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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魂的披露與懷疑的自覺
    在許多年里，我們一直在發問，中國當代文學何以走向世界，我們也一直在批評，中 國作家缺少深刻的思想家的氣質，缺少對于現實、歷史和心靈的冷峻追問，缺少在人性 和形而上層面上的懷疑和追尋。是的，一個作家對語言敘述、人物塑造和情節鋪排的藝 術水準，在達到相當的程度之后，衡量其作品的另一尺度就是其中所包蘊的思想情感含 量，它所能帶來的認知啟示和心靈的沖擊力——盡管說，當下的許多文學作品都以休閑 化、娛樂化的面目出現，“戲說”和“大話”風行一時，文化快餐大行其道，后現代主 義的解構深度、消解意義，則似乎在宣告著思想的執著、認真和深刻詢問的幼稚和過時 。但是，那些彪炳世界文壇的文學大師，那些輝耀一個民族以至世界文學史的皇皇巨著 ，誰能否定其深刻而獨特地表現出作家鳥瞰生活的博大襟懷和對人的存在的獨特思索呢 ?在特定的意義上說，文學最深刻的力量所在，就在于對人的精神境界的拷問，對人的 心靈世界的深度展現。魯迅曾經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記，闡釋對于現實的忠實描寫 與靈魂拷問之間的內在關系，“以完全的寫實主義在人中間發見人。這是徹頭徹尾俄國 底特質。在這意義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稱我為心理學家(Psychologist)。這 不得當。我但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即我是將人的靈魂的深，顯示于人的。” 魯迅對此闡發說，“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 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 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 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注：《＜窮人＞小引》，《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7卷，第103 —104頁。)。魯迅自己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傷逝》、《祝福》等，之所 以高出同時代人的創作，就在于許多作家在忙于揭露現實社會問題抨擊時弊之時(如葉 紹鈞《這也是一個人?》所揭示的貧苦人家少女的非人生活狀況，鄭伯奇《最初之課》 所展露的留日學生親身感受到的日人對華人的民族歧視)，魯迅卻超越于諸多似乎迫在 眉睫的社會問題之上，而對國民靈魂進行深刻展示和無情拷問，不斷地發問：“從來如 此，便對嗎?”“娜拉走后怎樣?”“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靈魂的?”即便是令 魯迅刻骨銘心的“示眾”情結，表現在他的小說中的，并不是日俄戰爭期間中國人冷漠 地圍觀同胞被殺的場面，而是經過內在的藝術轉換，轉化作華老栓父子的奴隸性愚昧、 阿Q臨刑前游街示眾時觀看者和被看者的荒誕。跨世紀之交在中國影響頗大的捷克作家 米蘭·昆德拉說，從塞萬提斯、卜伽丘到卡夫卡、布洛赫，一以貫之的文學傳統就是對 于不同時代的人們及其生存環境的執著追尋。昆德拉自稱他的創作是對于存在的詩意凝 思，是對于人的存在的嚴肅的質詢：“整部小說都不過是一篇長長的詢問。沉思的質詢 (質詢的沉思)是我所有小說賴以構成的基礎。”(注：米蘭·昆德拉《關于小說藝術的 對話》，艾曉明編《小說的智慧——認識米蘭·昆德拉》，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第33頁。)
    這樣的富有思想深度追求的文學觀，對于當代中國作家顯然是富有啟迪性的。王安憶 在解讀包括昆德拉《玩笑》在內的一批作品時，就把“懷疑”作為文學的一種氣質，并 且分辯說：“我覺得‘否定’要比‘懷疑’低級，不如‘懷疑’高級。對否定，因為你 是天，我就是地，它有一個參照，由此說來，否定也是在被約束的、被左右的前提之下 才成立的。有正才有否，‘否定’也是受規定制約的，實際上是遵從了這個規定然后去 否定。我站立的位置總是和你對立，只需要不滿和憤怒作沖動，就可激發它，推動它， 使它操作起來。而懷疑就不是這樣了，它比較復雜和困難，雖然看上去要溫和得多，不 那么激烈、強烈，但包含的內容復雜得多，含有思考。懷疑是很不容易做到，這之中懷 著一種痛苦，非常難言的痛苦，它不知道不要什么，也不知道要什么，處在非常大的難 言之中。”(注：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第27—28頁。)否定是情緒的對立，懷疑是思想的痛苦；否定是簡單的評判，懷疑是 復雜的追尋。在特定意義上而言，王安憶發表于90年代初的《叔叔的故事》，一個質疑 和消解“落難右派”的英雄神話的中篇小說，正是當代文學中這種懷疑精神的最初之作 吧(注：我在這里采用“懷疑精神”一詞，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懷疑精神是拷問靈魂的 初始，但是與后者還有一定的距離，尤其是像魯迅所描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不但 要拷問出“清白下面的罪惡”，還要拷問出“罪惡下面的清白”，那是一個極為深刻、 極難企及的高度，剛剛開始以懷疑的目光看待世道人心的中國中青年一代作家，距離這 一標高還相去較遠。)。
    　　　　哈姆雷特精神的中國凝聚
    懷疑精神的自覺，與之相應的是一批富有懷疑精神的文學人物的產生。這突出地表現 在潘婧《抒情年華》中的J，郭小東《中國知青部落》中的肖邦、李斯特，寧肯《蒙面 之城》中的馬格等作品主人公形象上。這些人物，他們分別活躍在70、80和90年代，并 且在不同的空間中穿行和流動，但是在文學作品中出現卻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只有經歷 過大悲大喜、至愛至痛，閱遍世事滄桑之后，只有經過一次次地追求和幻滅、迷惘和虛 無之后，能夠體會“天涼好個秋”的意蘊，才會獲得超越有限的生活表象的思考能力， 像哈姆雷特那樣，從優越至尊的地位、知識海洋的暢游和愛情的憧憬、皇冠的期待之中 ，一落失勢千丈強，經歷了人生最高點和最低點的體驗，具有哈姆雷特的懷疑和思索氣 質的人物，才會在文學的人物畫廊中浮現出來。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正是在經歷過80年 代之初的政治反思、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尋根和90年代市場經濟的洗禮之后，在跌宕起 伏的時代風云和甘苦備嘗的內心經驗交織，痛定而思痛，熱極而冷凝，才會產生思想和 情感的升華，才會仰望那遼闊的星空和形而上的境界，才會懷疑和質詢生命和歷史的根 本命題。“從他一對暗黑眼睛里射出來懷疑的眼光，在向人們、向世界、向事物問詢， 仿佛他要探究出生存的最深的理由來。……他覺得人生是十分卑鄙無聊。任何可能有的 生存的目標都是瑣碎而無價值的，就像造化的惡作劇那樣地毫無意識。他看見人們平常 那些小小的掛慮和悲戚，他們為了掩飾自己的弱點所作的種種姿態，他輕視他們那些裝 模作樣的丑態。”(注：魯多夫·洛克爾《六人》第三章《哈姆雷特的路》，巴金譯， 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66—67頁。)德國作家魯多夫·洛克爾所描述的哈姆雷特的“懷 疑的目光”，在當前的中國文壇也開始成批量地出現了。
    不是說在此之前的作品中就沒有懷疑和追問，不是說在此之前的作品就沒有提問過“ 為什么”和“怎么辦”，不過，80年代的作家們所思考的，更多的是迫切的社會問題， 是“文革”動亂和左傾思潮所造成的種種惡果的消除和糾正，那個年代作家們也呼喊過 《救救她》(這是劇作家趙國慶的一部話劇的名字)，不過，這里的“救救孩子”不像魯 迅那樣提出的是在形而上的意義上救救還沒有“吃過人”的孩子，而是直接指向沉重的 現實，即在時代動蕩中失去綱紀和法制約束走上犯罪歧途的孩子；那個年代的作家也提 出過《我應該怎么辦?》(這是廣東作家陳國凱一部短篇小說集的篇名)，不過，這里的 “怎么辦”不像車爾尼雪夫斯基筆下的《怎么辦》一樣，借一個“三角愛情”闡釋作家 對未來的“新人”的理解，而是非常務實地描述一個女性面對兩個遭受政治迫害的愛人 先后歸來時的婚姻家庭難題。恰恰相反，當年那些超越了具象問題而追求深度思考的作 品，如趙振開《波動》，禮平《晚霞消失的時候》，靳凡《公開的情書》和詩壇上的“ 朦朧詩”，都因為思索中必然伴隨的迷惘和困惑而遭受上一代人的質疑和批判，并且造 成這一脈創作思潮的受阻和中斷。時隔將近二十年，當下作家們接續上這一脈絡，作家 們所懷疑和追問的，則更多的是帶有人本意義上的、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問題，質詢和拷 問生活，質詢和拷問人們(首先是作家自己)的良知和靈魂，并且將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推 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作家們穿透了歷史的云煙和現實的表象，去追尋隱藏在生活和人心 深處的“為什么”和“怎么辦”，表現為有相當深度的懷疑主義——對既定的生活秩序 、對既成的精神觀念、對見解淺薄卻又形成相當深厚積淀的歷史敘述的懷疑，從而在對 現實的深度描寫中展現對現實的痛切批判，在對歷史創傷的再度撕裂中發掘被一次次高 調書寫所遮蔽的暗藪，在對自我心靈的剖析中生發出反省和自責的痛切懺悔。
    《抒情年華》中的J，一個從動亂年月走過來的女性，以及作品所描述的“文化大革命 ”時期北京一群地下文化圈子中的青年人的生活與文學追求，J所經驗的“朦朧詩人” 的生活與創作的極端分裂，作品所涉及的一些文學藝術與現實人生之關系的話題，咄咄 逼人，不容回避。而且，這不是一個從外部描述的悲歡離合的故事，而是一個女性從自 己的親身經歷所引發的對于現實與理想、對于生活與藝術、愛情與自我、激情與虛無等 更為深刻的話題的質疑和批判。被許多人作為描寫主體的動亂年月社會景象，在作品中 只是人物生存的悲涼背景；激動過一代人的詩歌作品，如今也變作文學史上的蒼白記憶 ；曾經作為一代人的精神象征的“朦朧詩人”N，在J切近的體察中，卻令J發現了寫作 與生存、為文與為人、創作中抒發的宏偉激情與生活中的卑屑頑劣、作品中表達的對民 族對人民的深情和現實中對親人冷漠無情的巨大差距而失望和幻滅。當然，長期以來由 于生活的殘酷和陰冷所形成的骨子里的懷疑和冷漠，也是J這樣的女性的懷疑和虛無精 神的淵藪。如作品中的一個人物這樣評價J說：“她是那樣的渴求生命與幸福，同時， 又總是處于重重的疑惑之中。”即便是走出泥濘混沌的動亂歲月，J對于高考制度的恢 復，對于多少人夢寐以求、至今仍然回味不已的大學生活，對于那熱烈地迸發出來的蓄 積和壓抑已久的求知欲望和讀書熱潮，都沒有足夠的熱情——這不是故作姿態，而是她 的天分太高，眼光太高，過于明澈而走向虛無。J本性上是那種得風氣之先的人物，她 的先知先覺和對現實的這種拒絕，不是勇往直前的堂·吉訶德式的，而是猶疑彷徨的哈 姆雷特式的，她的確是一個跌宕起伏的大時代的“旁觀者”和憂郁的思索者，從60年代 的“革命”，70年代的“地下詩歌”以及相濡以沫的“愛情”，到80年代的“劫后輝煌 ”，這一系列的精神烏托邦，在J這里都是最早地遭遇到懷疑和背棄的，而懷疑太深， 也無形中取消了她積極行動的愿望和力量。
    如果說，作為女性的J，在社會生活與愛情中都是處于弱勢地位，一直是作為邊緣人而 存在，那么，郭小東《中國知青部落》三部曲(《知青大逃亡》、《流放者歸來》、《 暗夜舞蹈》)中的肖邦和李斯特兩人，卻是在體會過人生成功的絢爛之極之后，開始走 上自省和自問的懷疑之旅的。在當代中國，恐怕很難找出像知識青年這樣獨特而又龐大 的群體了。五十余年的風云跌宕，他們是這其中最沉重的一群，即使是知青中的所謂“ 成功人士”，如作品中的肖邦和李斯特，任曉遠和林尤福，也都在為往事的魂牽夢繞與 現實中同伴們的悲涼命運焦慮不安，憤懣不已。不過，郭小東并沒有讓他們去怨天尤人 ，控訴命運，而是以苦難的以往為背景，把思考的利刃指向自己的心靈，進行自我懺悔 ，“你是有罪的，你該罚。于是，我們跪下，集體地下跪。可是，我不是對著你跪，我 是跪在人類的一切苦難之前”。這段話讓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罚》中的主人 公拉斯科爾尼科夫向妓女索尼亞下跪時的情形。這些年來關于知青運動和知青文學的討 論總是難以深入和澄清，就是缺少這種自我反省，缺少這種靈魂追問，缺少對知青自身 的責任問題的檢討。在知青文學為時二十余年的發展演變中，宣稱“青春無悔”、“青 春作證”也好，哭訴遭受身心摧殘的苦難歷程也好，或者對逐漸遠逝的往事作詩意的描 述，這些都曾經是知青文學的階段性命題，但是，要想將知青文學提升到新的層面，就 需要擺脫一味地指責歷史環境、或一味地鼓吹“青春至上”的迷誤，在拷問靈魂上做文 章。郭小東對知青一代的反省，是最下力氣、最用功夫的，他將自己的追尋和思考，貫 穿在他作品中幾個富有思想者氣質的人物身上。《流放者歸來》中的肖邦，將對知青時 代女友周瑜和連隊一群少女們荒誕而無價值的死亡往事的記憶深鎖在心底，沉溺于自己 的心靈世界，以獨特的思考和對世俗名利的淡漠，對嘈雜的社會現實一直保持了冷傲和 拒絕，帶著強烈的堂·吉訶德式的夢幻色彩，在文化界扮演一個始終在進行某種尋覓的 獨行俠的角色。與之相對應，《暗夜舞蹈》中的李斯特，卻是哈姆雷特式的，從常理常 情上講，他既沒有肖邦那樣深刻的英雄情結，他和馮妙英、林蘋蘋之間的靈與肉的糾葛 ，亦沒有肖邦那樣沒齒難忘，更多的是兩個不同氣質的女性對他的仰慕和追求；生活于 20世紀末年的李斯特心中的躁動不安，不是緊緊糾纏于知青生活中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 個人物上，卻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也更富有個人的精神特征。他比肖邦入世更深，經 受的挫折和成功更多，對于現實生活底蘊的理解和體驗非肖邦可比，他對于生活的迷惘 和追求，幻滅和絕望，既來自現實，來自隱藏在成功后面的幻滅和虛無，也來自他近乎 知天命之年的生命歷程——當年“戴罪在身”的父母親為了不影響他的前途，雙雙跳樓 自殺，造成他心頭無法抹平的傷痕；年輕一代對知青往事的追問，也激起他心中的層層 波瀾，構成一種無言的痛苦。盡管說，在理性的層面上，他有一百個理由為自己辯護， 情感的迷茫和心靈的斷裂，現實的沉痛和精神的失落，卻使他走上不歸之路，以肉體的 毀滅叩問心靈的隱秘，以有限的自我表述無盡的懷疑。這給三部曲留下了豐厚的余味， 卻也再一次地證明，對于將知青歲月和廣闊人生結合起來，苦心孤詣地尋找精神出路的 人們來說，他們從歷史與現實中越來越明顯地感受到的，遠遠不像那些膚淺的悲歡離合 故事那樣富有強烈的戲劇性，而是更像一出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悲劇，他們所進行的靈 魂拷問，他們所尋找的靈魂安憩之地，遠遠不會一勞永逸地完成，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 價也未必能夠實現的。
    比起上述這些知青一代來，《蒙面之城》中的馬格顯然是80年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身為名牌大學副校長之子的馬格，從對自己身世和血緣的猜測開始，對流行的價值觀念 表現出強烈的抗拒和質疑。面對著嘈雜的、彌漫著世俗功利主義氣息的社會生活，面對 著被別人規范和指引的人生道路，年輕的主人公馬格高傲地揚起了頭顱，拒絕了當下盛 行的讀大學，當白領，加入令人羨慕的中產階級的通則，或者像他的哥哥一樣，學而優 則“留”，出國留學讀博士，卻自愿地放棄高考升學的機會，離家出走，浪跡天涯，先 后在秦嶺山區、藏北草原和深圳特區浪游。馬格的人生軌跡，是在底層和邊緣中，體驗 別一種人生，他從來不拒絕勞動，相反地，他是充滿了蠻勇之力也不乏勞動技能的實干 家，依靠自己的壯健體魄和勞動能力去開拓生活的道路，而且，對于這些粗糙繁重的體 力勞動充滿了真誠的尊重和熱愛(在我看來，馬格所搞的地下搖滾也是一種基于生命活 力的身體行為)，對那些默默地生存和勞作的普通民眾充滿了真誠的尊重和熱愛。在他 有許多機會從“淪落”中回歸，獲得愛情、財富和聲譽的時候，他都頑強地拒絕這些強 大的誘惑，守住了自己的人生信條，只要扎扎實實的追求，卻鄙視一切意外的幸運和人 為的運作，不只是曾經擺脫了讀大學奔前程的誘惑，也拒斥那種民間草莽修成正果所慣 常的“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由江湖而廟堂的通幽曲徑。在我看來，這后者更加 難以抗拒，馬格對邊緣狀態的堅守，對主流社會的懷疑，也更加難能可貴。他并不總是 持對抗、否定和挑戰姿態的，相反，他的容納一切的襟懷，他的浪跡天涯卻又隨遇而安 ，他對自己的生命力的充分信任和盡情張揚，卻讓我們對在厚厚的繭殼中的生存和生命 力萎縮和世俗化的追求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童心和青春的懺悔與質詢
    懷疑和追問精神的萌生，朝著形而上空間的拓深，獲得了超越實用功利的強勁動力， 同時，這種懷疑和追問精神，首先是針對懷疑者發問者自身的。鄉土文學作家劉醒龍， 就尖銳地提出了拷問靈魂的命題：“在習慣里，靈魂是果實，是人的貢品；痕跡是枝蔓 ，能作為薪柴就不錯了。其實，人是大可不必對靈魂如此充滿敬畏，對靈魂的善待恰恰 是對它的嚴酷拷問。唯有這些充滿力量的拷問，才有可能確保生命意義與生命進程息息 相關。……問題的實質是，我們愿意還是不愿意將拷問的鞭子對準自己的胸脯。”“有 人認為過去是一堆包袱，有人認為過去是一筆財富，而我卻認為，過去更應該是一根高 懸著的鞭子。對于肉體，這樣的鞭子毫無用處，它只能用于拷問后繼者的靈魂。”(注 ：劉醒龍《彌天》序《過去是一種深刻》，《彌天》，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 頁。)拷問靈魂，成為一批中青年作家共有的創作趨向，而且這種追溯往往會從“文革 ”時期的兒童和青少年開始，從作家所屬的同代人開始，劉醒龍的長篇近作《彌天》， 柯云路的《蒙昧》，鐵凝的《大浴女》等，就是明確地屬意于對動亂年月中青少年一代 人——通常被認作是年幼無知或者“無知犯罪”所以無需承担歷史罪責的青少年一代人 的靈魂拷問的。
    《彌天》的主人公溫三和，一個剛剛進入青春期的高中畢業生，鄉村干部的子弟，在7 0年代初期，來到喬家寨水庫工地當技術員，圍繞著他對現實生活和情感欲望的認知和 體驗，作品展現了動亂年月的鄉村圖景，刻鏤出喬俊一、年知廣、王勝等一批鄉村干部 ，和那些處于弱勢地位的宛玉、金子荷、秋兒等女性的眾多人物形象。作品中有兩個大 的關節，一是小說前半部中以政治罪名槍殺插隊女知青的刑場景象的充分渲染，二是小 說中心事件，對作為荒誕不堪的“政治工程”的水庫工地生活的犀利展現。前者似乎事 出偶然，刑場空間中殘忍無比的虐殺嘴臉和形形色色的看客心理，都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連單純善良的溫三和，也被莫名其妙的誘惑所吸引，不顧倪老師的事先勸阻，到刑場 去開了一回眼界，做了一次冷漠無情的看客。后者是在時間中展開，明明知道正在修建 中的水庫是沒有足夠的雨水可蓄的，諸位心知肚明的當事人，卻依然一本正經地“假戲 真做”，自欺欺人地做足文章。相反地，在兩個事件中都是唯一的“眾人皆醉我獨醒” 的倪老師，卻被作為“反革命”關入監獄；溫三和在悟出了水庫的奧秘之后，想要有所 行動，但是，他的勢單力薄，眾人的合力掩蓋，使這樣一個彌天大謊堂而皇之地通行于 世。那個時代，有多少人自覺地或是被迫地說了假話，辦了錯事，可是，有誰在當時和 事后進行過認真的懺悔?這就是作品的鋒芒所向。盡管說，作品中的另一個側面，溫三 和與幾個青年女性的感情糾葛，緩解和沖淡了這種心靈質詢的強度，但是，幾位女性的 不幸命運，又無不折射出政治權力和男性欲望的霸權對女性的戕害，從一個特定角度， 又展現了對男性強權的控訴和質疑。
    近年來集中力量寫作“文革”題材作品的柯云路坦言說：“我寫‘文革’的作品是希 望對那段歷史留下一個文字的記錄，希望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溫故知新，希望沒有經歷 過那段歷史的年輕人了解真相。”(注：《柯云路作客搜狐網“嘉賓聊天”實錄》，搜 狐網站2000年12月22日。)溫故知新，在這里當然不是什么輝煌往事的再現，而是對歷 史創傷的再度撕裂，對麻痹心靈的悍然一擊。他的《蒙昧》就提供了從童心的角度解讀 “文革”往事的新方式。年輕美麗的單身女教師白蘭，借住在唐橋鎮老鄉家中，和班上 的小男孩茅弟同居一室，她的關愛，讓從小就失去母愛的茅弟得到了情感的補償；但是 ，她沒有意識到的是，與她親密接觸的、年方六七歲卻有些早熟的茅弟，性意識正在朦 朧覺醒，微妙、曲折、朦朧、刺激，含蘊著人類普遍性的詩意的奧秘，激發著兒童的探 索自我心靈的好奇，暗中的偷窺和故意裝作無意為之的肌膚接觸，又伴隨著邪惡的快意 和潛在的罪惡感。但是，“文革”風暴的突起，改變了白蘭和茅弟的命運，也使茅弟的 成長變得異常艱難。白蘭因為在課堂上把流行的“革命口號”講錯了，轉眼間淪落為“ 現行反革命分子”，經受了批斗會、剪陰陽頭、游街示眾、集中關押等摧殘。對于茅弟 ，作為庇護者、母親、老師的白蘭不復存在，白蘭成為可憐無助又令人懷疑的弱者和女 性，是做一名保護弱女子的“小小男子漢”呢?還是做一個與階級敵人勇敢斗爭的“少 年英雄”呢?茅弟確認白蘭老師是壞人，對待白蘭老師的敵對態度由被動到主動、由消 極到積極，甚至自動地帶領同學們對白蘭進行監視——既是反特小分隊對于敵人的監視 ，又是他早先對白蘭的偷窺的繼續，是從朦朧的感知到自覺半自覺的“兩性戰爭”，不 是愛侶，就是敵人。這其中還包含有對白蘭的戀人、醫生劉文俊莫名的性嫉妒，兩個男 性對一個女性的保護權、支配權的爭奪所引起的嫉妒，并且將茅弟更加繼續推向丑陋和 邪惡的幫兇角色。沒有料到的是，很快地，茅弟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境，成了流落街頭 的孤兒，每天靠到處乞討為生；即使在這樣的危難中，他仍然拒絕了主動向他伸出援助 之手的白蘭老師，斥責她為“反革命!”在茅弟對白蘭老師的敵意與損害中，混雜于“ 文革”時勢和流行話語中的，始終有著對那些與白蘭老師有感情糾葛的男性的嫉妒排斥 ，并且由此對白蘭產生復雜的既愛又恨的情感，潛在地形成茅弟的心理障礙。或許說， 對于動亂年月中茅弟這樣的無知少年的故事，我們早已耳熟能詳，但是，卻很少有人去 追究過茅弟們對于時代是否需要承担些什么。柯云路的慧眼獨具，追問童心。在作品中 ，他忍不住發問：“當一個歷史潮流挾帶著蠱惑成年人的聲音滾滾而來時，兒童的天真 就能保持本色嗎?至于兒童的情感，無論是對母親的愛戀還是其他情愛，莫非有比大男 人更純潔的表現嗎?”我們歷來推崇童心和愛情的純潔無瑕，青春的無怨無悔，那些歌 頌童心和真愛、即使是浩劫與災難中的童心與真愛的作品，也曾經受到社會和讀者的歡 迎。其實，推重童心的純潔，推重青春的可貴，夸大這些在人生經歷中不過是混沌無知 、幼稚可笑的階段的價值蘊含，不過是表現出我們的自省精神的匱缺，情感遮蔽理性的 弊病，不過是要為我們躲避心靈拷問留下一片避風港。反過來，在《蒙昧》這樣冷峻的 質問之中，我們還能往哪里躲藏呢?所謂“無知犯罪”，尚且不應該得到心靈審判的豁 免權，何況是懷著各種各樣的欲望而參與了那場動蕩和浩劫的人們呢?
    和《蒙昧》相似，鐵凝的《大浴女》也是以回溯的方式，拷問童心，拷問人們的意識 和潛意識，拷問人們的靈魂和情感的。“文革”風云突起，尹小跳和茅弟一樣，還是一 個低年級小學生，她目睹過女老師唐津津被殘酷批斗的場面，身心受到強烈刺激，但是 ，更多的時候，她也是一個處于運動邊緣的小女孩；她本來可以作為幼稚的旁觀者度過 動亂歲月的，但是，一個更幼小的生命的死亡，讓她數十年難以得到心靈的解脫，與那 場災難形成深刻的精神聯系。還是小姑娘的尹小跳，敏感的察覺了母親章嫵和唐醫生的 私情，并且認定她的小妹妹小荃就是唐醫生的女兒，她對此感到深深的恥辱。小跳的妹 妹尹小帆，不明底細，卻是由于嫉妒最幼小的尹小荃在家中受寵、奪去了她的優越地位 而心懷怨恨。因此，她們在家中結成了“神圣同盟”，經常在玩耍時排斥最幼小而且是 個啞孩子的小荃，以致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她們本來可以挽救尹小荃的生命(或者說 ，她們以為自己可以做得到)，卻沒有援之以手，使得兩歲大的尹小荃失足落井而身亡 。盡管說，她們的行為并不構成事實上的犯罪，他人也根本沒有察覺此事，甚至連尹小 帆都不曾知曉尹小跳此舉的真實動機，但尹小跳從此之后數十年的人生，卻一直籠罩在 它的陰影之中。在時光流逝中，對往事的追索，使模糊的記憶變得越來越清楚，一次偶 然的意外，同時卻蘊含著一個多人參與的“共謀”；這“共同犯罪”，至少是在主觀意 念上是存在的，使尹小跳經常處于懺悔狀態中，并且在一次又一次的愛情痛苦中，在面 對尹小帆的無理指責和蠻橫爭奪(同她爭奪她的每一個情人)時，逐漸地認清自我，承認 罪過，并且在自己遭受的感情挫折中，體味與懲罚的痛苦一道產生的清醒和“甜蜜”， 表現出她的主動懺悔和担當。在靈魂的凈化和升華中，她學會了理解，理解生活，理解 她周圍的人們(包括她曾經鄙視和冷漠對待的父母親)，由此實現了靈魂的救贖。進一步 地，原罪的尹小跳如同一面鏡子，輝映著周圍的人們，這樣的原罪和懲罚，懺悔和領受 ，滲透在作品中的每一個人身上，造成每一個人的命運和精神的改變，只是程度不同， 自覺與否不同。這種種人情世相，或許正印證著尹小跳的懺悔精神的難能可貴吧。
    　　　　歷史的靈魂和英雄的背后
    對靈魂的追問和剖析，具有多重向度。從十年動亂的往事向歷史深處延伸，無疑表明 當下文壇的思考和情感空間的極大擴張。許多曾經被認為是天然合理的東西，在懷疑精 神的追問下，都不得不顯露出可疑的破綻，不得不透視出內在的裂痕，并且在懷疑的法 庭上為自己申辯，接受更多的質詢和凝思。
    先后推出了《舊址》和《銀城故事》(即“銀城系列”)的作家李銳，就是從對“文革 ”的質詢引申到對更久遠的歷史(準確地說，是對人們的歷史敘述)進行深入的考察和描 述的。而且，李銳所關注的，不是通常所言，要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對人們所熟知的歷 史往事進行新的改寫(如被稱作“新歷史主義”小說家所做的那樣)，而是直指人的靈魂 ，直接切入在歷史中生存和活動的人的精神狀況，“這追問不是對苦難的控訴，而是對 人的自責，對自己的自責。……我的銀城系列，還是這樣的追問，但更多的是從歷史的 角度展開的。歷史成為我這兩部小說的隱含的主角。無理性的歷史對于生命殘酷的淹沒 ，讓我深深地體會到最有理性的人類所制造出來的最無理性的歷史，給人類自己所造成 的永無解脫的困境”(注：李銳《＜銀城故事＞代后記》，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 02頁。)。《銀城故事》所描述的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風云，作品中那一場失敗了的武 裝起義，其流血犧牲，傷亡慘重，和先行者的慷慨從容，為最終的推翻清王朝，鋪下一 塊血淚浸染的基石，在各種歷史教材和政治讀物中都屢見不鮮，不過，正如李銳所言， 文學要比政治寬廣得多!政治正確，并不是唯一的尺度，文學所關心的，是在歷史記載 和政治評說后面那一顆顆或生澀或痛苦的心靈。當劉蘭亭、劉振武、歐陽朗云這一群熱 血青年從日本學成回國，立志以青春熱血報效中華的時候，胸中豪氣何等壯烈。而且， 在諸多有利條件下，他們的起義計劃本來是可能實現的。銀城里有劉蘭亭主持的育人學 校，作為革命的堅強堡壘；有歐陽朗云這樣的舍身殉國的志士，敢作先鋒；還有劉振武 率領的武器精良、訓練有素的新軍；里應外合，唾手可得。何況，劉家作為銀城的首富 ，鹽井的大東家，世代相傳的名門望族，論財力，論人氣，都具有絕大的優勢；恰逢其 時地，鄉村里有岳天義領導的自發的農民暴動，聲勢浩大，可資利用；應該說，占盡了 天時、地利、人和諸項要素。他們的主要對手呢，卻是一個已經解職卻又因為情況緊急 臨時留用的綠營千總聶芹軒，即看破世事，滿腹蒼涼，又痛感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從 精神狀態到實力對比，孰優孰劣，似乎一目了然。可是，積蓄數年的革命力量，精心準 備的起義方案，卻在革命者的魯莽和聯絡的阻隔、信息的難以溝通中，意外夭折，在斷 送了革命前夜的大好形勢的同時，也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歐陽朗云自發地扔炸彈炸死 前來加強當地清軍力量的桐江知府袁雪門，為即將到來的起義除掉了一大敵人，卻也將 自己送進了敵人之手；他可以承受自愿選擇的死亡，卻無法忍受聶芹軒的別出心裁的酷 刑威脅，供出了劉蘭亭和育入學校。劉蘭亭呢，在極端被動的情境下，痛惜自己心血凝 聚的育入學校和起義計劃都將毀于一旦，雖然被老父親以豐富處世經驗從聶芹軒屠刀下 保全了生命，卻因為愧對世人自殺身亡。劉振武身為臨危受命的起義總指揮，有備而來 ，勝券在握，不料，先是在前往銀城的途中遭遇暴動的農民，在擊潰農民軍的戰斗中， 也促成了生身父親岳天義的死亡，目睹劉蘭亭的慘死之后，立志為兄長報仇，勇闖虎穴 ，卻不但被老謀深算的聶芹軒挫敗，隨后又在逃亡中被替父報仇的岳新年刺殺。在李銳 筆下，細節大于整體，過程戰勝預期，心靈困惑導致進退失據，臨場判斷決定強弱易形 ，理性精神一次次地被自身的和外在的非理性強力所擊敗，這樣的敘述，不僅是揭示了 歷史現象后面的人物動機和行為方式，還進一步將解剖刀指向人們的心靈世界，發出了 對歷史、對進行歷史活動的人們的深度追問。
    在這一向度上，兩位女性作家的作品，項小米的《英雄無語》，馬曉麗的《楚河漢界 》，也對我們似乎已經聽得爛熟的革命斗爭歷史，進行了新的改寫，將英雄靈魂的另一 面，歷史悲劇、性格悲劇和倫理悲劇的一面，袒露在讀者面前，讓我們感到了來自歷史 深處的震顫。
    “英雄無語”中的主人公，當年在地下工作戰線從事艱苦卓絕的工作的“我爺爺”那 一代人，令人嘆惋，這是因為在我們所習慣地接受了的，環繞在鮮花和掌聲、崇敬的目 光和激動的熱淚的英雄之外，還有著別一種英雄，曾經創造過轟轟烈烈的業績，卻因為 工作性質的特殊和身份經歷的無考，而注定要埋沒一生的人們。“英雄無語”的又一蘊 涵，在于歷史的迷茫感。對于理性主義者來說，歷史是可知的，因此，每一代人都在努 力地闡釋自身的同時又煞費苦心地闡釋歷史，就像作品的敘述者“我”在努力地闡釋爺 爺奶奶一代人的往事一樣。然而，如作品中所揭示的，歷史事件是客觀地發生和存在的 ，但是，經歷和敘述歷史的人卻會因為時間、場合、聽眾以及人物自身的因素而發生奇 妙的改變，而一些多人參與的復雜萬端的事情，更是人言人殊，正在發生和剛剛發生的 事情，都可能是模糊不清、朦朧難辨的，何況過去呢?因此，才會出現“英雄無語”， “爺爺”無語。男性的宏偉敘事的缺失，為游離在歷史和革命邊緣的“奶奶”的出現預 留了很大的舞臺，提供了某種女性與歷史之關系的新闡釋。《英雄無語》中“奶奶”作 為杰出革命者“爺爺”的妻子的生活經歷，是別開生面的，老資格的革命者“爺爺”， 讓她從山區出來，從老家連城山區來到遠東最繁華的都市上海，這對于數年來在家中獨 守空房苦熬苦等的“奶奶”，不啻是絕望中的曙光，給她多少美好的向往。孰料，來到 上海之后，“奶奶”卻厄運不斷，每況愈下。她先是為“爺爺”和其新歡“二奶奶”做 仆人，甚至在同一間屋子里忍受聽聞他們兩個人做愛的情景；甚至，名叫“每”的小女 兒，也和她一起承受屈辱和歧視，做母親的，怎么能夠忍受?在危急關頭，“爺爺”一 走了之，棄她們兩個女人和兩個孩子于不顧，后來在延安又隱瞞實情再次結婚；可憐“ 奶奶”和每代替“爺爺”坐牢，然后又歷盡艱難回到連城。貧病交加中，每痛苦地死去 ——由于有“爺爺”的故事做背景，每的遭遇就格外地令人心痛——給“奶奶”留下了 終身難愈的心靈創傷，爺爺的輝煌革命歷史，在此遭到了女性尤其是那個夭折的幼小生 命“每”的質疑。作家項小米說：“‘每’這個人，我自己覺得在小說中是很重要的一 個人物。在歷史的舞臺上，人們關注的往往是大人物的命運，像每，像奶奶這樣的小人 物，她們的命運和生死，歷史往往是忽略不計的。這從表面上看，寫的是人物，實際上 寫的是歷史。歷史就是這樣殘酷。歷史的前進或者說歷史的每一個動作(因為有時不是 前進)都不僅僅是大人物們的呼風喚雨，而且需要鋪滿普通人的尸身。我想表現在這樣 一種歷史的過程中，在那樣強大的政治勢力的廝殺較量中，那些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最 普通人物的命運。小說中的‘奶奶’和‘每’就是代表了這一群人物。奶奶完全不懂革 命為何物，每更是不懂，面對外面陌生的實際是殘酷的世界，她充滿新奇，渴望，同時 充滿恐懼，她是太柔弱，太容易被傷害了”(注：項小米與石一龍的對話《小說——語 言之樹》，石一龍《點擊軍旅作家》，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02頁。)。歷史 的理性，在這里遭遇到情感和幼小生命的血淚質疑。
    如果說，社會目標和道德倫理，應該作為評價歷史運動的兩個平行的尺度；如果說， 男性的功利主義和女性的善良直覺，應該在對歷史的評判中形成互補；那么可以這樣說 ，20世紀的漫長進程，除了充滿了政治斗爭的血雨腥風，還流淌著面對男性強權的女性 血淚。當然，這種壓迫，同時也是超性別的。在《楚河漢界》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在 特殊年代建立起來的“革命倫理”，是如何地延伸到今天，并且以異常強大的力量支配 著當下人們的作為。擺在《楚河漢界》中的邊防團長周東進面前的選擇，就處于這種歷 史背景的籠罩下。從人格上講，光明磊落，坦言成敗，應該是做人的準則，文過飾非， 翻云覆雨，則顯然為正直的人們所不齒。但是，一旦進入具體的歷史情境，形格勢禁， 純潔的理想就在復雜的現實面前黯然失色。心高氣傲的周東進曾經上過南疆戰場，卻留 下了并不輝煌的記錄，出于道德自律，周東進將指揮失誤和盤托出，自暴其丑，結果是 自己遭到冷落不說，還使得參戰部隊的方方面面都陷入尷尬。眼下呢，作為很難有什么 提拔機會的邊防團長，去留問題已經迫不及待地擺在周東進面前，卻又陡生波瀾：部下 戰士的一死一傷，是意外事故還是英雄事跡，事實真相和描述方式的斷裂，顯得那樣咄 咄逼人，逼著他作出最后的確認。而且，這種確認，不僅是關系到他自己的榮辱進退， 還關聯著各種各樣的考慮；全團官兵精心培養的即將到期而成為事實的“十年無安全事 故典型”，長期受冷落的部隊對榮譽和被關注的渴盼，作為軍區組織部長的周南征工作 魄力的證明，以及先進典型給各級部門帶來的連鎖效應，等等，形成了一張強迫他就范 的巨網。如果從問題層面入手，這種弄虛作假炮制典型的做法，顯然是不可取的，作家 的智慧正在于此。馬曉麗將“問題”擴展為歷史和人性之謎，以現實矛盾為切入點，從 歷史和人性的兩個角度，深入開掘出新的境界，能夠同時從不同角度看取事物、理解生 活，從而揭示事物的充分復雜性，比如目的與過程、手段與結果、局部與全局、勢與事 、絕對合理與相對合理的矛盾統一與互相悖反。以這個現實的事故為契機，《楚河漢界 》巧妙地把現實與既往、歷史與道德、事件與心靈交織在一起，對上至總部的李冶夫、 大軍區指揮員的周漢和黃振中，下至周氏兄弟和魏明坤等軍隊各級領導，進行心靈的剖 析，人性的拷問。于是，一向自命為光明磊落的老軍人周漢，忽然發現了自己心中永久 的隱痛：當年在一次殘酷的戰斗中，團長因為受到致命傷，失去生存的信念，飲彈自盡 ，周漢和油娃子兩個警衛員，也因此受到追究——霸王自刎烏江岸，兩千余年間一直受 到文人墨客的吟詠，而在另一種倫理中，許多年間通行的卻是，無論在什么樣的主客觀 條件下，只能犧牲不能自殺，堂堂一團之長，在戰場上自殺，成何體統?為了掩蓋真相 和鼓舞士氣，有關方面就把油娃子指認為殺害團長的兇手，周漢呢，卻在油娃子遭受冤 屈的時候在上級人員的指派下作為唯一見證者作了偽證。奉行多年的這一倫理，軍營的 傳統與現狀，確實有令人困惑和迷惘的方面，在現實功利的權衡中，還有輕重利弊之分 ，那么，是強化個人道德的絕對性，還是應該審時度勢以現實需要為重呢?道德的有限 性與歷史的曲折性之間，到底應該是什么關系?如周漢所理解的，天造勢，人做事，天 與人，勢與事，哪里能夠分說得涇渭分明?個人的道德品質，與廓大卻又充滿了限制的 形勢和環境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
    　　　　滄浪之水，清乎濁乎
    懷疑和追問的又一方向，是對于新舊世紀之交的當下，人們的心靈和命運的質詢。時 代的權力機制是一個巨大的漩渦，那些處于邊緣地帶的人們，與權力機制若即若離的知 識分子和鄉村基層干部，具有最大的可選擇性也具有最大的可塑性，因而，他們也不約 而同地成為作家們拷問靈魂時的首選對象。
    知識分子被認定為時代的良心，被認定為社會精神價值的確立者，這樣的信念既有久 遠的文化傳統，又在80年代得到了來自大陸之外的激蕩和啟迪(注：參見余英時《士與 中國文化》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改革開放初期知識分子那種冒險犯 難、敢為天下先的進取姿態，以啟蒙者自詡，為大變革鼓吹，給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 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但是好景不長，在市場化面前，知識分子的身份和責任感都變得模 糊和瓦解了。在推重精神的年代里受到尊重的文化修養、高雅氣度和精神境界，到市場 化和商品經濟大行其道的時候，卻遭遇到空前的難題，現代化的進程也就是世俗化、物 欲化的進程，尤其是當拜金主義甚囂塵上的時候，凡是無法兌換成硬通貨的，就都失去 市場價值。更重要的是，在缺乏足夠監督的條件下權錢交易的盛行，權力在中國社會諸 多方面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也對知識分子的生存和心靈造成極大的擠壓。閻真的《滄浪 之水》，就是一篇探隱索微的“知識分子何以走向腐敗”的發生學研究，從一個重要側 面表現出新一代大學生走出校園進入政壇之后的精神蛻變和他們面對現實的選擇和迷惘 。作品主人公池大為，在大學讀書時就被“振興中華、從我做起”的口號所激勵，為中 外文化名人的高風亮節所吸引；作為一個中醫學畢業的研究生，何嘗不向往著精神的高 遠、事業的輝煌?但是，在衛生廳工作的日子里，他不善于曲意逢迎、諂媚領導，卻因 講幾句公道話得罪了廳長，就被發落到中醫學會去坐冷板凳，在現實生活的無情擠壓下 體嘗卑微者的尷尬和悲涼，在“形勢比人強”的環境中咀嚼理想信念破碎后的苦澀和迷 茫，那種浸潤在日常生活里的游戲規則，又使他飽嘗凄涼，面臨著被開除出局的危險。 池大為所面對的兩難局面令人感嘆，在現實的困境中要么被冷落至退休，要么就被現實 的生活壓彎了腰，在曲意逢迎和投機取巧中奔向仕途的金字寶塔。他也曾有過不為五斗 米折腰的堅守和抗爭，但是，除非他不結婚，一旦娶妻生子，難免他不會被世俗的日常 生活需要所壓迫，所改造，貶低了自我，摧折了士氣，蛻變了靈魂。與權力和職務相關 聯的待遇問題，房子(直到兒子出生、岳母來幫他帶孩子，職務低微的池大為只能三代 人擠在一間筒子樓里)、妻子(上班醫院過遠，每天奔波在路途上，想要調一家醫院卻難 上加難)、兒子(上幼兒園問題，生病住院治療問題)，都無法回避，也無法用精神的力 量去解決。理想的堅守讓他越活越艱難，世俗生活的迫切需要終于摧垮了池大為的精神 防線。他學會了賣身投靠，學會了隨機應變，一切從個人的切身利害出發，逐漸在官場 上混出了名堂，以后來居上的姿態榮登省衛生廳長的寶座。不同于那些涇渭分明的“反 腐敗”文學，池大為從堅守清貧到沉淪于官場，今是而昨非，有著內在的某種合理性和 可信性，池大為當上廳長之后的政績，沖淡了他先前的奴顏婢膝，還有些“曲線救國” 的意味。這樣的描述，避免了黑白兩分、正邪對峙，更深刻地揭示了現實生活的復雜性 ，揭示了在地位和身份變遷中人性的幽深和玄妙。
    與池大為的靈魂蛻變相映襯的是劉醒龍《痛失》中的鄉村干部孔太平。池大為的知識 分子氣質沒有抵抗住世俗生活的侵蝕，集鄉村人的醇厚質樸，基層干部的吃苦耐勞，和 眾多鄉親們的殷切希望，上級領導的賞識器重于一身的孔太平，在逐漸熟悉官場的游戲 規則，由背運轉向走運的過程中，同樣也無法潔身自好，無法善始善終。如作家所言， 孔太平的精神嬗變，不完全在于個人品質，還在于個人與時代的悲劇性關系，“在我們 這個時代，大多數人都不可避免的有悲劇性，我們當前的時代是過去許許多多年來所沒 有的，它的劇烈嬗變，它的飛速發展。正因為變化太快，每個人都拼命去追趕，拼命去 改變，改變自己，改變周圍，生怕被時代浪潮所拋棄。當你不斷的在改變時，事實上就 是在不斷的喪失自我，同時也在不斷地被發展過程中的新的其他的事物所否定，這種特 點決定了時代的悲劇特色”(注：《寫出實實在在的人——劉醒龍談＜痛失＞》，《長江 日報》2001年6月7日。)。身為鎮黨委書記的孔太平，在作品一開頭就不得不面對兩難 選擇，如何處理洪塔山這樣的人物——既是鄉鎮經濟支柱的甲魚場場長(他上交的利潤 占鹿頭鎮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又是吃喝嫖賭、膽大妄為的腐敗分子(竟敢強奸鎮黨 委書記孔太平的表妹田毛毛)；鄉鎮經濟的維持和發展的需要，令孔太平在理智上投鼠 忌器，無法對洪塔山依法制裁，無奈間，為了全鎮的經濟發展忍痛犧牲親情和正義，對 洪塔山網開一面，在感情上卻耿耿難平，不能釋懷。作家曾經在孔太平這個具有質樸而 狡黠的生存智慧，又能夠忍辱負重的鄉鎮基層干部身上，寄以了深切的希望。他廉潔奉 公，踏踏實實地為鄉親們辦實事，犧牲對他情同父母的舅舅一家人的利益以維持鹿頭鎮 經濟的支柱，而且一再地要他們承担種種損失和痛苦。孔太平在仕途上蹉跎多年，一波 三折，但他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各種人物的好評——省委黨校的教務長湯炎、鎮派出 所黃所長、舅舅田細佰、身份特殊的區師傅等，都對他的廉潔奉公予以極高評價。但是 ，在各種刻意和偶然、本性和智謀的因素作用下，在逐漸適應和應用官場上的游戲規則 ，為鄉村和鄉親們辦實事、謀實利的同時，孔太平從一個郁郁不得志的鎮黨委書記，峰 回路轉，處處逢源，機敏地處理了鄉鎮和縣里的種種危難，顯示了自己的才華。一旦孔 太平嫻熟地掌握了官場之道，他就擁有了豐厚的資源，來自鄉村百姓的擁護、來自富有 正氣的上級領導的支持，和他自己的能力，使得那些全憑官場游戲規則以謀取私利的人 相形見絀。他壓倒了仕途上的競爭對手，如愿以償地被提拔為代理縣長。然而，就是這 樣的眾望所歸、風頭正健的孔太平，卻逐漸走上了腐敗墮落的歧路，開始貪財、戀色， 學會了說假話、看火候，還學會了借刀殺人。而且，這一由進取到衰變的轉折點是在哪 里出現的，恐怕孔太平自己也想不明白。追根溯源，在最初保護洪塔山的決斷中，就不 能排除孔太平與趙衛東斗法、維護自己權威的隱秘考慮。危險就在這里，是和非、對和 錯、權力和責任、權宜之計和根本決策、感情偏移和理性迷失之間，很難有明確的界限 ，維護民眾利益和追求個人功利、張揚人格力量和釋放內心欲望，往往互相摻雜，把人 誘人歧途，而且越陷越深。有意志、有定力如孔太平，對丑陋的腐敗現象從無奈地認可 到逐漸地接受，再到熟練地運用和主動地出擊，有一種撼動心魄的沖擊力，對孔太平的 心靈歷程的曲折有致的揭示，讓我們領悟到了什么叫“心靈的辯證法”，藝術的辯證法 。
    懷疑精神在當代文壇的自覺，可以說是正在形成一種重要的現象了。如果說，當下的 文學，在作家們的潛心努力之中，進入一種具有形而上層面與廣闊的生活領域的深度思 考、具有冷峻的思想氣質的現實主義新階段，塑造了一批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大約不 是溢美。如前所述，這僅僅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距離我們所引以為標桿的陀思妥耶夫斯 基、魯迅和昆德拉的精神高度，還有相當距離，但是，這畢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 有理由對此寄以文學評論京50～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志忠20042004文學的深刻之處在于超越有限的現象層面的寫實而切入靈魂，對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精 神世界進行懷疑和追問，喚起其心靈反省和深刻拷問。跨世紀文學的新發展之一，就在 于這種懷疑和追問在作家創作中較為普遍的自覺形成，哈姆雷特的精神氣質在當下作品 中的凝聚。這種懷疑和追問，不是簡單的否定和嘲弄，而是在經歷過政治反思、文化尋 根和市場經濟洗禮之后，所進行的冷峻深思。它具有當代文學中一直匱缺的形而上的層 面，同時又在歷史與當今、心靈與現實、道德與功利的廣闊領域展開，為新世紀文學奠 定了良好的格局。2003年9月24日，筆者應邀在昆明召開的“全國兒童文學教學研討會”上，作了題為 《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的中心發言，會后由研究生根據錄 音整理成文字，同年10月26日改定于韓國漢城國民大學。由于本文是據會議發言整理而 成，因而保留了原先的語境與氛圍，讀者能從中感受到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兒童文學 ”堅忍不拔悲涼前行的求實品格和“士志于道”的精神；同時見微知著，也能看到當代 中國學術研究與有關的所謂“學科級別”“學科專業目錄”之間的復雜關系。邁夫段俊暉，男，四川外語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研Contemporary City Cultur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nsumerism and Post-modernism:Cultural Context of the Novels in the 1990s
   SUN Y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作者：文學評論京50～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志忠20042004文學的深刻之處在于超越有限的現象層面的寫實而切入靈魂，對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精 神世界進行懷疑和追問，喚起其心靈反省和深刻拷問。跨世紀文學的新發展之一，就在 于這種懷疑和追問在作家創作中較為普遍的自覺形成，哈姆雷特的精神氣質在當下作品 中的凝聚。這種懷疑和追問，不是簡單的否定和嘲弄，而是在經歷過政治反思、文化尋 根和市場經濟洗禮之后，所進行的冷峻深思。它具有當代文學中一直匱缺的形而上的層 面，同時又在歷史與當今、心靈與現實、道德與功利的廣闊領域展開，為新世紀文學奠 定了良好的格局。2003年9月24日，筆者應邀在昆明召開的“全國兒童文學教學研討會”上，作了題為 《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的中心發言，會后由研究生根據錄 音整理成文字，同年10月26日改定于韓國漢城國民大學。由于本文是據會議發言整理而 成，因而保留了原先的語境與氛圍，讀者能從中感受到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兒童文學 ”堅忍不拔悲涼前行的求實品格和“士志于道”的精神；同時見微知著，也能看到當代 中國學術研究與有關的所謂“學科級別”“學科專業目錄”之間的復雜關系。邁夫

網載 2013-09-10 21: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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