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魯迅的文言小說  ——《懷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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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舊》作于1911年冬,最初發表于1913年4月《小說月報》第4卷第1號,署名周chuō@①。作為革命的前驅, 作為積極探索救國救民之路精神界之戰士,魯迅的創作小說也是旨在喚起同胞之覺醒,而絕不是什么游戲人生。
  早在少年時代,魯迅就對封建文化感到厭煩,產生懷疑。他自幼愛聽美麗動人的民間故事,愛看家鄉多姿多彩的社戲,愛讀野史,筆記和小說。1898年,他在家道中落后,否定了舊的科舉道路,去南京進新的學校。當年4月,他考進江南水師學堂,1899年2月,又改進礦務鐵路學堂。該校的總辦是個主張“變法維新”的人,該校讀新書的風習頗盛。魯迅在這里學習了生物、化學、物理、數學、英語、德語等新知識,又讀了赫胥黎的《天演論》,還研究過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1902年1 月,魯迅在礦路學堂畢業,4月派赴日本留學。 由于他了解日本維新是多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他在東京先進弘文學院補習日文,1904年,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他自己說:“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但學醫僅兩年,他又產生了新想法,他認為要救中國,就須改變人民的精神,而文藝則是改變人民精神的有效武器,于是他開始從事文藝運動。
  早在1903年,為了探討“改造國民性”問題,魯迅就取材于古希臘的歷史故事,創作了《斯巴達之魂》。這篇文言的歷史故事,頌揚了期巴達人的尚武精神,展示了溫泉門之役的慘烈的戰斗場面:三百個大無畏大無敵的斯巴達將士,包括兩個王戚,全都執盾戰死,“不作寄書郵”而生還。魯迅贊頌說:“巍巍乎溫泉門之峽,地球不滅,則終存此斯巴達武士之魂”。盡管從藝術上看,《斯巴達之魂》比較幼稚、粗糙,但是,一種激昂奮發、報效祖國的積極浪漫主義精神,卻始終貫穿在作品中間。魯迅在《集外集·序言》中論及《斯巴達之魂》受時尚文風的影響時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達之魂》,現在看起來,自己也不免耳朵發熱。但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才能被稱為好文章,我還記得‘被發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這都表明了魯迅赴日留學后,是站在資產階級革命派一邊,熱情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魯迅作為杰出的思想家,他非常重視“改造國民性”、向民眾進行革命啟蒙思想教育的問題。這種立場與觀點,既反映在他的論文諸如《中國地質略論》、《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里面,也表現在他的文言文的文藝創作諸如《斯巴達之魂》和《懷舊》當中。
  魯迅是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拓荒者,是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奠基人。他的作于辛亥革命發生那年的文言小說《懷舊》,絕非什么無足輕重的練筆之作,更不是與他的《吶喊》、《彷徨》毫無血脈聯系的即興閑筆。我同意吳中杰和高云兩位學者在《論魯迅的小說創作》專著中的看法,他們從三個方面肯定了《懷舊》是成熟的作品,有其獨到的社會、文化、思想、藝術價值:“我們說《懷舊》是一篇成熟之作,首先指的是它對社會現實揭示的深度。在這繪聲繪色的描寫里所顯示出來的當時某些階級和階層的思想面貌是極其真實的,所發掘的問題,也是非常深刻的。不但為《斯巴達之魂》所遠遠不及,就是在當時的文藝界,也是絕無僅有的。這里的主題思想與《吶喊》、《彷徨》各篇已有直接聯系。其次,人物性格的刻劃也比較完整。金耀宗、禿先生不僅僅是作為某種意識的代表而存在,他們都有著分明的個性,按照自己的性格特點而行動著。此外,這里的諷刺藝術也較圓熟,為此后魯迅小說中的喜劇性因素開其先河。”(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版)
  我們之所以再三強調《懷舊》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上的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還因為它是從晚清進步的譴責小說通向五四文學革命之后的高揚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已經屬于新民主主義文化藝術范疇的中國現代新小說的橋梁。趙遐秋、曾慶瑞在其所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認為《懷舊》描繪了“一幅辛亥革命時期的世態圖畫。論內容,像譴責小說,說思想,則又高出一籌。”“而且,就《懷舊》看魯迅呼喚新小說誕生,不僅是作家思想有了深刻的變化,作品內容與舊小說劃清了界限,還在于魯迅在新小說的藝術形式上作了認真的探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懷舊》實際上也是魯迅在小說技法上“古為今用”和“外為中用”的藝術心血的結晶。魯迅在從事新文藝活動的過程中,也翻譯了不少域外小說,象安特萊夫的《謾》、《默》,迦爾洵的《四日》,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魯迅在《域外小說集·序言》里說過,他介紹翻譯域外小說的目的,是要使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顯然,他是借小說的革新,來為革命進行思想啟蒙。《懷舊》的為新小說的開荒辟路,非一時之心血來潮,而是目標明確的創新之舉。
  《懷舊》的故事情節并不復雜,是借一個九歲的孩子(作品中的吾、余、予)的觀察與感受,表現了辛亥革命在鄉間不同社會階層人們中引起的不同反應,主要是寫了豪紳金耀宗和“吾”的熟師禿先生兩個人的反應,另外還旁及了“吾”家之閽人王叟、仆人李嫗,還有一批來禿先生處打聽消息的鄉鄰。金耀宗和禿先生是沆瀣一氣的莫逆。社會上一有風吹草動的變故,他倆就要湊到一起,共謀對策。小說以漫畫式的辛辣筆觸,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了金耀宗和禿先生在乍聽革命風聲到來時“皇皇然若喪家之犬”的丑態。
  金耀宗是個擁有巨資的地主豪紳,住在“吾”家左鄰。這是一個既吝嗇、又腐朽的滿腦子封建思想的蠢家伙、寄生蟲。雖然他有萬貫家財,竟“敝衣破履,日日食菜,面黃腫如秋茄”。此公不學無術,聰慧不如“吾”家看門的王叟,連王叟講給孩子聽的故事,他也“多不解,唯唯而已。”這廝“自幼至長,但居父母膝下如囚人,不出而交際,故識語殊聊聊。”是個閉目塞聽,孤陋寡聞的愚不可及的土財主:米不別粳糯,魚不分魴鯉。因此連王叟、李嫗也看他不起。金耀宗雖則粗鄙愚蠢,但因篤信封建倫理道德,而和禿先生相交甚密。比如,當金耀宗“曾以二十一歲無子,急蓄妾三人;而禿先生亦云以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故嘗投三十一金,購如夫人一。”辛亥革命發生了,毫無政治歷史常識的金耀宗,竟然前來通告禿先生是“長毛且至矣!”而王叟、“吾”都知道“長毛”(即太平天國義軍)之事已過去四十余年了。金耀宗的消息又是從何墟三大人那里得來的,而禿先生“之仰三大人也,甚于圣”,所以他深信不疑,急得大驚失色,繞案而踱。耀宗還告訴禿先生,他已派人去何墟探聽詳情了。尤為荒唐的是,金耀宗還把來到當地的八百革命黨人,推斷為是“山賊”或“赤巾黨”等山賊海盜,統稱之為“長毛”。金耀宗雖則愚魯,但他卻有反動的政治經驗與手腕,他尊從家訓,已擬借地方寬敞的張睢陽廟庭,備飲食宴請革命黨人,以表示他是早早歸附的順民。塾師禿仰圣先生,則比金耀宗更為老謀深算、詭計多端。他斷定:“此種亂人,運必弗長”;“飯之”雖可,“然亦不可太與親近”;他又建議金耀宗“惟尊眷卻宜早避,特不必過遠耳。”金耀宗似解非解地感佩而去。
  禿先生是一個依附豪紳的頗為狡猾的封建幫閑文人。耀宗一走,他亦止書不講,雖“狀頗愁苦”,亦當機立斷,匆匆忙忙,攜破篋中衣履而去。往常,他歸家之時,必帶《八銘塾鈔》一類的八股文范本,這次卻棄之不顧了。在小說中“吾”的眼里,禿先生無異于是殘酷壓迫孩子的兇煞惡神。他的教《論語》,讀《綱鑒易知錄》,他的為金耀宗出謀劃策,他的視革命黨人為山賊海盜,都表明他是一個守舊的、頑固的、狡猾的、迂腐的封建文人。魯迅借書中孩子的心理、眼光,辛辣而尖刻地鞭笞了這個冬烘先生:“人謂遍搜蕪市,當以我禿先生為第一智者,語良不誣。先生能處任何時世,而使己身無幾微之@②,故雖自盤古開辟天地后,代有戰爭殺伐治亂興衰,而仰圣先生一家,獨不殉難而亡,亦未從賊而死,綿綿至今,猶巍然擁皋比為予頑弟子講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思倘長毛來,能以禿先生頭擲李媼懷中者,余可日日灌蟻穴,弗讀《論語》矣。”
  當金耀宗派人從三大人那里探來了真情,“長毛者謊,實不過難民數十人,過何墟耳”時,金禿二人才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眾鄰里也一哄而散。禿先生又連夜回歸慰其家人,這次又如既往,又帶了《八銘塾鈔》去。一場虛驚過去了,鄉里又一切如故了。
  《懷舊》的主題思想是相當深刻的,作者在表現金、禿二人的皇皇倉倉的同時,又借王叟李媼關于長毛(太平天國義軍)當年來到蕪市情景的回憶,形成了一種耐人深思的對比: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迫使官紳土豪望風而逃,十室九空,一些頑抗的忠仆受到懲處;如今,當辛亥革命發生時,不過是有數十難民逃過何墟,其聲威、影響,遠在太平軍之下。如同小說里有的戲劇式情景:“予窺道上,人多于蟻陣,而人人悉函懼意,惘然而行。”“中多何墟人,來奔蕪市;而蕪市居民,則爭走何墟。”這種相對運動、易地逃難的情形,實屬罕見。更令人涕笑皆非的,是那些富家姨太太,“方檢脂粉薌澤紈扇羅衣之屬,納行篋中”,“似視逃難亦如春游,不可廢口紅眉黛者。”小說在揭露鄉紳土豪及其幫閑文人的投機、卑怯、愚頑的同時,也嘲諷了鄉鎮居民的庸人自擾,富家姨太太的荒唐可笑。實際上,魯迅在這篇小說里,真實又生動地觸及了辛亥革命未能深入民眾,發動民眾,進行革命啟蒙的嚴重問題。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于此可見。十年后,魯迅在他的舉世聞名的代表作《阿Q正傳》里,更加簡練、 精萃地描述了辛亥革命未能帶來實質性的社會變動,是走了過場的,失敗了的:“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么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么,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么——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懷舊》里的“吾”家的雇工王叟,女仆李媼,眼睜睜地看著金耀宗、禿先生驚慌失措、相謀逃難,但竟不知道是發生了推翻帝制的革命,而是懵里懵懂地誤認為又發生了“長毛變亂”。當金耀宗、禿先生探得真情,而自嘲他們先前的驚慌失態時,王叟、李媼和圍聚“吾”家的農民,也都相隨哄笑,竟自散去,就好像什么政治風云都未發生一樣。這些辛苦麻木的鄉村勞動者的不覺悟、急待啟蒙等精神病態,全都被魯迅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來了,這不能不是作為杰出思想家的魯迅在其文藝創作中與眾不同的特殊貢獻。
  文言小說《懷舊》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上,是舉足重輕、獨具慧眼的力作。在繼承中國古典小說優良的現實主義傳統的基礎上,它沒有因循晚清譴責小說的舊路,而是顯示了帶有啟蒙主義特色的相當清醒、冷峻的現實主義新小說的勃勃生機,和《斯巴達之魂》那樣的探索性的浪漫主義作品相比,其變化之大,歷歷在目。這與時代風氣息息相關。當資產階級革命派要造輿論時,激昂慷慨的才是好作品。《斯巴達之魂》里就有狂飚似的熱情。到寫《懷舊》,他轉向了對卑污的世態進行冷靜刻畫的新現實主義。當然這種現實主義,已不同于古典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而是在新的、形成的世界觀、文藝觀指導下的愛國的真誠同情農民的堅決反對專制暴政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土壤上萌生的清醒的現實主義。
  從藝術形式上看,《懷舊》亦有多方面的探索、創新。首先,如同捷克學者普實克所說的:“用回憶童年經歷的形式敘述故事,以及故意不去發展故事情節,這是十分新穎的成分;然而,這篇小說與中國傳統小說形式的最大區別,還在于記錄這種無關緊要的談話。”(《國外魯迅研究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這種回憶錄形式富于抒情的情調,早于歐洲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抒情散文作家的創新。其次,它不以講述娓娓動聽的故事為主,而是以展現生活場景、刻劃人物性格為重點。全篇主要展現了六個場景:禿先生迂腐執教、金耀宗突然造訪、禿先生倉皇歸家、眾居民盲目逃難、金耀宗二次報信、王翁李媼憶舊;主要刻劃了愚頑鄉紳金耀宗、幫閑文人禿仰圣、麻木傭工王叟李嫗等人物。小說不論中外,均屬敘事性文學體裁,均由人物、情節、環境三個要素構成,自然,三要素之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又是人物。中國古代、近代小說,多重視情節因素,這類小說占主導地位。魯迅的《懷舊》不以情節曲折、故事離奇取勝,而是截取了生活的若干橫斷面,寫辛亥革命在農村不同階層人物中引起的不同反應。其中自有對外域小說形式、結構、技法之成功借鑒。再次,《懷舊》中的線索人物——九歲的孩子“吾”是一個頗為重要的角色,小說中的事件、場景、人物,均是借他的眼光、感受來表現的。盡管他未成年,有的意識、觀點、情感,卻比小說中的頑冥不化的麻木不仁的成年人要進步、要清醒、要深刻。他不滿死氣沉沉的私塾教育,不愛讀《論語》,愛聽李嫗、王翁講述山家故事;他生性活潑,熱愛自然;他聰恝敏銳,和傭仆親密無間,受他們純樸的勞動者美德之影響,鄙視金耀宗這個豪紳的吝嗇、愚蠢,怨恨禿先生的專橫、世故、狡猾。在“吾”的藝術形象里,依稀可見少年魯迅的身影,赫然閃現作家篤信進化論的思想光輝。這些也都是明顯高于晚清譴責小說的地方。最后,對照手法運用頗為精巧。小說中的對照是多方面的,從事件說,有辛亥革命與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之對照;從人物說,有鄉紳及其幫閑文人和他們眷屬這些剝削者與市鎮居民、鄉村農民、傭仆等被剝削者之對照,也有迂腐專橫的塾師與活潑正直的塾童之對照;從觀點、評價說,有太平天國起義的歷史功績、真實情況與尚不覺悟的農民傭仆中對“長毛”的稀奇古怪的傳聞、軼事這對照。魯迅是歷來反對視小說為閑書的,《懷舊》的字里行間,不時閃爍其作為進步思想家的真知灼見的逼眼光芒。
  魯迅的《懷舊》是一篇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文言短篇小說,在我們充分肯定其文學、歷史、思想價值的同時,無需諱言,也要看到文言形式,既妨礙了作品對歷史大變動時期復雜動蕩的社會生活的全面、深入的表現,也限制了作家對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歷、精深的社會見解的充分、自由地表達,更限制了這樣文情并茂引人深思的小說佳作的普及、廣泛傳播。從中國近現代小說的發展趨勢來說,白話小說的取代文言小說,無人可擋,實屬必然。
                1997年8月8日于首都師范大學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邊去力加卓
    @②原字為病去掉丙加有
  
  
  
魯迅研究月刊京23~2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泱19981998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23~2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泱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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