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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國史學的一個明顯特點是：歷史不再被看成是僵死的事實的堆積，史學也不再是零散的史料的排列，因為治史者能夠把歷史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所創造的。所以，人們在研究歷史創造者的活動時，不僅僅要考察、確定他們表面的言行以及這些言行所體現的歷史過程、歷史現象、歷史因果，同時也力圖考察伴隨這些活動的歷史創造者們的內心世界。因為，任何時代的人類的活動，都要通過人們的頭腦。由于研究人類大腦的活動已經超過了歷史學的范圍，這就造成古往今來眾多的歷史家們到此止步。但相信歷史學是一門真正科學的歷史家們，堅信歷史學是可以揭示人類歷史的各種奧秘的。在歷史學已經走上現代化的今天，史學家是可以與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文化人類學家等等攜手合作，共同完成這一科學史上的艱巨任務的。
　　　　　　（一）
　　當代中國的史學工作者之所以向心理學去尋求援助來深化史學研究，主要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啟示：第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第二是中外學者們的提倡與探索；第三是國外心理史學實踐特別是美國心理史學和法國心態史學的啟發。
　　首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為史學家們向歷史上的人類心理活動方面的拓展奠定了歷史觀的基礎。長期以來，盡管人們力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去從事史學研究，但又往往是對唯物史觀作片面的理解。不論人們從哪一時代或哪一方面去研究歷史，向來避諱歷史創造者們的主觀方面也即心理方面，但這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相反，他們認為研究歷史上的人類活動是不能避開人的頭腦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決不能避免這種情況：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即使是像吃、喝這樣最基本的人類活動，也是要通過人的頭腦的感覺而開始或停止的。“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表現在人的頭腦中，反映在人的頭腦中，成為感覺、思想、動機、意志，總之，成為‘理想的意圖’，并且通過這種形態變成‘理想的力量’。”恩格斯嘲笑那些簡單、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觀的人們說：“如果一個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圖’并承認‘理想的力量’對他的影響，就成了唯心主義者，那末任何一個發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義者了，這樣怎么還會有唯物主義者呢？”（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頁。）
　　事實確實是這樣。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區別并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如何去研究和解釋。機械的唯物主義者不把歷史事物的發展看成是“人的感性活動”，只能從事物的表面、直觀的形式去理解，因此也就不能對活生生的歷史作出準確的解釋。普列漢諾夫認為，唯物主義者“必須給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個唯物主義的說明。”他認為，馬克思強調從人的“主觀方面”去理解事物。而“人的生活的主觀方面，正是心理方面，‘人的精神’，人的感情和觀念。”（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第186頁。）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人，全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人們“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影響所產生的結果，就是歷史。”（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3-244頁。）正是由于此，我們有理由說：歷史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下也是一個心理問題。因為沒有任何一件歷史事實的發生不是與人們的心理狀況有密切聯系的。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看來，研究歷史不僅要研究影響歷史的經濟條件、地理條件、政治條件以及民族關系等方面的條件，也要研究人們的心理狀況，包括人們的社會動機、社會需要、社會態度、社會情感等方面的狀況。不對這些情況進行深入的研究，就不能真正弄懂歷史。正如恩格斯所說：“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可以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5頁。）每一個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當然都不會對克思主義的這些經典論述熟視無睹。這就需要轉換一下視角，從另一個領域去對歷史進行考察。
　　其次，從本世紀以來，中外諸多的史學家和非史學家都認識到確實有借助心理學來加深歷史研究的必要，他們也對此進行了大力的倡導。
　　早在1903年就被介紹到中國來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就提出過這種觀點。他認為：“個人心理學成立，并社會心理學亦成立，則歷史成為完全科學也。”（注：李浩生譯浮田和民：《史學通論》，杭州合眾譯書局，光緒二十九年版。此處轉引自馬金科、洪京陵著：《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第197頁。）美國“新史學派”代表人物魯濱孫于1911年撰寫了《新史學》一書。魯濱孫在書中指出：史學家要想使歷史學成為科學，就不能僅僅依靠自然科學，也應該依靠社會心理學這樣的“人類的新科學”。他認為，歷史學家如果能夠把人類特有的、較高級的心理活動與祖傳下來的屬于動物本能的那些心理活動區別開，這樣“對于思想的變遷、制度的發展、發明的進步、幾乎一切的宗教現象等問題，恐怕就要容易研究得多了。”（注：此處據齊思和重譯魯濱孫：《新史學》，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8頁。）魯濱孫的學生歷史學家巴恩斯于1919年在《美國心理學雜志》上發表《心理學與史學》一文，進一步論述了心理學對歷史研究的影響。何炳松翻譯的《新史學》一書192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在中國較有影響的介紹國外新史學的著作。
　　受到西方史學方法的影響，梁啟超1921年在南開大學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時，也強調治史者應研究社會心理。他提出，要探求歷史的因果關系，必需探求該一時代的社會心理的狀況，考察其如何蘊積、如何發動和變化。他說：“吾以為歷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于一個人之個性？申言之，則有所謂民族心理或社會心理者，其物實為個人心理之擴大化合品，而復借個人之行動以為之表現。”（注：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頁。）在梁啟超看來，社會心理是由特寫時代、特定人群中個人的需要、意志、感情等等心理狀況匯積而成，同時這種社會心理的特點又會在個人心理上表現出來，兩者互相依存。他還提出：“無論何種政治何種思想皆建設在當時此地之社會心理的基礎之上，而所謂大人物之言動必與此社會心理發生因果關系者，始能成為史跡。”（注：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頁。）從這里可以看出，梁啟超已經能夠看到任何個別歷史人物的政治及思想上的表現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心理的基礎之上的。所以他提出，“史家最要之職務”，就在于發現社會心理的“實體”，考察它蘊積、發動、變化的過程，并進一步研究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個人心理的表現，這樣“史的因果之秘密”就可以發現了。這種通過考察社會心理的狀況來研究歷史因果的方法，在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中占著很重要的地位。他不僅從理論上闡述了研究社會心理的意義，還通過義和團運動的實例，說明了他這種方法的作用。可以說，梁啟超是我國最早提倡通過分析社會心理來研究歷史變遷的學者之一。
　　也許人有會說，梁啟超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所以他才這樣重視社會心理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說明梁啟超的歷史觀的問題超出了本文的范圍，這里我們不必深論。但是，在當時提倡以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學者中也有主張借助心理學來加深歷史研究的，李大釗便是一例。在李大釗于1924年發表的《史學要論》一書中，便把史學看成是與自然科學不同的“人事科學”。人事現象極其復雜，如何作為一門科學研究呢？他認為，史學可以像心理學、經濟學、法律學那樣，進行“一般理論的研究”。在談到研究的體系時，他認為史學家除了要進行“特殊事實的研究”以作為理論研究的基礎外，他還主張采用生物學、考古學、心理學、社會學及其他人文科學的成果，“更以征驗于記述歷史，歷史理論的研究才能作到好處。”（注：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9頁。）他在談到研究“個人經歷論”時，也主張研究個人的“性格”、“氣質”等內容，顯然這都需要借助于心理學。
　　但是在20世紀前半期，“新史學”——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剛剛從傳統史學的舊窠臼中解脫出來，還來不及作這方面的探索。不過有些心理學家或社會學家在從事他們的學科研究時曾經涉及到歷史的問題。如心理學家林傳鼎早年在研究心理測量問題時，曾經寫過《唐宋以來三十四個歷史人物心理特質的估計》的文章；心理學家張耀翔在研究心理變態問題時寫過《中國歷史名人變態行為考》的文章；社會學家孫本文在他的《社會心理學》的專著中所運用的材料很多來自于二十四史和其他史料。但對于歷史學家來說，運用心理學的理論、方法去研究歷史，還是件需要慎重考慮的事。
　　第三、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新史學理論和方法介紹到中國，美國心理史學和法國心態史學使中國史學工作者感到耳目一新，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了中國學者，成為促進中國史學與心理學攜手的直接機緣。
　　美國的心理史學在當今西方最為發達，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盡管目前還存在著爭論，但不論其成績、問題各占多少，美國的心理史學畢竟有了半個世紀的發展歷史，并在美國的史學中取得了自己的獨立的發展地位。自80年代初以來，美國的心理史學就被介紹到中國。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中，就收入了美國歷史學家奧托·弗蘭茨的《俾斯麥心理分析初探》一文，這是1972年發表在《美國歷史評論》上的文章，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今美國心理史學的面貌。
　　1987年第2期的《史學理論》雜志集中發表了一組介紹美國心理史學的文章，其中有羅鳳禮全面介紹美國心理史學的文章，還有美國心理史學家托馬斯·科胡特和理查德·舍恩沃爾德介紹美國心理史學的文章。后者的文章還發表在1989年華夏出版社出版、美國著名史學家伊格爾斯主編的《歷史研究國際手冊》上。美國學者勞埃德·德莫斯主編的《人格與心理潛影》一書選編了十篇心理歷史學的文章，包括對享利·基辛格、西奧多·羅斯福、希特勒、別林斯基、路易十三等歷史人物的心理分析文章。
　　在此期間，《歷史研究》、《史學理論》、《史學理論研究》、《世界歷史》等史學權威雜志上都發表過介紹或評述西方心理史學的文章。（注：如《史學理論》1989年第1期發表羅鳳禮《西方心理歷史學》一文；《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3、4期發表羅鳳禮；《論弗洛伊德的歷史觀》一文；《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發表朱孝遠：《現代歷史心理學的產生和發展》一文；《世界歷史》1987年第4期發表鄒兆辰、郭怡虹：《西方心理歷史學理論和方法簡析》一文等。）1996年第3、4期的《史學理論研究》又發表了美國著名心理歷史學家彼得·洛溫伯格的心理史學代表作《納粹青年追隨者的心理歷史淵源》，使中國學者進一步看到了美國心理史學的面貌。他不像大多數美國心理史學那樣只是研究個體的心理活動，而是作為一個群體心理研究的典型介紹給中國讀者。
　　法國的心態史學可以說代表著西方心理史學的另一趨勢。它不像美國心理史學那樣著重于借助心理學方法來深化人物或群眾的研究。心態史學的概念比較模糊，它主要是研究歷史上的社會群眾所共有的觀念和意識，這是一些在民間世代相傳的東西，是人類精神文化乃至歷史中較為穩定的東西。
　　中國學人是在了解法國年鑒派史學的過程中了解心態史學的。前面我們提到的《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中，也收錄了法國著名史學家、年鑒派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于1938年寫的文章《歷史與心理學》。文章主張，歷史學必須與心理學聯合，取得心理學的有力支援，因此他主張建立一門“歷史心理學”。但是在第一、二代年鑒學派的學者那里，研究的重點還是在經濟史和社會史。50年代中期以后，受費弗爾影響的史學家杜比、芒德魯等開始致力于心態史學的研究。到六、七十年代，既第三代年鑒派代表人物繼起的時候，法國心態史學已有了較大發展，產生了一大批頗有影響的著作。但中國學者了解到心態史學還是在80年代以后，通過綜合介紹年鑒派史學或心態史學的文章了解到這一新的史學傾向的。從事心態史學研究的雅克·勒高夫和阿里埃斯等介紹關于心態史學的文章為中國學者了解其發展狀況提供了一個窗口。（注：參見勒高夫等主編：《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新對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勒高夫等主編：《新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商務印書館1997年翻譯出版了第三代年鑒派代表人物、著名史學家勒華·拉杜里的心態史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可使中國讀者更直接地領略了心態史學的面貌。法國的心態史引起了中國讀者的熱情關注，盡管人們對心態史學的了解還遠遠不夠，但可以預料，心態史學對中國學者的啟迪可能不亞于美國的心理史學。
　　　　　　（二）
　　長期以來，由于傳統史學觀念的影響及對唯物史觀機械的理解，在中國史學中是涉及不到人的心理領域的，也不可能借用心理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可以說，這個領域幾乎是一個禁區。80年代以來，中國的史學工作者開始突破這一禁區，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開始對這一領域進行探索。
　　首先，許多史學工作者受到多種因素的啟發，認識到史學研究需要借助心理學，需要研究人的心理狀況，紛紛呼吁歷史研究應重視社會心理。
　　80年代以來，學者們不斷撰文提出歷史學要研究社會心理、要運用心理分析方法，甚至提出了建立心理史學的種種設想。（注：如蔡雁生：《創立“歷史心理學”芻議》，《華南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尹繼佐：《唯物史觀要研究社會心理》，《光明日報》1985年11月25日；辛敬良：《社會心理與唯物史觀》，《復旦學報》1984年第2期；周義保：《史學研究應重視社會心理分析》，《安徽史學》1987年第2期；吳達德：《歷史人物研究與心理分析》，《云南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鄒兆辰、郭怡虹：《略論我國心理歷史學的建設》，《歷史研究方法論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陳鋒：《論心理分析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江漢論壇》1988年第1期；裔昭印：《心理學原理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鄒兆辰：《歷史的問題也是個心理問題》，《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8年第4期；林奇：《研究封建社會史必須重視對帝王個性心理的分析》，《社會科學家》1988年第5期；遲克舉：《試論歷史人物的個性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社會科學》1993年第9期；胡波：《社會心理與歷史研究》，《廣東社會科學》1944年第2期；吳寧：《非理性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社科信息》1994年第8期；印昌胤：《心理分析法：一種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貴州師大學報》1996年第2期等。）這些文章涉及到以下一些問題：
　　(1)歷史研究中重視人的心理狀況的研究以及借助心理學方法研究歷史問題是符合唯物史觀的要求的，也是深化史學研究所需要的。
　　(2)心理學原理可以在歷史研究中審慎地加以利用。心理學有它自己的發展史，是研究人類心理活動的規律的科學。既然歷史學與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有一定的共同性，所以應該消除兩個學科之間的障礙，共同合作研究人類的歷史活動。
　　(3)史學研究中應重視研究社會心理對人們創造歷史活動的影響。社會心理不是系統的意識形態，是人們自發形成的不系統、不定型、不具理論形態的社會意識，主要表現為人們的愿望、動機、情感、情緒、意志、態度、審美情趣、風俗習慣等等。作為一種潛在的精神力量，可以干預和調節人們的社會行為，因而也會對歷史發展的面貌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
　　(4)史學研究也應重視對個別歷史人物個性心理的分析。歷史不過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盡管個別歷史人物的性格特點是一種“偶然情況”，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歷史發展的加速和延緩。不論是封建帝王還是革命領袖，都有平常人一樣的心理活動，他們的性格、氣質、情感、思維方式等，也應該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
　　(5)在重視社會心理對歷史創造者的影響的同時，也要看到社會心理、特別是社會認知心理對認知主體即歷史研究者的影響，這種影響也會對歷史研究和歷史編撰的結果產生一定的作用。因為史家也是生活于社會環境之中，同樣不可避免地受到種種社會心理因素的影響，如人們的社會態度、社會情緒、價值觀念、行為規范以至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影響。這對于史家的研究方向、課題選擇、對歷史問題的審定與評價，甚至對于史家的敘述模式和語言表達風格，都會產生一定影響。所以，任何歷史著作都會打上時代的社會心理的印記。
　　以上這些文章的發表，為我國學者進一步探索運用心理學理論來解釋歷史問題以至進一步研究歷史上人們的社會心理，創造了一個較好的輿論環境。歷史學可以借鑒心理學來深化對歷史問題的研究，已經成為許多史學工作者的共識。
　　其次，從研究個別問題開始，嘗試對某些歷史問題進行社會心理的解釋。
　　正當一些學者在思考運用心理學的方法說明歷史問題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建立科學的心理解釋理論和方法的時候，一些學者已經一馬當先，率先從事具體問題的研究了。
　　1986年是心理史學在我國產生重大影響的一年。這一年，我國的權威學術刊物先后發表年輕的史學博士莫世雄、馬敏的兩篇論述近代商人心理的文章。（注：莫世雄：《護國運動時期商人心理研究》，《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馬敏：《中國近代商人心理結構初探》，《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這兩篇文章沒有更多借助于國內外的心理學理論，但卻是從嚴謹的歷史材料出發，實實在在地研究歷史上的心理問題。這兩篇文章的發表，表明了中國史壇已經突破傳統的研究模式，開始轉向深層次的歷史研究領域了。兩年后，《歷史研究》又發表史學家王玉波的一篇從心理學的視角來剖析中國傳統觀念的文章。（注：王玉波：《傳統的家庭認同心理探析》，《歷史研究》1988年第4期。）還有的學者考察了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等歷史事件，從中探索影響事件發生的社會心理機制。（注：如鄒兆辰：《五四運動的愛國精神與社會心理》，《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89年第2期。）彭衛則依據大量文獻資料深入研究了中國歷史上的變態行為，寫出了自己的文章與專著。（注：彭衛：《歷史的活動與迷離的心靈——對中國歷史上心理異常的研究》，《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另一個世界——中國歷史上的變態行為考察》，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這些文章、專著的發表，意味著中國學者已經開始在中國的心理史學這塊處女地上辛勤的開拓了。
　　第三、研究中國心理史學的理論框架。
　　在西方心理史學傳入中國以來，一些思想敏銳的青年學者就在思考這樣一些問題：西方的心理史學是不是一門有著廣闊發展前途的學科？西方心理史學的哲學基礎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心理史學的理論和方法適合中國國情嗎？心理史學能否得到廣大史學工作者的認同？如何建設一門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心理歷史學？
　　在對這些嚴肅的問題的思考過程中，有兩名青年史學工作者已經率先拿出了自己思考的成果——心理史學的理論專著，這就是北京的彭衛和廣東的胡波。
　　彭衛從80年代起就在構思史學的理論框架，早在1987年就發表了有關的論文，（注：彭衛：《試論心理歷史學的主體原則與理論層次》，《史學理論》1987年第2期。）1992年他的心理史學專著《歷史的心鏡——心態史學》出版，（注：彭衛：《歷史的心境——心態史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這是國內第一部力圖揭示歷史深層奧秘的心理史學著作。該書不僅介紹了國內外心理史學的研究狀況，也運用心理學的理論、方法來探索中國歷史上的個別歷史人物的性格特征，研究某些群體行為的心理機制，還歸納了各種歷史心理分析的方法。他的書不僅內容豐富，而且以大量的文獻材料為依據，從而能較好地把中國歷史的資料與心理史學方法聯系起來。
　　與此同時，廣東的青年學者胡波也在構思他的心理史學著作。多年來，他一直想對這個問題作一次“全新的理論透視和系統研究”，（注：胡波：《試論歷史心理學及其研究對象》，《學習與探索》1988年第2期；《歷史心理學的價值和意義》，《廣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研讀了大量的哲學著作和心理學著作，對歷史心理學的問題進行了整體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歷史心理學的體系。在他的專著《歷史心理學》中，除了論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心理問題的理論及評述西方心理史學的發展狀況外，還提出了自己的歷史心理學的體系。他的歷史心理學體系包括動態的社會心理、靜態的社會心理和人們在認識歷史過程中的認知心理三個部分。他從這三方面論述了社會心理在歷史創造過程中以及研究歷史、撰寫歷史過程中的作用。這是一個具有中國特點的理論框架，對于人們進一步思考有關歷史心理學的問題開辟了一個很好的思路。
　　第四、探討個別歷史人物心理特征。
　　長期以來，歷史人物的研究存在一種臉譜化的趨勢，即總是從政治、文化、階級或道德的角度去論述、評價歷史人物，而不能透過人物表面的言行去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這種狀況在新時期的史學中有了一定的改變。
　　歷代帝王是歷史人物研究的一個熱點，也是心理歷史研究的一個熱點。這是由于有關文獻記載比較多，雖然不能都為心理分析創造條件，但畢竟可以通過這些材料透視出一些蛛絲馬跡。例如，有學者撰文論述漢武帝所以對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給予嚴厲處罚的原因進行了心理分析，（注：李恩江：《再論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的是非及漢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鄭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8期。）以求能對此問題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曾經寫過《萬歷傳》的歷史學家樊樹志，在該書寫完以后又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對明神宗萬歷進行心理分析。（注：樊樹志：《萬歷傳》，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樊樹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個案》，《學術月刊》1995年第1期。）通過這一個案分析，指出明神宗是一個心理變態者，他生性嗜酒好色、貪財好貨、逢人疑人、逢事疑事，是一個集權力欲與怠于臨朝于一身的皇帝。趙良撰寫的《天子的隱秘——七位中國帝王的心理傳記》（注：趙良：《天子的隱秘——七位中國帝王的心理傳記》，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書對秦始皇、漢高祖、武則天、李后主、明太祖、光緒、溥儀七位歷史人物進行了分析。從形式上看這是一部“抒情散文式的心理傳記”，不是一部嚴格的歷史著作，但作者表明“借鑒了心理歷史學的某些方法”，“為心理歷史學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也是運用心理史學方法的有益嘗試。這些心理分析的文章和著作，為說明一些通常情況下難以解釋的問題打開了一條新路，加深了人們對這些歷史人物的認識。
　　對于像孫中山這樣“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面的”人物能否進行心理分析呢？回答應該是肯定的。許多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注：如王彥明：《試論孫中山的革命雄心和性格》，《江漢論壇》1987年第1期；馬敏：《論孫中山偉人品質》，《孫中山和他的年代》中冊，中華書局1989年出版。）一直在致力于歷史心理學研究的青年學者胡波也同時在思考著孫中山的個性心理問題，先后發表一些研究有關孫中山與其生長的文化環境的文章，（注：胡波：《嶺南文化與孫中山》，《中山大學學報》1992年第5期：《清末民初社會心理與政治》，《孫中山研究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論孫中山的鄉土觀念》，《中山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嶺南文化與孫中山的思維模式》，《學術研究》1995年第5期。），在此基礎上，完成了《嶺南文化與孫中山》這部專著。該書聯系嶺南文化的大背景，剖析了孫中山的個性心理、思維方式、情感世界、行為方式等幾個方面，不僅使孫中山的內心世界得以展示，也開創了歷史人物研究的一種新模式。
　　第五、探討各個時期、各個不同范圍的群體社會心理。
　　群體的社會心理范圍很廣，既可以指某一特定時期的社會心理，也可以指千百年來的傳統社會心理；既可以指某一小范圍內具有某一共同點的人群，也可以泛指整個階段、階層、國家、民族的大多數人的共同心理。新時期的史學工作者與相關學科的學者們一起，參與了群體社會心理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有一些論著是從特定時代、特定人群或特定的心理活動的角度去進行研究的。例如，上面提到的莫世雄、馬敏關于近代商人心理的研究，王玉波關于傳統的家庭認同心理的研究都是屬于這種類型。此外，如李桂海對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口號的心理分析、王建光關于明代學子的心態及其價值取向歸宿的研究、葛荃對中國傳統制衡觀念與知識階層政治心態的研究（注：李桂海：《對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口號的心理分析》，《爭鳴》1987年第3期；王建光：《明代學子的心態及其價值取向的歸宿》，《史學月刊》1994年第2期；葛荃：《中國傳統制衡觀念與知識階層政治心態》，《史學集刊》1992年第3期。）。即是對特定時代、特定社會層面的群體心理狀況的研究。程＠①、張鳴研究歷史上鄉村農民日常意識和晚清鄉村社會對洋教態度的心理分析文章，（注：程＠①、張鳴：《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日常意識散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晚清鄉村社會的洋教觀——對教案的一種文化心理解釋》，《歷史研究》1995年第5期。）也是屬于這種類型。
　　程＠①所著《晚清鄉土意識》（注：程＠①：《晚清鄉土意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書是清史研究叢書的一種，作者將清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視角從個別思想家轉移到中國的鄉里社會，探討了晚清鄉土意識各方面的表現，包括日常意識、政治意識、民族意識、宗教意識等等。這些“鄉土意識”不是系統的意識形態，而主要是表現在情緒、情感等社會心理結構的“浮表層次”的心理活動。因而這種研究，可以說是真正的心理史學的研究。
　　有一些論著闡述的社會心理范圍很寬，這種研究學科范圍的界定也很活，比如“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研究”、“民族性格研究”、“民族性研究”、“國民性研究”、“傳統社會心態研究”、“民族心理研究”等等。（注：這方面的著作如：許蘇民：《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素質簡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沙蓮香主編：《中國民族性》（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沙蓮香：《中國民族性》（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任劍濤：《從自在到自覺——中國國民性探討》，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云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沈星棣、馮品英：《中國心—華夏民族性格的歷史形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劉廣明、王志躍：《中國傳統人格批判》，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陸震：《中國傳統社會心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這些研究無疑是多學科的，不是典型的歷史心理研究。但是，這些研究也離不開歷史上的社會心理問題，也或多或少地借鑒一些心理史學的概念和方法。如許蘇民稱他所探討的“民族心理素質”是指該民族歷史地形成的基本人生態度、情感方式、思維模式、國民行為定勢為內容的心理——行為結構；沈星棣、馮品英認為他們所指的“中國心”是指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質，也就是通常所謂的民族意識、民族感情、民族性格、民族風尚等；劉廣明、王志躍認為他們所研究的“中國傳統人格”也就是民族性格，是大多數國民所具有的社會心理特征；陸震認為他所探討的“中國傳統社會心態”，就是歷史上承襲下來的那些還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活著，正在影響著我們的精神世界，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東西。
　　盡管上述研究所用的概念不同，但都離不開歷史上的社會心理、民族心理，只是不同于歷史學那樣對特定時代、特定人群或特定歷史人物的歷史心理研究，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研究稱為廣義的歷史心理研究。
　　　　　　（三）
　　以上，我們概述了當代中國心理史學的發展狀況，從中可以看出當代中國學者對心理史學的基本態度和所作出的探索性的回應。這些研究可以從宏觀、中觀、微觀的不同層次進行，可以是理論性的、總體的探討，也可以是具體的、個案的研究。從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特點：
　　第一、絕大多數的研究成果都具有跨學科的特點。
　　上面我們所列舉的論著，有一些明確稱為心理史學研究，有一些只涉及到心理問題，并不稱為是心理史學。這些論著對心理學理論與方法的運用也是深淺不一，有的論著基本上是運用傳統的史學方法，但所研究的問題是屬于歷史上的心理問題。不論屬于哪一種情況，這些論著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史學的舊模式，向跨學科研究邁出了一步。因為既然研究的對象是歷史上的心理問題，就不可能完全沿用傳統史學的方法，在研究的思路上必然會有所突破。
　　例如，陸震的《中國傳統社會心態》一書列入“中國社會史叢書”第五批，應是屬于社會史的著作。但它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史著作，而是受到西方新史學影響的社會史著作。作者在《引言》中明確表示：他是受了“法國年鑒學派在心態史方面的研究成就的影響”，他對中國傳統社會心態的研究，就是想為中國心態史學科的發展“擂幾聲鼓點，出一點微力”。（注：陸震：《中國傳統社會心態·引言》，第5頁。）
　　劉廣明、王志躍的《中國傳統人格批判》一書，作者表明力圖從“文化、社會、人格三者互動的功能性產物——性格特征入手，批判性地分析這些中國人的傳統性格特征。”（注：劉廣明、王志躍：《中國傳統人格批判》，第16頁。）這就要涉及到文化學、社會學、心理學的理論與歷史學的知識，必然也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
　　程＠①的《晚清鄉土意識》一書是一本相當嚴肅的歷史著作，作者只是想“轉換一個角度來素描晚清思想文化史”，沒有打算寫一部心理史學的專著。但作者也指出：“鄉土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屬于社會心理的范疇”，“日常生活意識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社會心理。它是研究鄉土意識狀態的起點。”包括人們的理想、愿望、情感、價值觀念、社會態度、道德風尚等心理因素。（注：程＠①：《晚清鄉土意識》，第12頁。）這就表明，研究思想文化史事實上也離不開社會心理。書中在解釋一些思想文化現象的時候，也運用了某些心理學的理論。例如書中在談到“民間結社的信仰”時說：鄉里人群由于持久的憂患感、屈辱感和挫折感，心理壓抑超越了日常意識所能負荷的程度時，“就會不自覺地借助于潛意識中的心理自衛活動來加以渲泄。‘祈求天報’的宣泄型宗教感是一種重要的心理防御機制。”（注：程＠①：《晚清鄉土意識》，第23頁。）這表明，作者在論述近代思想文化史時，也是謹慎地借鑒了社會心理學的理論的。
　　第二、我國的心理史學著作較多地保持了我國傳統史學的優點，注意觀點與材料的結合，認真地選擇和運用史料，沒有材料不輕率下結論。
　　國外的某些心理史學作品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研究往往不是從耐心地積累材料開始，而是先確定要研究的問題，根據有限的材料進行“大膽的假設”，尋找問題的答案，最后再用一些“新材料”來驗證假設。這樣的結論往往經不住推敲，帶有很大的主觀成分。作為一門科學來說，心理史學的作品必須經受住兩方面的檢驗：既要在歷史學上站得住腳，又必需符合心理學的要求，能真正作到這一點是很難的。
　　我國學者有關心理史學的論著大多是可以經受這兩方面的檢驗的。例如彭衛有關心理史學的論著所引用的材料絕大部分是直接從古代文獻資料中選用的。如作者在論述“中國歷史上的人格異常”問題時，共列舉了七類人格異常現象，僅“性行為變態的人格異常”一類就包括18種現象；“其他類型人格變態”則包括21種現象。這里他所指出的人格異常現象遠遠超過了對他曾有啟發的美國心理學家克萊克利在《正常的假面具》（1973年）一書中所羅列的16種人格異常表現的清單。彭衛之所以沒有按這位心理學家所限定的框架去搜集材料，是因為他認為“歷史實際總是比理論和分析更具體、復雜和豐富一些”。僅在這一節中，作者共用了99個注釋，所引用的資料全部來自歷史文獻，其中包括正史9部，雜史及各種筆記資料40多部，此外，還有《儒林外史》、《聊齋志異》、《醒世恒言》等小說多部。
　　程＠①所著《晚清鄉土意識》一書所引用的材料，除各種形式的出版物外，還有抄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檔案，各種族譜、家譜及作者親身參加的“近代華北農村社會中日聯合調查團”在華北各地的調查記錄。可以說，這些著作對史實的運用是完全可以經受正規史學的檢驗的，這是中國心理史學著作的一個明顯特點。
　　第三、中國的心理史學目前仍處于探索階段，學者們的研究盡管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了歷史上的心理問題，但所使用的理論、概念、方法都很不一致，也有的根本不涉及心理學。
　　中國的心理史學著作雖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西方心理史學的影響，但大家對這門學科的理解很不一致。就一般概念來說，有的學者把它稱不“心理史學”或“心理歷史學”，有的稱為“歷史心理學”，有的則稱為“心態史學”。其所以不同，因為在西方就有以美國為主的心理史學和以法國為主的心態史學的差別，所以在我國也會有不同的傾向。但就英語的Psychohistory一詞的譯法上也有不同。彭衛在他的專著中采用“心態史學”的譯法，認為這種譯法更明確地指示了Psychohistory的跨學科性質和研究的目的性的特征。胡波把他的專著定名為“歷史心理學”。他說：“歷史心理學是運用心理學的知識研究歷史上的個體和群體的心理活動及其對于創造歷史和認識歷史的作用和影響的一門邊緣學科。”（注：胡波：《歷史心理學》，第49頁。）他認為，這樣定義這一學樣有利于從復雜的歷史主體心理活動中直接、迅速地看到過去時代人們心理的主要方面。
　　陸震則把他的研究對象稱為“社會心態”。認為這一詞雖不見于現存的辭書，但與“社會心理”是同義，又比“社會心理”一詞“更有既存性、整體性和架構性，更能給人以立體感、可觸摸感”。（注：陸震：《中國傳統社會心態》，第5頁。）
　　趙良在《天子的隱秘》一書中表明，他對用美國的心理史學方法研究歷史人物、撰寫心理傳記感興趣。他說：“心理歷史學是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一種史學流派，它旨在運用心理學的各種學說，尤其是以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的精神分析理論和方法來解釋歷史進程、歷史現象以及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注：趙良：《天子的隱秘·自序》，第1頁。）他的七位人物傳記用正是的這種心理史學的方法。
　　第四、中國的心理史學在目前并未成為一門史學的分支學科，心理史學的發展還存在不少困難，但是這一史學研究的特殊視角或方法在下個世紀仍然是有前途的。
　　當代中國史學工作者在心理史學的研究方面進行了一定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在中國還不能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心理史學的學科或學派，甚至還不能說已經成為史學界所公認的一種史學方法。從事心理史學研究的學者都是在各自為戰地進行著自己的探索，它沒有自己的學術陣地，國內也沒有開過一次有關的學術討論會，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也對這種研究的前景感到信心不足。
　　心理史學研究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由于它的理論和方法是跨學科的，多數史學工作者對此感到陌生，也就必然會有這樣那樣的疑慮；另一方面，除了近現代史的人物或事件的研究可能會較多地保留著可以進行心理分析的資料外，資料的難尋也會使一些史學工作者望而卻步。
　　除此而外，更大的困難可能來自于史學本身嚴格的科學性和科學的工作規范的束縛，使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如美國心理史學家勞埃德·德莫斯所說：“心理歷史學和心理分析學一樣，研究者個人的情感是等同或勝過眼睛和手的工具。情感如同眼睛，不可能絕對正確無誤，常常會出現畸變。但是，由于心理歷史學關注的是人類動機，由于發現和估量復雜動機的唯一途徑是進入人類行為者的角色，因此，多數‘科學’所提供和遵循的壓抑一切情感的研究方式，極大地束縛了心理歷史學家的手腳，其嚴重程度等于不準生物學家使用顯微鏡。所以，心理歷史學家的情感發展與他的智力發展一樣，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注：［美］蘇埃德·德莫斯：《心理歷史學的獨立》，《人格與心理潛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5頁。）德莫斯所說的問題確實是制約心理史學的發展的一個重要的主觀因素，大多數人并不否認心理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但人們不愿意在這方面去冒險，不愿意自己研究的成果不被承認為科學。這種情況在美國存在，在中國就更會存在。
　　盡管心理史學的發展存在著諸多的困難，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它是不是一門科學，或者說是不是一種科學的方法，它對于我們深化歷史問題的研究是否有價值。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話，那末就會有學者愿意為它付出辛勤的勞動。既然在過去的漫長歲月中，人們已經忽視了對這一有價值的學術研究領域的探索，那末在下一個世紀中就一定會有人決心改變這一狀況。陸震說得好：“在20多個世紀的長時間里，人類忽視了自己的日常心理活動，其結果是，一方面，一代代人的精神狀態，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活動、心態變化，他們的欲求、情性、觀感、體認、意趣、志向，除了作為哲人、史家的話題與素材而偶然被提及和零星散見于冊籍外，大多隨著時間的流逝消散于歲月的霧靄之中了……”，這就使得過去的史學“缺少情愫與神韻，使我們的歷史總不像人的歷史。”（注：陸震：《中國傳統社會心態·自序》，第4頁。）新時期以來，史學工作者在這被長期掩蓋、遺忘的荒原中進行了開拓，應該說他們的努力在使歷史學成為真正“人的科學”方面邁出了一步。他們的拓荒性的勞動，已經為下個世紀心理史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心理史學之所以有前途并不僅在于它可以滿足人們對于了解過去的某些好奇心，而更在于它對人們了解今天有著現實的意義。就在筆者撰寫本文的時候，看到李文海、趙曉華的文章《“厭訟”心理的歷史根源》，（注：李文海、趙曉華：《“厭訟”心理的歷史根源》，《光明日報·史林》1998年3月 6日。）覺得很有啟發。文章指出：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普通老百姓中長期流傳著強烈的“厭訟”心理。今天封建社會已經成了歷史陳跡，但“厭訟”心理在現實生活中仍有不小的影響。人們往往不愿意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而去“對簿公堂”，即使在受到違法行為侵犯時也不愿意通過訴訟用法律保護自己，這是同現代化法治國家的要求不相適應的。文章從歷史上探討了這種“厭訟”心理的根源，說明了現實生活中的“厭訟”心理就是歷史上的“厭訟”心理在一定程度的延續。這樣的歷史心理研究，對現實生活確實具有指導意義。許多研究傳統民族心理的著作，也都是為了使我們民族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解除那些陳舊的社會心理對現代化進程所形成的沉重負担。由此看來，心理史學的前途是顯而易見的，關鍵是要拿出能夠得到社會認可的“精品”，起到一個良好的“示范”作用。不要一哄而起，不要獵奇，從而敗壞這門新學科的“形象”。
　　心理史學對于史學的進一步發展是非常需要的。這種需要不是追求“時髦”，而是真正的需要。英國著名學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對心理史學的評價也許比較容易得到中國學者的認同，他說：“心理史學既不是歷史學的替代物，也不是在外表上為克萊奧梳妝打扮的化妝品，而是歷史解釋中的一個有意義的內在組成部分。對歷史上的每一個決策和事件所作的合理分析都留下了一部分剩余的問題未加以解釋。只要心理學能夠幫助歷史學家弄清這些剩余的問題，歷史學家就不會拒絕它的幫助。只要對心理學加以謹慎的應用，便沒有任何理由不應當借助于心理學來擴大歷史理解的范圍。”（注：［美］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頁。）隨著社會、首先是史學界本身對它的逐步認可，心理史學會在下一個世紀有一個長足的發展將是毫無疑義的。
史學理論研究京26～37K1歷史學鄒兆辰19991999本文作者鄒兆辰，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史學理論研究京26～37K1歷史學鄒兆辰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0: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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