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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對權威話語的反抗中確立現代獨立性
　　1　魯迅主張掀翻這吃人的宴席，搗毀安排這宴席的廚房，但這宴席的一切享有者都必然要保衛這盛宴免遭擾亂。這就決定了魯迅與權威話語之間的對立關系。看魯迅的一生，直接干預政治的行為不多，發表政治時評極少，他總是守在文化陣地上，從事他的文學活動，而政治家們卻對他視若洪水猛獸，原因大半在此。但是，魯迅與權威話語的沖突還不僅在于他對古老傳統的無情批判，而是在于他雖然很少談政治，卻從骨子里與政治權威格格不入。作為獨立的現代知識分子，他不可能重新回到依附于權威的舊路。他獲得了現代獨立性，也為這獨立付出了人生的代價。那就是要孤獨地承受來自權威的各種壓迫。而魯迅的性格又使他越是在壓迫之中，越容易堅守陣地。他頑強地堅守著知識分子獨立的話語立場，捍衛著知識分子獨立的話語空間，無論有什么樣的壓迫，也決不放棄知識分子對現實社會和文化傳統的獨立批判權。在對權威話語的反抗中，魯迅以自己的話語實踐確立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獨立性。
　　大概應該承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也有自己的某種獨立性，而且幾千年歷史上一再出現的“道”與“勢”的沖突往往顯示著他們的骨氣。但是，“道”與“勢”的沖突是有限的，暫時的，從理論上講，只有遇到“無道昏君”時這種沖突才會發生，如果皇帝寶座上坐的是“有道明君”，這“道”與“勢”就是統一的。這種統一之所以是常態而不是偶然，因為古代帝王不僅多是圣人之徒，與讀書人本是同門弟子，而且即使不是儒家信徒，在統治國家時也決不拒絕孔孟之道。儒家學說的命運歷來如此：所有舊秩序的破壞者都要反孔，到舊秩序破壞完了，要建設自己的新秩序時就轉眼變成尊孔的表率。這原因在于儒家學說是一種有利于安定團結的學說，它有助于使人做穩了奴隸。正因為這樣，在古代中國，“道”與“勢”沒有根本的沖突。同時，科舉制度在彌合著道與勢的裂縫。“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念使古代文人沒有承担知識分子的使命從而去探尋新“道”，這就避免了許多沖突。然而，正因為這樣，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話語，中國文學也一樣沒有知識分子獨立的話語空間。
　　魯迅說：“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可以分為兩大類：（一）廊廟文學，這就是已經走進主人家中，非幫主人的忙，就得幫主人的閑；與這相對的是（二）山林文學。……后面這一種雖然暫無忙可幫，無閑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注：《集外集拾遺·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這一區分一直沒有引起文學研究界作為方法論方面的足夠重視，正如他的歷史分期的兩段論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樣。但是，這種劃分是重要的，它不僅劃開了魯迅與歷代宮庭文人的界限，也劃開了他與歷代山野文人的界限。過去的中國“不幫忙也不幫閑的文學真也太不多”。（注：《集外集拾遺·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即使不幫忙也不幫閑的隱士們的文學也不是知識分子獨立的話語，因為“中國是隱士和官僚最接近的”。（注：《集外集拾遺·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魯迅開始尋求不幫忙、不幫閑、同時也不通“魏闕”的道路。這就是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獨立之路。
　　需要提及的是魯迅在這里沒有提到民間文學或大眾文學。這大概不是疏忽，而是在他看來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出現所謂民間文學和大眾文學。他多次說過工人農民自己還沒有開口，知識分子描寫他們生活的作品不能算平民文學，當然也不能算是民間大眾自己的話語。魯迅關于平民文學或民間文學的看法在幾十年中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我想這原因大概主要在于他不承認“民間”與他所說的“廊廟”的本質差異。在他看來，一方面是真正的大眾還沒有開口，知識分子傳達不出大眾真實的聲音；二是即使大眾有了開口的能力，其話語的性質也不一定是真正民間的。這個問題后面還將詳細論及。
　　大概不難注意到，魯迅對文人的幫忙或幫閑是很不以為然的。從他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批判就可以看到他的態度。具體情況無須多說，需要注意的是，幾十年來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介紹缺少客觀的態度，把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完全看作官方努力的結果，將其成員都看作是國民黨政府豢養的走狗，即使從政治批判的角度去看也是一種屠城的做法。現在，我們應該注意的是里面不乏國難面前為民族救亡而真誠地投身于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人們。盡管如此，它以民族意識為中心，反對五四新文學運動和它的個性主義，本身卻適應了國家權威的需要，實現著國家權威的意圖，因而為國家權威所歡迎和支持。因此，魯迅的憎惡是必然的。他憎惡那種“為王前驅”的奴性。在他看來，“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注：《而已集·革命文學》。）但是，這種罵卻是仗勢，仗勢而呈威風者不過是“狗一樣的文人”。
　　他反對幫忙，對幫閑也不放過。他多次嘲弄幫閑文人，寫他們的生存之道，寫他們的揩油之舉，寫他們的得意與不得意，等等。在《從幫忙到扯淡》中，他說，“幫閑”是“清客”，因為他們幫官消了“閑”，官對他們也就“俳優蓄之”，他們的文章不談國事，一談國事就升為“幫忙”。他認為幫忙與幫閑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幫閑的盛世是幫忙”，幫閑是幫忙衍化過來的。甚至《二丑藝術》中的“二丑”，在魯迅眼里也是“清客”，盡管他裝得與貴公子不是一伙，也畢竟“受著豢養，分著余炎”。這些都顯示著魯迅的獨立的人格和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特有態度。他在《隱士》中說文人的歸隱和逃避往往以清高自命，“隱士，歷來算是一個美名”。但是魯迅認為他們是虛偽的，并引用古人的詩來諷刺他們“翩然一只云中鶴，飛去飛來宰相衙”。魯迅正是這樣把現代知識分子話語與傳統的山林文學劃清了界限。
　　他最反感的是受豢養的文人。因而一再對“叭兒”式的文人進行諷刺和嘲弄，抨擊毫不留情。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動物沒有一點雄風，躲躲閃閃，亂鉆亂咬，搖尾乞憐，自己沒有生存能力，全靠主子豢養，是奴性十足的孬種。魯迅對叭兒狗一向是不寬容的，其實仔細想來，同樣是狗，叭兒也沒有多少特別可惡之處，但魯迅似乎對其更為厭惡，只因為它更顯奴性。他對“叭兒”的抨擊源于他的人格理想。因為真正的“叭兒”們沒有他所希望的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更談不上獨立的話語立場。有人總是很狹隘地理解魯迅對叭兒的打擊，事實上魯迅筆下的叭兒的確是泛指，他反對一切叭兒，并不在于這叭兒是屬于哪一翼。他打擊的是他們對權威的迎合，是賣身投靠和幫忙幫閑的立場。魯迅對幫閑的反感甚至讓人感覺過分，的確不夠寬容，只要感覺到有一點粉飾生活、歌舞升平的跡象，只要有一點向權貴彎腰獻媚之嫌，甚至是“外硬內軟”，他都要給予猛烈的抨擊。有人感覺他太不寬容，我以為魯迅厭惡的是奴性，這與他對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獨立性的追求和捍衛相關，至于他所抨擊的人和事是否幫閑之舉那是另一回事。
　　當然，魯迅這種指責和打擊有一個現實語境前提，那就是五四之后中國知識界所已經形成的知識分子價值場。魯迅的假設讀者是已經接受了知識分子獨立價值立場的人。如果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清宮，或者在文革時期，忠順和馴服都是美德，是晉升官職和評選模范所必備的條件，眾人自我標榜尚嫌不夠，魯迅的諷刺和打擊就成了表揚。由此也可看到，魯迅對“叭兒”的諷刺還是因為把他們當作知識分子，因為如果面對真正忠實于黨國的官僚，魯迅這種打擊就成了他們的光榮，也許他們會抬了重禮去魯迅府上道謝，因為魯迅為他們說了好話。
　　他對屈原及其《離騷》這樣的作品，并不完全否定，但是，唯獨不屑屈原那種想幫忙而不得的奴性心態。對于《紅樓夢》中焦大的罵街，他抱的也是一種嘲弄的態度，雖然他對焦大或許也有一點同情，但對其被塞一嘴馬糞的結局從心里以為活該。因為魯迅是不會為賈府的腐敗而在賈母面前盡其“文死諫”之職的。他評《水滸》，最反感的是宋江替天行道，只反貪官而不反皇帝，大軍一到就受招安，充當鷹犬去打別的強盜去了，結果，這造反起家的英雄“終于是奴才”。（注：《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我們再看他所贊美的。在《華蓋集·我觀北大》中，他所稱道于北大的，第一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第二是“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對于他的老師章太炎，魯迅多有非議之處。但是，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他卻獨獨贊揚他這樣的行為：“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這已經成為他看人論事的標準。他贊美西方的思想家，如盧梭、尼采、拜倫、托爾斯泰、易卜生，因為他們都是偶像的破壞者，是軌道的破壞者，因為他們的反抗性和叛逆精神。愛羅先珂沒有被日本人驅逐之前，魯迅對他沒有注意，但是，一旦被驅逐以后，魯迅卻對他投入了大量的同情和支持。翻譯他的作品，介紹他的思想，原因只有一個：“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于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注：《墳·雜憶》。）。魯迅自己的作品事實上也多如此。這成為魯迅啟蒙主義的中心內容之一。
　　他無法與權威意識形態保持一致，無法聽從權威的指揮，他的文章的確富于煽動性，對權威的揭露和批判助長著人們的反抗，也許正因為這樣，他的確成了青年叛徒的領袖。他對既往的國家權威統治沒有好感，一生不曾為皇帝和他的官府說過一句好話。梁啟超說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譜”，到了魯迅筆下，則成了“相斫書”和“獨夫的家譜”。（注：《華蓋集·忽然想到》。）他總是與歷史上的所有統治者劃清界限，他眼里沒有開明盛世，也沒有賢明君主，統統都是“獨夫”。他批判中國文化，因為“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注：《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他要創立的是一種新的文化，那文化不再侍奉主子。
　　知識分子往往都很敏感，但有他那種感覺的大概不多。魯迅總有一種壓迫感，總感覺自己是奴隸。仔細想想，社會并未對魯迅特別過不去，壓迫放在別人身上也許根本沒有感覺，魯迅卻為之痛心疾首。然而，正是這種感覺分出了覺醒和麻木，分出了甘于做奴隸和不甘做奴隸，在文壇上，則從幫忙與幫閑的文學中分出了獨立的知識分子話語。這種感覺使他與權勢者格格不入。他總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統治者。無論是新的統治還是舊的統治，都很難對他實行招安。“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注：《華蓋集·忽然想到》。）奴隸本來是能夠與權威和諧相處的，但是，一個能夠意識到自己奴隸地位和奴隸身份的人在精神上已經不是奴隸，這種反抗的態度和立場已經使他與權威形成了一種緊張的對立關系。他感嘆“生不逢辰”，“正當可詛咒的時候，活在可詛咒的地方”。（注：《華蓋集·忽然想到》。）這一切鮮明地顯示著他與權威格格不入的叛逆性格和獨立人格。
　　他反復抨擊奴才，反對奴性，反對奴隸道德，是對奴隸制度和奴隸主義的徹底反叛。這與魯迅對權威的反抗是一致的，是魯迅反抗權威話語的一種表現。反對奴性之舉與社會統治制造奴隸的愿望是背道而馳的。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希望知識分子幫忙制造好的奴隸。魯迅卻堅決拒絕這種合作，背離了傳統的康莊大道，而走上了孤獨的險途。這是一切有奴隸主思想的人都不歡迎的，然而，沒有這一點，就沒有知識分子話語的獨立性。
　　2　在魯迅的精神歷程中，女師大風潮和“三一八”慘案是很重要的。在這兩個事件中，他支持和聲援學生，開始直接與統治者對壘。正是這種實際的斗爭中，他表現得比以往更為激烈，不僅直接抨擊“屠伯們”，而且抨擊一切調和論者。這一切過去的研究在論述其轉變時都做得相當細致，在此不必再說。
　　更重要的是1927年，魯迅目睹了更多的屠殺和更多的青年的鮮血，甚至“嚇得目瞪口呆”。（注：《三閑集·序言》。）過去的研究一般把這一切作為魯迅思想轉變的直接原因。然而，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個獨立的現代知識分子日益增長的痛苦和憤怒，那隨時都可能燃燒的血液。但毫無疑問，1927年后魯迅與占據了國家權威話語位置的新的政治是對立的。這使他無法與權威話語合作，在持不同政見式的不合作中，魯迅進一步完成著自己獨立的話語空間。
　　有一個問題不能不注意。魯迅對“中華民國”有著一種非常復雜的特別感情。那種感情不是親歷者大概難以體會。魯迅沒有像胡適那樣發誓多少年不談政治，但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真正不談政治的卻是魯迅。他與政治權威沒有發生直接的對抗并不是因為膽小或者別的原因，而是他對當時政治的復雜態度。盡管他的鐵屋之論顯示著他的絕望，但是，他之所以接受錢玄同的約請而投身于新文化運動，卻因為他感覺到這希望也許并不是絕對沒有。他反對尊孔讀經，反對帝制復辟，旨在捍衛辛亥革命成果。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政治革命完成之后的文化革命補課，而未打算為一場新的政治革命進行輿論準備。這是應該弄清楚的一個重要問題。當代學者研究這段歷史往往喜歡不加思索地開口就是辛亥革命“失敗”之后如何如何，其實，這失敗只是從某種意義而言，公正地說，辛亥革命并非全部失敗的，它創造的制度和帶來的各方面新景觀不應該抹殺。在參與這場革命的戰士們心中也不可能抹殺。魯迅多次發出“中華民國已經不像中華民國了”的感嘆，正說明他心中有一個關于中華民國的希望。在他的記憶中，中華民國曾經留有不錯的印象。在說到他的同代人復仇和反抗的思想減退的時候，魯迅說：“這大半是因為大家已經抱著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他又解釋說：“但那時的所謂文明，卻確是洋文明，并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想給本族增光，所以兵隊倒不大搶掠。”他并且講到了因為小有搶掠而致黃興先生勃然大怒槍斃了許多的舊事。（注：《墳·雜憶》。）
　　當時有幾種人都在混亂中觀望和等待。我不了解王國維的思想和心理，也許容易誤解這位大師。但是，如果把他看作與一個時代和一種文化共存亡的人物，他在1911年沒死而到1927年才死去。說明他等待了十幾年，1927年的結果使他絕望了。從1911年到1927年，魯迅也在等待，到1927年，他也失望了。與王國維不同的是，一個是絕望于舊的再也不能復活，一個是絕望于新的終于沒有到來。1927年的結果使魯迅難以接受。他感情上沒有承認這個新的國家權威的合法性。胡適等人開始也不首肯，可是經過很長一段時日之后，確認現代民主政治理想不可能一下子順利實現，無可奈何，轉而認可這個或有可能通向未來之路的權威，從而改變了堅決徹底的批判態度，而試圖推動它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胡適相信西方民主監督機制的力量，因而試圖以批評的力量扭著權威的胳膊走向現代政治之路，在遇到鐵拳警告后又試圖親切地挽住手連扶帶拍把他牽上現代民主政治之路。胡適的理想和立場都是堅定的，但他的骨子里的堅定卻與行為方式上的溫和結合在一起。這就導致了他與政治權威能夠神離而貌合。
　　然而，魯迅卻不相信有這種可能。因為屠殺，魯迅已經對它不抱任何希望。他總是忘不了屠殺者手上的鮮血，因而無法在感情上承認一個依靠屠殺而建立和維持的統治是合法的。因為任何依靠屠殺而維持的政權都不可能是五四一代人的政治理想。五四一代人的政治理想雖然復雜而很不一致，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政治的民主化。他們反對的是獨裁、專制，不希望看到各種真的或者穿了現代服裝的皇帝。這是他們現代性選擇的一個重要構成。現在學界相當普遍地關心現代性問題，20世紀新文化的現代性成份復雜，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是重要內容。我想提醒大家在使用現代性這個概念時，不要忽視這個內容。如果缺少這個內容，就很難把它看作現代性的。切記不要給各種力量發放現代性的證書，更不要讓現代性替反現代性的力量背黑鍋。以現代為目標的知識分子當然與這一目標背道而馳的政治權威無法妥協。魯迅對新權威的拒絕正是捍衛現代性的一種表現。在保衛現代性這一點上，他與胡適是真正的同道，但對新權威的現代性質的認識卻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同決定了對其懷有希望和對其徹底絕望。而不同的認識又導致了與現實權威的不同態度和不同關系。
　　1927年之后，魯迅有很多雜文表現了對蔣介石政權的強烈的譴責。文章總是帶有無法抑制的憤怒。他描寫各種社會現象，都忘記不了對統治者順手給予致命的一擊。他的立場是堅定的，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別無選擇地站在被壓迫者一邊，甚至為此而對試圖在這之間表示公允的知識分子也給予無情的批評。他把“一盤散沙”歸之于權威的教育，他把大敵當前的逃跑現象歸之于權威的統治和對人的改造。“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注：《南腔北調集·論“赴難”和“逃難”》。）從“三一八”之后到左聯五烈士死后的文章，可見魯迅與當時國家權威的尖銳對立。
　　政治的黑暗和文化的黑暗總是聯手壓迫著現代先覺者，使他無法與政治權威握手言歡。不時通緝他，刪改他的文字，查封他的著作，使他感覺不像活在人間。他承受了太多的痛苦。痛苦并不可怕，只要有解除之地。然而，魯迅的痛苦卻是無地解除。現代知識分子看重的是自由。他們堅持的原則是自由。政治權威話語與知識分子話語并非沒有可通之外，這個可通之處除了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共同語言之處，一個更重要的原則就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越是不給知識分子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知識分子就越是積聚起強烈的爭取自由的欲望。從本質上說，知識分子總是探求人類更美好的生活，因而也是不斷改革論者，但知識分子卻也并非故意與現實權威構成的現實秩序過不去。他們是能夠合法地進行各種探索的。但是，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卻使政治權威總是把對人類前途的探索，把社會改革的思考，統統看成是蓄謀打破他們的飯碗。這就使魯迅這樣的現代知識分子無法與之和平共處了。他們壓迫他，他也就無法對他們以禮相待。
　　是太多的鮮血使魯迅最終同情和支持以暴易暴的革命方式。是權威的壓迫助成了魯迅與權威話語的界限的劃分。
　　3　魯迅的選擇不僅僅是現實的造就，而且與他對知識分子的性質的認識有關。走近1927年到1928年的魯迅，很容易發現他在痛苦中那些深入的思考。有些思考未必沒有矛盾和困惑，但是，正是在這個時期，他更清楚地意識到了自己作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職責，更清楚地意識到了自己所選擇的啟蒙主義道路與革命、與政治、特別是與當下權威話語的關系。
　　收入《集外集》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是在過去很多年中被遮蔽的重要文章。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幾乎很少有人談及，但是，不正視該文就不能正確理解這個時期的魯迅，更不能把握魯迅對文學功能的基本認識。在這篇文章中，魯迅認為“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一”，但是，文藝與政治卻必然處于沖突的狀態，原因是政治總要維持現狀，而文藝卻是不安于現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于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文藝家卻偏偏喜歡思想，而且喜歡開口，于是，文藝就成了政治家的“眼中釘”。在文藝與政治的矛盾沖突中，魯迅顯然站在文藝的立場上。他說：“政治想維系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進來。”他強調著文學家的超前性，并且舉例證明文學家生前往往得不到同情，但死后多年，卻往往被社會所認識。他說：“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文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而是啟蒙主義文學。這是魯迅對文學的一種理解和認定，從這種理解和認定，可以看到魯迅文學創作的方向和道路，理解什么是魯迅的啟蒙主義精神。這里集中表現了他的精英知識分子立場。因為他對文學的這種理解，與他對知識分子的理解是一致的。魯迅在很多地方對知識階級頗有微詞。然而，從他的一些作品中，我們卻可以看到，這種不滿正因為他心目中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標準，在這種標準衡量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太不像知識分子。為此，他甚至避免使用知識階級的概念，因為他知道中國還沒有俄國那樣的知識階級。真正的知識分子與傳統文人是極為不同的。在1927年10月所做的《關于知識階級》的報告中，他對當時國內對知識階級的反感表示了他的不滿。他說：“……中國人于是也罵起知識階級來了；后來便要打倒知識階級，再利害一點，甚至于要殺知識階級了。知識仿佛就是罪惡，……這種情形是中國所特有的，所謂俄國的知識階級，其實與中國的不同。”他看到的知識階級是“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訴大眾”。他對俄國知識分子非常了解，看到了他們的特點：“知識階級對于別人的行動，往往以為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先前俄國皇帝殺革命黨，他們反對皇帝；后來革命黨殺皇族，他們也起來反對。問他怎么才好呢？他們也沒辦法。所以在皇帝時代他們吃苦，在革命時代他們也吃苦，這實在是他們本身的缺點。”然而，魯迅事實上并不認為這是他們的缺點。因為他接著說：“所以我想，知識階級能否存在還是個問題。知識和強有力是沖突的，不能并立的；強有力不許人民有自由思想，因為這能使能力分散，在動物界有很明顯的例；猴子的社會是最專制的，猴王說一聲走，猴子都走了…”知識分子破壞著猴王的權威。他與猴王是矛盾的。魯迅提出的疑問是“知識階級將怎么樣呢？還是在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發表傾向民眾的思想呢？”然后他回答說，“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么就說什么。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各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他認為知識階級“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注：《集外集拾遺補編·關于知識階級》。）既然這樣，他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就必然地處于與權威的矛盾和沖突之中。
　　他對很多人的批評都因為他對知識分子和文學的這種理解和他所持的這種知識分子話語的標準。他說：“革命成功以后，閑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已不是革命文學。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有什么關系？”（注：《集外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對于魯迅來說，這不僅僅是對于革命無什么關系，而是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學。他所描述的文學家不是這樣的弄臣。“所謂革命，那不安于現在，不滿意于現狀的都是。文藝催促舊的漸漸消滅的也是革命（舊的消滅，新的才能產生），而文學家的命運并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在革命的時候，文學家都在做一個夢，以為革命成功將有怎樣怎樣一個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現實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所以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世間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注：《集外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葉遂寧和梭波里在魯迅的心里是一個難以抹去的影子。他總是記著他們，不斷地提到他們，但并不是否定他們。這與他對“同路人”的文學表現的熱情大概是一致的。
　　魯迅的這兩篇文章可以看作是魯迅的文明進化論大綱。按照一般的解釋，這正是魯迅拋棄進化論而接受階級論的時候，然而，讀著《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卻總感覺魯迅不僅堅持著進化論的思想，而且發展了進化論的思想，形成了他的文明進化論。在這個思想框架中，知識分子是進化的先導，他永遠是探索的，前進的，批判現實的，承担著引導人類文明發展的使命。他的這些特點使他永遠不會與既成的秩序相一致，不可能承認現實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它的文明進化的本質使他們與要求秩序穩定的國家權威形成不可避免的矛盾。正是這種關系知識分子本質的認識堅定著魯迅的道路，使他以自身的反抗和追求顯示了知識分子話語的獨立性，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光采之所在。　　　　（待續）
　　
　　
　　
魯迅研究月刊京4～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新宇19981998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4～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新宇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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