 ＠④原字為來加阝
江海學刊南京124～127B8倫理學晉文20022002漢代忠孝觀的整合是中國古代忠孝觀念演變的一個重要階段。為了強調和倡導忠君，漢代經學提出了“家國同構”理論，也就是把君臣關系等同于父子關系。這種忠孝觀念的整合實際是一種由孝勸忠的方法，即把孝親作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為孝親的目的，所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因之，漢王朝極為推廣孝道，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盡管如此，漢代忠孝觀念的整合仍存在著一些自身的缺陷。漢代/經學/忠孝觀念/整合晉文，1958年生，現為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作者：江海學刊南京124～127B8倫理學晉文20022002漢代忠孝觀的整合是中國古代忠孝觀念演變的一個重要階段。為了強調和倡導忠君，漢代經學提出了“家國同構”理論，也就是把君臣關系等同于父子關系。這種忠孝觀念的整合實際是一種由孝勸忠的方法，即把孝親作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為孝親的目的，所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因之，漢王朝極為推廣孝道，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盡管如此，漢代忠孝觀念的整合仍存在著一些自身的缺陷。漢代/經學/忠孝觀念/整合

網載 2013-09-10 20:57:1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