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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0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0289(2003)05-0059-006
　　中國的價值論研究興起于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20多年來，我國學者涉及了價值論研究的幾乎所有方面，使價值論研究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一門“顯學”，從而促使了世紀之交哲學研究的價值論轉向。
　　　　　　一、當代中國價值論研究的緣起
　　價值問題是哲學最古老的問題之一，但作為一個哲學流派的價值論產生于19世紀中葉的德奧。不久，價值論傳入英語國家，20世紀30年代傳入日本，同時也傳入中國，但在中國并沒有引起像日本一樣大的影響。這可以從五四后流行的新文化運動思潮中得到理解。價值論向來與倫理學聯系在一起，五四運動高舉“德先生”(democrecy)旗幟，提倡民主，反對封建專制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封建倫理道德，價值論在批判封建倫理道德的思潮中也就難以發生相當影響；價值論與近代西方對科學主義的反叛聯系在一起，五四運動高舉“賽先生”(science)旗幟，提倡科學和理性，反對封建愚昧，價值論在呼喚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思潮中也就不容易被大家重視。
　　新中國成立后，受冷戰態勢的國際政治形勢影響，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立，導致中國對西方社會思潮了解甚少，以至產生誤解；同時，由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片面理解和對中國社會的定位有誤，導致長期堅持階級斗爭為綱，把西方學說全冠之以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說。西方的價值論必然被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所拒斥。
　　中國的價值論在20世紀末實踐標準大討論中誕生。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是中國哲學界進入新時期的標志。該文引用了馬克思的一句話：“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1—p16]這個“思維”顯然不是指對客觀事物的單純反映，而是與毛澤東說的通過實踐“能否達到預想的目的”[2—p269]中的“目的”聯系在一起。觀念形態的“目的”總與價值判斷聯系在一起。因此，對實踐檢驗機制的研究，必然會邏輯地進入到價值論領域的研究。
　　我國學界公認的價值論研究的真正標志是1980年第10期《學術月刊》上發表的杜汝楫文章《馬克思主義論事實的認識和價值的認識及其聯系》。該文回顧和介紹了西方自休謨以來對于價值和事實關系的討論，從研究實踐檢驗真理的機制著手，指出實踐所檢驗的“這種觀念或思想的真理性不僅在于與現存或早就存在的事實相符合，尤其重要的是在于與其后的事實相符合，即與通過人的行動而出現的事實相符合”。這里所說的“其后的事實”、“通過人的行動而出現的事實”，就是馬克思說的在實踐基礎上的“為我之物”，蘊含著對于人而言的價值。
　　杜汝楫的這篇文章，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1981年8月8日，何祚榕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一文，認為杜文為解決當時正在討論的“實踐的目的是衡量實踐成敗的標準”的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這把鑰匙正是杜文指出了價值判斷在認識中的作用及對其檢驗的問題。而這正是價值論研究的問題。
　　關于真理標準討論引發的實踐檢驗機制的研究，是我國價值論興起的直接原因；關于真理標準討論引發的思想解放運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則成為我國價值論興起和經久不衰的深廣的社會背景。真理標準討論的展開，使人們的思想從“兩個凡是”的禁錮中解放出來。這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三大形態說[3—p104]，即社會的發展由自然經濟社會形態進入商品經濟社會形態，再進入產品經濟社會形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長時期內，人們認為我國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不僅超過了自然經濟社會形態，而且超過了商品經濟社會階段，正在向產品經濟社會形態過渡。在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中，人們終于發現，以前對我國社會經濟社會形態的歷史定位是錯誤的，認識到目前我國正處在由自然經濟社會形態向商品經濟社會形態的社會轉型階段。因此，我國必須發展市場經濟，建立市場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都是利益主體，必須具有獨立人格。由此，產生了利益主體的多元化。獨立的利益主體首先是個體。同時，人“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4—p734]，又形成群體，因而獨立的利益主體也包括群體。但是獨立的個體是利益主體最基本的細胞，離開獨立的個體就不能理解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必然形成多元價值及其沖突。由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模式，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毋庸諱言，多元化利益主體之間競爭加劇，多元價值沖突也加劇。這種日益加劇的競爭和沖突，就在客觀上要求社會研究價值問題。
　　　　　　二、我國價值論研究的重點及其轉移
　　價值論研究包括三大領域：價值論(基本原理)、評價論和價值觀念論。綜觀20多年來我國學者對價值論的研究，形成了由評價論到價值論(基本原理)、再到評價論、再到價值觀念論的軌跡。
　　在80年代上半葉，人們研究的重點首先集中在價值論研究的認識論問題即評價論上。這可以從當時發表的有較大影響的文章看出：《哲學譯叢》刊出了《評價的真理性問題》、《哲學研究》發表了袁貴仁的《價值真理概念的科學性》、《人文雜志》發表了賴金良的《評價性認識簡論》、《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黃楠森與李德順討論價值真理的文章、《哲學研究》也刊文對價值真理進行了討論。
　　人們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進行了研究：一、實踐檢驗真理機制中的價值認識問題即評價問題。上面提到的杜文中首次提到了“事實認識”和“價值認識”，并對“價值認識”的機制作了分析。該文還研究了實踐檢驗“成”、“敗”即價值判斷與檢驗“是”、“非”即事實判斷之間的關系。
　　二、價值真理問題即評價成果的真假問題。袁貴仁在《論價值真理概念的科學性》中提出了價值真理問題。該文認為，世界上存在著價值現象，也就存在著價值認識和價值真理，價值真理就是與反映對象價值關系相符合的價值認識；傳統認識論把價值真理排除在真理概念之外，不具有普遍性。
　　評價論要深入必然要深入到價值論(基本原理)。由此，人們的研究重點就由評價論轉移到價值論的基本原理。李德順指出：我國當代價值論研究的顯著特點是，“立足于對實踐、認識、歷史、主體和客體、人與世界的關系等唯物主義，以此為前提理解和規定價值”。[5—p14]
　　《社會科學評論》發表了李連科的《價值范疇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的地位》，《光明日報》發表了郝曉光的《對所謂普遍價值定義的否證》和李德順的《“價值”范疇的一般到特殊》，《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張岱年的《論價值的層次》，《人文雜志》發表了何祚榕的《什么是作為哲學范疇的價值》，《哲學研究》發表了王玉梁的《客體主體化與價值的哲學本質》，《浙江社會科學》發表了賴金良的《主客體價值關系模式的方法論特點及其缺陷》。這期間出版的好幾本價值論的專著也大量地從本體論的角度對價值進行了研究。從80年代下半葉到90年代初，人們對價值論基本原理問題的研究主要圍繞關于價值的本質規定展開的。
　　作為哲學范疇的價值的本質規定是什么?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價值是一種客觀的關系，還是一種客觀的屬性、一種主觀的觀念?價值現象是宇宙中普遍的，還是僅僅同人類相關的?價值是否是與事實相對立?經過討論，大多數論者基本認可的觀點是：“立足于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來考察價值，總體上把價值看作是客體對主體的意義”。[5—p14]隨著討論的深入，在價值本質的規定上形成了幾種主要觀點，即主體性人學價值論、主客統一價值論、效應價值論、人道價值論、價值二重性論、系統價值論，此外還有歷史價值論、天道價值論等。以至有人在1997年10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價值哲學研討會”上戲說，我國關于價值本質的爭論已進入類似50年代關于美的本質爭論的迷宮。我國價值論的研究必須在評價論方面有新的突破，由此才能進一步促進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
　　進入90年代后，對于價值論的認識論研究逐漸深入。《哲學研究》刊登了幾篇較有影響的評價論研究的論文，《哲學動態》也發表了關于我國評價論研究的綜述。集中體現評價論研究成果的是我國哲學界出版了四本評價論專著。1994年，馬俊峰的《評價活動論》出版，這是我國第一本評價論專著。該書的一個理論功績主要是分析了評價活動的潛在形態、流動形態和凝固形態。1995年，馮平的《評價論》出版。該書從個體心理和社會交往兩個層次上具體地分析了評價活動的邏輯進程。同年，陳新漢的《評價論導論——認識論的一個新領域》出版。該書較為深入地分析了評價活動中選擇評價標準和整合價值信息的兩個環節。1997年，陳新漢的又一本專著《社會評價論——社會群體為主體的評價活動思考》出版。該書詳細地研究了群體作為評價主體的可能以及社會評價活動的兩種現實形式即權威機構評價活動和民眾評價活動等問題。
　　于1999年8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價值哲學研討會”，以對價值論的評價論研究為主題。來自全國的40余名學者與會，遞交了24篇論文。會議討論了價值與評價的關系問題，認為這是評價論甚至整個價值論研究中的基本問題，而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規定著整個研究的方向。會議討論了認知與評價的關系問題，認為這是人把握世界的兩種基本方式，各有自己的獨特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功能，二者的統一正是真理與價值、事實與價值統一的深刻根據。會議還討論了評價論研究范式的轉換問題。這一時期我國評價論研究的深度明顯地超過了80年代末期。
　　在我國價值論研究的重點由基本原理轉向評價論的同時，隨著社會轉型時期的價值變動所引發的人們觀念的劇烈變動，我國學者也開始了對價值觀念論的研究。1987年11月，在陜西西安召開了“全國價值論與價值觀變革”學術研討會，把對價值觀變革的研究作為大會的主題之一。在這次會議上，有人對“價值和價值觀念”、“價值觀念與社會變遷”、“價值觀念的特質與價值觀念變革”以及“我國青年知識分子價值觀念的特點及其發展趨勢”作了專門研究。
　　對價值論的評價論研究為價值觀念論的研究準備了理論基礎，同時社會轉型時期中人們價值觀的多元化及其沖突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于是價值觀念論的研究在90年代逐漸熱起來，至90年代下半葉成為價值論研究的一個重點。1998年在西安召開了“鄧小平價值觀”學術研討會。2000年9月在天津南開大學舉行了“新世紀的價值觀”的國際研討會。2001年6月，在北京師范大學召開“價值觀教育與文化戰略”研討會。一批專門研究價值觀念論的著作面世。胡振平在1998年出版了《市場經濟與價值觀》，探討了體制轉型中“價值觀的震蕩”，強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導向”；漆玲、趙興在1998年出版了《價值觀導論——兼論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在研究價值觀念的基本范疇和結構后，強調建構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蘭久富在1999年出版了《社會轉型時期的價值觀念》，揭示了價值觀念沖突的深層含義，并對中國當前的價值觀念狀況做出了新的概括和總結。
　　隨著社會變革的深化和價值觀念沖突的激化，在價值觀念理論研究開始深入的同時，80年代末，由國家有關部門資助和支持的關于價值觀念的社會調查也開始了。其中比較重要的有：1988年北京大學心理學系進行了“北京大學生價值觀傾向的初步定量研究”、1989年國家教委立項的“我國五城市青少年學生價值觀的調查”、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主持的“當代中國青年價值觀演變”課題研究、1992年全國社科規劃重點課題“中國當代大學生價值觀研究”、1993年國家教委課題“經濟轉型時期各社會群體的價值取向與社會心理承受研究”、教育部組織的“1992—1997年高等學校師生政治狀況滾動調查”，等等。通過這些實證調查，收集了不少關于不同地區、不同年齡、不同群體(尤其是青少年)在價值觀變遷、價值觀多元化等方面的數據。
　　全球化思潮與近年來經濟、科技全球化大大加速的社會背景聯系在一起。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價值論研究開始關注全球化中的價值沖突；同時，我國價值觀的研究需要從全球化背景中來予以思考，我國價值論研究尤其是價值觀念研究也需要從人文精神的高度來予以總結。于是，就有了于2002年7月在云南玉溪召開的“第六屆全國價值哲學暨第一屆中韓價值哲學研討會”的主題：“新世紀中的價值觀沖突和人文精神”。來自全國和韓國的64位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收到了44篇中英文論文。綜觀會議的論文和討論，可以深深感受到哲學界所具有的問題意識和憂患意識。這次會議很可能預示著我國價值論研究重點的又一次轉移。
　　　　　　三、價值論研究與哲學本體論的價值論轉向
　　20多年來，我國的價值論研究有力地促進了這一領域的繁榮，從而促進了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轉向。這既是基于一定視界中的事實判斷，也是對哲學發展應如此的價值表達。
　　哲學作為對世界的總體性把握，包括三大問題：世界如何、世界如何認識、世界的意義。在哲學體系中與此相應的就有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三大元理論。所謂哲學的轉向是指，在哲學發展的一定階段，對某一元理論的研究為其他元理論的研究規定了方向、提供了視角，于是該元理論就被凸現為哲學研究中的核心問題。因此，哲學的轉向“實際上是哲學研究重點和主題的變化”[6]。哲學史中哲學的本體論轉向和認識論轉向莫不如此。哲學的價值論轉向是指，價值論為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研究規定了方向、提供了視角，于是對價值論研究或從價值論角度來研究其他元問題成為哲學研究的重點和主題。茲分別研究哲學本體論的價值論轉向和哲學認識論的價值論轉向。
　　在哲學史上，哲學領域不斷分化又不斷擴大，新的問題不斷涌現。但無論怎樣變化，關于世界是什么的理解即本體論始終是它的元理論。哲學作為對世界的總體性把握，總要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世界是如何的問題。
　　傳統哲學本體論的一個嚴重缺陷就是馬克思批判的：“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1—p16]。傳統哲學在唯物論中，離開人來談論“世界是物質的世界，物質世界永遠按照自己固有的規律運動著、發展著”，來談論“物質是意識的根源，意識是物質的產物”[7—p29，51]，并在世界的物質統一性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傳統哲學盡管也談到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但強調的仍然是離開人而獨立存在的整個世界的物質本源性。傳統哲學在歷史唯物論中盡管也談到“人民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但“不敢談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尊嚴與價值問題”[8]，于是人就成為生產力中的抽象主體、只是社會規律實現自身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總之，在傳統哲學中，不僅人的能動性沒有得到合理的表現，而且幾乎沒有人的地位。
　　這種離開了人來研究世界本原的唯物主義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馬克思的原旨。人以自然為對象和自然以人為對象，本來就是同一個對象性關系的兩個方面。因此，馬克思明確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說來也就是無”[9—p178]；對于作為人的活動積淀的歷史更應該這樣來看待，即“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0—p118～119]人正是在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建構著為我關系，即如馬克思說：“凡是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11—p]。為我關系也就是價值關系。
　　中國價值論的興起和發展，使人們能具體地從馬克思的為我關系的角度來理解對象。人通過為我關系的中介與對象相聯系，在為我關系之外的自然物，它的“存在甚至完全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12—p83]對象之成為人的對象，首先取決于它對人的意義，取決于在實踐中它對人作為什么而存在和人把它當作什么而看待。因此，“人的存在實際上也是自然對人的生成過程”[8]，“自然界本無所謂本來面貌，而只有現實形態——所謂‘本來’根本無法確立；而現實形態就是自然界在特定時空區域向處于一定方位的人所呈現出來的面貌”[13—p152]。現實的人為滿足自己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建構為我關系的過程，也就構成了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的基礎。
　　中國價值論的興起和發展，使人們對人的需要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有了具體理解。需要是實踐的內在要素，生產力的最終動力作用是與作為生產力主體的人的需要聯系在一起的。歷史唯物主義不能回避人的需要問題，因而就要研究人的利益，并進而研究與需要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的人的尊嚴和價值問題。只有如此，才能確立人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和“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基本觀念。
　　中國價值論的興起和發展，使人們對世界的物質統一性有了更具體的認識。人周圍的世界不僅是物質形態的世界，而且是價值形態的世界。這兩種形態的世界彼此交融在一起，不能分離。世界的物質統一性不僅體現在物質形態世界的統一性，而且體現在價值形態世界的統一性以及體現在物質形態世界與價值形態世界的統一性，即統一在“客觀實在性”為唯一特性的物質上。
　　從離開人來研究對象，轉到從人的角度來理解與人相聯系的外部對象、來理解社會歷史的動力、來理解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從而形成“哲學研究重點和主題的變化”，這就是本體論的價值論轉向，或者說本體論研究中所凸顯的價值論研究。沒有價值論的興起和發展，這種轉向是不可能發生的。正是這種本體論研究的價值論轉向，使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與時俱進地進入當代形態。
　　　　　　四、價值論研究與哲學認識論的價值論轉向
　　人類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總是通過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實現的。哲學作為對世界的總體性把握，總要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如何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問題。哲學離不開認識論，認識論始終是哲學的元理論。
　　傳統哲學認識論的嚴重缺陷是，把認知模式作為主客體之間的唯一認識模式，把人與對象的關系抽象得僅剩下一種“理論關系”，把認識主體設想為脫離了社會、撇開了利益和情感的抽象人。因此在這個哲學體系中，認識活動實際上成了沒有具體主體的活動。
　　中國價值論的興起和發展，不僅使人們看到人所面臨著的雙重世界，從而認識到認識活動不僅包括反映物質形態世界的認知活動，而且包括把握價值形態世界的評價活動；更使人們認識到人們對于外部世界的認識內容體現著“只是為地球而建立的”[12—p559]，即只是為人而建立的主體性。
　　關于認知活動和評價活動，人們已經研究得很多了。認知活動是主體對客體的認識活動，以把握客體的本質和規律。評價活動是主體把握主客體之間價值關系的認識活動，以把握客體對于人而言的意義。認知活動和評價活動相互交織在一起，完整的人類認識活動總是既包括認知活動，又包括評價活動。
　　需要分析的是主體性問題。關于外部世界的認識內容既包括認知活動的內容，也包括評價活動的內容。在評價活動中，主體以自身的需要，即“自身的內在尺度”來看待客體屬性對于滿足主體需要所具有的意義，從而在評價內容上總是帶上“為我”的主體屬性。這一點，人們比較容易理解。在認知活動中，主體需要從客體出發來把握客體的本質和規律。然而，在認知活動中，認知內容也總是帶有“為我”的主體屬性。對此，恩格斯說：“天文學中的地球中心的觀點是褊狹的，并且已經很合理地被推翻了。但是，當我們在研究工作愈益深入時，它又愈來愈出頭了。”“我們只能有以地球為中心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氣象學等等，而這些科學并不因為說它們只對地球才適用并因而只是相對的，而損失了什么。”[12—p559]以地球為中心，也就是以人為中心。“人出于解決自己生存和發展問題的需要，而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動中去感受和認知自然界”，因此“自然界的現實形態是向人呈現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人’而存在的”[13—p153]。
　　中國價值論的興起和發展，還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評價活動在認識活動中的地位。評價活動在認識活動中的地位問題，主要是評價活動與認知活動相比較在認識活動中的地位問題，即到底是何者更不可缺少的問題。何者更不可缺少，何者就首先存在。于是兩者相比較的問題，就轉化為何者在邏輯上更為先在的問題。
　　有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雖然認知活動和評價活動不可分開，但從邏輯上說，是認知活動比評價活動先在。持此觀點的人認為，不知道客體屬性和主體需要，評價活動就無從談起；而且認識的主要內容是揭示客體的本質。
　　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從認識發生學的角度來看，是先有評價活動，爾后才有認知活動。皮亞杰說，兒童最初“主要在求得實際效果，而不在闡明實際情況”[14—p5]。人類祖先的意識狀態與此相同。列維·布留爾指出，對于現代人所關注的客體屬性，原始人是不感興趣的，“他們所追求的往往是某種實際效果，而這種實際效果正是和集團的利益密切相關的”[15—p145]。正是在對集團利益的關注中，原始人才反映與之相關的客體屬性，由此認知活動就開始了。既然在人類認識活動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評價活動先于認知活動，根據人類認識活動的歷史發展過程以簡約的形式濃縮了現實的認識活動發生過程的思想，那么我們有理由認為，在現實的認識活動發生過程中，評價活動先于認知活動。
　　研究評價活動比認知活動的先在性，在于明確評價活動較之認知活動更不可缺少，以確立評價活動在認識活動中的地位。評價論就是對價值論的認識論研究，或者說，就是認識活動中的價值論研究。確立了評價活動在認識活動中的地位，也就確立了價值論在認識論中的地位。
　　從認識論只研究認知活動，到研究認知活動和評價活動；從直觀反映論來理解認識內容，到揭示認識內容中的主體性；從認知活動比評價活動更為根本，到確立評價活動在認識活動中的地位，反映了認識論中研究方向和視角的改變，這就是哲學認識論中的價值論轉向，或者說認識論研究中所凸顯的價值論研究。沒有我國價值論的興起和發展，這種轉向是不可能發生的。正是這種認識論的價值論轉向，使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與時俱進地進入到當代形態。
　　收稿日期：2003-04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59～64，111B1哲學原理陳新漢20032003中國的價值論在20世紀末實踐標準的討論中誕生。市場經濟所形成的多元價值及其沖突是價值論研究經久不衰的深廣社會背景。20多年來，我國學者對價值論的研究重點，形成了由評價論到價值論(基本原理)、再到評價論、再到價值觀念論的軌跡。價值論研究促進了哲學本體論的價值論轉向和哲學認識論的價值論轉向。價值論/本體論/認識論上海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0436　　陳新漢(1947—　)，男，浙江余姚人，上海大學哲學系教授。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59～64，111B1哲學原理陳新漢20032003中國的價值論在20世紀末實踐標準的討論中誕生。市場經濟所形成的多元價值及其沖突是價值論研究經久不衰的深廣社會背景。20多年來，我國學者對價值論的研究重點，形成了由評價論到價值論(基本原理)、再到評價論、再到價值觀念論的軌跡。價值論研究促進了哲學本體論的價值論轉向和哲學認識論的價值論轉向。價值論/本體論/認識論

網載 2013-09-10 20: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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