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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1月7日至10日， 海峽兩岸紀念劉銘傳逝世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在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的故鄉安徽省合肥市召開。會議由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安徽大學、安徽省海外文化交流協會、安徽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安徽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安徽省臺屬聯誼會、安徽省劉銘傳研究基金會等單位聯合發起主辦。與會代表88人，其中來自港、澳、臺地區的代表24人，共提交論文48篇。與會學者圍繞劉銘傳領導的抗法保臺戰爭、劉銘傳撫臺期間臺灣的近代化建設、劉銘傳與近代集團、人物關系研究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坦率的交流。
　　與會的海峽兩岸學者普遍認為，劉銘傳在國勢頹危、外敵入侵的危難時刻，為維護祖國統一，捍衛領土完整，英勇抗擊法國侵略者，爾后在建設開發臺灣的過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不愧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愛國主義人物、有遠見有抱負的政治家、臺灣近代化建設的先驅。劉銘傳在臺灣活動的七年多時間，是他個人政治生涯中最為輝煌的時期，他的名字是和御侮圖強、抗法保臺聯系在一起的，也是和臺灣的近代化開發聯系在一起的。現將此次會議的有關學術觀點介紹如下。
　　　　　　一、劉銘傳領導的抗法保臺戰爭
　　劉銘傳在抗法保臺期間的功過以及撤基（隆）援滬（尾）這一具體決策的是與非，一直是以往劉銘傳研究中的熱點問題。
　　與會代表充分肯定了劉銘傳作為清軍在臺灣的最高軍事統帥，為抗擊法國侵略，保衛臺灣做出的貢獻。戴逸（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指出：劉銘傳是堅決的主戰派。他在奉到圣旨后，6月23日請訓，7月16日就到達基隆，半個月后部署稍定，隨即投入戰斗。以往有一種觀點說劉銘傳受李鴻章影響，消極應戰。我看了他的時間表，不像是消極應戰，而是態度非常積極。梁義群（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認為，劉銘傳到臺伊始，重新組織海岸防御，動員群眾巡邏防守，規劃防區，籌措械餉；為抗法保臺積極制定戰略戰術；后在抗法戰爭中親臨前線，堅毅不拔，堅定了全臺軍民抗法戰爭勝利的信心和決心；大敵當前，他能克服種種困難，消除畛域之見，協調各系官兵的關系，共同對敵，最后終于取得抗法保臺戰爭的勝利。劉子明（江西省軍區）對劉銘傳抗法保臺的戰略意義、戰略思想與決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認為，劉銘傳堅持抗法保臺的戰略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拖住了敵人，使法軍強大的遠東艦隊的力量消耗在臺灣而在中國東南沿海無所作為。二是保住了臺灣，從而粉碎了法軍占領臺北“踞地為質”、“獲取担保”的企圖，保證了中國政府在與法國政府的談判中處于有利地位。抗法保臺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是劉銘傳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決策，即確定臺北為全臺防御的戰略重點；堅持“興地方自有之利，養全臺防守之兵”的指導思想，實行以臺保臺、力爭外援的戰略方針；堅持持久防御戰略，以保存自己軍力，逐漸消耗、削弱、拖垮敵人。
　　對于撤基援滬這一具體決策的是非，與會者有幾種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它是正確的決策。王道循（臺北實踐設計管理學院）指出，基隆到臺北一路懸崖峭壁，易守難攻，而淡水河易于溯流而上，如不重兵設防，法艦極易威脅府城中樞之地。故劉銘傳撤基援滬的策略是以空間爭取時間，以地利補充人力不足，無疑是正確的。梁義群認為，劉銘傳集中優勢兵力，舍基隆，重創侵犯滬尾之敵的決策，是符合御敵制敵戰略原則的。從實踐看，實現了斷敵后路，固守臺北府城，確保全臺大局的戰略目的。另一種意見認為，撤基援滬的策略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缺陷。劉子明指出，劉銘傳在得到滬尾告急電報后，不加詳察即全撤基隆守軍，專顧滬尾一方，造成不應有的被動局面。如果劉銘傳握有強大的預備隊，或僅抽調章高元部兩營去增援滬尾，這種錯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還有一種意見是從近海防御的角度來剖析這一問題，以為法軍在基隆集結了10艘主力戰艦，劉銘傳要想在近海作戰并獲取勝利是不可能的，可行的途徑即是避開法國海軍強大的火力，而主動撤退至內地山區，采取伏擊戰，襲擊敵人。后來的戰爭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
　　從中法雙方進行對比研究，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認識這個問題。首先，法軍占領基隆并沒有得到有助于進一步侵略的實際便利條件。來自臺灣地區的代表根據實地考察指出，基隆港是漁港，也是雨港，秋冬兩季雨水很多，不宜外人久住，法軍在此水土不服，死亡人數較多；基隆煤礦點分布在離城七至二三十公里的地方，煤質差，數量少，開采成本高，交通又不便利，而且劉銘傳事先已有準備，為免資敵，主動毀壞存煤、破壞礦井，使法國獲取煤炭數量及其它實利均很有限。所以，后來連孤拔也毫不掩飾地說：“占領基隆是一個錯誤”。法軍實際上是被困于基隆。其次，法軍占領基隆并未實現法國政府的“担保政策”。戚其章（山東省社會科學院）認為，法國“踞地為質”的“担保政策”，不僅僅是占領基隆，獲取煤礦，以補給艦隊的燃料，而且還要占領包括淡水在內的臺灣北部，以此作為要挾清政府割地、賠款的籌碼。劉銘傳根據其“鞏固滬防，擁護臺北府城，固全根本”的戰略思想，經慎重考慮后做出撤基援滬的決定，保證了滬尾保衛戰的勝利，粉碎了法國侵略者占領臺灣北部的企圖。滬尾大捷之后，盡管法軍還暫時占據著基隆，但已在戰略上喪失了主動，陷入進退維谷之中，最后不得不從臺灣撤退。其“踞地為質”的“担保政策”最終遭到了徹底的破產。
　　　　　　二、劉銘傳撫臺期間臺灣的近代化建設
　　劉銘傳担任臺灣巡撫期間，在建置、防務、吏治、“理番”（即對原住民的政策）、工商、財政、交通、教育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數與會者認為，對此應給予高度評價。戴逸認為，劉銘傳在就任臺撫的短短六年時間里，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加強了臺灣的經濟、軍事實力，使臺灣從一個新建的、后進的、不能自給的省一躍而成為全國先進的、能夠自給的、近代化水平居于前列的省。茅家琦（南京大學臺灣研究所）認為，衡量一個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標志，大體上有三個方面：一是社會客體的發展與進步，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這個社會政治民主化的發展。二是社會主體的發展與進步，即人自身在科學文化、倫理道德、思想水平等方面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三是社會載體的發展與進步，過去指興修水利，在今天即指環境保護問題。劉銘傳在這三個方面對臺灣社會的發展都做出了許多貢獻，如興辦交通運輸、工礦企業，鼓勵經商，開展城市市政建設，創辦新式學堂，團結原住民，加強臺灣農業生產水利建設等等。所以說，劉銘傳在臺灣主政六年多，實踐了他的變革維新主張，加快了臺灣的開發與建設，推動了臺灣社會近代化的進程。在臺灣社會由傳統向近代轉變的關鍵時期，劉銘傳起了開創和奠基的關鍵作用。陳延厚（臺灣鐵路管理局文獻編撰委員會），曾經撰寫《劉銘傳與臺灣鐵路》、《中國鐵路創建百年史》，深感僅此一端，劉銘傳就足可以稱為中國近代開風氣的先驅者，是推動臺灣近代、現代化建設的奠基者。他在臺灣修建鐵路時，經常不畏寒暑親臨工地督查，并且調動軍隊開挖隧道，付出的代價相當大。他在任六年，為臺灣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的福利，做了那么多事，是一個勤政愛民的領導者。今天的臺灣人提起劉銘傳，感受到的是人親、土親、文化親。
　　至于劉銘傳1880年應召赴京，上《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是否首開近代修筑鐵路之風氣，高鴻志（安徽大學歷史系）認為：最早提出在中國修建鐵路的，應該是太平天國干王洪仁ｇā＠①，但他在1859年寫的《資政新篇》中提出的這一理想并沒有實現。實現這種設想的是鎮壓太平天國的淮系將領。在淮系政治家中，最早提出的應該是李鴻章，他在1867年（同治六年）給清廷的奏折中提出鐵路、電報等事。劉銘傳不能說是最早提議修鐵路的，而且劉上奏前后，和李鴻章交換過意見，李的幕僚吳汝綸以及一位“范姓”幕僚均參與擬稿。翁飛（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淮系集團研究中心）認為：劉銘傳富有實干精神，敢于犯顏直諫；他以專折奏修鐵路，是清臣公開向朝廷建言修筑鐵路的第一個專折，李鴻章稱為“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者”。劉銘傳履任臺灣不久，即開始臺灣鐵路建設。說他在修建鐵路方面首開風氣，未嘗不可。
　　關于劉銘傳在臺灣主持各項近代化事業的總體效果等問題，與會者的看法不盡相同。吳新興（臺南成功大學）認為，劉銘傳施政期間，因為急于求成，各種建設事業不免頭緒紛繁，由于財力嚴重不足，必然力有不逮。他“思以一島基國富強”，想把年輕的臺灣省在十年左右建成全國行省中近代化的樣板。他沒有達到這個目的就去職了，這其中的經驗教訓很值得分析總結。
　　沈葵（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當代史研究所）比較研究了1884—1894年間皖臺兩省的近代化歷程。他認為，安徽地處內陸，官吏既無“自主”制訂政策的權力、又無改革膽識，與此相比，劉銘傳在臺灣推行新政，相應受到清政府的重視，作為“海防新政”的重要省份，在財力上得到清廷較多支持，同時，劉銘傳在制訂政策上也有較大自主權，加上臺灣地處沿海，風氣易開，當地紳民也支持劉氏各項新政，因而劉銘傳在臺灣搞建設遇到的阻力，比內地要小得多，成效自然顯著。沈寂（安徽大學歷史系）則進一步指出，清政府于清末在臺灣建省，帶有強烈的國防意義。然而，劉銘傳以滿腔熱情為臺灣構畫了一幅近代化藍圖并大力推行的時候，卻受到朝中保守勢力掣肘不得不辭職，臺灣的近代化成就因此而大打折扣。
　　有的與會學者從個案研究出發更具體地探討了這一問題。陸方（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認為，辦全臺商務總局是劉銘傳進行臺灣近代化建設的重要一環。劉銘傳注重發展商業，于1887年春夏之交成立了全臺商務總局（亦稱鐵路商務總局或輪船鐵路商務總局），既管商務，又管鐵路、輪船運輸。它的活動加速了臺北府城的建設，帶動了建省、設防、撫番、興墾等項事業，推動了臺灣經濟日趨繁榮。陳斯劫（臺灣《讀者文摘》）指出，劉銘傳對臺灣的社會教育進行了重大變革。他認為，只依賴科考取士不能培養識時務的俊杰，必須順應時勢，輸入西方文化。1885年劉銘傳在臺北創設了西學堂，從學科及規模看，該校實際上可稱之為當時的高等普通教育機構。值得稱贊的是，為配合招撫原住民的工作，劉銘傳特創了一個教育機構，即1890年設立的番學堂，它仿照中國私學家塾的辦法，向各番社酋長的子弟傳授內地通行的禮法與習慣，以期“化民成俗”。
　　　　　　三、劉銘傳與近代集團、人物關系研究
　　劉銘傳與近代集團、人物的關系，受到許多研究者注意，本次討論會涉及的主要問題有：
　　1.與李鴻章的關系。綜觀劉銘傳一生，對他影響最大者莫過于李鴻章。賈熟村（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認為：李鴻章于1862年初招募淮軍。劉銘傳組建銘字營開赴安慶時，即與李氏確立上下級關系。在淮軍諸將中，程學啟死后，李鴻章最贊賞的就是劉銘傳。劉與李盡管也曾發生矛盾，但從總體上看來，仍然是休戚與共的。湯奇學（安徽大學歷史系）認為，劉與李關系很密切，不僅僅是上下級的關系。在早期，劉銘傳受知于李鴻章，極其尊敬李鴻章；李鴻章對劉銘傳也非常器重、信任，注意對他的培養與提拔，在劉銘傳受到攻擊時代為說項。從稱謂等一些細小問題也可看出兩人的關系非同一般。抗法保臺戰爭中，李鴻章曾經在人力、財力和精神等方面給劉銘傳以大力支持。劉、李關系密切，不僅僅因為是同鄉、同系，更重要的是，關于內政改革、洋務新政建設、對外政策方針等問題，兩人基本一致。在過去的研究中，“劉主戰、李主和”的提法頗有影響，其實李鴻章不是不主戰，其出發點是忍小詬而圖遠略；劉銘傳則認為戰亦是為了和，以便爭取一個有利的環境俾能發奮圖強。劉銘傳對李鴻章的主和方針是支持的。翁飛認為，劉、李之間既有惺惺相惜的一面，又有相依相傍的一面。早在淮軍初建時，李鴻章就認定劉銘傳為“帥才”。其后，淮軍在蘇南迅速發展，劉銘傳尤為注意講求西法西器，并最早啟用洋教練，致使“銘軍火器為諸軍冠”，成為淮軍中實力最強的一支。劉銘傳雖然沒有功名，但深得李鴻章厚愛。劉銘傳是有政治抱負的人，正是由于思想見解比較一致，李鴻章對劉一直眷念不忘，并在中法戰爭的危急時刻，一再力薦，劉銘傳因此得以由武職實授臺灣巡撫，有了施展抱負的舞臺。
　　2.與翁同ｓū＠②的關系。關于翁劉關系， 曾有筆記記載：翁同ｓū＠②不惜重價，欲得劉銘傳之虢季子白盤，甚至提出聯姻， 均被拒絕，于是翁劉交惡，以至甲午戰爭時，翁同ｓū＠②設法阻止劉銘傳担任前敵統帥。對于此說，朱育禮（常熟市翁同ｓū＠②紀念館）認為疑點甚多，未可遽作信史。因為翁氏雖身居高官，但家境并不富裕，常看到文物精品而無力購買；他膝下并無子女，四十歲時，過繼次兄翁同爵之子翁曾翰為嗣子。劉銘傳得虢盤時，翁曾翰已二十八歲，早已娶妻，所以重金購買及聯姻之事，皆與事實不符。1880年12月，劉銘傳奉詔入京，九天之內三訪翁同ｓū＠②，贈虢盤拓本。翁稱譽劉銘傳為“此武人中名士也”，實在看不出翁劉為虢盤交惡的跡象。謝俊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指出：1861年，苗練圍攻壽州，翁同ｓū＠②長兄翁同書與紳民堅守危城。其間，劉銘傳與王舟等曾率廬州練眾前往救授。1870年，劉銘傳奉召入京時，為謝當年壽州解危，翁同ｓū＠②四次前往劉氏下榻之處拜訪。1880年，因中俄伊犁交涉，劉氏再次奉召來京，翁劉第二次相見，彼此縱論國是，切磋詩文。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劉氏督辦臺防，翁氏全力關注。劉任臺灣巡撫后，翁任戶部尚書，對劉氏經營臺灣給予多方扶助，對臺灣每年80萬兩協銀勉為籌措。甲午戰爭爆發后，翁氏采納張謇等建議，支持起用劉氏統率淮軍抗擊日本，只是劉銘傳因年老多病未能奉召出山。縱觀翁、劉的交往，翁劉交惡說純屬無稽之談，甲午年劉氏“屢詔未出”一事也與翁同ｓū＠②無關。
　　3.劉銘傳在湘淮派系之爭中的角色與作用。湘系和淮系作為前后踵接而又同時并存的兩大軍政集團，既存在利益一致的一面，又存在隔閡磨擦以至沖突，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關于劉銘傳在湘淮派系矛盾中的作用，與會者的看法有所不同。董叢林（河北師范學院歷史系）認為：劉銘傳作為李鴻章手下最得力的大將，屬于與湘系基本沒有淵緣關系的淮系元老層人物。及至平捻時期湘淮之爭明朗化，劉銘傳成為衡量雙方態勢天平上一個相當有分量的砝碼。在曾氏掛帥“剿捻”時，淮軍將領仍惟李鴻章馬首是瞻，對曾或陽奉陰違或公開對抗，而劉銘傳儼然是其中領頭人。在李鴻章掛帥之初，劉銘傳又因尹隆河之役而與湘系鮑超霆軍發生嚴重齟齬，李上奏袒劉抑鮑，而曾氏兄弟不愿為此事得罪李鴻章，致使鮑超一氣之下辭職歸養，導致湘消淮長態勢進一步發展。之后，劉銘傳在督陜軍務期間與左宗棠交惡，在臺撫任上打擊湘系的臺澎道劉áｏ＠③。綜觀劉銘傳一生，屢進屢退是其醒目特征，而其出身進退又與湘淮之爭的態勢緊相關聯。
　　對此，王澧華（湘潭大學古籍研究所）表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對劉銘傳與鮑超、劉áｏ＠③以至左宗棠的沖突，人們習慣于視為集團矛盾的延續，且歸結為集團利益的驅使。可是仔細分析，個人意氣與人個利益之爭，才是劉銘傳與湘系矛盾的根本原因。劉銘傳與鮑超無甚宿怨，尹隆河之役中的波折，不過為爭奪頭功，逃避責任，是各自為爭功名所致，并非有組織的集團行為。
　　徐川一（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淮系集團研究中心）認為，以往研究湘淮集團，過多地注重了他們之間的矛盾斗爭，強調“異”的方面，而忽視了“同”的方面，常常把這種矛盾沖突夸大到不適當的程度。曾、左、李這些湘淮系領袖人物，盡管出身、經歷、性格、學養各有不同，但作為清王朝的“中興”名臣，應該說都是較有眼光、有頭腦的封建政治家，在興辦洋務、促使中國封建社會從傳統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他們往往能主動協調好人際、派系之間的關系，求同存異。湘淮集團之間同大于異。劉銘傳也是這樣，他在臺灣，除了打擊妨礙施政的劉áｏ＠③，對待其他湘系將領如曹志忠、孫開華等人，基本上還是能不分畛域、和衷共濟的。
　　4.劉銘傳和桐城派以及其他人物的關系。不少討論者提出，要注意研究劉銘傳周圍對其思想和決策有影響的一般人物。施立業（《安徽史學》編輯部）認為，劉銘傳與桐城派的關系值得注意。劉氏功業得助于桐城派人物，首先發現劉氏為將才的即是桐城門人曾國藩。劉出身粗俗卻愛好詩文，其詩鈔經曾氏題序后聲名鵲起，解甲后，更與桐城文士唱酬不絕。劉氏形成傾向變法的開明思想，也與桐城派人物不無關系。如曾任劉家塾師的王尚辰、徐子苓以及幕僚朱景昭等，均是桐城弟子。劉上《籌建鐵路以圖自強折》，為其擬稿潤色的吳汝綸、范當世，皆系桐城派著名人物。劉氏功業為后世桐城派所張揚，有關其事跡的記傳主要出自桐城派之手，如王樹＠④撰《清史稿·劉銘傳傳》，馬其昶撰墓志銘，陳澹然撰神道碑及《書劉壯肅公碑陰》等。而陳氏所編《劉壯肅公奏議》與其說是編書，毋寧說是以編代著。在劉銘傳身上，桐城派人物傾注了將他作為經世致用理想形象的思想感情。通過劉銘傳的所作所為，依稀可以看到桐城派對近代人物的影響。馬昌華（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淮系集團研究中心）分析剿捻之后劉銘傳的思想轉變，認為劉銘傳回籍后，將剿捻期間的函稿付之一炬，不欲傳之后世，這種思想轉變可能是受朱瑞生影響。朱瑞生原是太平天國丞相，太平天國失敗后隱居六安山中，距劉銘傳居處不遠。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劉銘傳奉詔赴臺，曾邀朱出山而被婉拒，說明兩人時相過從，關系甚密。張振ｋūｎ＠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也指出，晚清幕僚人物的研究過去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環節。幕僚群體應該說是封疆大吏的智囊團。就劉銘傳而言，搞清楚他的幕僚——智囊團都是由哪些人士構成的，對于了解臺灣這樣一個省區的近代化過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責任編輯：張亦工）
　　〔作者翁飛，1954年生，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淮系集團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方英，女，1973年生，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淮系集團研究中心實習研究員。〕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是王加干為左右結構
　　＠②原字為龠加禾為左右結構
　　＠③原字為王加敖為左右結構
　　＠④原字為木加丹為左右結構
　　＠⑤原字為昆加鳥為左右結構＊
　　
　　
　　
歷史研究京175-181K3中國近代史翁飛/方英19961996 作者：歷史研究京175-181K3中國近代史翁飛/方英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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