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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5月1日至3日，北京大學為紀念五四運動80周年， 召開了以“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臺灣，以及美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共120多人， 收到論文近百篇。此次會議討論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五四精神、五四傳統的內涵及其歷史意義
　　與會者對五四精神和傳統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討論和闡釋，豐富了這一精神財富的具體內容。
　　五四運動的性質。五四運動是影響20世紀中國發展的重大歷史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有的學者提出，對五四性質的研究有兩種角度，即五四“是什么”，五四“不是什么”。五四運動實際上由啟蒙性質的文化運動和救亡性質的政治運動兩部分組成。而過去對五四運動的民族救亡性質的研究常常過于籠統。段培君（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提出了兩種意義的民族救亡概念：一種是古代意義上的民族救亡，這種民族救亡從發生背景而言與文化危機沒有直接關聯；另一種是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救亡。這是民族生存危機與文化危機同時發生背景下的民族救亡，是試圖通過選擇新的文化、實現文化轉型和中國的近現代化而進行的民族救亡。這是一種新的民族救亡的概念。因此籠統地用救亡和啟蒙這兩個范疇構成的分析框架來概括說明這一階段的歷史是不夠的。閔斗基（韓國漢城大學亞洲史學系）提出，五四運動的性質實際是革命，是為了實現辛亥革命未完成的共和革命，應與辛亥革命一起稱為第一次共和革命和第二次共和革命，它們共同成為中國現代化的起點。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五四運動的恒在地位在于它的文化啟蒙和文化批判。
　　五四精神和傳統。五四運動是一場意義深刻、內容廣泛的偉大運動，對其精神特征和傳統的理解與闡釋也呈多樣性。比較多的學者認為，五四時期提出的“民主”與“科學”是五四運動最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使得她與歷史上的一切愛國運動區分開來，成為中國愛國救亡運動的新的精神旗幟。鄒兆辰（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在對形成五四時期愛國精神的社會心理機制進行分析后認為，五四青年的愛國精神不是簡單的政治概念，也不是盲目的民族主義，而是特殊條件下的社會心理。因此在情況類似的條件下，這種精神會一再表現出來。許全興（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認為，廣義五四精神可概括為愛國精神、民主精神、科學精神、創造精神和奮斗精神。五四新文化運動最本質的東西就在于一個“新”字，創造精神構成了整個五四精神的靈魂。彭明（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提出，“民主、科學是常新的歷史話題。20世紀的舊中國有兩大問題：一是社會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學技術的欠缺。這兩大問題互為因果，制約著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思想家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并且為之奮斗，切中時弊。”丁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分析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的主張后指出，他們提倡的是人本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沖破綱常名教的束縛，發現自我價值。因而可以說，新文化運動從根本上說就是使人現代化，把人從愚昧狀態中解放出來。郭德宏（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認為，“五四精神的內涵非常豐富，可以從不同的方面進行概括，如愛國主義、民主與科學、解放思想、不斷創新、勇于探索、敢于變革、追求真理、理性精神、反帝反封建等等，而所有這些，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學）認為，五四的愛國政治運動代表了民族、國家“集體”求解放、求自由、求獨立的一種需要與精神；五四新文化運動則反映了“個體”求自由、解放的需求和精神。也有學者認為，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是反封建，是批判。但王元化（上海市委宣傳部）、周策縱（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等學者提醒人們注意，“封建”一詞不能濫用，秦始皇以后的中央集權的中國君主專制政體和西方社會的“封建制度”是不一樣的。
　　關于五四時期的民主和科學。朱志敏（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考察了五四前后Democracy譯語的演變， 認為當時在“民主”的譯語上出現了顯著的變化和多樣化的現象，這反映了時人對民主含義理解的變化。而這種變化與一部分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有著不容忽視的聯系。馮天瑜（武漢大學歷史系）以《新青年》為例，說明五四運動的民主訴求是外鑠的、激進的、批判的、觀念突進的和精英式的。這種特征對此后中國大半個世紀的歷史進程發生了重大影響，其優長與缺陷至今仍或隱或顯地呈現。楊國榮（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認為，五四運動前后，在各種主義的引入和論爭中，經過不斷泛化的科學，開始進一步被提升為一種主義，并多方面地向知識、學術、生活、社會、政治等各個領域滲透，它在相當程度上已超越了實證研究之域而規定為一種普遍的價值—信仰體系。緒形康（日本愛知大學）則探討了五四科學主義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關系，認為五四前的科學主義表現為化約主義和一元化的現代性理論；五四科學主義的特色則為解構主義，“以美育代替宗教”和多元化的現代性理論。
　　關于五四的歷史地位。與會者對五四運動給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帶來的影響做了客觀評價。蕭超然（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將中國現代化由器物、制度推進到文化層面，是一次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思想解放與文化啟蒙，而且新的社會政治、文化因素從中不斷增長和提升，進而引起政治的近現代變革，開啟了新舊民主主義的轉換。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或一次政治事件，五四運動有其一定的時限，但它所蘊含或孕育發生的思想認識、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則沒有因之消失。相反，它融入到中國近現代政治發展進程中，為政治發展提供思想資料、認識根據，并參與了對相應政治主體的塑造。石仲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認為，20世紀中國的思想解放歷程是從五四時期開始，五四運動、延安整風運動和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是其中三次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二、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的關系是此次會議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王元化提出，為什么五四時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是反法。實際上儒家還有著民本主義思想和誅獨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卻站在君主本位立場上，實行徹底的專制主義。五四時期反對舊道德舊倫理，而作為封建倫理觀念集中表現的三綱，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所提出來的。五四時期反儒，認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來統治人民，所以竭力攻擊儒家。可是他們沒有看到歷代統治者所行的雜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內法，儒不過是用來掩蓋實際所行的法家殘酷之術。但五四時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對法家加以謳歌，這是令人奇怪的。陳萬雄（香港商務印書館）提出，新儒學的興起和發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密切關系，是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史應補上的一環。他認為第一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具有共性，即（1）他們都是最早接受新式教育， 不同程度鉆研過外國的文化思想；（2）他們對傳統學問都各有造詣；（3）雖然情況不同，他們都是清末民初的革命者。不僅“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與前此的辛亥革命運動在革新思想上有一脈相承的條理”，而且五四時期新儒學的倡導者和奠定者，同樣與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有著同樣的背景。馮崇義（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認為，五四以來的新儒家表面看來比五四啟蒙戰士更深刻地把握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但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超越五四。湯一介（北京大學哲學系）認為，百多年來，在中國文化的發展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古今中西”之爭，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界一直都關注著中國社會如何走向現代、如何使中國文化重振輝煌。從這段歷史中能夠得到的有益的經驗，可以歸為以下三點：（1）在文化轉型時期， 在學術文化領域，學術文化的發展往往是多元的，正是由于有激進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并存，在這三種力量的張力與搏擊的推動下，學術文化才得以發展；（2）百多年來中國文化所存在的“古今中西”之爭， 很可能都是由于沒有正確解決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共性與個性等問題所引起的；（3）中國百多年來的文化發展史說明， 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不僅需要“啟蒙”，而且必須關注現實社會問題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同時也應允許“為學術而學術”、“為藝術而藝術”。耿云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認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陣營對傳統批判最集中的領域是舊的家族倫理制度，因其最能體現封建專制主義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說，反對舊的家族倫理制度，就是反對專制主義制度。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人的解放運動，其目的是要造就獨立的個人，這就必須從解除舊的傳統家族倫理對人的束縛入手。如果說西方的文藝復興首先是從神權籠罩下把人解放出來，那么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在中國的文藝復興則是要把人從舊的家族倫理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孫玉石（北京大學中文系）以《新青年》為個案，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反對“孔教”和孔子之道，提出了三個思考的角度：（1 ）《新青年》的反對“孔教”和反對孔子之道，是在怎樣的社會政治背景與文化背景之下展開的；（2）在《新青年》反對“孔教”和孔子之道的言論中， 是否輿論一律；（3）怎樣全面理解“打倒孔家店”。 這些看法進一步拓展了五四運動研究的視角。歐陽哲生（北京大學歷史系）從分析儒家的淵源流變入手，區別了儒家、儒學、儒教（孔教）三個概念，并從政治文化、倫理、學術三個層面探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健將與儒家、儒學、儒教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新文化運動反對孔教，反對強化儒學意識形態，是對歷史的一大貢獻。新文化運動對儒家倫理的排拒，對“禮教”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缺失的一面，其缺失主要是對儒家倫理蘊含的超時代性、超階級性的合理內核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分析。他在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關系的基礎上，對現代性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也做了嘗試性的解釋。
　　　　　　三、五四時期的人物、社團與刊物
　　盡管五四時期的人物、社團與刊物，是五四運動研究的老話題，幾十年來學界已經進行了大量研究，但此次研討會上，許多論文仍顯示了有關研究的新進展。
　　在人物研究方面，此次提交會議的有關論文有二十余篇，涉及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王希天、朱光潛、顧頡剛、馮友蘭、殷海光、張聞天等。呂明灼（青島大學）、沈寂（安徽大學歷史系）、唐寶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別探討了陳獨秀與儒學的關系、陳獨秀與新文化運動及五四愛國運動的關系、陳獨秀在五四時期的表現與其后來政治活動中的表現的關系，從不同角度深化了關于陳獨秀思想與品格的研究。小野信爾（日本京都花園大學歷史系）通過李大釗對日本報刊的關注和日本報刊對李大釗政治選擇影響的實證研究，認為是二月革命而不是十月革命，使李大釗認知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
　　胡適是頗富爭議而又構成近年研究熱點的一位人物。林毓生（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認為，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之所以能夠持久不變，主要是因為他領會到了西方自由主義主流的政治思想與文化思想在應付政治與文化問題時，確有智慧。但是，胡適對他的立場的說明，基本上是常識層次上的。當胡適為了理論的需要提出論式的時候，由于在思想上沒有深切探索、窮究不舍的興趣或能力，他的常識性了解的不足之處，便顯露出來了。這種不足使得他的論式變得尷尬與混淆。所以，他在常識層次上談論自由、民主的時候，是頗為正確的，但當他倡導科學、倡導自由、民主的時候，基本上是在談“是什么”與“應該實行什么？”很少顧及“如何去實現”的問題。因此，他遺留下來的啟蒙思想，在今天看來，可以繼承的相當有限。周質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通過對胡適與羅素對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表現出的不同態度的研究，認為他們對待文化的立場是相同的，即都不以文化民族主義為主導而敢于批判自己的文化。
　　這次研討會在人物研究上的一大特點是對過去五四研究中較少論及的人物，如錢玄同、高一涵、王希天、顧頡剛、朱光潛、周劍云、張聞天、馮友蘭等在五四時期的思想和活動進行了探討。陳鐵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據周恩來旅日日記，發掘了“塵封半個世紀的五四先驅王希天”，披露了其在五四時期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信仰社會主義的大量史料，認為五四運動具有廣泛性和包容性，說明在一定條件下，信仰社會主義與宗教并不是沖突的。楊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據錢玄同95本未刊日記，分析了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反傳統思想、歐化思想、自由主義思想、文學革命思想、整理國故思想的復雜性。顧潮（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依據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如日記、書信、札記等，令人信服地再現五四時期顧頡剛的人格特征和思想特征。
　　五四時期的重要社團、派別。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出現的一個重要社團，過去對它的研究和重視不夠。周淑真（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吳小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別提交的論文，對少年中國學會的理想追求和最終分裂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少年中國學會的“本科學的精神”是高揚了五四的科學精神，它的成立本身是反帝愛國運動的產物，同時也直接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爆發。它最后經歷了雙重的分化：選擇政治改造和堅持文化改造理想的會員間的分化；投身政治活動的會員中信仰共產主義和國家主義兩者間的分裂。前者的文化含義更值得深入地思考和探討。王元周（北京大學歷史系）則通過王光祈個人命運的變化來分析五四新文化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
　　五四時期的刊物。《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這三家刊物仍是此次會議討論的重點。劉一皋（北京大學歷史系）認為，《新青年》對中國社會的描述和認識經歷了從模糊到逐漸清晰的四種變化：從自救到救人；從對社會的寬泛理解到注意進行專業化分工的分析；從自由到集中；從一般的理想到具體的行動。從中可以看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所經歷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吳銘能（臺灣元智大學中文系）對僅出了12期的《新潮》做了分析，認為《新潮》的特點是所發表的文章，批判色彩極為濃烈鮮明；對西學引進傳播極為重視。但在反傳統上不免矯枉過正，將中國古典文學批判得一無是處，甚至主張白話作文宜充分直接運用西洋語法，使白話文充分歐化，并認為中國漢字妨害知識的普及，阻止文化的進取，故需改用拼音文字。其中得失利害，值得再思。胡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對《每周評論》與五四思想文化的關系做了新的研究。他不同意長期以來流行的一種觀點，即《每周評論》在1919年6月25號之前方向是正確的、進步的， 胡適接辦之后的第26號起就變質了，認為《每周評論》在五四新文化中的思想啟蒙作用是完整的。《每周評論》時期，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三人毫無疑義地都是當時中國思想解放的先驅，偉大的啟蒙主義者，都是向封建守舊營壘發動猛攻的勇士。這也正是他們都被反動的軍閥政府和封建文化余孽視為過激黨與洪水猛獸的原因，也正是《每周評論》最終被判犯刑的原因。
　　　　　　四、五四時期的文化、思潮
　　五四時期，西方各種思潮涌入中國，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這一時期成了新文化誕生的生長點。與會者討論了這一時期的各種思潮與學說，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民本主義、科學主義、社會主義等的傳播、演變，做了各種角度的分析。關于五四時期是否存在激進主義的問題，袁偉時（中山大學哲學系）認為，近年來頗多論著指摘新文化運動應對本世紀激進主義泛濫負責是與歷史實際不符的。政治激進主義不是來源于新文化運動，而是這個運動進行不徹底的惡果。它有兩個思想淵源：（1）蘇俄；（2）國民黨自身的反自由主義傳統。20世紀中國政治激進主義泛濫的原因何在？一是世界范圍的否定現代西方主流文化浪潮的沖擊；二是中國傳統的兩極化思維方式加上民族主義和大一統情結；三是極端思想與國民黨編練的“黨軍”結合，取代了現代思想文化制度和相應的化解極端思想的功能；四是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知識缺陷和個性弱點。蔡仲德（中央音樂學院）認為，五四在現代中國的恒久價值和意義就在于它的人本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丁偉志（中國社會科學院）分析了20年代初社會主義的討論，認為顯然是梁啟超、張東遜的意見，而不是反對者的意見，更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但梁、張等人提不出切實發展資本主義的辦法，故其主張沒有取得任何實效。
　　五四時期的宗教是過去極少觸及的一個層面。孫尚揚（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論新文化運動時期宗教討論所關注的問題及其運思路向》一文，以1916年至1922年初知識分子在對宗教問題的討論中所形成的文字為材料，論述了當時知識分子在討論宗教時所關注的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時其運思路向的特點等。巴斯蒂（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中國天主教與新文化運動》一文認為，中國天主教社群在1919年前是站在新文化運動最前線的，在新文化運動爭論的許多問題上都扮演了先驅者的角色。1919年以后，各級地方神職人員對這種新趨勢的保留與抗拒越來越強，中國天主教社群的反帝的社會進步思潮在一般輿論方面的影響力就陷入了一種脆弱無力的境地。
　　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引起了中國學術向現代的轉型。朱漢國（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在《創建新范式：五四時期學術轉型的特征及意義》的論文中提出，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創了中國學術的新范式，其特征為“學術旨趣的多元化、學術分類的專門化、學術方法的科學化，以及學術形式的通俗化”，而這一新的學術范式的創建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羅檢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探討了“整理國故”與五四新文化的關系，認為“整理國故”不是回到“晚清”，而是發展了晚清以來存疑、平等的學術精神，深化了五四的民主主題。“整理國故”的爭論發生于新文化陣營內部，實際上涉及如何理解“新文化”的本質問題，即它應包括學術領域的批判、創新。
　　五四新文化運動直接影響了現代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楊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探討了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的人文建設，認為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不是社會制度和生產力意義上的，而是意識形態史和精神文化史意義上的民主與科學。五四運動一方面使得白話文學迅即崛起，文學在全部文化領域率先開始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由于把傳統文化當做絕對的異己加以排斥，在促成中國文化向世界高度開放的同時，又難以建立傳統與現代之間深刻的、內在的良性循環、轉化、融會與重構。唐德剛（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論五四后文學轉型中新詩的嘗試、流變、僵化和再出發》一文認為，中國新詩由于只注意橫的移植，即對西方文化的吸收，而不注意縱的繼承，即對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繼承，出現了種種流弊，甚至于走向僵化。梁茂春（中央音樂學院）的《五四精神與中國新音樂》一文認為，以“北大音樂傳習所”為現代中國專業音樂教育的開端，五四精神孕育了蕭友梅、趙元任、黎錦暉、劉天華等第一代作曲家，五四時期以王光祈為代表的音樂學研究，開創了中國現代音樂研究的先河。
　　　　　　五、五四時期的社會與經濟研究
　　一些提交會議的論文涉及五四時期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等問題，拓展了五四研究的領域和視野，展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賴以發生的社會基礎，闡釋了五四運動與整個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朱英（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認為，五四運動對上海總商會產生了雙重的影響，一方面上海總商會的諸多缺陷在五四期間暴露無遺，其種種令人不滿的表現受到廣大商人的強烈譴責，上海總商會也因此陷入過去少有的困境；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又給上海總商會提供了一個改革趨新的極好機遇，促使其進行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改組，并以更積極進取的新姿態領導商人從事各項政治活動。江沛（南開大學歷史系）則對五四時期沿海城市社會文化觀念的變化進行了評析，通過個案分析進一步說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它使民主、科學的精神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使自由、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推動了社會文化觀念的轉變，促進了人們思想的進步”。王續添（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對五四時期地方議會的作用做了分析，認為五四運動的發生為一向很難發揮作用的省議會發揮出較大的政治作用，提供了客觀條件。省議會對于學生愛國義舉普遍持同情和支持態度，大體上表現為道義上和實際行動上的支持兩個方面。省議會作為五四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對于五四運動在各地的開展和深入，以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愛國政治運動具有積極作用。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以五四運動中的學生罷課為例說明，學潮的再三崛起并大獲好評，既是學生的光榮，也是國家的悲哀，除了證明國家的民主制度大有缺陷，更令人担心現代大學“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的重任能否真正落實。
　　五四運動地方史的研究亦引起與會者的注意，葉文心（美國加州大學）以五四運動在杭州為例，論證了五四新文化和五四運動對全國都具有強大的輻射力，而不僅僅是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區域。小野信爾（日本花園大學）則以周劍云等人為例，說明上海知識分子當時不僅支持學生運動，而且積極參加各路商界總聯合會等各種市民組織的建立和維持。
　　　　　　六、五四運動與世界的關系
　　五四運動雖然發生在中國，但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一方面它受到了世界潮流的影響，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國際的反響。此次研討會對五四運動與世界的關系展開了較多的研究，涉及俄國、德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國。桑兵（中山大學歷史系）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東亞乃至歐美國家激起程度不同的反響做了分析，認為這種反響的具體層面有二：一是國外大眾傳播媒介的即時報導，一是國外漢學家的綜合述評。后者主要有如日本的青木正兒、瑞士的王克私（Philipe de Vargas）、法國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 荷蘭的戴聞達（ 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蘇俄的阿列克（V. Alekseev）等。他們的反映明顯比媒體積極，認識也頗具深度，也正是由于率先做出反應的是這些學者，新文化運動中國內的社會影響作用基本不能輻射到外部。陳方正（香港商務印書館）比較五四運動與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發現與傳統文化決裂雖然是現代化過程所必經的一環，但其模式有多種變化，而不一定與五四運動相似。費路（德國洪堡大學）提出，1918年是德國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的一個分界線。是年所謂不可戰勝的軍國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德國的戰敗，使中國知識分子改變了對德國角色的估計和看法，導致了一時間曾向往西方民主的相當一部分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轉向蘇維埃俄國。
　　狹間直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探討了親日派官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被“罷免”與李純密電的關系，認為徐世昌作此決定與全國愛國運動的壓力有關，也與直系派勢力的上升有關，具體來說，江蘇督軍李純密電徐“罷斥曹、陸、章諸人”以為“搪塞”之計的建議促使徐下了決心。王曉秋（北京大學歷史系）對五四運動領袖李大釗與日本大正民主運動領袖吉野作造倡導和組織五四時期中日青年學生的交流并取得極大社會反響的情況，做了詳細的考證。
　　基達連科（俄國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潘佐夫（俄國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討論了五四反帝運動與俄國影響的關系，后者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五四時期只是在部分知識分子中有影響。林精華（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的《“誤讀”的意義與陷阱：五四新青年視野中的俄國文化》一文認為，五四時期的激進主義思潮使五四不是在學理上認真分析后接受更有恒久價值的俄國人本主義文化，而是熱衷于吸收有嚴重激進主義傾向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和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思想，并以俄國革命為中介，在尚未搞清楚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情形下，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中以階級斗爭學說為主的歷史唯物論。
　　任貴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以大量的史實說明，東南亞的華僑有力地支持了國內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是介于辛亥革命與抗日戰爭之間的一次承前啟后的華僑愛國運動。
　　　　　　七、關于五四運動的反省與研究
　　與會學者也客觀地指出了五四運動的局限性。由于民族危機的逼迫，五四新文化的先驅們沒有能夠冷靜、細致地對中西兩種文化進行辨析，存在著思維的單向化，從而導致了價值的單向度。如以非科學的態度推崇科學，而簡單排斥宗教、美學、民俗的作用等。郭齊勇（武漢大學哲學系）認為，“五四”的局限是在主流思想家大多以單線進化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進和功利的心態面對復雜多樣文化問題，把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絕對對立起來，對本土文化精神資源大體上取拒斥的立場，未做冷靜、細致的分疏、轉化工作，因而難達到其“文藝復興”的目的。
　　徐宗勉（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回顧了五四研究的歷程，認為過去在解釋“五四”的意義上，革命轉變超過了民主啟蒙。“舊民主”被否定，“新民主”突出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民主，其實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五四反封建專制主義被等同于全面反傳統，充滿生氣的自由精神也就一變而為乖謬的民族虛無主義。用絕對化階級論套裁“五四”，不承認民主含有的超階級的共通性和傳承性，只講愛國反帝，不講、少講民主自由，貶低“五四”的民主精神。
　　關于如何研究五四運動，如何繼承五四運動的精神和傳統。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認為經世致用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歷史學者應該關懷現實，把求真與致用很好地結合起來；一是認為應該把五四運動當做歷史事件來研究，表面化、功利化的研究會損害學術研究。但與會者比較一致地認為，五四精神應該而且已經成了我們新的傳統。五四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仍是中國人長期為之奮斗的歷史任務。因此，五四運動研究既具有永久的學術魅力，也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這次研討會反映出目前五四研究的幾個特點：第一，五四研究仍是學術界的熱點；第二，五四研究正在逐步深化、細化；第三，五四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正成為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文學等諸多領域研究的對象。研究方法也呈多樣化。學者們在一些問題上仍然有不同意見，如對五四時期民主與科學的理解，對一元文化與多元文化的關系，對自由主義、激進主義的評價，都存在不同看法，反映了學術界的新格局。
　　
　　
　　
中國社會科學京42～48K4中國現代史歐陽哲生/金安平19991999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 北京 100063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京42～48K4中國現代史歐陽哲生/金安平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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