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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在創作上呈現出幾條大的審美走向，它們往往與文學功能的變化和市場需求的起伏相聯系。從現象上看，它最先從題材層面上反映出來，但根子卻在審美意識的取向上，對此有必要加以梳理和審視。
    　　最大的變化在于文學重心的轉移
    “都市”正在取代“鄉村”成為文學想象的中心。對農業文明傳統深固的中國社會來說，都市化、市場化以及現代高科技的發展不但改變著中國社會的傳統結構，而且改變著中國社會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狀態。這個過程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到世紀之交的今天，其改變速度之快、范圍之大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我們知道，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對農民問題講得最多，最透徹，中國革命被稱為農民革命，中國文學里寫得最充分的也是農村和農民的形象。五四“文學革命”曾以啟蒙精神揭示沉默國民的靈魂，往后的“革命文學”則大力描繪農村革命史詩，以至整個現當代文學史為之留下了大筆財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文學這樣與鄉土有著如此深刻的不解之緣。但事情已經發生變化，新世紀以來尤甚。如果說80年代的文學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精神影響力上依然是以農村為重頭戲的話，那么90年代中期以來，傳統鄉村和農民的形象日漸淡出，不但失卻原先的精神根基，而且多以城市價值的附庸者出現。我們甚至驚訝地發現，一種似乎完全脫離了鄉村的“都市性”正在成熟。鬧市與商海，警匪與反貪，時尚與另類，女性與言情，知識者與打工者，其命運戲劇正在取代昔日農村和農民的顯要位置，成為文學畫圖的中心。何以會如此有人說，這是因為中等收入族完全沒有了鄉村經驗，因為大城市的自足性使很多人可以徹底切斷與鄉村的聯系了。有人認為，未來代表漢語言文學發展水平的，不再是鄉土文學，必將是以城市為背景的、寫出了現代中國都市人精神處境的作家；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認為中國不是沒有“中產階級”和后現代問題，但并沒有估計得那么重要，忽視和遮蔽了農民問題的巨大存在，才是嚴重的缺失，倘若不能寫出轉型時代的農民之魂，我們的文學將從根本上喪失力量。的確，“沉默的大多數”的生存境況和精神訴求似乎越來越不在文學視野之中，不少文學人士熱衷談論的是現代人的精神困境，仿佛中國問題只剩下后現代問題了。事情當然不是如此。在從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的過渡中，作為詩意的棲息之所，作為人類和民族的痛苦與歡欣的承受之地，文學中的鄉土聲音不但不會完結，還會發展和變化，它將與民族性格的現代轉型密切聯系，它蘊含著現代人亟需的精神元素，必然要向環境主題，鄉土寓言，底層意識等等方面延伸。在《大漠祭》、《日光流年》、《歇馬山莊》、《好大一對羊》等作品里可以看到，作家們在發揮寫實主義的感染力的同時，努力超越題材表層時空意義，走向整體象征。但類似的作品未免太少了。現在，文學界強調“三農”問題重要，呼吁文學應該大力描寫“農村題材”的聲音日高，但大多停留在號召上。問題的癥結在于，如果還是用熟知的一套觀念寫農村農民，找不到新的語境下與當代生活、當代讀者的精神連結點，找不到市場需求的敏感點，那是怎么呼吁也沒有用的。
    　　“欲望化描寫”與道德理想的關系構成了當今審美意識中非常突出的矛盾
    這里不是指哪一種題材，而是滲透于幾乎所有題材中。人的欲望固然從來都有，但在今天，也許由于利潤法則的刺激，也許由于商品化、實惠哲學帶來物質對精神的覆蓋，總之人的世俗欲望空前地放大了，突出了，無形中成為文學描寫的重點。在大量作品中，圍繞各種欲望展開的矛盾錯綜復雜，光怪陸離。權欲，錢欲，情欲，占有欲，支配欲，暴發欲，破壞欲等等，成了很多作品中最習見的場景。于是有人將之稱為“欲望化寫作”，有人干脆自稱是“欲望現實主義”。這是以往的中國文學中從來沒有過的密集圖景。從某種意義來看，這也是某種生活真實的反映。例如，我們習慣于籠統地批評文學中的性描寫和物欲追逐，而很少注意，作為文化符碼，洗腳屋，桑拿房，壯陽藥，美容院，以及名車，豪宅，美女，股市，彩票的廣告，幾乎無所不在地環繞著人們。既然如此，問題就不在于是否寫了欲望，而在于怎么寫。
    以“欲望化描寫”為核心的選材傾向直接導致了官場小說，犯罪小說，都市時尚小說，女性主義小說的盛行。問題的關鍵仍在于，不少作品熱衷于感官化，刺激性，消費性的展示，逗留在現象層深入不下去，既不能深刻分析人物的心靈沖突，精神矛盾，也不能以理想之光照耀形象世界，使之升華出新鮮的詩意。像王安憶的《長恨歌》這樣意蘊深藏的都市文本畢竟不多。比如，這種欲望化傾向表現于某些官場小說，是辭氣浮露地渲染貪欲，腐敗，孤立地而非整體性地表現“反腐”，路子越走越窄，概括力越來越弱。這種傾向表現于某些都市小說，是商業化影響下的濃厚的大眾文化趣味，突出展現物欲渴求和感官體驗。這被稱為時尚化文學，它的土壤是發達的時尚文化，感官化是其主要表征。這種傾向表現于某些女性主義小說，是注重私密體驗，解構啟蒙話語，強調女性在社會體驗，身體經驗，文化構成，心理特征上，皆有別于男性，因而大力肯定女性的生理獨特性及其人文訴求，表現她們在與男權、男性的沖突中自我實現的要求和尋求平等的呼聲。不可否認，性是這類創作的敏感點，中心點，對男性話語的顛覆往往是從這里入手的。這當然無可厚非，其打破傳統觀念的意義也在一定意義上應予肯定。然而，也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是一些作品有意割棄與廣闊社會生活的聯系，剔除人物身上必不可少的社會性活動和道德激情，固守在私密的天地里，致使其文化內涵稀薄。它們超越人文話語進入了性別話語，要真正深刻起來是否應該再超越性別話語，回到人文話語。另一方面，過分依賴感官和本能，放棄對多重人生價值的參照和探索，使這種“個人化”日漸“干涸化”，生發不出嶄新的意義，整體上缺乏足夠的精神維度。
    從審美的角度來看，不少作品不能令人滿意，根源在于，精神建構和情感升華不足，沒有高遠的道德理想汲引，沒有對人性的深刻分析，沒有對人的生存意義和價值的大力肯定。這里，“身體寫作”也許是個關鍵詞。有的論者強調，身體是寫作的起點，作品的思想，意蘊，語言，無不帶有作者身體的溫度，他們批評不“從身體出發”的寫作是“面具寫作”，他們說，如果傳統作家注重的是“精神”，那么新生代作家注重的是“身體”，而“身體”不可避免地與欲望聯系在一起。就尊重個體反對禁錮而言，這種說法當然不無道理，但是，文學的根本審美特性是精神性的，“身體”與“寫作”之間，最不可缺少的中介仍是靈魂和精神，與其推崇“身體寫作”，不如鼓勵“靈魂寫作”。因為精神的缺席，才有了從“身體寫作”滑向“下半身寫作”的惡謔一途。
    　　世俗化與崇高感的矛盾，也是貫穿在當今文學審美意識中的另一個突出問題
    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樂趣，把人從現代迷信和教條主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揚棄假大空和偽崇高，無疑是一大進步。于是，知足常樂，健康長壽，滿足于平安與舒適，注重眼前物質利益，不到生活之外去尋找虛幻意義，已成為當今最重要的生活價值目標。這種價值觀影響到文學，便是近20年大幅度向真實生活的回歸，向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生存的回歸，向寫實主義的回歸。“新寫實”潮流的大行其道，例如池莉的新市民小說的大受青睞，“現實主義沖擊波”的興衰，“樸素現實主義”的流行，均與此不無關系。比如池莉的受歡迎就值得研究。有人稱她的語言是“嘮叨文體”，這種“嘮叨”可能正是新興市民階層日益龐大，其生活化，實惠化的話語現實，是市民心態和趣味的對應物。
    這些世俗化思潮無疑產生過許多受歡迎的作品，但是，作為一種持續不變日漸凝固化的文學狀態，未免顯出了疲憊之態。其中與文學的崇高感、理想精神的不足以及英雄文化的疲軟，所造成的明顯空缺，大有關系。因為，人類總不會滿足于平庸。崇高感的鼓舞，英雄文化的豪情，在任何時候都是令人神往的，何況全民族正處于一個新舊交替的轉型時代，肯定需要開拓精神的激揚。但是，我覺得，在揚棄了偽崇高和偽浪漫之后，我們的文學似乎一直難以擺脫價值迷茫的困擾。沒有現實的英雄偶像，人們只好到古代傳奇，新武俠小說，好萊塢大片中去尋找替身，尋找滿足，這當然也是需要的，但終非長遠之計。從《英雄無語》、《解密》、《西去的騎手》等一些尚能發出審美異調的作品的受到注意，從《三國》、《水滸》、《長征》、《英雄》等影視片的熱播，不難感應到此種消息。“一地雞毛”式的仿真寫法開始讓讀者不耐煩了，但要寫出現實的、感人的崇高精神的篇章，難度依然很大。有人舉為一種成功秘訣介紹說，寫現實要寫普通人，寫古代要寫英雄，把寫現實中的崇高視為畏途。看來，當代文學要發揮出陽剛的一面，變得充滿憧憬，激蕩人心，必須致力于對日常化、世俗化生活流程中潛在的崇高精神的挖掘，致力于對當代生活中真實的英雄精神的發現和重塑。
    　　解構歷史、消費歷史與歷史理性精神的矛盾，是當今審美意識中的又一重大問題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表現出強烈的重訴歷史的欲望，這其實是大轉型時代現實精神訴求的反映，企圖通過重新闡釋歷史來肯定現實中欲肯定的東西。總的看來，在歷史題材創作方面，成績是主要的，突出的。對歷史題材的處理經歷了由當年的大寫階級斗爭，大寫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到今天的大寫勵精圖治，大寫圣君賢相，可說是個大轉折，其中伴隨著歷史觀的微妙變化，也與突出革故鼎新的變革精神密切相關。把圣君賢相納入到人民創造歷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認其作用，顯然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然而，由過去不分青紅皂白地徹底否定“帝王”，到現在的某些作品又走向另一極端。無條件地謳歌“帝王”，都是形而上學。有些作品在歌頌帝王時，把皇權思想，人治思想，專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兒很濃，把皇帝塑造得可親可愛可敬，十分高大全，無形中在張揚一種大一統的、專制主義的集權政治。連張藝謀的《英雄》也未能逃出這一思路。它們與21世紀人類文明的大趨勢實在脫節。當然，怎樣做到在肯定圣君賢相時把一些很難不夾帶進來的消極思想剔除出去，無疑是創作上的大難題，需要深入辨析。隨著市場價值介入歷史題材領域，另一傾向也在左右創作，制作者們的興趣集中到了爭寵，奪嫡，篡權，謀位方面，形成了一套以權謀文化為中心的構思模式和敘事策略。他們表示，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老百姓喜歡”，不能說毫無根據。那么，老百姓究竟為什么喜歡？從深層來看，還是因為觸到了官本位文化之根，古代官場讓人聯想到現實官場，官本位文化如臭豆腐，既讓人厭惡，又讓人艷羨。與此同時，是“戲說”的風靡一時——把歷史作為消費對象，作為喜劇和鬧劇的原料庫，不斷“搞笑”，不過是拿歷史作由頭而已。歷史學家格外看重的“歷史真實”被扔到爪哇國去了。應該看到，歷史題材創作領域里所發生的種種，正劇也好，戲說也好，解構也好，翻案也好，都是市場經濟時代和現代轉型社會多元文化思潮的反應，帶有某種必然性，即使某些戲說之作，若不是多到不可容忍還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把歷史涂改得面目全非，讓青少年誤讀了中國歷史，那問題就大了。顯然，這一領域存在著紛紜繚亂的眼光，有的翻案文章作得太離譜，已背棄了基本的歷史真實和被證明屬于規律性的東西。我認為重要的是，當此五色雜陳之時，在主導方面體現出理性的歷史精神就可以了。
    　　作為當今審美意識的反映，在對紅色經典和文學名著的改寫改編中出現了所謂“人性化處理”問題
    這已不是單個現象，而是趨之者若鶩，形成了一種時尚和風氣。我以為，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對紅色經典和某些名著重新解讀甚至加以改寫改編，并非不合理，不可能，或完全沒有必要。任何一個產生過廣泛影響的文本，在不同的時代必會顯現出不同的價值層面，因而產生新的精神需求，作為一種再創造，如果繼承與創新的關系處理得當，能給出新的解釋和新的造型，完全有可能開辟出新的審美境界。紅色經典如《夏伯陽》、《靜靜的頓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改編，文學名著如《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哈姆雷特》之改編，都是例子，《悲慘世界》被改編了七次之多。
    我國一些紅色經典的被重新發現，改編者日眾，至少說明，時至今日，這些作品仍具有某種生命力，它們并不是簡單化地扣上一頂偽現實主義和偽浪漫的帽子，就可以打入冷宮的。藝術問題是相當復雜的。主觀與客觀，世界觀與創作，作家宣稱的思想與作品實際的形象系統，錯誤的觀念與充滿血肉的人物，當時的美與現在的美，都有可能構成多重價值的內在矛盾和沖突。耐人尋味的是，在今天，由于時過境遷，以描寫階級斗爭為核心的紅色經典本來沒有太多市場價值可言，可是，事物的兩面性在于，這些膾炙人口的故事和人物其實又是具有某種“潛價值資源”的，只是有待于發現。什么是“潛資源”首先是，它們可以提供當代創作中匱乏的英雄情懷。紅色經典中的英雄人物，曾經家喻戶曉，知名度極高，但是，英雄的個性化，性愛的多種可能性這些過去被遮蔽和掩蓋了的一面，構成新的想象空間，并有可能成為新的賣點。這也許就是紅色經典改編忽然成風的秘密所在吧。不可否認，它的背后有市場的影子。
    根本問題在于，不少改編者把改編問題看得過于簡單了，看不到巨大的難度和對作家思想藝術準備的嚴苛要求。這種改編布滿了難題，不亞于從事原創性作品。普遍的情形是理解上失之膚淺和簡單化，以為注入一點小資情調，作一點翻案文章，顛覆一下原有的人物關系，來個大逆轉，讓高大降為平庸，堅貞變為放蕩，剛強變成窩囊，就算完成了人性化處理，顯然錯了。有些改寫者似乎并未意識到，許多“紅色經典”包括樣板戲，乃是左翼審美文化經歷了漫長的時間積累和不斷的總結經驗的產物，有的甚至是一種“結晶體”，它有它失誤和偏頗的地方，卻也有它的精湛和深刻，決不能因為某個人曾經“插手”過某個作品，它就糟糕到不值一提，只配唾棄了事。事實上，人物處理上的得失只是表象，爭論的實質牽涉到對革命傳統、現代史和黨史的評價問題，頗為復雜；而在藝術上，要勝出久經打磨的原著，難度同樣也不小。所以，改編改寫未必不可能，卻需要足夠的見識和功底，方有望成功。否則不過短期的市場行為和旋生旋滅的泡沫而已。光明日報京B②J1文藝理論雷達20042004希利斯·米勒是國際文學理論學會主席、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最近幾年，他提出“純粹的文學理論已不存在”的觀點在國內文論界引起了很大爭論。6月12日，米勒先生來京參加“批評探索：理論的終結？”國際研討會，國內學者有機會與他直接對話，展開討論。我們發表記者專訪，正是這種對話討論的繼續，其目的還是啟發我們的文藝理論工作者通過這種交流更清醒、更自覺地探索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之路。基金項目：國家人事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項目(1997)滴石Worker Literature in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Discourse
  Zang Ce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f Tianjin,Tianjin王先霈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作者：光明日報京B②J1文藝理論雷達20042004希利斯·米勒是國際文學理論學會主席、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最近幾年，他提出“純粹的文學理論已不存在”的觀點在國內文論界引起了很大爭論。6月12日，米勒先生來京參加“批評探索：理論的終結？”國際研討會，國內學者有機會與他直接對話，展開討論。我們發表記者專訪，正是這種對話討論的繼續，其目的還是啟發我們的文藝理論工作者通過這種交流更清醒、更自覺地探索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之路。基金項目：國家人事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項目(1997)滴石

網載 2013-09-10 20: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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