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上書李鴻章的經過及與王韜之關系

簡體傳統

1894年1月，孫中山回廣東香山縣翠亨村撰寫《上李鴻章書》，并開始籌劃北上天津請愿之事。他在這封洋洋八千余言的請愿書里這樣宣稱："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孫中山之所以選擇李鴻章為上書對象，這一方面是因為時人包括外國觀察家，都把李看作當時了解西方、致力于中國富強的一流人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李是孫中山曾經就讀的香港西醫書院的贊助人，孫中山大學畢業時曾由校方推薦給李，雖然這事最終未成，但孫中山相信李鴻章對他的情況必定有所知悉。

　　孫中山為了這次上書作了許多人事上的鋪墊，大概是這年2月底3月初的時候，他托已經卸任的澳門海防同知魏恒寫信給盛宣懷的堂弟盛宙懷，準備到上海后通過盛宙懷的引薦再搭上盛宣懷這條線，最后能夠接近李鴻章。

　　1894年3月間，孫中山偕同窗好友陸皓東來到上海。陸曾是上海電報局的領辦生，而盛宣懷則是上海電報局的總辦。這一層關系似乎又為上書成功添了一枚籌碼。在上海期間，孫中山拜訪了他的香山老鄉、著名的《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并在鄭寓見到了時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的王韜。孫中山在大學時曾讀過王韜與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合譯的英文版"四書五經"以及王韜發表在報紙上的不少政論文章，便把上書的內容也告訴了王韜并征詢意見，王韜則在辭采上"重新替他加以修正"，并給在李鴻章幕中供職的朋友羅豐祿寫了一封薦書。鄭觀應與盛宣懷極熟，又慨然提筆作書介紹。

　　柯文在所撰王韜傳記中這樣敘述他們的相逢：

　　1894年早些的時候，一個活躍而性急的年輕人，為了給這方土地上最有實權的官員李鴻章上書宣傳改良主張，從華南家鄉出發上路。北上途中他在上海逗留，結識了一位頗為著名的主張改良的老者。這位老者幫他修飾上書，使之更易為人接受，又給李鴻章的一位幕僚寫了引薦信。這位年輕人便是孫中山，這位老者即是王韜。

　　持著盛宙懷、鄭觀應、王韜等人的引薦信，孫中山于6月間抵達天津。盛宣懷當時正在天津籌備辦東征轉運。據通行的孫中山傳記，盛宣懷收到這兩封信后，即致函李鴻章，介紹孫中山往見。李鴻章其時正忙于處理因朝鮮問題引起的中日外交交涉，沒有安排接見孫中山，但還是收下了他的上書。但據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稱，是王韜介紹了李鴻章幕府中的洋務文案羅豐祿，遞交了上書。但不管怎樣，都改變不了這一勞師動眾的上書歸于失敗的結局。

　　當孫中山一行悶悶不樂地回到上海，中日甲午之戰已經爆發。他對這個病入沉疴的帝國已不抱任何希望。這年10月間，孫中山由上海轉道日本至檀香山。他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也正始于這一年。

　　柯文稱，王韜的著作可能對孫中山產生過一定影響，但1894年兩人在上海的這一相逢，卻徒具"象征意義"：

　　前途無量的孫中山不久就以中國革命家而聞名世界。而王韜卻在度過漫長而豐富的一生后，于1897年5月，在他同時代的許多中國人都已預料到的巨變前夜，于黯淡中溘然長逝　

迷霧中的臉

胡適曾這樣評說王韜：如果他是日本統治階層中的一員，他可能輕而易舉地成為伊藤、大久保、大隈，至少也是西鄉。這種評論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肯定和贊揚了王韜的才華，另一方面又抨擊了他置身的那個百疴叢生的時代。那么我們的主人公他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呢？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代思想家評傳叢書里有一冊《王韜評傳》，稱之為思想家。但是，盡管他頭腦敏捷思路開闊，卻算不上一位自成體系的思想家。他與官場廣有聯系，卻從未謀得一官半職來推行他的改革主張。他不是外交官，但他對中國近代外交思想的卓越貢獻遠非一名普通清朝外交官所能企及。他寫過一些虛構性作品，如小說《淞隱漫錄》，還撰寫過歷史著作，但他遠不止是個小說家或者歷史學家。那么他還是什么？報人？士紳？還是一個國際問題專家？當我們透過時間的迷霧努力要去看清他時，他的面目卻似乎更模糊了。或許，這辨認的指向越是具體、越是明確，離一個人的本相倒越遠了。

　　由此我想到，在王韜這樣的過渡性人物的身上，或許蘊含著比他自身的經歷更為重大的意義。這意義就在于，他的遭遇和經歷的困惑，也在同時代更多的人身上發生著。這樣，盡管他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作用是微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但他作為歷史親歷者的價值卻可能是巨大的。換言之，在走向近代的中國，他或許只是一塊并不重要的跳板，但卻是我們據以眺望和了解近代中國的一個絕佳窗口。這是歷史中蕓蕓眾生的意義，也是我現在以敘事的方式重新走近他的意義之所在。

　　就像費正清所說，近代世界是被"強加給"中國人的，"中國人不得不咽下去"。作為那個時代較早有海外游歷經驗的知識人，王韜很早就認識到了世界正在經歷劇變。他對地球的"西北"（西方世界）與"東南"（中國）進行了一番比較，在剛與柔、動與靜這一傳統的中國語境里出人意料地表達了他的地緣政治學觀點："東南柔而靜，西北剛而動。靜則善守，動則善變，故西北至東南獨先，東南通西北獨后。柔能持己，剛能制人，故西北每足為東南患，東南不足為西北病。"面對來自外面世界的威脅，只有求變，"蓋天道變于上，則人事不得不變于下"，他這樣表達他的有所保留的變革論："吾所謂變者，變其外不變其內，變其所當變者，非變其不可變者。所謂變者，在我而已，非我不變而彼強我以必變也。彼使我變，利為彼得，我自欲變，權為我操。"在他的信仰系統中，"天"必將站在中國一邊，"天之聚數十西國于一中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強中國，非欲禍中國，正欲福中國。故善為用者，可以轉禍而為福，變弱而為強。不患彼西人之日來，而但患我中國之自域。無他，在一變而已矣"。因此知識分子要善于學習西方的技術和思想，"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為先"。而變的目的，就是"自強"，就是讓中國變得和西方一樣強盛："今請一言以蔽之曰：欲保民于海外，法立而威行，則莫如由自強始。"

　　1894年，王韜的生命已經可以隱約看見終點。世界的飛速變動，使得他那種局部變革觀顯得落伍。更多的表達民意的現代手段，也使得他在報界的地位不像在七十年代香港時期那樣引人注目了。就在這一年，他親眼目睹了曾在他生命中留下美好一頁記憶的彈丸小國日本擊敗中國。病中的王韜對清軍的畏葸妥協連戰皆潰，深感憂慮與痛心：每得一音，輒欲拔劍斫地，把酒問天，而至于擊碎唾壺也！也是在這一年早些的時候，他約見了一個從廣東出發向李鴻章上書的南方青年，此人名叫孫逸仙。孫氏活躍而性急的性格和無畏的氣質，給病中的王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許是從這個年輕人的身上看到了多年以前挾策獻書的自己的影子，王韜幫助他修改了上書，并給在李鴻章幕中供職的一位朋友寫了一封舉薦信。他這么做，是因為他相信，中國的希望正在這些年輕人的身上。

　　三年后，即光緒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三日，王韜去世。

　　再一年，亦即1898年，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運動--"戊戌變法"，在倉促中實施，又在匆忙中拉上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