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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04)03-0121-04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前有魯迅，后有趙樹理，同為鑄就中國現代文學的輝煌，立下 了堪載史冊的卓越功勛，他們既有聯系，又相區別。
    　　　　一、里程碑式的文壇巨匠
    鴉片戰爭在轟開國門的同時，也驚醒了昏然酣睡中的國人之美夢。為救吾國吾民，半 個多世紀以來，仁人志士們前仆后繼，慷慨赴難，但無論是旨在科技救國的洋務運動， 還是立足政體革新的辛亥革命，最后均以失敗告終。慘痛的教訓使先覺者深切意識到， 思想革命乃是當務之急。于是乎，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為宗旨的新文化運動在中 華大地驟然而起。文學革命作為思想革命之重要一翼應運而生，在理論倡導上，胡適的 《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等一系列文章振 聾發聵，原本死寂的文壇頓然風雷乍起，一場創作實踐層面上的文學革命已是箭在弦上 。正是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特定背景下，魯迅的《狂人日記》于1918年破土而出 ，并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1](P339)轟動文壇，成為現代白話小說的開山之 作。從此，魯迅便一發而不可收，相繼寫了《孔乙己》《藥》等十余篇小說，且于1923 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吶喊》，小說的數量雖不算多，但其文體形式卻是萬象紛呈， 恰如當年茅盾之所言：“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 極大的影響，必然有多數人跟上去試驗。”[2](P324)魯迅在現代文學發生期的突出貢 獻之一，誠如他自己所言，是以文學創作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從而使胡適、陳獨秀 等人力倡的文學革命理論得以開花結果。魯迅的創作真正使中國小說從傳統所固有的故 事框架中徹底解放出來，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多樣化發展的基礎，并無可置疑地確定了 其現代文學奠基者的地位。
    在魯迅等文壇巨擘的艱難努力下，嶄新的現代文學在古老的中華大地站穩了腳跟，實 現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接軌，推進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遺憾的是，在長期閉關自 守狀態下，國人本來就對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學革命的發展又極迅猛，人們無暇對西 方各種思潮進行消化、鑒別，再加上文學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為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派， 思想方法上難免有偏激和走極端的弊病，這就使文學革命不可避免地帶有“在否定傳統 時，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學習西方新思潮時，又容易肯定一切”[3](P42)的特點，這 就導致了新文學降生伊始即帶有嚴重的“西化”傾向，只是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中間， 與本邦民眾，特別是與占人口90%的農民群眾相脫離，這種脫離甚至嚴重到了令人瞠目 結舌的地步：魯迅反映農民生活的經典力作《阿Q正傳》居然被中國的農民讀者拒之千 里之外。文學革命是在思想革命的時代潮流下應運而生的，其宗旨之一就是要竊取西方 文學圣火以改變愚弱國民之靈魂。倘若新文學不能被大眾所接受，那么，新文學作品中 所蘊涵的思想再宏深、再精辟，也只能與民眾們失之交臂。因此，若不能徹底實現新文 學從“西化”到“民族化”、“大眾化”的根本性轉變，就不僅不能使新文學在中國大 地真正扎根結果，而且也難以實現新文學開拓者們借文學改造國人之靈魂、借啟蒙以救 國的一片苦衷。可以肯定地說，以西方文學為參照系、對西方文學生吞活剝始建而成的 中國新文學，一開始就面臨著民族化、大眾化這一嚴峻使命。早在五四時期，有識之士 就高舉起“平民文學”之大旗，“左聯”成立伊始，即設立了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盡管 先輩們殫精竭慮，作了種種努力，然心有余而力不足，終因歷史條件的限制而功虧一簣 。直到趙樹理登臨文壇，《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作品風行于世，才標志著新 文學民族化、大眾化的最終勝利，才真正實現了新文學與人民大眾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熱情擁抱。
    《狂人日記》標志著中國現代小說的誕生，《小二黑結婚》則預示著新文學的徹底大 眾化。沒有魯迅，中國文學不知何時方能與世界文學接軌；沒有趙樹理，新文學本土化 的歷程不知何時是個盡頭。正鑒于此，我們可作如是言：魯迅是不朽的，趙樹理同樣也 是不朽的，他們同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兩位里程碑式的文壇巨匠。
    　　　　二、義無反顧地張揚文學的功利性
    在文學價值上，魯迅與趙樹理有著驚人的相似點：注重文學的功利性，主動而熱忱地 追求文學的教育功能與認識功能。魯迅棄醫從文的初衷是為了啟蒙，為了改良人生：“ 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 ’，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 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4](P212)正是在這一創作思想指導下，魯迅的整個現 實主義小說，無論是《吶喊》，還是《彷徨》都始終如一地顯示出強烈的“審丑”意識 ，“審丑”成了《吶喊》《彷徨》最為醒目的標識，魯迅以如椽大筆，對彌漫于舊中國 的“四丑”——人物之丑、靈魂之丑、人際關系之丑、環境之丑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審視 與批判。魯迅筆下最主要的是兩類人物：知識分子與農民，其中知識分子又分新舊兩類 ，舊知識分子中既有人肉筵宴的享用者，如《祝福》中之魯四爺，又有人肉筵宴中的被 享用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對舊知識分子，魯迅無可置疑地重在凸現其丑陋之 處，然而在塑造新知識分子時，如《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 魯迅仍主要著眼于揭其短處：不是滿腔熱忱地贊美他們是鐵屋中第一批從死睡中驚醒過 來的人，而是一意要表現他們“夢醒了但無路可走”后的苦悶、彷徨、妥協、倒退。在 常人眼里，中國的農民具有許多他人無可比擬的美德，但在魯迅筆下，愚昧成了作者不 厭其煩書寫的普遍特征，魯迅塑造各式農民形象的真正目的，仿佛就是為了從各側面、 各層次來赤裸裸地充分展現其愚昧之個性，甚至在塑造兒時的摯友、曾經那般可愛的閏 土時，也毫不例外。作為現代小說之父的魯迅，在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時，一個 顯著的個性特點是輕其“形”而重其“神”，人物肖像描寫極為節儉，甚至不寫。“畫 眼睛”就是魯迅的得意手法，在濃墨重彩地彰顯人物之“神”時，魯迅一以貫之地無情 解剖著人物的靈魂之丑，如在塑造阿Q時，作者著重從兩個方面來揭開阿Q靈魂的廬山真 面目：一是通過“精神勝利法”彰顯阿Q的性格之丑；二是通過阿Q的“革命觀”彰顯其 心靈之丑，通過這兩個向度的刻畫，阿Q丑陋的靈魂昭然若揭。魯迅不但寫出作品主人 公的靈魂之丑，而且還極為沉痛地寫出了主人公周圍“看客”們的丑陋靈魂，如未莊之 人，面對阿Q之被殺，不但無一人表現出些許惻隱同情之心，反倒“全跟著螞蟻似的人 ”前去觀看熱鬧，且最終因看得不夠爽而牢騷滿腹。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可愚昧的看 客竟在一個被冤屈的死囚身上找樂趣，其靈魂之丑惡，可見一斑矣。丑陋的人物再加丑 陋的靈魂，那么，人際關系丑陋至何等程度便可想而知了，魯迅本著現實主義精神，藝 術化地再現出人際關系之丑惡不堪：在這個徹底喪失了人間溫暖的塵世里，雖有夫妻之 名，卻無夫妻之情；雖有兄弟之緣，卻無兄弟之誼；雖有鄰里之實，卻無鄰里之愛；雖 有親朋之謂，卻無親朋之恩；雖有同事之幸，卻無同事之助……總之，這是個一無親情 、二無友情、三無同情，有的只是冤情、孽情的無愛人間。此種冷酷的人際關系，正是 一條條原本鮮活的生命殊途同歸地踏上黃泉路時一副追魂奪命的大毒藥。除此之外，魯 迅還對環境之丑作了嚴肅審視。在這里，凝滯的時間，封閉的地域，愚昧落后而殘忍的 人物，一起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思想環境。表面上，歷史的巨輪呼嘯向前，實質上， 人們始終徘徊于“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5](P213)兩 極之間，時間似乎是永恒地凝固了，地域也總是那么的偏僻、閉塞、與世隔絕，任何一 點細微的變化與不同似乎都足以讓人們街談巷議，恰如蜀犬吠日：在這凝滯的時間、封 閉的地域之中，生活著一群丑陋之人。丑陋的自然環境因丑性人物的介入而愈顯其丑， 魯迅筆下的人物生存處境真正堪稱是一塊無可救贖的絕望之境。魯迅之所以如此堅執、不遺余力地進行“審丑”，旨在“改良這人生”，因為，諱疾忌醫，只能病入膏肓、無可救藥，惟有正視現實。立足現實，才能救贖的希望與可能。透過“審丑”的背后，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魯迅至誠至切的救國熱情。
    與魯迅相同，趙樹理也抱著強烈的功利目的從事文學創作：“我在作群眾工作的過程 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我要寫的主題”[6]( P1592)，“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度，應該把它提出來”[6](P1882) 。可見，提出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既是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出發點，同時也是其小說創 作的歸宿點。趙樹理以其第一線工作者得天獨厚的優勢，善于發現并捕捉問題，及時以 文學的形式予以藝術化地展示，從而形成了一系列別具一格的問題小說：如看到“我們 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別對于狡猾地主發現不夠，章工作員式的人多，老楊式的人 少，應該提倡老楊式的作法”[6](P1882)的《李有才板話》，欲寫出“當時當地土改全 部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使土改的干部和群眾讀了知所趨避”[6](P1648)的《邪不壓正》 等。在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新與舊、正義與邪惡、進步 與落后之間的斗爭將變得異常尖銳激烈，能不能及時發現新問題，能不能妥善解決新問 題，這關系到新舊較量的孰勝孰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趙樹理不作壁上觀，而是積 極投身其中，顯示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可貴的社會責任感。趙樹理的“問題小說”生逢 其時，是時代的需要、民眾的需要，極好地說現了文學的教育功能和認識功能。如果說 在“審丑”背后，我們看到了魯迅一顆火熱的心；那么，在“問題”背后，我們也同樣 可以窺見趙樹理對國家、民眾的赤膽忠心!魯迅的現實主義精神、憂國憂民情懷在趙樹 理身上薪火相傳。
    文學的功利性賦予特定時代的魯迅、趙樹理創作無比厚重的思想價值，最大限度地實 現了文學啟蒙與救亡的特殊功能。
    　　　　三、專心致志地為農民立傳畫像
    中國的傳統小說，從總體而言，是一部帝王將相史、才子佳人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魯迅第一次大批量而非偶而為之地把農民群眾引進現代小說領域，真誠而嚴肅地為 他們畫像立傳，寫出他們的喜怒哀樂，直面他們的生存狀態，使中國小說走下神圣殿堂 ，步入凡俗塵世，與凡人小事進行零距離接觸，這是魯迅先生為新文學所作的一大貢獻 。在書寫農民故事時，作者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以悲憫之心，居高臨下地審視著形形 色色的農民，對農民身上數千年積淀而成的愚昧國民性予以藝術再現并進行無情批判。 在這里，作者是一個潛在的啟蒙者，而作品人物則是被啟蒙者，作者與作品人物是啟發 與被啟發的非平等的導師與學生的關系。由于時代原因，出現在魯迅筆下的農民都是清 一色的老一代農民，盡管他們形態各異，身世殊別，但愚昧與不覺悟是他們共同的印記 。盡管魯迅以赤誠之心來寫農民，然因生活底蘊不足，僅靠兒時的一些遙遠而朦朧記憶 ，稍大后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5](P415)，遠離農村，寄身都市 ，徹底割斷了與農村、農民的聯系，因此，魯迅在塑造農民形象時，只好采取一種特別 的策略性敘述：不寫或極概括地寫形而下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式的地道的農 民生活，傾力揭示形而上的農民的精神面貌，著重展露其心靈世界。綜觀魯迅農民題材 的作品，我們絕對找不到如茅盾《春蠶》般那樣完整具體描繪出蠶農養蠶生活的作品， 原因即在于此。
    趙樹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專心致志為農民立傳的一位特殊作家，這種為農民立傳的 嗜好有時甚至到了近乎偏執的病態程度：解放初期，有的工人公開寫信熱情邀請描寫農 民的鐵筆、圣手趙樹理也去寫一寫工人老大哥，趙樹理盛情難卻，欣然應允，并在北京 近郊的一家噴霧氣廠深入生活近一月，最終結果是勞而無功，辜負了工人兄弟的殷切心 愿。離開了他的農民兄弟，趙樹理成了平陽之虎、淺灘之龍。在敘述農民的故事時，趙 樹理有著與魯迅判然有別的獨特風格：魯迅以知識分子的身份、立場為農民立傳，哀其 不幸，怒其不爭，俯視農民的心靈世界；趙樹理則以農民的身份、立場為農民畫像，視 農民為兄弟手足，與之同歡樂、共患難，熱情為農民鼓與呼。魯迅因缺乏與農民同生共 死、甘苦與共的豐富閱歷，故在描寫農民時揚長避短，輕其形而重其神；趙樹理自幼及 長，皆生活在農民之中，甚至建國后身居文壇要位，落籍京都，仍念念不忘，千方百計 地要下鄉去，正因如此，趙樹理十分了解中國的農民，甚至熟知到“他們每個人的環境 、思想和那思想的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無所不曉，當他們一個人剛要開口說 話，我大體上能推測出他要說什么——有時候和他玩笑，能預先替他說出或接他的后半 句話”[6](P1669)的驚人程度，因此，在趙樹理筆下，出現了大量描寫農民地道的日常 生活的內容，再加上其取材主要是山西農村的生活，具有十分突出的地域特點，在他的 引領之下，中國文壇曾一度出現過一個頗有影響的文學流派——山藥蛋派，趙樹理則成 了這一流派的盟主。相比于魯迅的輕形重神，趙樹理之農民題材的作品，相對而言更多 的是重其形而輕其神，形而下的生活再現較多，形而上的精神審視較少。在新文學的人 物畫廊里，魯迅著重貢獻了辛亥革命前后尚未覺醒的老一代農民的形象，趙樹理則提供 了諸如小二黑、孟祥英等新時代農民的形象，為現代文學人物畫廊注入了時代新質。
    　　　　四、理性觀照下的悲劇與團圓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一語道破數千年的中國史其實就是一部“吃人”史，在《燈下 漫筆》中又痛斥漫長的封建社會始終是徘徊于“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與“想做奴隸 而不得的時代”兩極之間，他以如椽大筆犀利而準確地描繪出一幅幅眾生受難圖，形象 展示了在封建重軛下祥林嫂們這般愚昧民眾、呂緯甫們這般已然覺醒的知識分子、夏瑜 們這般革命者是如何殊途同歸地走向生命絕境的，簡約傳神地寫出了趙太爺、七大人之 流的驕橫跋扈。魯迅以一個個“幾乎無事的悲劇”，對“瞞”和“騙”的封建舊文學、 對廉價的“大團圓主義”予以迎頭痛擊，引領了一個文學悲劇時代的到來，感傷、悲情 成了整個五四文學乃至20世紀30年代文學最耀眼的色彩與最普遍的基調，中國文學至此 來了個大轉彎。
    20世紀40年代，趙樹理在解放區橫空而出，其筆下既有魯迅曾描繪過的不覺悟的老一 代農民，又出現了魯迅筆下從不曾有過的新一代覺醒的農民。在現代文學史上，趙樹理 第一次真誠謳歌了農民的解放與勝利，預示著一個魯迅夢寐以求的“暫時做穩了奴隸的 時代”與“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之外的“第三樣時代”的真實來臨。在趙樹理的小 說天地里，不見了把命運交給神的閏土，有的是勇敢爭取幸福的小二黑；不見了被神權 、政權、族權、夫權逼上絕路的祥林嫂，有的是把四大封建繩索堅決踩在腳下的孟祥英 ；不見了至死仍不忘精神勝利的阿Q，有的是最終獲得了人之尊嚴的福貴；不見了為辮 子而惶恐不安的七斤，有的是投身武裝革命的鐵鎖……趙樹理率先成功描寫了作為民主 革命主力軍的農民的覺醒與斗爭，塑造了眾多栩栩如生的新一代農民形象，揭示出他們 作為生活的主人，敢于反抗邪惡，堅忍、樂觀、勇于創造歷史的優秀品質。即使寫老一 代不覺悟農民的愚昧可憐，也褪盡了辛辣的譏諷，代之以“含淚的微笑”，不僅如實寫 出了他們背負幾千年的因襲的重担，鞭韃他們身上的種種弱點，更表現了他們在時代潮 流沖擊、裹挾下的緩慢進步，給予二諸葛、三仙姑們自新之路。與此同時，趙樹理還真 實地展示了在魯迅筆下曾經翻云覆雨的趙太爺們在新時代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必然命運— —金旺、閻恒元、李如珍之流被徹底打翻在地!總之，樂觀代替了感傷，團圓代替了悲 劇，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文學的“早春”情調在趙樹理的藝術世界里已是撲面而來。中 國現代文學至趙樹理又轉了一彎，整個中國文學實現了“團圓—悲劇—團圓”的一次螺 旋式回環。
    無論是魯迅的悲劇，還是趙樹理的團圓，都是對時代本質的理性把握，都開當時文壇 風氣之先，引領了一個文學新時代的到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魯 迅與趙樹理各以其別具一格的文學創作實績，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創立與繁榮做出了無可 替代的特殊貢獻!
    收稿日期：200學術論壇南寧121～12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慶華20052005魯迅與趙樹理都對現代文學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獨特貢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他們 都是里程碑式的文壇巨匠，都義無反顧地張揚文學的功利性，都專心致志地為農民立傳 畫像，分別創作了理性觀照下的悲劇與團圓。魯迅/趙樹理/現代文學/互補式貢獻基金項目：莆田學院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04001)。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王金EXPRESSES THROUGH IMAGERY:On SHI Zhecun's Poems Written in the 1930's
   LUO Zhen-ya
   Chinese Dept.,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麗水學院中文系，浙江　麗水　323000
    朱慶華(1964—)，男，浙江義烏人，浙江麗水學院中文系副教授，《麗水學院學報》 編輯部副主任、副主編，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 作者：學術論壇南寧121～12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慶華20052005魯迅與趙樹理都對現代文學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獨特貢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他們 都是里程碑式的文壇巨匠，都義無反顧地張揚文學的功利性，都專心致志地為農民立傳 畫像，分別創作了理性觀照下的悲劇與團圓。魯迅/趙樹理/現代文學/互補式貢獻基金項目：莆田學院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04001)。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

網載 2013-09-10 2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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