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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以后，都市文學創作基本上處于冷寂狀態。由于都市民間價值的虛擬性，它不象農村民間文化具有相對穩定的價值取向和較為長遠的歷史傳統，也不可能象農村題材創作中的民間隱型結構那樣，以生動潑辣的生命力和自由自在的美學風格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抗衡，所以，五十年代以來的大陸文學創作中，都市文學是最薄弱的環節。有兩部長篇小說似乎還值得一提：《上海的早晨》第一、二部和《火種》第一部。嚴格地說它們都不是純粹的都市小說，只是用現代都市作背景寫一段革命歷史或政策。它們所涉及的都市風，也只是陳舊生活場景的再現。到了上海的柯慶施強行推廣“大寫十三年”的創作時代，一些拔苗助長的工人作家寫出的“都市小說”，都成了階級斗爭的通俗宣講教材。
　　都市小說之不興，主要是都市民間價值的虛擬性所致；但作為都市文化的民間性依然是存在的，它主要體現在私人生活空間的存在。由于都市人口的復雜多變，每一種層次的家庭都有自身的家族背景，這些家族背景又是與某些城市區域和城市職業聯系在一起，形成他們自己的私人社會空間。特別象上海這樣的大都市，幾乎包容了各種省份地區、各種社會層次的人群生活方式，沒有一種人群可以單獨作為上海人的全權代表。這樣一些私人性質的社會空間，在生活方式及其價值上，既有傳統民間價值取向的痕跡，又有現代都市人的生活特征。舉一個文學上的例子，王安憶的《文革軼事》是寫文革時期發生在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一個資本家家庭的故事，在這個家庭里，男人們都因為革命而萎縮了（象征了專制時代政治對民間的專政），但一群女人（不同年紀，不同身份）和一個來自別的階層的男人卻整天聚在一起昏昏然地講過去的電影故事和舊式都市生活經歷，以至發生了男女間隱隱約約的曖昧之情。故事象一枚放大鏡放大了文革時代都市中另一個被遮蔽的生活空間：這里不講革命、不時興破四舊、不唱樣板戲、也不交流學毛選的體會，這里的男女完全生活在另外一個與時代隔絕的話語空間里，他們不是反對、批判或者嘲諷那個時代的主流話語，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態度，盡管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回避抄家、批斗、上山下鄉等中國式的災難，但他們可以在某一個生活空間里完全拒絕這類主流意識形態，用他們所熟悉、喜歡的民間方式取代之。我把小說所描寫的這類純屬市民私人性質的話題視為都市民間的一種特征，是因為這些話題與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的私人話題完全不一樣，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經歷著一個由迷茫而自我詰難，由懷疑而深入思考，進而討論、爭辯和驚醒的過程，完全是知識分子精英式的廣場立場，這才產生了遇羅克、張志新等一系列思想解放運動先驅。都市民間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與主流意識形態協調成平行的關系，即使在文革時代，民間處于無層次平面狀態，它仍然能夠在私人性的空間里慢慢生長起來。當然王安憶是在九十年代寫出《文革軼事》，文革時代是不可能出現這樣表現私人空間的文學作品，但象這樣潛隱在民間的私人空間是確實存在的。隨著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人口又開始出現了新的流動，帶有雇傭性質的勞動力市場使個人的勞動力使用和勞動力維養成為兩個絕然分開的領域，市民私人空間合法化并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才有可能使都市的民間文化形態和都市文學的民間性真正成熟起來。
　　都市民間的再現是以“張愛玲熱”為標志的，這并不奇怪。如前所說，張愛玲在溝通五四新文學的知識分子立場和傳統都市通俗小說方面以及在文學中表現都市人的亂世情結、物欲追求和私人空間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后來人很難具有象她那樣身臨其境的生命真實。八十年代初，由于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介紹，張愛玲重新引起了中國讀者的注意，但僅僅在一些學者中間流行，他們在夏志清的影響下開始對她的作品作分類學上的研究。與此相應的是，上海一批女作家開始注意到“文革”以后資產階級家族“中興”的故事，她們描寫這些家族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沉浮，描寫資產階級家族和工人市民家庭之間的隔閡和溝通，甚至描寫資產階級家族的形成史和發展史。因為要描寫舊式家庭的生活故事，就不得不從知識上返回舊上海的都市場景和生活方式，作家的注意力就開始轉移到一些從意識形態的縫隙中生長出來的民間信息。這些故事也寫到“文革”，卻沒有一部是以控訴為基調的“傷痕文學”，作家們對描寫對象所抱的同情表現得很有分寸，并用嘲諷的態度寫出了這些人的怯懦、無能和自私。這種表現方法在無形中逐漸消解了“二元對立”的傳統創作模式，將原來的“控訴”型“批判”型話語轉向了主流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立場以外的民間日常生活描寫。不能排除這些創作模仿張愛玲的潛在因素，但從當時的條件限制，女作家們對張愛玲的理解僅止于對舊上海貴族生活場景的表現而沒有抓住張愛玲為都市小說提供的真正靈魂，本來，抓住時代大動蕩特征及其給一些家庭和個人命運帶來的變化，同樣能夠表現出張愛玲式的“亂世”精神，現在卻與此輕輕地擦肩而過，即使對歷史與家族命運的描寫，也多半停留在概念的圖解上，因而這些作品中的民間意識仍然相當薄弱，并能夠獲得主流意識形態的容忍和好評。
　　九十年代初，張愛玲的作品開始進入商業性的文化市場，成為都市里的流行讀物。與張愛玲一起走紅的還有一些同樣被排除在現代文學史著作里的作家：沈從文、周作人、林語堂、徐志摩和錢鐘書，這里除了《圍城》是緣了電視劇推廣以外，大都是靠其文字自身的魅力。尤其是那種公然宣稱循世和閑適的小品文與張愛玲更加市民氣的散文隨筆，為正在被現實苦境糾纏著的都市青年提供了一個逃避的話語空間：前者是為知識分子逃離廣場尋找心理平衡的籍口；后者是都市市民的欲望被擴張開去，無論是逃離還是擴張，都代表了知識分子向民間立場的轉移。這些文學作品與許許多多非文學性的流行讀物一起陳列于都市的街頭書攤，成為都市民間文化的景觀之一：現代讀物。這個概念是筆者于1988年在香港考察都市文化現象時提出的，當時大陸尚不流行，幾年后，筆者在一篇談香港文學的通信里提到它的定義：
　　這是一種相當寬泛的概念，它可以包括各種各樣的品種，有知識性讀物，有消閑性讀物，自然，也有文學性讀物。他們大都是作為商品而投入讀者消費市場，但與教科書、政治文件、專業文獻等書籍不一樣，與純文藝作品也不一樣。純文藝和通俗文藝之間的界限有時并不那么清楚，特別是進入了商品社會以來。但是藝術觀念的區別，寫作方式的區別，以及審美口味上的區別，仍然是存在的。我這里界定的“讀物”之所以不包括純文藝，是因為“讀物”在現代社會中不是一種與現存社會制度相對立，進而盡到現代知識分子批判責任與使命的精神產品，也不是一種民族生命力的文化積淀，并通過新奇的審美方式表現出來的象征體，更不是憑一己之興趣、孤獨地嘗試著表達各種話語的美文學，后者林林總總，都以作家的主體性為精神前導，與現代社會處于潛在的對立之中。或可以說，純文藝是知識分子占有的一片神秘領地。然而讀物，它的存在是以現代社會的需要為前提，它將幫助人們更適宜地生存。這種幫助也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實用性的生活指南，也可以是消閑性的精神消遣。……純文藝（包括純學術）的讀者市場大幅度減少，成為一種精神上的奢侈品；而讀物堂而皇之地接管了所有的各個社會階層的讀者，與影視文化、流行音樂鼎足而立，左右了現代文化消費市場。
　　雖然當時筆者還沒有研究都市民間的理論，但對于“現代讀物”的認識中已經包含了這層意思，“讀物”包括現代社會中所有的流行文字、圖書和報刊，從體裁來區分，由淺到深可以分以下幾類：一、連環圖畫和漫畫，它包括圖文并茂的生活類指南、兒童連環畫、各類畫報、圖冊、一直到類似蔡志忠漫畫；二、周刊、小報和各類報紙娛樂、體育性副刊；三、各類通俗性消遣性文字書籍，包括黑幕新聞、名人遺事、星相八卦、生活指導等等；四、文學性作品，包括故事、隨筆、小品、以及通俗小說。這里并沒有將“讀物”與通俗文學等同起來，但“讀物”包括了用文學手段來包裝的通俗故事。有些很不錯的文學作品，如《廢都》《曾國藩》等，一旦用通俗讀物的方式來包裝，也就加入了現代讀物的行列。
　　如果換一種角度來分析，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所謂高雅的文學性作品，不過是為了滿足文化層次較高的市民消閑心理。以人性的三大欲望而言：一、權力欲望，這是男性社會的主要沖動本能之一，在中國，作為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文化積淀尤為深刻，有作為的男人們的日常消遣主要就是演習爭權奪利和爾虞我詐的生存本領。在現代都市里，市民們不可能直接參與政治權力的角逐，所有的聰明才智都使用在單位里的人事糾紛、商場里的不正當競爭、以及里弄街坊間的鄰里之爭，一大批讀物正是為適應市民多層次的需要而出現的：從各種“厚黑學”、政治笑話、處世公關，到政治黑幕秘聞、政壇人物回憶錄、政治人物傳記，一直到武俠小說、宮闈斗爭、歷史演義和《曾國藩》一類的歷史小說，形成一個由淺入深的完整系列。二、物質欲望，這是現代都市里剛剛興起的話題，自從股票、房地產等投機性事業開展以來，一陣一陣的發財潮刺激了都市市民的瘋狂欲望，從讀物的范圍看，高層次的作品不多，但低層次的讀物則從生活類指南、炒股指導、發財秘訣到梁鳳儀的財經小說、商界巨頭的傳記以及伴隨商業明星的成功而來的現代消費指南等等，應有盡有。三、性愛欲望，都市人的性愛生活早已遠離樸素、真純的人類愛情方式，各種權力和物質的欲望支配了人們的性愛生活，人的正常性愛要求被壓抑在層層都市文明底下，只能被扭曲和變態地表現出來，一些現代都市文明的象征性標記，如咖啡館、舞廳、卡拉ＯＫ、夜總會、甚至連一些餐廳發廊浴室都可以成為色情欲望的代名。作為現代讀物，它不能不表現市民的這一欲望：從粗俗的層次說，各種色情畫報、文字到性學大全之類，稍高些的層次，是夫妻知識、家庭保健、以及各種女性雜志和女明星的桃色新聞，再高些的層次是用文化包裝起來的《素女經》之類的傳統房事讀物，再上去是瓊瑤、亦舒等通俗言情小說和外國色情小說，最高層次還有勞倫斯、昆德拉、《金瓶梅》之類文學性作品，亦自成一個完整系列。除此以外，還有都市人各種心理折射出來的心理欲望：如命運欲望、女權欲望、兒童教育欲望、休閑欲望等等，自成體系地構成完整讀物系列，來滿足各層次的都市人的閱讀需要。從這個層面來理解，大多數文學性讀物僅僅是都市人各類欲望的派生物，并沒有獨特的審美意義存在，這與純文學作品有本質的區別（只有極個別的例外，象勞倫斯、昆德拉的小說，在讀物和純文學兩個領域里同時承担價值意義）。
　　在龐大復雜的現代都市民間文化領域中，現代讀物只是其中一個部落，而文學性讀物又是這個部落中代表了較高層次的部分。知識分子雖然參與其間，但為了遵循商業市場的成功，就不得不遵循“讀物”的規律。其創作立場、審美功能及讀者接受方式，都有所變化，娛樂性商業性取代了原創性，作家特立獨行的人格立場被包容在民間藏污納垢的恢然世界中。以賈平凹的《廢都》為例。這部作品無疑屬于現代讀物中的翹楚之作。在創作立場上，它也包含了知識分子社會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嚴肅內容，而且其批判的深度是賈平凹以前的創作所不及的，但是在表述這些內容時，作家則采用了非知識分子化的民間立場：其一、他以采風形式在小說里插入了大量的政治民謠、順口溜和社會性傳聞，用民間的口傳文本來表達知識分子立場；其二、他對知識分子在現實環境下感到無路可走的苦悶和自暴自棄心態雖然揭露得相當尖銳，但也不是持“抉心自食”式的知識分子反省態度，而是采取了浮浪的性游戲的宣泄，知識分子連一個崇高的懺悔形象也不是，只是在放浪形骸中實現自我消解。在審美功能上，它的大量潛文本都來自中國傳統民間讀物，許多陳舊的審美手段甚至語言方式對小說產生了過多的影響，這些傳統民間讀物在都市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失去了實際價值，只是一種虛擬的價值取向，它們過多地從小說文本里浮現出來，反而造成作品與現實的隔閡。其實，對知識分子由政治絕望轉向性的變態追求的文學表現，并非自賈平凹始，遠的不說，米蘭·昆德拉的小說就表現過類似的主題，昆德拉小說的中譯本和賈平凹的《廢都》在許多地方有異曲同工之處，所不同者，昆德拉寫的是東歐的事，但一些對社會政治的思考能讓人生出強烈共鳴；而《廢都》寫的雖是近事，其情趣則讓人感到遙遠得很，那就是潛文本里透出來的令人生厭的混濁之氣所致。在讀者接受方式上，《廢都》也改變了賈平凹原來的讀者接受心理，賈平凹是個農民出身的作家，從小接受了農村民間文化的熏陶，這在他用文學方式來表現農村世界時，有些民間的隱型結構仍然能派上用場，如“換妻”模式，就成了他表現農村主流意識形態時的民間包裝；又如他對商洛地區民風民俗的描寫，形成了他的散文作品特有的優美風格，并且掩蓋了早就存在于他的作品中的粗鄙化傾向，他的讀者主要是都市青年，就好象都市人到野外郊游，覺得處處是佳景，誰也不會注意到風景背后的粗鄙簡陋；可是一旦賈平凹寫起現代都市的時候，這些傳統民間包裝的優勢再也無法展示出來，再加上使用了讀物文化的促銷方式（如大肆宣傳其性描寫等），在都市青年看來不但沒有現代都市的精神，反而處處暴露了農民的粗鄙特征，所以原來對賈平凹的作品抱有“美文”期待的讀者心理因此破滅，尤其是從新文學傳統的知識分子立場來看，這種失望更加明顯。
　　《廢都》自然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從《廢都》的變化可以看到都市文學如何由高雅的精英文化向粗俗的讀物文化轉化：一、都市文學轉向讀物文化的過程也是高雅的精英文化發生自我蛻變的過程，有一批作家從都市文學中分化出來，游離了主流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精英立場的“二元對立”結構，在都市民間尋找新的立足點，這使都市文學的結構趨向復雜多樣；二、現代讀物文化也是多層次的，從最低俗的聲色犬馬文化，到較高層次的文學藝術性讀物，其承担的功能并不一樣，在較高層次上的讀物，依然需要有知識分子去參與，以滿足文化層次較高的一部分讀物對象；三、即使象賈平凹這樣較為優秀的作家，當他向讀物寫作轉化的時候，他仍然需要放棄一些原有的知識分子傳統，改為民間的方式表達自己，但由于民間在現代都市的價值虛擬性，它已經不可能如農村民間文化那樣富有生命力，因此無論是對舊通俗文學文本的摹仿還是舊生活方式痕跡的再現，都不可能真正傳達出現代都市的精神。賈平凹為此付出了代價，是值得重視的。
　　現代讀物無論是為了滿足現代市民的哪一類欲望，其實都是以讀者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這方面的滿足為基礎的，讀物僅僅是起到一種精神替代的作用，這種精神替代對讀者來說屬于個人隱私，并以擴大這類純屬私人性質的閱讀空間來滿足都市人做白日夢的需要。現代讀物文化與影視傳媒文化、流行音樂文化一起建構起現代都市文化的民間世界，它們的出現，使都市在現代化進程中分化出多層次的文化，以取代文化專制主義時代主流意識形態直接控制都市市民的文化狀態。從這個意義來說，現代讀物文化有它一定的革命性。但從長遠的角度看，讀物文化對知識分子的精神啟蒙也是一種有力消解，它是以擴大現代市民個人隱私的卑瑣情懷來抵消崇高理想，使人們在自我白日夢中得以陶醉，放棄對現實世界的改造和批判責任，來適應日益技術化的現代經濟社會。在西方發達的民主社會里，現代讀物往往起著使人們無形之中自動放棄民主權力的功能，它仍然起到了專制社會想起的作用。
　　所以，知識分子對讀物的參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香港，知識分子常常為了生存而參與讀物寫作，但他們從不將這類文字當作文學作品或個人著作來看，筆者曾訪問香港文壇宿耆劉以鬯先生，他說起自己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從事讀物寫作時總是一把辛酸淚，決不承認這些讀物為他的作品。在這些香港的嚴肅知識分子看來，文學是文學，讀物是讀物，兩者不可混淆；而在大陸，隨著商品經濟和都市文化的發展，讀物的迅猛發展吸引了大量名作家加入讀物的寫作行列，這本來也是自然的現象，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大陸有不少作家以為凡是自己寫下來的一定會是文學作品，認為自己有幾付筆墨，能俗能雅，還容不得別人批評。這就有些可悲。現代讀物在都市文化中自有其應有的地位，但不是文學上美學上的地位，更不是知識分子的價值所在。知識分子通過參與現代讀物的寫作，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讀物的品味，這也不過是滿足了一部分較高層次的文學性讀物的要求，而且必然會付出一些代價，這是不能回避的。
　　但是有一種例外值得注意：即前面所舉的一些文學作品在讀物和純文學兩個領域里同時承担價值。如勞倫斯、昆德拉、納博科夫的小說，在純文學領域自然有其重要價值，尤其在展示人性的深度上具有經典的意義，但它們在現代都市流行文化中獲得了另一種解釋，有關性愛的描寫，有關人生的哲理，都被引申出通俗的意義；還有些原來屬于純文藝的作品，但為了促銷也當作現代讀物來包裝，如前面所舉的周作人、林語堂、張愛玲等人的作品，均屬此類。這些具有多重性含義的作品，本來就該作多重的分析，既可以從思想藝術的角度分析其人性開掘的深度；也可以從世俗的角度來看其展示人性卑瑣的一面，甚至可以從庸俗的角度對其作出歪曲性的理解。但無論怎樣，其作為現代讀物的功能，與其在文學上的價值不能相提并論。以張愛玲為例，她的作品在讀物市場上所受的歡迎，并不是她的一些比較優秀的小說，也不是學術研究，主要是她的那些展示私人空間的隨筆，這些談吃論穿的小品正好迎合了現代都市市民要求擴展私人空間的精神需要，一些所謂“小女人散文”的盛興，正是張愛玲式文字的血緣遺傳，這當然也有它存在的意義，但如果把這些文字看作是張愛玲的全部美學價值的證明，那也確實污辱了這位現代都市文化的開創者。
　　當代都市文學創作中的民間形態是個比較復雜的現象，現代讀物不過是其中一種形態，由于它與都市通俗文化的聯系密切，所以與知識分子的原有傳統處于較為對立的地位，知識分子對讀物寫作的參與多少是一種自我背棄行為；但這并非是知識分子參與民間的唯一途徑，有些堅持純文學立場的作家們在反省了知識分子的傳統以后，也有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吸取某些都市民間形態的內容，擴大都市文學的表現空間，使現代都市文學從張愛玲以后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注：本文是作者撰寫的長文《民間和現代都市文化》第五部分。前四部分發在《上海文學》第10期，可供參考。
　　
　　
　　
文學世界濟南34-38J1文藝理論陳思和19961996 作者：文學世界濟南34-38J1文藝理論陳思和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0: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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