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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法學的發展歷史，是從語文學向現代語言學發展的歷史。
　　現代語法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種是以現代語言為研究對象的語法學，研究古代語言的不能算現代語言學；另一種是用現代語言學的理論方法進行的語法研究，和研究對象無關；還有一種看法即現代進行的語法研究，與對象和方法都沒有關系，例如季羨林先生在《中國現代語言學叢書》中認為“‘現代化’其實就是‘西化’”，推論一下就是哪怕用西方傳統方法研究古代漢語也算是現代化。對這種意見我們不敢茍同，我們把上面兩種理解結合起來，重點討論用現代語言學理論方法進行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受到多方面的影響，我們在本節最后一部分準備稍微提一下對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產生了影響的各種因素。
　　漢語語法學是在西方語法研究的影響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原來中國只有語法研究的萌芽，有虛詞研究和與切分有關的句讀研究，卻沒有全面系統的語法研究，因而沒有系統而完整的語法學著作，只有虛詞專書和散見于訓詁學著作中的和語法相關的一些論述。直到清末戊戌維新變法時才出現了系統、專門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這部著作的出版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漢語語法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標志。
　　漢語語法學發展史的分期有多種標準可供選擇。可以按照研究的對象、研究方法和理論背景、體系特點、語言研究以外社會歷史分期給語法學發展史分期。
　　A.按研究對象可以分為古代漢語語法研究為主的時期（20年代以前）和以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為主的時代（20年代以后）；
　　B.按研究方法和理論背景可以分為傳統語法研究時期（1898～1952）、結構主義研究時期（1952～1985）、當代多元研究的時期（1985～　）；
　　C.按體系特點可以分為詞本位語法為主的時期（20年代以前）、句本位語法為主的時期（20年代～1982）、詞組本位與其他本位語法體系并存的時期（1982～　）；
　　D.按社會歷史分期可以分為五四以前、五四～1937、1937～1949、1949～1976/1978、1976/1978以后五段。政治雖然對學術研究有影響，但畢竟不是學術研究本身。例如1949年有政權交替，可是到50年代才看出對學術的影響來。文革1976年結束，到1978年《中國語文》才復刊，復刊之初發表的也多是文革以前寫的文章，1976年到80年代初一段時間沒有表現出新時期語法研究的特點，所以以1976年作為新階段的開始是缺乏根據的。
　　這幾種分期各有道理，然而也各有缺點。現在我們根據著眼點的變化提出E，把漢語語法研究史分為三個階段：著眼于語言共性的階段、著眼于漢語個性的階段和共性與個性并重的階段。這種分期吸收了ABCD四種分期的優點。下面分別說明這種分期的三個階段。
　　　　　　一、著眼于語言共性的階段——創立時期（1898～1936）
　　本學科在初創時期借鑒和模仿西方語學是必然的，說這是著眼于語言的共性似乎拔高了當時的研究水平，可其實這樣的說法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說著眼于語言共性，并不意味著他們真像當代語言學家這樣自覺地注意語言共性了。盡管當時他們不可能站得像今天這樣高，但是這并不等于說他們就沒有朦朧的共性意識。這正如現代辯證法和古代辯證法有很大差別，而說古代中國和古希臘都有過樸素辯證法，并沒有拔高古代中國和古希臘的哲學家一樣。漢語語法學建立之初，前人沒有為漢語語法學的建立做好理論準備和材料的準備，因此漢語語法學及其創立者在理論上自然是幼稚的，很容易接受西方當時流行的普遍唯理語法的影響。這種理論是傳統的語法理論。馬建忠在《馬氏文通·后序》中說，諸國語言“所以聲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經史子集諸書，其大綱蓋無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則此編之所以成也。”他認為不同語言的語法有“一定不易之律”即共性，可以從語言的共性出發來觀察漢語，利用“無不同”的“大綱”即共同的語法框架來處理不同的語言。這說明他的確受了普遍唯理語法的影響。他模仿拉丁語法書寫了第一部漢語語法書，雖然對象是文言，畢竟為中國漢語語法學建立了第一座豐碑。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白話和口語受到重視，于是出現了現代漢語語法著作。黎錦熙模仿英語語法書寫了現代漢語語法著作《新著國語文法》，這是至今仍然有著很大影響的一部著作。黎錦熙跟馬建忠一樣比較看重語言的共同點，他說：“析句辨詞的講法有些同于英文，這只要邏輯上說得通，規律上看得準，又怎么知道不是英文的析句辨詞有些同于我們呢？過分地避免西洋語法上相同的講法，倒反要在語法理論上不自覺地‘把西洋的問題搬到中國來’；片面地強調本國語法上偶異的習慣，倒反使本國大眾在使用祖國語言時看不到人類思維共同的抽象化的規律……”他反對“無端立異”。請注意他把語法上的共性看成人類思維共同的抽象化規律，而把漢語語法特點看成“偶異的習慣”，我們把這種認識稱為樸素的共性觀念。
　　馬建忠、黎錦熙是這個階段的杰出代表。馬建忠通曉法語、英語、拉丁語、希臘語，他們都至少精通一門外國語，認為各種語言有共同的規律。的確，不同語言有共性，所以不管是借用拉丁語語法的框架也好，還是借用英語語法的框架也好，單從一本書來看，大體上都是說得過去的。可是如果把幾本書放在一起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同是漢語，《文通》采用詞（word，《文通》稱為“字”）本位的語法體系，而《新著》采用句子本位的語法體系，從黎氏《新著》開始，幾十年來中國語法研究的重心一直主要是現代漢語語法，而且絕大多數語法學者都是以句子為基本單位來進行研究的，可見這部著作影響之深遠。《文通》和《新著》兩本書因為選擇的語法基本單位不同而呈現出非常不同的面貌。雖然前者的對象是古代語法，后者的對象是現代語法，可是畢竟都是漢語語法，從語言類型上看，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兩者之間語法體系不應該有這么大的差別。這個分歧向人們提出問題：為什么會是這樣？答案很簡單，藍本不同使然也。漢語語法學的創建者們只是以一部具體語言的語法書為藍本來構建漢語語法體系，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論準備，因而沒有充分注意到漢語語法的特點。由于語言有共性，因而雖然模仿了別種語言的語法書的體系，但是從漢語語法的實際情況來看，似乎也還都說得通；可是又由于語言還有個性，因而這不同的體系無論從宏觀方面來看，還是從微觀方面來看，都有許多不能盡如人意的地方。
　　漢語語法學第一時期的前半段研究古代漢語，后半段則著重研究現代漢語。自馬建忠1898年出版《馬氏文通》到現在一個世紀的時間，無論從實際方面看，還是從理論方面看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現代漢語語法學現在正在走向成熟。如果說本學科初創時期不可避免地要有較多的模仿的話，那么現在可以說已經走上了一條既注意學習和借鑒西方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又注意總結自己的研究經驗的健康發展的道路。認為語法研究已經遇到了危機的悲觀論點是沒有根據的；認為漢語語法“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取消論，也是沒有根據的。紀念中國漢語系統的語法學創立100年的時候，語言共性的研究在新的水平上重新受到了重視。
　　初創時期缺乏理論準備，理論意識很淡薄，論文數量極少。學科要發展，要求有理論作先導，于是產生了對理論的需求。
　　　　　　二、著重語言個性的階段——發展時期（1936～1985）
　　（一）傳統語法的輝煌、結構主義的孕育（1936～1952）
　　中國漢語語法學在這一時期最突出的特點是重視尋找漢語語法的特點，同時開始注意現代語言學理論。這一時期中國部分學者接受了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與當時國際語言學的最新發展是接了軌的。
　　20年代索緒爾的現代語言學理論開始影響中國學者。曾經赴法國游學的趙元任率先在1926年發表了《北京話、蘇州話、常州話語助詞比較研究》。從這時起到1936年是前兩大時期中間的過渡期。
　　30年代進行理論探討。這個時期開始的標志是1936年王力《中國文法學初探》發表，這篇論文批評了因襲英語語法的作法，初步探討了漢語語法的特點和研究方法。30年代末期上海又展開了文法革新討論，方光燾第一個在中國介紹了索緒爾的語言理論，陳望道、方光燾等批評了語法研究中的模仿傾向，經過理論上對體系問題的宏觀思考，認識到漢語語法學不能止于借鑒模仿，于是否定了第一階段注重共性的作法。結論是要“根據中國文法事實，借鏡外來新知，參照前人成說，以科學的方法、謹嚴的態度締造中國文法體系。”從此對漢語語法特點的自覺探求便開始了，共時描寫開始受到重視，漢語語法學進入了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傳統語法學和描寫語法學先后得到發展。傳統語法學也吸收了描寫語法學的一些方法來彌補自己的不足。
　　40年代出版的幾部語法書以王力、呂叔湘的著作為代表，都是力圖反映漢語語法的特點、建立語法新體系的著作。這些著作努力擺脫西洋語法的羈絆，著力探討漢語特有的語法規律。1948年趙元任出版了用英文寫的《國語入門》，其中《序論》是用美國結構主義描寫語言學的方法寫出的第一部現代漢語語法著作。這部書以前的漢語語法著作都是采用傳統語法的框架，這部書的出版使結構主義的理論方法引起了注意。
　　（二）結構主義的中國化（1952～1985)
　　1952年李榮翻譯出版了《北京口語語法》（趙元任《國語入門·序論》，又見于李榮《語文論衡》，商務印書館1985），把結構主義語法著作介紹到了國內。這可以作為第二時期第二階段開始的標志。50年代語法研究有三大特點：(1)格外重視普及和規范化工作，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為了匡謬正俗把語法分析和語言實踐緊密聯系起來，這是一部規范性語法著作；(2)以文字改革為研究目的，陸志韋等《漢語的構詞法》就是為了解決漢語拼音文字的分詞連寫問題而作的；(3)在《北京口語語法》的影響下，中國出現了用結構主義方法全面描寫漢語語法的著作——丁聲樹、呂叔湘、李榮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這本書按詞的分布特征給詞分類，進行直接成分分析，這是國內第一部以結構主義方法寫成的語法著作，也是把結構主義中國化的成功范例，對語法研究有很大的影響，引起了詞類、主語賓語以及后來析句方法等問題的大討論。50年代中期在這樣的基礎上編成了初級中學《漢語》課本。
　　60年代初期語法研究深入發展，進步很快，朱德熙發表了《說“的”》，以研究實例介紹描寫語言學的方法，曾引起熱烈的討論。范繼淹等寫了純形式描寫的論文。可惜好景不長，60年代中期國內研究因文革開始而被迫中斷，一直到1978年才恢復。這段時間國外最重要的語法著作是趙元任的集大成的著作《中國話的文法》（呂叔湘節譯改題為《漢語口語語法》）。在研究和教學實踐中，人們發現了原中學《漢語》課本語法部分對層次性注意不夠的缺點，1981年對中學語法教學系統作了修訂，修訂后結構主義色彩更加濃重了。
　　這個階段從3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持續了整整半個世紀，是結構主義由國外傳入到在國內語法學術研究中取得了支配地位的階段。結構主義理論方法傳入之初只有少數學者接受并應用，由于采用了這種比較精密的分析方法，發現了漢語的一些語法規律和語法特點，顯示了相對于傳統方法的優越性，因而描寫語法學的理論方法逐漸擴大影響，一步步成為占據主流地位的理論方法。到80年代中期便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漢語語法學理論，朱德熙建立了詞組本位的語法體系。
　　諸家理論各不相同，對具體問題的分析也就各式各樣。面對新的分歧，有人說語法研究遇到了危機，甚至有人從根本上否定前人的作法和成績。在探索新路時有的重在理論方面，力主改弦更張；有的在做扎實的具體工作時思考理論問題，認為要擴大語法研究的視野，可以從宏觀與微觀的結合上、從共性和個性的結合中找到出路。
　　　　　　三、共性與個性并重的階段——走向成熟的時期（1985～　）
　　這一時期現代漢語語法學理論建設初具規模；對象明確，方法更新；隊伍壯大，生機勃勃；視野擴大，領域拓寬；精細描寫，深入發掘；成果豐碩，形式多樣；空前普及；學術會議經常舉行。這說明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走向成熟。
　　由于尋找出來的漢語語法特點很多，在甄別哪些真是漢語特點的時候，朱德熙先生在《語法答問》中提出了特點的相對性問題。這就涉及了語言共性和語言個性的區分問題。這一方面有國外認知語言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喬姆斯基生成語法理論發展到最簡方案階段，也是共性、個性并重的階段到來的國際背景和重要外因。對外漢語教學和計算機自然語言信息的理解和處理也對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對語言共性和語言個性要給予同樣的重視。無論是發現共性還是發現個性，都是同樣有意義的。
　　1985年前后即1978～1992年可以看成由第二時期向第三時期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中，結構主義仍在繼續發展，除了先此出版的薩丕爾《語言論》，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布龍菲爾德《語言論》、房德里耶斯《語言》等結構主義的經典性理論著作都是在這段時間里相繼翻譯成中文出版的。這10多年是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成果豐碩，超過了以前幾十年的總和。例如：呂叔湘出版了《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朱德熙出版了《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語法講義》、《語法答問》、《語法叢稿》，張斌、胡裕樹出版了《漢語語法研究》，陸劍明、馬真出版了《現代漢語虛詞散論》，邢福義出版了《復句與關系詞語》、《語法問題探討集》，徐樞出版了《賓語和補語》，李臨定出版了《現代漢語句型》等等。一些學者還陸續編寫出現代漢語語法學史。
　　從1985年起或者說1990年前后，語法研究的理論自覺性空前高漲。朱德熙在1985年出版的《語法答問》中提出了詞組本位的語法體系，提出了結構、語義、表達三個平面；1985年胡裕樹和范曉發表《試論語法研究中的三個平面》，從信息論角度提出了在語法研究中把句法、語義、語用三個平面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理論；邢福義則總結出大三角（普通話、方言、古漢語）和小三角（語表、語里、語值）兩個三角的硬論。人們已經注意到從漢外對比中、漢藏語系親屬語言的比較中、漢語方言際語法比較中、漢語現狀與歷史的比較中（特別是從與近代漢語的比較中）來研究現代漢語語法，漢藏語系語言比較的方法和方言類型比較法引入了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人們自覺地探索語義語法范疇，在語法研究中把形式與意義更好地結合了起來。1985年舉行了第一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1989年第一次鄭重地對10年語法研究進行了總結，從此開始自覺地總結以往的研究實踐，1992年對《中國語文》創刊以來40年的語法研究進行了總結。1993年中國第一次出版了對中國10年語法研究進行總結的個人專著《八十年代中國語法研究》（陸儉明）。
　　多元化研究的新時期開始了，語法研究進一步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這個階段研究方法多元化了，既有傳統方法的研究、結構主義方法的研究、生成語法的研究，又有功能主義的研究。在本體研究中，人們研究視野大大地拓寬了，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漢語語法，理論意識和創學派意識進一步增強，一些學者提出要拿出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去和國際學術界進行對等交流，要把以往全部有價值的成果接受下來，著眼點從單純描寫轉向描寫和解釋相結合。新時期是成熟期，提出了多種語法體系，對基本語法單位的不同選擇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側重點：既有單本位的語法體系，又有復本位的語法體系。在單本位體系中，除了馬建忠的詞本位體系和黎錦熙的句本位體系，徐通鏘又提出了語素（或“字”）本位體系，朱德熙提出了詞組本位體系，邢福義提出了小句本位體系（小句中樞說）；在復本位體系中，除了張志公的詞和句復本位體系，筆者又提出了詞和詞組復本位體系，等等。功能主義正在日益擴大影響，特別重視類型加參數的分析方法，已有不少論文發表，還出版了多種論文集，可以越來越明顯地看出這將是共性與個性并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研究外國語的學者、從事計算機自然語言理解和處理的學者和漢語學者走到一起來，給漢語語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老一代語法學者出版文集（《王力文集》、《呂叔湘文集》、《陳望道語文論集》、《高名凱語言學論文集》、《方光燾語言學論文集》）。80年代初，中年的成績卓著的語法學者邢福義、陸劍明、李臨定等1993～1994年分別出版了自選集，徐樞、吳競存、龔千炎、徐思益、饒長溶、劉叔新、李晉荃、于根元等也分別出版了自己的專著或論文集。80年代和90年代成長起來的語法學者成為一支新的生力軍，一批人（如邵敬敏、李宇明、蕭國政、袁毓林、沈陽、石毓智、陳平、張伯江、方梅、楊成凱、呂文華、趙金銘、汪國勝、吳振國、陸丙甫、張黎、邢欣、戴耀晶、金昌吉等及筆者）已經出版了自己的專著和／或論文集。
　　　　　　四、小結
　　總的來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走過了從著重語言共性到著重漢語個性，又到共性與個性并重的發展歷程。著重語言共性的階段對微觀現象比較重視，著重漢語個性的時期對宏觀方面比較重視，共性與個性并重的時期把宏觀和微觀結合了起來。
　　對語法研究及其分期問題有影響的因素有下面十大關系。
　　1.專著和論文。二者中論文是學科前沿的研究報告，反映最新的研究動向，因而必須予以充分的重視，從論文中可以看出理論背景和理論方法的發展趨向。為了推動語法研究走向深入，應該寫出專題研究史。
　　2.泰斗與群星。泰斗自然是要重視的，群星的光輝也應該重視。要重視新的規律的揭示和有理論意義和方法論意義的新內容。
　　3.主觀與客觀。寫語法學史要高瞻遠矚，面對未來世界，以對學術事業的發展高度負責的態度，突破個人和門戶之見的限制，公正地估量和評價自己與他人的、各個學派的所有值得介紹的研究成果，從而把主觀和客觀統一起來。
　　4.理論與實踐。這兩方面不同時期突出的方面和突出的程度不同。
　　5.借鑒與創新。不同時期借鑒與創新的側重點不同。
　　6.國內與海外。科學沒有國界，國內與海外的研究在不同時期怎樣相互影響。
　　7.形式與意義。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這對分期有參考價值。
　　8.標準語與方言。進入現代語言學時期才有對方言語法研究的重視，對方言語法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
　　9.語法與臨近學科。兩者的相互滲透是語法學科發展的結果，也是繼續發展的動力。
　　10.數據與專家干預。為了增加客觀性，要借助于統計數據，一般說來，引用次數多的比較重要。可是著名專家影響大的論著引用一次，往往更應看重一些，因此在統計數據的同時還應該有專家的干預。
　　處理好以上的關系，就能看清各個時期的特點，從而把語法學史的分期確定得更合理一些。
漢語學習延吉1～6H1語言文字學馬慶株19981998馬慶株：天津市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　300071 作者：漢語學習延吉1～6H1語言文字學馬慶株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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