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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799(2002)04-0045-05
　　　　一
　　孫中山倫敦被難的根源，就是他的反清革命活動觸動了清王朝統治的根基。倫敦被難以前，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演變過程。
　　1.上書李鴻章失敗，標志著孫中山改良斗爭階段的結束。
　　早在孫中山學醫期間，就特別關心政治問題，他的反滿情緒和民主思想逐步增長，政治上日益覺醒。1892年，孫中山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香港西醫書院，先后在澳門、廣州兩地行醫，但他不滿足于做一個普通醫生，而是更加關心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安危。他“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謀”，常往來于香港、澳門之間，“致力于革命之鼓吹”，他與陳少白、尤少紈（即尤列）、楊鶴齡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1](P229)。孫中山開始了尋求救國道路，從事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動。
　　1894年6月，孫中山與陸皓東共赴天津向清朝總督李鴻章上書，希望這個洋務派首領實行“富國強兵之道”。他認為：“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國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此四項不僅是西方成功的奠基石，而且是當世生存所必需。如果中國能“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余力，ｑīｎ＠①ｑīｎ＠①乎將與歐洲并駕矣”[2](P8)。《上李鴻章書》是孫中山早期改良主義的代表作。
　　《上李鴻章書》沒有得到李鴻章的重視，而恰在此時，中日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者猖狂進攻，清軍節節敗退，帝國主義列強虎視眈眈，中國面臨著被瓜分豆剖的危機。這一切使孫中山進一步認識到清政府的反動和腐朽。他指出：“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決不會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2](P86)只有推翻清朝專制制度才是力挽中國狂瀾的出路。
　　孫中山赴天津使命的失敗，標志著孫中山作為一位正在成長中的中國政治人物的第一階段（改良斗爭階段）的結束，這就是必須拋棄改良主義的幻想，走上堅定的革命道路。
　　2.創建革命團體興中會，是孫中山從事“傾覆清廷”革命斗爭的開始。
　　這一時期，他提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一個戰斗綱領，并把武裝奪取政權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務。
　　孫中山試圖通過中國社會的最上層進行改良的主張遭到失敗后，便開始轉入中下層社會，依靠華僑和會黨的力量，建立革命組織，從事推翻清王朝統治，建立民主共和政府的斗爭。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聯絡20多名關心祖國命運的華僑人士，創立了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11月24日在火奴魯魯舉行成立大會，通過了由他起草的《檀香山興中會章程》。在章程中他譴責清政府的昏庸腐敗：“上則因循守舊，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因而“辱國喪師，……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方今強環列，……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因此創立本會，“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聯絡中外華人，創興中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2](P19)。同時，在吸收會員的盟書中進一步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2](P20)的革命綱領，第一次提出了推翻滿清，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戰斗綱領，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辟了新的航程。
　　興中會成立后，孫中山等人立即著手籌募經費，準備回國發動武裝起義。1895年初，他回到香港，聯絡革命同志，策劃廣州起義，并把推翻清政府作為此次起義的最終目標。當時，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孫中山認為起義時機已到，于是著手策劃武裝起義。
　　為發動廣州起義，他與陸皓東、楊衢云、鄭士良等興中會骨干于1895年10月在廣州設立“農學會”，作為掩護革命活動的機關，商討起義的具體計劃及其事后政策。經過慘淡經營，“籌備甚周，聲勢頗眾，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馀桿，事機乃泄，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者第一人也”[1](P230)。同時受株連而死和被捕的有70余人，起義流產，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革命以失敗告終。
　　廣州起義失敗后，清政府下令通緝孫中山。孫中山斷發改裝，流亡國外，繼續發展革命組織，從事革命斗爭。
　　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但它卻震撼了清政府，使清政府認識到孫中山的革命能力，“北京政府認為孫中山是一個不屈不撓而又極為活躍的鼓動家，……因此決定要盡快地除掉他，懸賞緝拿的布告張貼在香港、澳門、西貢和新加坡，同時世界各地的中國外交官都提高了警覺”[3](P90)。清政府不惜任何代價捉拿他，一面派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門、新加坡等地進行追蹤，設法逮捕；一面通報亞、美、歐洲各國公使密切注意，相機緝拿；而且，清駐英公使館還雇請外國偵探。逮捕孫中山是大清帝國的既定方針，因此，孫中山倫敦被難是不可避免的。1896年10月11日上午10時半，孫中山從倫敦住所葛蘭旅店出來，準備去波德蘭區探望他在香港西醫書院時的英國教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在路上被早已窺伺在那里的三名使館華人挾持到清朝駐英公使館三樓，進行秘密囚禁，并用7千英磅的高價雇用一只船準備把他從英國偷偷運回國內處死，這就是有名的“倫敦被難”。
　　孫中山倫敦被難期間（1896年10月11日至10月23日）受到了清駐英使館的威脅與迫害。為了能夠活著出去，尤其是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事業，孫中山同清王朝反動勢力進行了機智勇敢的斗爭，終于在國際友人和英國政府的大力幫助下獲得自由。
　　3.倫敦被難以后，孫中山在考察歐洲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基礎上，形成了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雛形，他也由此轉變成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者。這將在下一部分論述。
　　　　二
　　倫敦被難雖然使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暫時受挫，但它卻對中國的民主革命事業產生了重大影響。倫敦被難不僅沒有扼殺中國的民主革命事業，反而促進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早日到來，加速了清王朝的覆滅。
　　1.倫敦被難不僅使孫中山聲名遠揚，而且讓世人認識了他的偉大事業，對中國民主革命事業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
　　孫中山倫敦脫險的消息占據了23日和24日英國境內及世界各地報紙的重要版面，他被看作為與封建暴政作堅決斗爭的英雄，一下子便成為了社會輿論和公眾注目的對象。他利用記者紛至沓來之機，不斷歌頌反清大業。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斯(H.A.Giles)約請他寫小傳，把他收入正在編纂的《中國名人辭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于1898年出版）。孫中山在函中表達了自己“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華夏于分崩之際”的革命決心[2](P47)。與此同時，美國《紐約時報》、香港的《德臣西報》、上海的《時務報》等報都以顯赫的位置刊載了孫中山倫敦脫險的新聞。孫中山又應各方面的要求，將倫敦被難的經過撰成《倫敦被難記》，于第二年夏天出版，它使孫中山名揚四海。從此，孫逸仙的名字傳遍世界，受到了一些被壓迫民族和主持正義人士的崇敬和愛戴，也讓世人認識了他的偉大革命事業，對于他日后的革命事業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
　　隨著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深入，他的革命影響日益擴大，逐漸成為人們心目中公認的民主革命的領袖。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同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的成員70多人集會，決定成立統一的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8月，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上，孫中山被推選為總理。所以如此，正是因為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尤其是倫敦被難及其以后的民主革命活動廣泛影響的結果。
　　2.倫敦被難脫險以后，孫中山考察了歐洲社會，廣泛閱讀歐美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形成了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雛形，為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孫中山倫敦被難脫險后，暫居歐洲，博覽群書，考察西方社會。西方國家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哲學、歷史及自然科學的書籍，他都進行了認真研讀。在刻苦鉆研當時頗為流行的各種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的基礎上，他親眼目睹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弊病，還受到了工人運動的影響，這一切對他的民主革命思想體系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他說：“倫敦脫險后，則暫居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并結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以完成也。”[1](P232)這里所說的“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并不是指已經形成了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而只是形成了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雛形，但為他日后形成完整的三民主義思想體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所以，西歐時期的所見所聞，對他構建以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方面為核心的民主革命理論框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4](P87)。
　　1905年8月，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刊詞中，把同盟會的綱領闡發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是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指導思想；“是20世紀前期，孫中山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西方近現代文明成果三者熔為一爐而創造的中國現代化綱領”[5](P50)。它表達了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要求民主獨立，經濟上振興中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要求，反映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政治民主和國富民強的共同愿望。
　　3.會晤倫敦各界人士，宣傳反清革命大業，爭取國際友人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與支持，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產生了積極影響。
　　孫中山倫敦被難脫險以后，不少英國人士向他致函道賀或前來拜訪，甚至用實際行動來表示對他的同情與支持。孫中山在倫敦接待了一大批仰慕的訪問者，其中一個叫摩根(Rowland J.Mulkern)的英國士兵與孫先生一見如故，他十分同情中國革命，表示愿意參加今后的中國革命，1899年他來到香港，參加了1900年的惠州起義。在倫敦，孫中山還結識了愛爾蘭愛國者、土地改革的策劃人、下院議員戴維特(Michael Davitt)，1898年他公開宣稱同情中國革命。
　　在倫敦孫中山與旅英的俄國愛國者進行廣泛交往，在大英博物館圖書室和幾個俄國人交換過對兩國革命的看法，孫中山對“他們的計劃穩健、氣魄雄大”深感欽佩[6](P34)。他與俄國政治流亡者伏庫浮斯基（英國“俄羅斯自由之友會”的機關刊物《自由俄羅斯》月刊主編）進行過多次會晤，伏庫浮斯基因持有自由主義的政治觀點被囚禁7年，在西伯利亞流放11年，后化名逃亡加拿大，一年后移居倫敦。這批俄國人正在繼續同他們國家的運動者進行更加有效和更加堅決的斗爭，孫中山從中受到了鼓舞和啟發。孫中山還在一個名叫克雷格斯的家中與在圣彼得堡創辦《俄國財富》雜志的許多俄國民粹派記者晤談，強調必須用武力推翻清朝統治，改良主義主張無濟于事[6](P34)。不久《俄國財富》刊登了孫中山此次談話的詳細內容，并于1897年第12期全文刊譯了《倫敦被難記》。
　　1897年5月，日本冒險家平山周讀了孫中山的《倫敦被難記》后深受感動，后來平山周開始傾向中國革命，成為孫中山的密友，并且成為中國革命黨人和日本人合作的關鍵人物。孫中山還結識了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與他們結為同志。其中有為中國革命事業資助者，有為中國革命事業奔走盡力者。特別是富崎寅藏對孫中山的革命志向非常敬佩，后來他始終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積極贊助者。
　　1897年3月，孫中山在倫敦出版的《雙周論壇》上(Fortnighty Review)發表文章，呼請英國政府停止對滿清政府的支持并采取中立的立場，指出：“目前我們所需要的援助僅是英帝國以及其他列強善意的中立，就可使得目前的制度讓位于一個不貪污的制度了。”[2](P106)但事與愿違，英國殖民主義的本性決定了它不可能保持“善意的中立”。在此之前，英國已對孫中山的“善意中立”作了回答。盡管英國政府譴責了清駐英公使館違反外交準則的行為，但英國首相兼外相沙士勃雷還是“欣然接受了中國政府的要求，即香港不應成為‘反對帝國安寧的運動的基地’，于是殖民部命令羅賓臣‘預先防止反對中國合法當局的任何革命企圖’”[3](P118)。這里反映出孫中山對帝國主義還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
　　4.倫敦被難使孫中山深刻認識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須喚醒民眾，這對于民主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倫敦被難期間，孫中山對廣州起義始末進行了認真反思，認識到廣州起義之所以失敗，主要原因是缺乏群眾基礎，沒有進行廣泛的革命宣傳工作。因此，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須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工作。1899年，孫中山親自籌資創辦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第一個機關報香港《中國日報》，該報的創刊，標志著資產階級革命派文字宣傳階段的到來。此后，辦報刊一直成了革命派極為重視的宣傳形式。在孫中山的領導下，革命派展開了廣泛的宣傳活動，除在海外發行革命書報外，宣傳陣地遍布國內大中城市，國內公開和秘密發行的報刊、書籍不下一百二三十種。其中著名的除《中國日報》外，還有同盟會在東京出版的機關報《民報》、上海的《蘇報》、《民立報》等等。革命書籍有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鐘》和《猛回頭》等。這些書報對于喚起人民的覺醒，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迅速傳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推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5.倫敦被難后，孫中山深刻揭露了封建專制主義對人民的桎梏，主張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的態度，這對于孫中山最后形成開放主義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孫中山倫敦被難后，于1897年初在英國倫敦著成《倫敦被難記》一書。孫中山在書中尖銳批評了中國文化的種種負面，深刻揭露了封建專制主義對人民的桎梏，指出：“不幸中國之政，習尚專制，士人當束發受書之后，所誦習者不外于四書五經及其箋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從之義者，則且任意刪節，或曲為解說，以養成其盲從之性。學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國之政治無論仁暴美惡，而國民對于現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2](P51-52)
　　孫中山在鞭笞封建專制主義的同時，把它同西方近世以降的民主制度相比較，倡導民主自由的新思想，主張從中國國情出發，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的態度，取長補短，反對照搬照抄。他在《與〈倫敦被難記〉俄譯者等的談話》中指出：“我希望有一個負責任的、有代表性的政體”，“必須使我們的國家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態度。我不是說，我們要全盤照搬過來。我們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為無法比較、選擇而得不到發展，它也就停滯不前了。”[2](P86)
　　倫敦被難啟亮了孫中山對外開放思想的航向。倫敦被難后，孫中山對外開放思想開始萌芽，并形成其對外開放思想的雛形。從此以后，孫中山更加注重中國對外開放的研究，其對外開放思想也隨之日趨成熟和完善。因此，倫敦被難對于孫中山日后形成以愛國主義為宗旨、以實現中國現代化為目標的對外開放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6.倫敦被難以后，孫中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方向更加明確，那就是推翻清王朝統治，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民主革命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
　　倫敦被難后，孫中山推翻清王朝統治，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向更加明確。1897年初，他在與《倫敦被難記》俄譯者等談話中指出：“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決不會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2](P86)1897年3月1日，孫中山在倫敦《雙周論壇》上發表文章指出：“不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國人來建立起純潔的政府，那么，實現任何改進就完全不可能的。”[2](P68)
　　1897年，孫中山由英國赴加拿大轉赴日本，在東京、橫濱等地廣泛結交同志，從事革命活動。1900年他領導并策劃了廣東惠州起義。惠州起義雖然失敗，但博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支持。孫中山回憶說：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后，“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于耳”；而惠州起義失敗后，“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較，差若天淵”，民主革命事業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特別是八國聯國侵入北京，國勢日危，“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1](P235)。
　　倫敦被難事件雖然短暫，但它卻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和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跡。無論是對孫中山思想的轉變、成熟，還是對中國民主革命事業的向前發展，倫敦被難事件所產生的歷史影響都是極其深遠的。倫敦被難后不久，中國的民主革命事業開始呈現出新的局面。為此，孫中山滿懷信心地指出：“全國革命的時機，現已成熟”，清朝統治“正迅速走向滅亡”，“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2](P252-255)日益高漲的民主革命運動已成為勢不可擋的時代潮流。
　　［收稿日期］2001-06-25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45～49K3中國近代史李本義20032003孫中山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并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民主革命思想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演變過程。倫敦被難是這一演變過程中的重要階段。倫敦被難的根源就是孫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動觸動了清朝統治的根基，倫敦被難事件對中國的民主革命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也正是從倫敦被難開始，孫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指導辛亥革命的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雛形，并轉變成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孫中山/倫敦被難/根源/影響　　Sun Yat-sen/imprisonment in London/causes/influenceThe Causes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Sun Yat-sen's Imprisonment in London　　LI Ben-yi　　(School of Humanities,Hubei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62,China)Sun Yat-sen took the road of overthrowing Qing Dynasty and became the pioneer of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His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ideology underwent a complicated developing course,in which his imprisonment in London was an important stage.One important cause of his imprisonment is that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stirred the foundation of Qing Dynasty.The event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course.It was from the point of his imprisonment in London that Sun Yat-sen's ideology about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began to tully develop,and the ideology about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cameinto being.Ever since,Sun Yat-sen's became a firm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Beginning with analysing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Sun Yat-sen's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ideology,the articlereveals the causes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Sun Yat-sen's imprisonment in London.李本義(1965-)，男，湖北潛江人，湖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孫中山研究。湖北大學　人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 作者：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45～49K3中國近代史李本義20032003孫中山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并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民主革命思想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演變過程。倫敦被難是這一演變過程中的重要階段。倫敦被難的根源就是孫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動觸動了清朝統治的根基，倫敦被難事件對中國的民主革命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也正是從倫敦被難開始，孫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指導辛亥革命的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雛形，并轉變成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孫中山/倫敦被難/根源/影響　　Sun Yat-sen/imprisonment in London/causes/influence

網載 2013-09-10 21: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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