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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1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46(2001)05-05-07
　　以白話新詩出現為主要標志的中國現代詩歌，即將走完她誕生后的第一個世紀之旅。號稱 “國刊”的《詩刊》曾在它的讀者中做了一次廣泛涉及詩歌現狀的問卷調查，其中有一項“ 你 最有印象的現當代詩人”。據該刊公布的調查結果看，名列當今讀者“最有印象”中的前五 十名“現當代詩人”，絕大多數健在并活躍在當代詩壇上，屬于現代文學史的已故作家僅八 人，按得票數的排名是：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李季、田間、何其芳、魯迅、聞一多。 這八人中，除魯迅外，均是以詩歌創作或相關創作與研究終其一生并建樹卓越的新詩大家， 理應“榜上有名”；而魯迅，一般來說，并不以詩歌特別是“新詩”為專長。他本人曾多次 聲明：“（新詩）我自己實在不會做”，“我對于詩一向未曾研究過，實在不能說什么”，甚 至說“要我論詩，真如要我講天文一樣，苦于不知怎么說才好，實在因為素無研究，空空如 也”（魯迅《致竇隱夫》，1934）。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自謙的“非詩人”在他離世半個多世紀以后，年輕的中國新詩的愛好 者們（《詩刊》是一本以新詩為主體、新詩讀者占大多數的刊物，調查對象亦應如此）仍然將 他列在“最有印象的現當代詩人”之中，讓“魯迅”這個光輝的名字，同新詩、同現代中國 詩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應該說，這不僅是作家個人的光榮，也是中國詩歌的光榮。其理 何在？答案只有一個：這項來自廣大讀者群中的“選擇”絕非偶然，它既反映了一定程度的 民意，更反映了中國現代詩歌歷史發展進程（包括當代詩壇現狀）中內涵的某種必然性、規律 性的東西。研究并揭示它，仍是現代詩學的任務，也是當代魯迅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以上是筆者在聞聽《詩刊》調查結果后的一點直覺印象與強烈觀感，而要認真地面對“魯 迅與中國現代詩歌”這樣的重大論題，那接踵而來的壓力，卻是筆者自己腹中的“空空如也 ”了。好在魯迅著作并非“天書”，讀過且至今仍印象深刻的還不在少數。雖然系統和深入 的探討非我所能或有待時日，但約略地提出某些方面的事實與觀點以引起關注與議論，也許 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正是抱著這樣的想法，我才不揣冒昧地勉力為之，就教于方家和 讀 者。
　　　　　　新詩草創期的播火者
　　無論就創作個性，還是本人的氣質而言，魯迅都有非常“詩人”的一面。這是為他的全部 作品和許多同時代人的回憶所證明了的。他同詩歌的“緣份”之深，始自他學生時代的舊體 詩 習作。從寫于1900年的《別諸弟三首》到1903年的名作《自題小像》，一位自稱“戛劍生” 的新銳精進的青年愛國詩人的形象，已躍然于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華夏詩壇上。而對我們 三千年民族詩史也走到歷史轉折關口的泱泱詩國來說，時代與命運究竟能讓他担負起一個什 么樣的角色來呢？像黃遵憲(1848-1905)那樣被論者喻為但丁式的“屬于舊世紀的最后一個詩 人又是新世紀的第一個詩人”，魯迅的年齡和閱履歷似乎都還不夠：他僅僅是趕上了戊戌維 新那輩人所經歷的十九世紀下半葉神州陸沉與時代驟變的尾聲，接上了《人境廬詩草》作 者所倡導的卻未能真正實現的“詩界革命”的余緒。而像胡適(1891-1961)、郭沫若(1892-1 978)那樣的現代白話新詩的開山者與奠基人，比他們年長十歲左右的魯迅在1919年中國現代 歷史揭開新篇章、“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之際，又早過了與新詩創作密切相關的“青 春期”，進入了更為成熟和相對冷靜的中年。這個新的“時間差”，也許只有利于他承担起 中國現代小說之父、現代雜文和散文的拓荒者、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旗手的使命—— 對任何一個作家和中國這樣歷史文化傳統極具豐厚、悠久的文明古國來說，以上承担已經是 非常艱巨和非常難得的了，因此再“要求”魯迅在中國現代漢語言文學中充當普希金在俄國 文學中曾充當過的那種“全能角色”，顯然是不現實的。
　　然而，魯迅畢竟是偉大的時代先驅和杰出的思想界斗士，他從舊體詩文出發并受到民族民 主革命和世界文學潮流猛烈沖蕩的早期文學創作實踐，在二十世紀初年剛剛萌芽，幾乎處于 “單槍匹馬”之勢，即顯示出了銳不可當的思想鋒芒和深刻、巨大的影響力，對多年后才登 場 的白話詩以及其后展開的中國新詩史，同樣起到了催生、促進與鼓舞的作用。這方面的主要 貢獻，便是他寫于1907年、發表于1908年《河南》雜志、1927年又被作者收入他的第一部雜 文集《墳》中的長篇文藝論文《摩羅詩力說》。
　　《摩羅詩力說》出于26歲仍在日本求學的青年魯迅之手，是他在內外刺激下決心棄醫從文 ，轉向提倡文藝運動改變國民精神，呼朋喚友籌辦《新生》雜志時期而寫的啟蒙文論。3萬 多字的長文中，著重介紹了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茨凱維支、裴多菲等一批十 九世紀歐洲革命浪漫主義代表詩人。他們雖“種族有殊，外緣多別”，但在魯迅眼中卻是“ 因現種種狀，而實統于一宗：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 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對于這樣一派為世俗所不容、為反動勢力所仇 視的“摩羅”（惡魔）詩人，魯迅卻親之、敬之，熱情地介紹其生平事跡，高度評價他們作為 “國民詩人”、“報復詩人”、“愛國詩人”和“精神界之戰士”在文學和歷史上的豐功偉 績；更把期待和熱烈的目光，投向當時已陷入“秋肅”、“枯槁”、“寂寞”和“旁皇”的 中國思想界、文化界：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于美善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 聲，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而在所有能激發“先覺之聲”/“破中國之蕭條”的文藝形式中，魯迅特別看重詩歌撼動 人心的力量：
　　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凡人之心，無不有詩。……詩人為之語，則握撥一彈，心弦立應 ，其聲沏于靈府，令有情皆舉其首，如睹曉日，益為之美偉強力高尚發揚，而污濁之平和， 以之將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
　　《摩羅詩力說》不僅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系統評介十九世紀西方進步浪漫主義詩人 的專著，也是一部集中、鮮明地體現了魯迅早期愛國、民主、進步傾向的美學理論力作。像 他 后來所做的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偷運軍火”的許多工作一樣，這篇視野開闊、氣魄宏 大、議論風生、不同凡響的“詩與詩人論”，同內外矛盾日益尖銳的中國社會現實緊密聯 系，深刻地反映出先進的知識者渴望變革“別求新聲于異邦”的理想要求，為即將到來的席 卷 神州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吹響了“中國革命破曉時期剛健雄偉的號角”（趙瑞蕻 語）。它的出現，比胡適1917年發表于《新青年》的《文學改良芻議》早整整十年，和同一 個時期魯迅所寫的《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等重要文章一起，如爝火不熄，星斗闌干 ，在東方微明的地平線上，燭照著一代新詩人的崛起之路，迎來了白話詩開篇的新世紀。
　　應該說明的是，《摩羅詩力說》并未涉及詩歌語言形式的革新問題，它本身的文字仍沿用 著“舊瓶裝新酒”。魯迅曾在1927年所寫雜文集《墳》的《題記》中交代：當時的他受到《 民報》影響“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而“編輯先生又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 稿費便愈多”，所以更助長了該文的“生澀”與“生湊”。雖說這里不無自謙的成分，但艱 深、繁難的文言有礙于這篇重要文獻的廣泛流傳，恐怕也是事實。這也從客觀上“印證”了 詩體革新的必須和緊迫；而就“詩歌精神”而言，《摩羅詩力說》的確是魯迅以“解放了的 普魯米修士”的姿態，高擎于世紀之初蒼茫大地上的一支“詩國炬火”。它所期冀的“起其 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的詩歌“雄聲”，即使在新詩問世近一個世紀的今天，也具 有振聾發聵的現實意義。
　　　　　　赤忱無畏的詩壇園丁
　　從“五四”前后白話新詩文體的濫觴，到二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興起，魯迅與詩歌的 關系，已不再止于舊體詩寫作和為新詩催生的“思想發動”；他本人從1918年開始也有了新 詩 創作，但用他的話來說“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為那時詩 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人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從這里可 以看到，作為新文學巨匠的魯迅是十分關心“新詩”這一新生文體的出現的，雖然1919年以 后，他沒有再作嚴格意義上的新詩（散文詩除外），但他仍然密切關注著中國新詩發展壯大的 艱難行程，同許多新詩人接觸交往，以自己崇高的威望、精湛的學識和真摯的友誼，關愛著 詩壇新人，呵護著詩歌新苗，同時也跟從詩壇內外刮起的不利于詩歌健康發展的歪風邪氣乃 至“腥風血雨”進行頑強的斗爭，留下了中國現代詩史上一行行忠誠無畏的足跡。
　　限于手邊的資料，這里只舉兩例。一例是1922年魯迅發表于《晨報副刊》的雜文《反對‘ 含淚’的批評家》，為當時剛剛起步的青年詩人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受到批評指責而作 。汪詩中的愛情描寫“一步一回頭瞟我意中人”被“神經過敏的道德家”視為不凈，以致為 “悲哀的青年”而溢出“不可思議的眼淚”；魯迅針對這種固守“授受不親”封建倫理的思 想論調，譏刺道：“批評文藝，萬不能以眼淚多少來定是非。文藝界可以收到創作家的眼淚 ，而沾了批評家的眼淚卻是污點”，有力地支持和鼓勵了健康、活潑的新詩創作，成為這次 新詩壇上有關“文藝與道德”問題論爭中的著名論斷，汪靜之也由此成長為五四以后最優秀 的 愛情詩人之一。
　　再一例，便是人所共知的魯迅與左聯五烈士的交往。1931年早春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于上 海龍華的五位青年作家中，胡也頻、柔石、殷夫都是新詩壇上的佼佼者。三人中，魯迅與柔 石交誼最深，對后者創作上的指導、幫助也最大，并為營救這批年輕戰友甘冒生命危險作出 多方努力；而對殷夫這位僅見過三次面的、才華卓絕的紅色歌手，身為左聯核心的魯迅也給 予了特別的關懷和高度的評價。他曾將自己保存了三十年的“正當我熱愛裴多菲的時候，特 地托丸善書店從德國去買來”的《裴多菲詩文集》贈送給這位“同我那時一樣熱愛裴多菲的 詩的青年”（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而當殷夫的友人在烈士死后擬將其遺稿《孩兒塔》 出版時，魯迅又滿懷熱情地為之作序，留下了一份極其珍貴的、在魯迅全部著作中也十分獨 特的“新詩專論”。其中有關殷夫詩歌地位和價值的論述，已成為中國新詩史上呼喚未來、 傳布春溫、別開生面的“經典性預言”：
　　這《孩兒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短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 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的愛的大纛，是 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做比方，因為這詩屬 于別一世界。
　　魯迅在反革命圍剿的白色恐怖中，滿懷悲憤與激情為中國新詩壇上的殉難者所寫下的這些 擲地有聲的話語，同樣適合于后來人對于這位偉大的文化革命主將有關無產階級詩歌真知灼 見的“再評價”——它直接承繼著這位新文化旗手早在《摩羅詩力說》中就表現出來的對于 “剛健不撓”的“先覺之聲”的尋求與期待；經過“五四”風云和其后革命斗爭年代的洗禮 ，在一茬茬新生代詩人的創作和熱血的映照下，內涵更加堅實與豐沛，愈益顯示出它那與“ 未來”同在的強勁生命力，因為它“并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短長”，它“屬于別 一個世界”。我們完全可以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以上引言中的每一個字，都被鐫刻上了新 中國大廈奠基者們的不朽豐碑：這是中國新文學和革命詩歌的光榮，也是歷史對于魯迅這位 忠貞不貳的詩壇園丁的崇高褒獎。
　　　　　　不朽的詩作與詩論
　　從數量上看，詩歌在魯迅的全部創作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新詩如果不包括《我的失戀》這 樣“擬古的新打油詩”、《南京民謠》、《好東西歌》等歌謠體的話，只有1918至1919年寫 下的六首；舊體詩，約六十首。但從體裁上看，魯迅詩歌形式多樣，在新詩草創的最初十幾 年里，他同樣“嘗試”了白話詩、散文詩、歌謠體等多種詩體實驗，并以他不同凡響的新舊 詩作，在五四以來的文壇內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在魯迅的詩歌創作中，成就最高、影響也最大的，我想就“體裁創新”而言，當推他的以 《野草》為代表的散文詩創作。說來難得的是，為這位現代散文大師和杰出詩人所奠定的五 四新文學中第一塊“散文詩創作”的基石，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散文詩領域中，迄今 仍是尚無人能夠逾越的高峰——無論就題材面的寬廣、思想內涵的豐富深刻，還是語言和表 現技巧的精湛、變化，《野草》充分地展示了魯迅作為思想家、語言藝術巨匠和我們民族最 優秀的代言人所具有的非凡詩才；也似乎只有在這“詩與散文”的結合部上，魯迅稟賦中那 一份滲透著思辨力、洞察力和感染力的“詩人才情”才能得到最完美、最純粹的發揮，給中 國 文學留下了諸如《秋夜》、《雪》、《過客》、《這樣的戰士》和《立論》等這樣一批形式 多樣、美不勝收的傳世精品。僅此一項，魯迅對中國現代詩歌創作的貢獻與啟示，就是“一 般 的詩人”難以企及的了。
　　其次，是魯迅的舊體詩創作。魯迅自1912年作《哀范君三章》后，幾乎近二十年沒有做舊 體詩，這恐怕跟五四前后那很長一段時日內，進步的新文學家都為白話詩鳴鑼開道有很大關 系。因此到1931年柔石等人犧牲消息傳來的那個早春寒夜，當魯迅“在悲憤中沉靜下去，積 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的時候，舊體詩又時時出現在這位新文學旗手的筆下了。現存魯迅 舊體詩作絕大部分（約五分之四）均為1931至1935幾年間所作。它們和作者同一個期的雜文創 作一樣，是那個時代左翼文藝運動遭受殘酷迫害、革命進步力量拼死抗爭的紀錄、見證和有 力補充；獨立支撐于白色恐怖下“對于前驅者的愛的大纛”和“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 同樣構成了魯迅詩歌的主要內涵和戰斗特色。與匕首和投槍式的雜文文字相比，舊體詩中 的魯迅更凝煉、更含蓄，更具有強烈的抒情色彩和傳統文化底蘊，其中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 名句，如“我以我血薦軒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敢遣春溫上筆端 ”等等，都成為深受讀者喜愛和世代相傳的座右銘。
　　再次，是魯迅創作的新體詩。這部分作品中，抒情詩數量很少，但別致、新奇，有的充滿 大膽的想象（如《夢》中的“很多的夢，趁黃昏起哄。/前夢才擠卻大前夢時，/后夢又趕走 了前夢……”），有的富有思辨和哲理（如《人與時》中有關現在、將來和從前的論辯）；最 有特色的是他沿用打油詩、民謠體，針對文壇或社會現實而又有所革新的諷刺詩，如前面已 提 到的《南京民謠》、《好東西歌》，還有《公民科歌》、《“言詞爭執”歌》等。在這些多 數同樣問世于三十年代初的“小品詩”里，魯迅那支辛辣、犀利、深刻的戰斗之筆，借詼諧 、生動的民歌風，剝開了反動政客、軍閥屠夫等諷刺對象的層層外衣，活畫出他們的丑惡嘴 臉和兇殘本質，以短小精粹、易讀易背的詩句，鼓舞人心，克敵制勝，亦可謂我國現代諷刺 詩的開山之作。
　　除了以上詩作，魯迅貢獻于中國現代詩歌藝術寶庫的還有他的理論見解。雖說自早年的《 摩 羅詩力說》以后，魯迅再沒有發表過系統研究和探討詩歌的理論文章，但從他許多涉及到詩 歌創作問題的雜文、書信和談話中，這位文化革命主將和新文學奠基人的詩歌美學思想，還 是得以片斷零散地保存下來。搜集、整理和闡發這些“詩學談片”，應該是對魯迅學研究深 廣的專門家的課題，這里只能就筆者接觸到的有限資料，擇其主要內容，作一點粗淺的分 類和概述。
　　關于詩歌創作的起源。魯迅寫于1934年的《門外文談》中有過一段精彩的文字，論述詩歌 產生于原始人類的勞動和宗教活動：“其一，因勞動時，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從單純 的呼叫發展開去，直到發揮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韻調；其二，是因為原始氏族 對于神明，漸因畏懼而生敬仰，于是歌頌其威靈，贊嘆其功烈，也就成了詩歌的起源。”他 還 生動形象地將先民在集體扛木頭時喊出的第一聲號子，稱之為“杭育杭育派”的創作。由此 出發，魯迅在論及文藝創作和社會生活的關系時，總是強調文藝家應熟悉和了解他所要表現 的社會生活，應到生活的“漩渦”中去，才能寫出“真切、深刻”的作品來；對于“不識字 的詩人”所創作出來的“民謠、山歌、漁歌等”，魯迅也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它們“剛健 、清新”，“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他還進一步論證“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 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可以說，正是這種植根于 唯物史觀和重視人民創造力的詩歌起源說，奠定了魯迅詩美學的思想理論基礎，與形形色色 的唯心論、天才論劃清了界限。
　　關于詩歌的抒情性。早在1926年撰寫《漢文學史綱要》的開篇明義中，魯迅就說過：“詩 人感物，發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隨訖”；1925年的雜文《詩歌之敵》針對“前輩老先生 ，還有后輩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來尤厭惡戀愛詩”的文壇怪現狀，不無譏誚地議論道： “從我似的外行人看起來，詩歌是本以發抒自己的熱情的，發訖卻罷，但也愿意有共鳴的心 弦，則不論多少，有了也即罷；對于老先生的一顰蹙，殊無所用其慚惶”——這些都是闡發 詩歌主情、移情說的例子。但在《兩地書》中與許廣平談到創作者“感情正烈的時候”，魯 迅卻曾有過“不宜做詩”的警示，理由是因某事觸發而產生的一時之“激烈”中匆忙做詩， 會招致“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的不良后果，因為“詩歌較有永久性……情隨事遷 ，即味如嚼蠟”。這種“多情反被無情惱”的創作難題，是每一個詩人都有可能遇到的，也 是許多新詩中的常見病。魯迅第一次從“詩美”的認識高度上，闡釋含蓄與直露的分野，強 調詩歌抒情中把握審美距離的分寸感和必要性。這實質上就是強調詩歌有別于“一般”和“ 簡單化”的藝術本質，詩人必須完成詩歌創作所要求的意象化和情境美的醞釀、開掘、冷凝 或升華過程，而不能滿足于“鋒利肅殺”的痛快、流于表面的激昂與浮泛的渲泄。
　　關于詩歌的形式美。魯迅的看法是“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后一種為好； 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就不能 在人們的腦子里將舊詩擠出，占了它的地位。”因此，他希望“內容且不說，新詩先要有節 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但白話詩要押韻而又自然，是頗 不 容易的”（魯迅《致竇隱夫》1934）；又說“詩須有形式，要易記，易懂，易唱，動聽，但格 式不要太嚴。要有韻，但不必依舊詩韻，只要順口就好”（魯迅《致蔡斐君》1935）。作為白 話文運動的積極提倡和成功實踐者，作為新詩壇上最早一批嘗試者之一，魯迅對新詩在形式 上的這些要求既符合文學革命和“詩體解放”的大方向，也切合和有利于改進白話詩實驗階 段業已出現的自由化中“散漫無序”的現狀，為新詩藝術形式的進一步探索和新格律詩體的 創立，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有必要指出的是，為新詩“開山”的第一代新文學大家們， 從他們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深厚學養出發，幾乎都對新體“自由詩”提出了“形式制約” 的建議，有的從理論上分析歸納，如朱自清，有的不僅有理論創造，更身體力行，如聞一多 。但在后來新詩發展的很長一段路程上，“惡性西化”、“濫自由化”的負面影響時有出現 ，有時還相當“孟浪”，嚴肅認真的詩體探索者的呼聲和足跡，倒往往為其“狂潮”所遮蔽 。這方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新詩作者的相對年輕、缺少文學底蘊、某些“淺嘗躁進的作者 ，將自由詩當成了逃避鍛煉、免除苦修的遁詞”（余光中語）這樣的內因，也不能忽視。因此 ，在世紀性的回眸與總結得失之際，重溫新詩起步時大師們的叮嚀與囑咐，像以上魯迅關于 新詩形式美的真知灼見，作為中國新詩藝術跨世紀的參考，實在不是多余的。
　　其它，如詩與口號（文學與宣傳）、繼承借鑒和創新發展的關系、關于創作“靈感”等問題 ，魯迅也多有論及，這里且不作詳述。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作出如下結論，包括魯迅詩歌理論和創作活動在內的近現代詩史已經 證明：五四白話新詩的出現，開創了我們源遠流長的民族詩歌的新紀元，為青年魯迅所期待 、呼喚的“精神界之戰士”和“美偉剛健”之聲已崛起和震響在新生的中國詩壇上，但將舊 體詩“擠出”人們的頭腦和完全取代它在抒情文學中的地位，卻似無可能也沒有必要，因為 五四以后，傳統詩歌的舊形式仍然可以為新詩人所用。新詩與舊詩，像一條大河的“兩岸” 仍并行不悖地伸延在現代詩歌形式的范疇中，它們相互對應，相互制約、相互依存促進，形 成了自由與格律、突破與守衡、發展與繼承“共存、共榮”的詩壇新格局。而魯迅自己也正 是在這個現代中國詩歌的新格局中，以其不同凡響的多樣化的新舊詩作和高屋建瓴、把握歷 史走向的進步詩觀，為二十世紀中華詩歌的革新與發展、為詩人隊伍的成長與壯大、為中國 現代詩學的形成與創建，樹立了崇高的榜樣，作出了極其寶貴的貢獻。正像本文引言中所說 的，人們至今仍將“魯迅”這個光輝的名字，同新詩、同現代中國詩歌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 一起，這不僅是作家個人的光榮，更是中國詩歌的光榮。因為“詩人者，攖人心者也”，縱 觀百年華夏詩史和先生的畢生行狀，他正是這樣一位“其聲沏于靈府，令有情皆舉其首，如 睹曉日，益為之美偉強力高尚發揚”的真詩人與先驅者。
　　說明：今年9月25日是魯迅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本刊特發表著名詩人、詩評家馮亦同 先生的這篇論文，紀念偉大的魯迅先生——20世紀的文學巨匠。
　　收稿日期：2001-08-20
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5～1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馮亦同20022002魯迅先生以其不同凡響的多樣化新舊詩作和高屋建瓴、把握歷史走向的進步詩觀，為20世 紀中華詩歌的改革與發展、為詩人隊伍的成長與壯大，為中國現代詩學的形成與創建，樹立 了崇高的榜樣，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魯迅/現代詩歌/理論與創作Lu Hsun/modern poetry/theory and creationLu Hsun and Chinese Modern PoetryWith his outstanding and multiple new and old poems as well as his historical　trend of progressive poetry,Mr.Lu Hsun sets a noble example and has made great c ontribution i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etry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growth and increase of poets in addition to the founding and formation of Ch inese modern poetry.馮亦同(1941-)，男，江蘇寶應人，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江蘇省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 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南京市文聯　作家協會，江蘇　南京　210018 作者：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5～1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馮亦同20022002魯迅先生以其不同凡響的多樣化新舊詩作和高屋建瓴、把握歷史走向的進步詩觀，為20世 紀中華詩歌的改革與發展、為詩人隊伍的成長與壯大，為中國現代詩學的形成與創建，樹立 了崇高的榜樣，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魯迅/現代詩歌/理論與創作Lu Hsun/modern poetry/theory and creation

網載 2013-09-10 2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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