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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文學的勃興，是現代都市文明與都市發展的必然結果。所謂都市文學，是指在工業文明乃至后工業文明的背景下展開敘事的一種文學形態，其價值取向、感覺方式與語言形式，都以表現城市特有的文化代碼為標志——以都市景觀為敘事的天然成分，以“都市意識”為敘事的明確動機，對城市的感覺，對城市生活狀態的把握，以及對城市某些節奏與情調的明顯表現，使都市小說不僅在題材的外殼上，而且在深層內蘊上呈現出了多元的形態。
　　　　　　一
　　八十年代后期，中國都市初具規模，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也已初步形成，都市那高大的建筑是經濟神話的卓越見證，它穿越意識形態的地表而成為時代的象征，即使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場強大的意識形態實踐，也沒有要去改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軌跡。人們可以回到某種更單純的生活狀態，不是在意識形態一體化的范圍內來表述某個社會集體的愿望，而是在意識形態分化的多元性或失重的格局中來表達個人化的感覺方式。這樣，都市那些不安分的精靈，就會四面出擊，隨便掠奪，使都市那全新的生活狀態，顯出特有的緊張而熱烈的情緒節奏。肖建國《闖蕩都市》講敘的都市故事，就是這樣一種富有張力的情緒節奏。小說寫一個處在青春期焦灼狀態的鄉村青年——李順祥，急于要獲得自我認同，選擇城市作為他自我表現，發泄青春熱情的手段。這既是一個天真無邪的青年在激情沖闖的時候一度迷戀變幻莫測的大海，又象是在那激進的社會行為掩蓋之下、是青春期對走向成熟的內心自我的反復辯認。于是，當他在喧囂浩蕩、嘈雜紛繁都市幾番闖蕩之后，不僅沒有在城市扎下根，連他的“童貞”也在都市失掉了，最后只得凄惶地、不名一文地離開了都市。小說摻雜的某種“都市情結”，無疑是都市的外形彌漫著誘惑的欲望。在青年人走向社會的經歷的背景上，投射的更多的是對美好的幻想，它與浪漫情緒相混淆，給那些欲望化的敘事蒙上了一層優雅的面紗。然而，一旦深入其中，就會散發奇怪的感傷情調，“進城的想法一開始就錯了呢？”都市美好的背后，潛藏著深不可測的危機，它與無所適從相輔相成，給那說不盡的苦衷披上了一層縹緲的陰影。盡管《闖蕩都市》的城市，僅僅是一個徒有其表的空間或背景，小說中的“小巷深處”不過是都市里的村莊而已。但城市奇景、亞文化群體、欲望化的場景以及溫馨的傷感，構成了主人公心理特征。尤其是那種揮灑自如的敘事，自由變焦的主觀化視點，及對城市亞文化群體的生活狀態的表現，都能給人以嶄新的感覺。
　　毫無疑問，劉毅然的一些城市小說，率先切入了都市空間，在捕捉都市那躁動不安的精靈，在描摹都市那現代化的生活形態，以及再現都市那緊張而擁擠，嘈雜而浮華的情緒節奏上，都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八十年代后期，劉毅然的《搖滾青年》風行一時，正是契合了當時正在都市流行的歌廳舞廳文化，霹靂舞、搖滾樂正是當時城市文化的最新景觀。這種景觀無疑是隨著摩天大樓、立體交叉橋、航空港等一系列現代化大都市機器的出現，城市人也隨之進入一個更新的生存境地，這個生存境地就由這些意象構成：“廣告牌”、“電視”、“咖啡廳”、“的士”、“模特兒”、“自選商場”、“卡拉ＯＫ”、“足球迷”、“股票交易所”、“流行音樂”等等。生活在這個旋轉著的世界中的城市人于是就出現了西方人已經出現過，如今“方興未艾”的搖滾樂、霹靂舞的狂潮。劉毅然的《搖滾青年》正是以這樣一種都市新景觀作為他創作的空間，就擺脫了《闖蕩都市》那種城鄉文化的沖突模式，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現代城市文化范疇的文學格局。在這里，城市總是不斷創造出它的年輕而又不安分的群體，然而城市本質上又是新的集權，它顯然是以空間的武斷形式來控制居住的人群，同時又以文化時尚的復制形式來使群居的人們就范。于是反抗城市的權威統治就成為城市青年文化群體的存在方式，給那種追求時尚的娛樂注入反抗的激情，這就是搖滾樂的“后革命”精神所在。《搖滾青年》寫出了亞文化狀態中的城市青年新的行為方式和內心需求，揭示了一種最尖銳的城市狀態。對個性和自我的急切認同，充滿了草率和任性，卻也洋溢著青春的詩情和快樂。
　　而《大上海的沉沒》，無論是作品中的都市人的價值質，還是小說家對都市生存的審美化的表現，都具有了現代的都市意識。小說中的沖突再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鄉村觀念和城市觀念的沖突，并且這種種沖突的結果往往是新一代現代人的人格力與意志力在交鋒中脫穎而出，成為一種新的都市鏡象。小說的每一節都圍繞著一戶人家日常生活和心態展開，遠溯三四十年代的舊上海，近追八十年代后期的經濟改革和商品競爭中的上海人心態，八戶人家猶如八類人生世相與都市現象，作者都一一為其定位，從“四大公司”、“真假天曉得”、“五香別墅”、“太平里”“裴記格羅蒙”到“滬字第３６號交易所”、“游公館”等，這八類人生世相交錯運作，排列組合，以各自的品位、習性、特色共同組成一部極富上海大都會韻昧的都市奇觀。正因為有了這八類人生世相的參差不齊，性格迥異，那眾多的上海人，不論其出身、教養、年齡、職務，似乎都難以擺脫有關上海人的名與實的纏繞，“不管怎么說，我們還是上海人”的自慰與自憐成為他們共同的特征，也就是都市特征。
　　從《闖蕩都市》到《搖滾青年》，再到《大上海沉沒》，其創作的時間不論先后，但其中都流貫著一種由“都市的鄉村”到都市的現代化的轉化，也就是說，由故事延續了“勾欄瓦肆”的市井氣，充其量也就是市井文學，向表達現代城市的故事轉化，現代都市才原形畢露。
　　　　　　二
　　隨著社會的信息化、現代化，都市文學中的“都市意識”受到了更多的外來文學觀念的影響。都市題材的作品一直籠罩著現代派藝術的陰影，對都市的反省，對都市生活的厭倦和逃避，超越都市的愿望等等，便構成了“都市意識”的核心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都市文學的這種思想主題也是在反省現代都市的生存狀況。事實上，都市總是外在的異己存在，人永遠無法把握住它那無邊的空間。于是，對都市的質疑與嘲弄，乃是一種更加切近后現代性的“都市意識”，它與當今中國處在巨大反差和錯位狀態中的都市情境無疑更加貼近。比如《城市獨白：不安的視線》就表現出了這種似是而非的“都市意識”和勉為其難的都市感覺。在小說中，都市作為一個武斷的居所——家，既不是溫馨的角落，也不是永久的歸宿，它是女人的牢籠，男人的暫時領地。生長于都市中的男女們都難以忍受都市的生活規定，于是，他們總是企圖越過都市的制約。這樣，他們就只能在都市空間四處漂流……小說非常真切地揭去都市生活的美好面紗，露出它令人窒息的本質。因此，《城市獨白：不安的視線》的都市故事，整個來說是“反都市”的精神漂流的故事。作者非常直率地寫出了都市的本真，即現代都市人的“家”的危機。一個表面和諧的家庭，某天由于一個不速之客的來臨而趨于破裂。那個號稱詩人的趙逢中四處流浪，他不僅僅在祖國各地游蕩，也時常在城市某個家停留。這是一個職業“第三者”，他見縫插針，游刃有余，足以表明城市里的“家”的相對性。當然，作者并沒有簡單處理“家”，相反，“家”是現代城市人無法拒絕的居所。因而，“漂流”卻又并非到處野合，四面出擊，隨便掠奪。漂流是一種狀態，是一種內在的超越性需要，它是都市生活必要的浪漫精神。因此，逃離家，逃離城市不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城市白日夢。與其說那個詩人是個闖入者，不如說是“我”想象的對象化，是“我”的內在的精靈，是“我”對家的一次想象逃離。流氓——據說是一些沒有家的人，而文化流氓不過是一些有文化而不想回家的妄想狂。由此可見，這里所謂的“都市意識”，已經蛻化為都市表象，不斷地沖出家庭，不斷地侵入他人的家庭，這就是婚姻生活的側面，這就構成現在城市男女的日常生活。對這種都市表象的書寫，就構成了都市小說的特征。
　　從情感主義的懷抱艱難退化，導致本土化生活境遇愈來愈失去生存的土壤，使后現代的時代氣息日漸濃郁，又是另一種都市現象中的“都市意識”。現代都市類似局外人的“城市孤獨感”與欲望橫流的周邊環境，是一種具有強烈反差的都市鏡象。把這二者放到對立的二元關系中來表現，那種尋找“精神家園”的現代主義意識，與懷念傳統社會的情緒相混雜，就給人一種文化變異的感覺。《重疊影像》中那種多視角、多結構的敘事，是現實與幻覺、高尚與卑下、生與死的最大限度的混淆。作者為此力圖制造一種城市生活的虛幻感。生活的不真實感，是揭露欲望的虛假性，給出當代城市生活一種“后狀態”情況。喬亞是一個城市的蟄居者，多少抱有古典情結的“后知識分子”，然而，他身上的“文化”也還若有若無，他周圍則是一群利欲之徒。力這個有著一雙迷人眼睛的男子，他對靜投去溫情脈脈的注視，也迅速為簡明扼要的床上運動所消解。那些死去的女性卻又復活，不過是重復出現的性幻覺而已。都市里已經沒有愛情，只有誘惑和勾引，就連力這種多少還有浪漫情調的男人，也在為情欲奉獻他最后的一點勇氣。顯然“文化”正在這個城市里變成欲望之流，“待”也變成商品，王本、趙紅紅和那個披肩發不僅僅是這個時代的文化掮客，同時也是這個時代文化的葬送者。而喬亞反倒像個文化守靈人，在當今時代落落寡合，為那些莫明其妙的死亡訊息和失蹤或復活的女人所困擾。文化死亡與欲望的橫益正是城市末世學的互為因果的注腳。城市充滿性愛游戲，偷情和冒險的歡樂，而文化正在默默死去，這就是后現代時代的都市奇觀。作者在對這種變異的都市文化進行描寫時，把人物推到錯位的情境中加以漫畫化的表現，以此嘲諷城市，也就在創造一種都市奇景。
　　如果說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現代主義的流風余韻還糾纏著“都市意識”的話，那么，九十年代初的都市小說則顯得輕松自如，回到更為單純的生活事實中去了；如果說前兩部作品還僅僅把城市看成一種外在框架和文化揮灑的話，那么，《雨過天晴》則把隱蔽得很深的“都市意識”給揭示了出來，擺脫了“都市”的困境，就使都市生活具有了巨大的構成力量。盡管從思想底蘊看，道德淪喪和虛假偽善構成了都市人的基本行為方式，但《雨過天晴》里卻企圖不染污泥，是一批唯一有“自我意識”的人。然而他們也只能在想象中超越自我罷了。雖然這部小說看上去依然是對市井生活原始記錄式描寫，諸如破舊的街景，修車子，個體飯館，市井男女們的野合、打斗，以及他們改邪歸正和一些情感糾葛。阿毛這個備受虐待的底層青年，以對父親的一次未遂謀殺的行徑度過五年的監獄生涯，他那勞改釋放犯的身份使他令人生畏。作者細致刻畫的是他對兩個女人的感情態度，令人驚奇的正在于，這個淪落為生活最底層的窮光蛋，卻有著溫情脈脈的艷遇，更加不可思議的是，他對到手的女人還有所不滿，對那個賣報的姑娘想入非非。在誘人的肉欲和清香的蘋果味之間，這個勞改釋放犯展開了微妙的心理活動。正是這種心理活動，無意中觸及到了有趣的生活情景，人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放棄超越生活的夢想。象阿毛這樣的“市井無賴”，也有他對生活所懷的精神祈求：阿毛所迷戀的那個女人白雪，她終究走向城市，她是城市的精靈，她在那個小街上賣報不過是暫時棲身于市井，而阿毛對她的向往，對那種蘋果味的迷戀，乃是市井對都市的向往。這在某種意義上來看，它表明那些對命運生存之類的本源進行深度思考的困窘，實際上支撐小說敘事的是那些簡單的生活狀態，那些潦草的街景、欲望化的場面構成的城市和市井形象，這是一次對市井生活的告別式的書寫，它表明市井在它的原始化碼（阿毛之流）那里也已失去了意義，這是一片終究被遺棄的街景。
　　顯然，“都市意識”在八十年代后期以來的文學實踐中，有著不同存在的方式，它既有都市表象的生動寫照，也有變異的都市文化對傳統都市文化的擠壓，還有深層次的現代都市意識企求，但不論是以何種形態存在，其多元的都市文化情境給人們造成強烈的感覺沖擊，對都市的厭倦揉合進表象的書寫和嘲弄的風格，使當代都市小說的“都市意識”更加接近后現代性。
　　　　　　三
　　改革開放對中國都市發生的那些最新奇的變化，是新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化，都市的白領階層就是隨著這股改革大潮大量涌現的。都市的白領麗人是一群時尚、浪漫、欲望、勢利之流，他們是有技能、有機會的一群，他們可能會出一些麻煩：與老板的關系，生活的環境，家庭、情感糾纏等。他們不是底層的、淪落他鄉的打工者，也不是明火執仗的黑道人物，他們對目前的一切基本上是滿意的，所煩惱、所講求的僅僅是一種“舒適度”——心靈的，感覺的和生活上的。因此，他們那別具一格的生活情狀，男歡女愛的浪漫情調，如歌如訴的清雅嬌媚，瀟灑感傷的精神狀態，都具有了準資本主義的特色。如張欣的《如戲》就讓我們感到，欲望是無法滿足的。人的欲望是多種多樣的，有物質的、精神的、低級的、高級的。當各種欲望同時向人涌來時，它們往往相互拆臺，相互顛覆。佳希曾被藝術家蔡豐收迷倒，她喜歡藝術家蔡豐收。豐收下海一身俗氣之后，她厭惡了。然而，在她的心靈深處，她既想享受金錢的瀟灑，又想享受藝術的優雅。而這二者是不可能同時得到的。在一種欲望無法滿足的時候，佳希走向了找情人的境界。其實，佳希找情人是必然的；她能從豐收那里得到金錢的瀟灑，從匡云濃那里得到藝術的優雅。同樣必然的是：情人夢的破滅。佳希的情人夢，都因為其它欲望——或為高尚情操，——或為現實利益——所包圍，所纏繞，而最終走向悲劇。不是別的，正是欲望自身制造著欲望滿足鏈的斷裂。人的尷尬由此被判定：人總被各種欲望包圍著。你越想滿足便越不能滿足。你要滿足欲望必然犧牲欲望。這就是都市的一種新的生存狀態，新的都市狀態與都市文學的新形態是同步的。
　　顯然，欲望不僅受到個人其他欲望的破壞，還受到他人的欲望的破壞。自我欲望與他人欲望時時處于顛覆與被顛覆的關系之中。這種關系常常被作者化為耐人尋味的故事；如《首席》中飄雪和夢煙，她們本來只是兩個好朋友，既互相幫助又互相爭奪。……人們的心身都一直處于緊張的作戰狀態。但在另一個場合，作者又反復瀉渲廣告公司業務部職員間相濡以沫，相互慰藉的那份親和、親情。人際關系上，業務部外冰天雪地，業務部內和暖如春。小說特意安排一場閑聊，讓人物抒發那一點點真誠、一點點情感、一點點詩意。就是說大的框架是競爭，小的情節是詩情。然而當人物都靜下來沉入內心的追問時，人生的價值、意義凸現了出來，小情節的意蘊便彌散開去，小情節吞食了大結構。這樣敘事一直洋溢著濃郁的浪漫情愫，那些男歡女愛的故事帶著青春的嬌媚、都市的熱情和港臺的風情，如歌如訴，流暢清俊。那些女主人公大都優雅多情，纏綿而執拗，總是處在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困境之中。與那些高雅執著而守身如玉的白領麗人相匹配，小說給她們安排了一些堅硬冷峻，苦大仇深的猛男勇夫。這些都市里的不安定分子卻令那些白領麗人情有獨鐘。美女英雄的模式被一些城市犯罪和黑社會的事件包裹，溫馨浪漫且又驚險橫生。顯然，作家對城市這種新的生活現象的敏銳感受，對職業婦女命運的熱切關注，敘事中暗藏的反諷機鋒，以及流行時尚和術語的隨時嘲弄，使這些伴隨著都市的白領階層出現，描寫白領階層的小說不失鋒芒，頗有銳氣。
　　現代都市的白領男女，追求的是另一種生活方式，是“貴族”式的生活形態。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小康生活已經不再讓人心滿意足，奔大康才是這個時代的新理想生活。于是，大康族亦或貴族生活，成了一些都市人所仰慕、所刻意追求的生存理想。對大康族的生活人們也投去艷羨已極的目光，對這種生活的表現似乎不再陷入矯情的尷尬，而是在展示一種期待已久的奇觀。比如《單身貴族》中的許前飛、賴明無疑是現代都市中最時髦的“大款族”，他們駕著豪華轎車，拎著大哥大，出入賓館酒店，上宴席或下舞廳，周圍仕女如云，調情搓麻，快活瀟灑。作者在展示單身貴族的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在描述商場和官場的應酬周旋。對官場的怨而不怒的譏諷與商戰的明爭暗斗相配合，使《單身貴族》堆滿了各種現實經驗，它不僅趣味橫生，而且在提高著一種新的經驗，或者說它表明小說又回到日常經驗。《單身貴族》敘事明晰而舒暢，對男女之間的暖昧關系也刻畫得十分老道，它為那些官場的周旋斗爭增添了誘人的色彩。《單身貴族》制作了這個時代的城市奇景，一種超前的都市意識，它是一種誘惑、許諾和慫恿，這是這個時代如期而至的精神鏡象。這種精神就是一種欲望化的表象構成這個時代生氣勃勃的生活景觀，也就是一種新的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學。
　　　　　　四
　　“城市痞子”，無業游民以及處于生活底層的市民，又構成了都市另一族類的生存形態。這些人攜帶著個人的原始需求步入社會，他們的行為準則，他們的自我形成，以及反抗性沖動的自由發揮，都形成了純個人的經驗。這些人在社會中沒有確定的位置，他們既有懷著不能進入的嫉恨，又有帶著逃避的蔑視，因而他們注定是“邊緣人”。他們滿嘴粗話，開口粗痞，對那些一度令人熱血沸騰的神圣格言和標謗時髦的流行術語冷嘲熱諷，指桑罵槐。他們不只是口頭革命派，而且身體力行。作家以此來構造富有挑戰性而又富有觀賞價值的“城市話語”，無疑是當代都市文學中的又一形態模式。當然，談及這一話語，不能不涉及王朔的都市小說，他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頑主》、《過把癮就死》等，寫的都不是循規蹈矩的正人君子。這些人不是干著敲榨勒索的勾當，就是玩弄倒買倒賣的冒險游戲，或興妖作怪，渾水摸魚，或厚顏無恥，膽大妄為。這些“無業游民”事業無望，無所希求，也不存幻想，對什么都看穿了，因而信奉“說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錢來是真的”。于是，在社會轉型之際，率先“下海”，開始“空手套白狼”，不擇手段地攫取金錢。他們在當時方興未艾的市場經濟潮流中應運而生，這些“個體戶”或“倒二爺”，構成了八十年代中國最新奇的“城市街景”。他們表征著另一種生活方式和新的生存狀態，對于依然生活于制度體系內的中國人來說，他們是一種誘惑和奇跡，而且還是一種邪惡和威脅。然而，這些“無業游民”、低文化層次的、毫無道德修養的“流氓無產者”的行蹤，到八十年代后期，則不再冒險地追獵金錢，而轉為玩世，或欺世盜名，瞞天過海，或油嘴滑舌地“侃”大山，直把一個美好的世界“侃”得光禿禿的，連最后一點真誠也被他們“侃”掉了。于是，他們為了混淆是非，就把高雅的與粗俗的、高尚的與卑鄙的、真誠的與虛偽的并置，把美好的與丑陋的、正義的與邪惡的、圣潔的與污濁的同視，使有價值的東西被無價值的東西所嘲弄，所調戲，所消解。這些人通過他們的行為將原來的價值體系拆卸得支離破碎，在不動聲色的“調侃”中完成了顛覆，個人利益變成了行為軸心，利己主義成為最高原則。當這一切都被消解之后，這個原則兀立在精神的曠野上，女人出賣臉皮和貞操，男人拍賣尊嚴和人格。這就是作者對這個時代規模最大的城市景觀，對這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和生活狀態的一種最精當的表述。
　　如果惡也能推動歷史前進的話，那么，赤裸裸的生活欲望，也能使粗鄙的城市街景變得更加生氣勃勃，捕捉住了當今那些為商業主義粗暴洗禮過的城市生活外形狀態，更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何頓的《我們像葵花》、《我不想事》、《生活無罪》、《弟弟你好》，無論是一群“沒有故事”的群落，還是一群有“故事”的社會低層眾生相，都無一例外地寫出城市小市民的生活，準確地說關于處在原始積累階段的城市無業游民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故事。這是一批處于比較窮困潦倒，或剛從監獄里放出來（抽子），或是無所作為的小學教員，再就是發了點財的小老板。他們既對在公有制的體系內生活毫無興趣，象逃脫牢籠一樣逃脫“鐵飯碗”的困境，又急迫需要“脫貧”，恨不得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富翁”。于是，坑蒙拐騙，偷稅漏稅，違法亂紀，黑吃黑就成了他們的基本生存之道，小說表現當今中國原始積累階段的商場黑道，雖無港臺的黑社會兇猛驚險，但卻具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征。而且其主角經常是中小學教員，他們對所謂“人類靈魂工程師”的頭銜，棄之如蔽履，對成為小商人則趨之若鶩。這就深刻地表明：這個社會的最基礎的文化秩序業已崩潰，而對金錢的奢望已經成為人們全部的生活夢想。作者表現這種生活的外形狀態，或原始的外形狀態，是純粹的生活之流。那些男女憑著本能生活，只為自己生活，沒有信條，不需要任何規則，別人指斥他們為行尸走肉，可他們自己卻生活得很快活，瀟灑走一回，過把癮就死，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狀態。在九十年代中國深入商業化的歷史背景映襯下，這種生活狀態顯得尤為真實。
　　對商場，男女之事和城市暴力有著驚人的表現，已經構成九十年代都市文學最生動而富表現力的動向。一大批年輕的作者迅速崛起，他們對商業社會新的生活形態有著特別敏銳的感覺。比如《凸凹》、《晚報新聞》等。前者對城市男女之間的暖昧情感，相互誘惑和逃脫的困境刻畫得淋漓盡致。這樣既能見出作者敘事筆法精細銳利，又隨處可見觀賞性極強的場景。對情欲的處理乃是這個年代小說無法回避的難題，某種意義上它足以見出作者的非同凡響的藝術才能。那種機智的妙趣可以恰如其分填補成人讀物的空白。后者則是一次對城市的暴力和情欲的巧妙書寫，把晚報新聞不斷拼貼進小說敘事，就制造了一種緊張而似真的效果。顯然，這個時代的生活已經沒有內在性，人們在為脫貧所困擾，為暴發所慫恿。作家抓住了這個時代的趨勢，把這種混亂不堪而又生氣勃勃的生活性狀不加雕飾呈示出來，把那些赤裸裸的俗望，那些尋歡作樂或偷雞摸狗的情形表現出來。就構成了九十年代都市小說敘事的閱讀焦點。作家抓住了并制作出這樣一些具有觀賞價值的欲望化的表象，就足以支撐起小說敘事。而這些欲望化的表現又恰好準確概括了這個時代的生活面貌。所以，純粹觀賞式的閱讀期待，不僅能促進小說敘事對觀賞場面的強調，而且還能促使都市文學的發展。＊
　　
　　
　　
小說評論西安63-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胡良桂19961996 作者：小說評論西安63-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胡良桂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0: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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