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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它是人類優秀文化的積累。朱熹理學正是這種文化積累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在繼承、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維護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維護和促進當時和后來的學術、文化和社會發展方面有不可抹煞的貢獻，而且對西方文明的發展也有重大的作用。
　　歐洲啟蒙思想家是指在14至18世紀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中，為資產階級革命鳴鑼開道制造輿論的思想家。他們高舉人文主義和理性學說的旗幟，批判宗教迷信、批判封建專制制度、批判特權等級制度。他們主張一切現象都來源于自然而不是“上帝的安排”。他們崇尚人類認識自然規律和理性法則，反對神學。他們提倡人性，反對神性；尊重人權，否定神權；主張科學和教育，反對蒙昧主義。啟蒙思想家在運動中倡導的人文主義和理性學說成為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的銳利武器。
　　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人文主義、理性學說是從何處而來呢？應該說是來自啟蒙運動的先驅者所留傳下來的思想材料，但是當時，中世紀的歐洲的意識形態的所有領域都是基督教會獨統天下的，他們用神學解釋一切。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中世紀只知道一種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1〕因此， 這種思想文化的現實無法滿足啟蒙思想家的革命需要，難以提供啟發民智和解放思想的理論和知識。在這種情況下，啟蒙思想家就只有從非基督教統治的遙遠的東方文明國家即中國那里汲取完全不同于歐洲氣質的文化中合乎他們需要的理論和知識，來建構自己的學說即人文主義和理性學說。中國孔孟儒家學說和朱熹理學等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自明代萬歷年間始，由來中國傳教的耶穌會教士與留歐中國學生介紹、傳播到歐洲去，并成為啟蒙思想家所汲取的理論養料和精神力量源泉的。孔孟儒家學說、朱熹理學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影響了大批歐洲啟蒙思想家，促進了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推動了歐洲中世紀哲學的發展和近代歐洲文明的誕生。
　　　　　　一、朱熹理學與萊布尼茨
　　萊布尼茨（1646—1716年）是文藝復興運動時期深受中國文明影響的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是西方第一個確認中國文化對于輔助歐洲文化的發展十分有用的科學巨匠。萊布尼茨從21歲起開始研究中國，41歲研讀了在巴黎出版的孔子論著和傳記。在羅馬，他結識了耶穌會士閔敏我，并從閔敏我和其他耶穌會士那里獲得許多介紹中國情況的材料。1697年，他把這些材料結集出版，書名為《中國現狀》。在該書的序言中，他熱情嘔歌中國的文明，還借用中國文明無情揭露和猛烈抨擊當時的基督教統治：“我們在過去沒有誰會相信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然使我們覺醒了。”他忠告歐洲社會：“歐洲文化之特長乃數學的、思辨的科學……，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實不如中國人。”“這樣下去，我認為中國人在科學和藝術方面將會很快超過我們……我們生活得如此之混亂，道德淪落難以自拔，因此我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圣哲到我們這里來，把治國藝術和被他們提高到如此完美的高度的那種自然神學教給我們，正如我們派遣教士到中國去傳授上帝啟示的神學一樣。”可見，萊布尼茨對中國文化是極為崇拜的，崇拜到要求中國派遣人員到歐洲傳授中國文化的境地。他認為中國儒家學說“是從約三千年以來建立的，并且極有權威，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2 〕眾所皆知，歐洲本土的古希臘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成就，是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中葉的文化，它反映了古代歐洲的文明， 并為西方哲學的發展提供了養料。恩格斯說：“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3〕但是， 萊布尼茨卻認為早于古希臘哲學的中國儒家哲學遠比古希臘哲學發達、先進、更具權威性。因此，萊布尼茨對于那些非議中國哲學的言論給予堅決的反駁：“我們這些后來者，剛剛脫離野蠻狀態，就想譴責一種古老的學說，理由是因為這種學說似乎首先和我們普通的經院哲學不相符合，這真是狂妄之極。”〔4〕同時，他決心全力以赴地去研究中國文化， 并為此而倡導建立了柏林、維爾納、彼得堡的科學院，將中國文化與哲學的研究列為這些科學院的研究項目。
　　通過對中國文化與哲學的研究，萊布尼茨認為中國文化、朱熹的自然哲學和人文哲學都充滿著理性；自然是合乎理性的，社會也應是合乎理性的；尊崇理性，是中國哲學家特有的珍貴品格。萊布尼茨完全接受了朱熹的“君主對人民要施行仁政，治國要以德為主”，“提倡仁君統治和大一統，反對君主專制”的觀念，并提出建立開明君主制的主張。這些思想都從他出版的《中國現狀》中充分地反映出來。《中國現狀》不斷發表耶穌會士介紹中國的文章。在后來的《中國現狀》中，他又刊出原在北京傳教的白晉所寫的《康熙帝傳》。在該刊物上他鮮明地指出，中國在康熙統治年間出現的安定和繁榮的社會景象就是他所追求的社會楷模。他稱贊康熙皇帝尊崇儒學，導倡程朱，是最具有理性的皇帝。萊布尼茨在他臨死前的一年即1715年，還給法國攝政奧爾良公爵的顧問德雷蒙寫了長信——《論中國哲學》，表達他直到暮年仍然尊崇和向往中國理學家那種思想開放、獨立思考、富有思辨的品格和崇尚理性的信念，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中國理學家崇尚的自然法則。
　　萊布尼茨在對中國文化、朱熹理學等的研究中，汲取了充分的養料，培植了他的哲學成就，如：他提出了著名的“唯理論”學說，發表了與宋代理學家《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與《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完全一致的《二進制計算的闡述》論文和含有孔子、老子關于“道”的觀念的《單子論》，從而開創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同時，為現代數理邏輯和計算機科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論。“萊布尼茨成為符號邏輯或數理邏輯的前輩，對其觀念的刺激，公認來自中國特殊的表意符號的性質。”〔5〕因此，從萊布尼茨的哲學成果和自然科學成果來說， 李約瑟的論斷是科學的、正確的：“當愛因斯坦時代到來時，人們發現一長串的哲學思想家已經為之準備好了道路——從懷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爾，又從黑格爾到萊布尼茨——那時候的靈感也許就完全不是歐洲的了。也許，最現代化的歐洲的自然科學理論基礎應該歸功于莊周、周敦頤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認識到的更多。”〔6〕
　　到18世紀，萊布尼茨的弟子佛朗克和沃爾夫繼承并發展了他的思辨哲學，繼續重視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研究。1707年，佛朗克在哈雷創建東方神學院，專設了中國哲學專科。1721年沃爾夫因講演《中國的實踐哲學》而被逐，沃爾夫把萊布尼茨的辯證精神傳給康德。康德在批判萊布尼茨——沃爾夫的哲學過程中，堅持對中國的研究，從中國文化中汲取力量，如他在《宇宙發展概論》中提出的天體起源的假說，把宇宙描繪成一個物質的發展過程和“大自然是自身發展起來的，沒有神來統治它的必要”的觀點，與朱熹的宇宙哲學中的“陰陽二氣的宇宙演化論”的觀點十分相似。因此，尼采稱康德為“歌尼斯堡的偉大的中國人。”康德從早于他六百年的朱熹那里獲得考察自然界的科學的方法——用辯證的、聯系的和發展的觀點去考察自然界，這就開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先河，推動自然科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二、朱熹理學與法國啟蒙思想家
　　18世紀，在法國出現了在意識形態上同封建神學和專制制度進行宣戰的啟蒙運動，發動和參與這場戰斗的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霍爾巴赫等都通過耶穌會士的譯著和報導，潛心地研究過中國的歷史、思想、教育、文化、刑法、風俗和政治制度，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食糧。
　　孟德斯鳩（1689—1755年）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開拓者之一。他在1713年曾和僑居巴黎十年在法國皇家文庫任中文翻譯的福建漳州人黃加略〔7〕進行長時間的談話，了解中國的宗教、刑法、服飾、 墓葬以及中國人對家庭財產的觀念、中國的文化和教育、中國婦女的地位、中國國家的管理方式等等。但他最為興趣的是中國的社會和法律結構。孟德斯鳩對談話內容作了詳細的筆錄，并裝訂成冊，定標題為《關于中國問題與黃先生對話》〔8〕，然后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分析， 汲取其精華，豐富充實了他的“自然神論”思想和“法”的歷史觀。他的“自然界是運動著的物質，它為自身固有的規律即‘法’所支配”的看法，與朱熹的“宇宙生成論”有相似之處。他的“人類歷史，也和自然界一樣，為自己固有的‘法’所支配，支配一切民族的一般的‘法’就是人類理性”、“政治、法律制度要從人的現實生活環境出發”等，與朱熹的“人治中有法治”的思想和法制的治國方略應從當時的實際歷史條件、從當時人們的實際情況來制定，時勢變易了，治國方略也應隨之變易的思想極為相似。從孟德斯鳩的思想、主張與朱熹的思想、主張的許多相似點，可以看到孟德斯鳩從中國留學生黃加略那里了解到了一個全新的中國社會，他的思想受到中國文化、朱熹理學的影響。孟德斯鳩汲取了中國文化、朱熹理學思想的精華，結合對法國的文化和政治的見解，在中國留學生黃加略的協助下發表了著名的《波斯人信札》、《論法的精神》等著作，而成為著名的法國資產階級思想家與法學家。他在《論法的精神》中高度稱贊中國的文化：“我相信，中國文化將永遠無法完全為我們所了解。”
　　伏爾泰（1694—1778年）是法國啟蒙運動的開拓者和著名的領袖。他才華橫溢，充滿活力，勤奮好學，經常同歐洲各國的進步人士保持通信聯系，了解歐洲各國的情況；同時，也和法國的耶穌會士頻繁來往，特別是多次與耶穌會士傅圣多交談，從傅圣多那里和萊布尼茨的著作中了解到中國高度發達的文明。他認為中國的歷史是悠久的，并利用中國的年代學來批駁《圣經》中的上帝創世說〔9〕。在哲理小說《天真漢》中，他指出：“中國整個民族的聚居和繁衍有五十世紀以上。”他還認為，當歐洲人“還只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時，中國早已是地大物博明智美好的文明國家了。他稱贊中國史籍的記載即無虛構又無奇談怪論，中國歷史是一部合乎理性的信史。他說：“中國人幾乎沒有絲毫的虛構和奇談怪論，絕無埃及人和希臘人那種自稱受到神的啟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國人的歷史從一開始起就寫得合乎理性。……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們的史籍持續不斷地記下了日蝕和星球的交會。我們的天文學家驗證他們的計算后驚奇的發現，幾乎所有的記錄都真實可信。”〔10〕伏爾泰被中國文明所震動，并高度贊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11〕。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史都從中國開始，并長期遙遙領先。他利用中國的文明來鞏固反對封建神學和專制制度的革命意識，猛烈抨擊天主教會的罪惡行徑，把教會比作“迷信的惡魔”，教皇是“兩足禽獸”，教士是“文明的惡棍”；無情揭露歐洲社會充滿愚昧無知和缺乏教育。他針對歐洲社會的污濁和天主教會的黑暗統治，提出“打倒卑鄙無恥的東西”、“消滅敗類”的戰斗口號，并向教會的僧侶們公開宣告：“你們曾經利用過無知、迷信、瘋狂的時代，來剝奪我們的地產，把我們踐踏在你們的腳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養得肥頭胖耳。現在你們發抖吧，理性的日子來到了。”〔12〕伏爾泰歌頌理想，推崇文明，希望在清除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起充滿理性、自然和道德的“理性宗教”。他認為朱熹理學是“理性宗教”的楷模，是唯以德教人，“無需求助于神的啟示”。他在《查第格》這部哲理小說中說，中國的“理”或所謂的“天”，既是“萬物的本源”，也是中國“立國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覺得中國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這種以道德規范為準則，使天賦與理性、文明的發展與理性的進步、歷史的前進相統一的“理性宗教”是伏爾泰堅定不移的信仰。他在哲理小說《老實人》中，就塑造了如中國那樣的一方“盡善盡美的樂土”——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理想國家。直到法國大革命，中國哲學中的德治主義還對雅各賓派發生影響，羅伯斯庇爾起草的《1793年憲法》的第六條說：“自由是屬于所有人做一切不損害他人權利的事的權利，其原則是自然，其規則為正義，其保障為法律，其道德界限則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狄德羅為代表的“百科全書派”也傾慕中國的文明，高度贊美中國是政治和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典范。狄德羅在《百科全書》中熱情洋溢地介紹中國的文明，認為中國哲學的基本概念是“理性”，高度評價中國的儒教與理學，說它“只須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國平天下。”〔1 3〕“百科全書派”的霍爾巴赫在《社會體系》一書中說：在中國“倫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把政治和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因此，與中國理學家一樣，他認為歐洲各國也必須如中國那樣以德治國，并在《社會體系》一書中提出“歐洲的政策必須以中國為模范”的主張。中國理學家主張德政，同時也重視法治。朱熹就針對南宋吏治和社會風氣敗壞的情況，提出：“古人為政，一本于于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后有以得其當”〔14〕的見解。但在執法上，朱熹認為應從圣人“至益至平，無所偏倚”之心出發，應立于大本達道之上，同時也可以有一定的靈活性。朱熹對《尚書》“惟刑之恤”的解釋，就體現了朱熹的法治思想。他說：“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是乃賣弄舞法耳。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凡功皆可以從重也。”〔15〕“百科全書派”從朱熹的這些思想中，看到中國法律的嚴明，因而也非常贊賞中國的法律。“百科全書派”的另一位代表波維爾十分明確提出要以中國法律為榜樣。他說：“如果中國的法律能變為各國的法律，中國就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作為去向的美妙境界。”〔16〕可見，“百科全書派”也深受中國文明、朱熹理學的影響，他們以中國儒家、理學家的自然觀、理性觀、道德觀、法律觀和政治理想為銳利武器，狠狠地鞭韃封建神學和專制制度，弘揚理性原則，向往一個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理性社會，極大地推動了中世紀歐洲人們的思想解放和科學的發展。
　　　　　　三、朱熹理學與重農學派
　　在啟蒙思想家所設想的理性社會中，經濟自由的原則是絕對被尊重的。經濟自由的原則，實際上是重農的經濟原則。中國的儒家歷來是奉行重農政策的，就是“不賤工商”的理學家朱熹在經濟領域里也是主張“以農立國”。“重農學派”在啟蒙運動中，繼伏爾泰之后也非常稱贊中國的文明，把中國文明奉為歐洲政治經濟的圭表。“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1694—1774年）明確表示要擁護開明的專制制度，他在《中國專制制度》的《導言》中指出：“中國的政治是合法的開明的專制政治，中國皇帝是合法的開明的專制君主。”他在担任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御醫時，就曾寄希望于路易十五，要求路易十五進行社會改革，實行如中國那樣的開明的君主專制，仿效中國皇帝奉行春耕“籍田”的儀式。但是，路易十五沒有采納他的意見，他又把希望寄于路易十五的繼承人身上。魁奈也同其他啟蒙思想家一樣，尊奉自然法則即自然秩序，認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受自然法則的支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符合自然法則就成功，違反自然法則就失敗。因此，“自然法則是人類立法的基礎和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17〕魁奈認為“所有的國家都忽視了按自然法則來建立自己的國家，只有中國是例外。”〔18〕中國是最崇尚自然法則的國家，中國文明應成為歐洲思想界的旗幟。魁奈非常贊賞中國的重農主義和歷代君主重視農業的政策。在經濟領域，他提倡以農為本，認為“財富的唯一源泉只能是農業生產，因為只有農業生產才能增加物質本身即生產‘純產品’”〔19〕。“純產品”學說是魁奈理論體系和經濟綱領的核心〔20〕。魁奈依據他的“純產品”學說，提出改變法國經濟狀況的經濟綱領：一為發展資本主義大農業，增加“純產品”提高收入；二為整頓稅收制度，實行地租單一稅。魁奈的實行地租單一稅的主張，保護了農業資本家的利益，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馬克思說：“在重農學派本身得出的結論中，對土地所有權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變成了對土地所有權的經濟上的否定對資本主義生產的肯定。一方面，全面賦稅都轉到地租上，換句話說，土地所有權部分地被沒收了——而這正是法國革命制定的法律打算實施的辦法……。”〔21〕魁奈的重農主義思想對法國18世紀的社會思想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但魁奈的重農主義思想卻是源于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和古代中國的伏羲、堯、舜、孔子和朱熹，如朱熹的“以農立國”、“務農重谷”是“自然之理”的思想；而他的實行地租單一稅政策的主張，也是深受中國古代稅制，特別是《周禮》均田貢賦和朱熹的“除盡正稅以外的賦稅”、“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的啟發而提出的。這是因為，他覺得中國政府幾千年以來都能使自己處于社會安定的局面中，其基本原因：一是中國實行了孔子和朱熹的思想和道德規范，以仁愛眾生和克制私欲為行為的準則；二是勞動所得稅和人頭稅的征收，中國人一向認為“是不合理和不公允的”，是“不能違反的自然規律之一。”唯一合理的辦法就是向土地所有者獲取的那部分“純產品”征稅，以提供國家所需的賦稅。〔22〕可見，魁奈的政治思想理論和經濟學說的形成，是深受包括朱熹理學在內的中國文明的影響。
　　重農學派的改革家杜爾哥（1727—1781年）發展了魁奈的重農主義學說，并認為人類知識的積累和智慧的發展，可以不斷促進社會的進步。他說：“各種發明，無論是物質的與非物質的都是知識的積累與傳播而發生的，乃為人類上進的階梯。”〔23〕還說：“人類生活是有賴于過去的經驗。”〔24〕他和魁奈一樣，對中國人的發明、創造、經驗是極為重視的，對中國的文明是極為贊賞的，他認為法國的改革需要借助中國的社會實踐、中國的經驗與文明。因此，他在担任里摩日州長時，就十分重視加強與當時在法國留學的中國青年楊德望和高磊斯的交往，從他們那里獲取中國的情況。當楊德望與高磊斯要在1764年回中國時，杜爾哥為詳細獲得中國社會實踐的經驗，就寫了《給兩位中國人關于研究中國問題的指標》，指示楊、高二人回國后從有關中國的土地、勞動、地租、資本、賦稅等30項農業經濟問題和造紙、印刷、紡織等15項工藝問題及自然地理、物產、歷史等方面來收集中國農業、工藝、科技的情報。為了使這兩名中國學生回國后，能進一步按照他的旨意來開展這項活動，杜爾哥還專門寫了《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這一部名著。杜爾哥的《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這部名著被視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的前驅，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整理論體系的形成和工業革命的開始，奠定了基礎。楊德望、高磊斯回國后，就積極地收集中國農業經濟、科學技術和工藝資料，并定期向法國國務大臣貝爾坦匯報；還協助在華耶穌會士匯編由法國資助出版的關于中國的材料——《北京教士報告》。重農學派就這樣從中國留法學生和耶穌會士那里獲得了中國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的歷史資料和中國的水稻、桑樹和茶葉栽培術、中國農具制造術、糧食儲存法等農業資料。中國許多先進的農具、農藝、種籽就這樣傳到法國和歐洲。杜爾哥在担任法國財政大臣時，就借助中國發展農業經濟的經驗和重農主義理論，進行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改革，以圖實現他的重農主義的主張。但是，后來因貴族和王后的反對而被迫辭職。接著，杜爾哥就脫離政界，潛心研究自然科學。由于重農學派的重視和借鑒，中國的文明促進了法國和歐洲的經濟建設。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包含朱熹理學在內的中國文明，確實是深刻地影響了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家的。這些啟蒙思想家從中國文明中汲取精神文化養料，充實和豐富了他們的思想，推動了反對封建神學和專制制度的啟蒙運動的蓬勃發展，也促進了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進程。法國學者戴密微在《中國和歐洲最早在哲學方面的交流》一書中，就認為：“從16世紀開始，歐洲就開始了文藝批評運動，而發現中國這一舉又大大推動了這一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國文明還間接地影響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也推動了世界中世紀哲學的發展和近代科學的誕生。
　　包含朱熹理學在內的中國文明，對歐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科學的發展都有著重大的作用，這表明包含朱熹理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具有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是溶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為一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特別是其“創生”、“變通”、“制宜”、“和諧”、“中庸”、“誠信”、“敬業”、“群性”等原則，對于現代社會仍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所以，我們不能采取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去否定自己的傳統文明而一味追求西方文明。正確的態度只能是用馬克思主義對傳統文化進行揚棄再造，使之“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25〕、“外之既不后于世界的新潮流、新水平，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26〕，成為我們所需要的養料，用以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為當代世界文明的建設再造輝煌。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231頁。
　　〔2〕〔4〕萊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論中國哲學》。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468頁。
　　〔5〕〔6〕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第497、538頁。
　　〔7〕黃加略（？—1716年），福建第一位留法學生。 天主教家庭出身，其教名為阿卡狄奧，1702年隨羅薩科主教染宏仁前往巴黎。不久，被派往羅馬深造，回巴黎后到皇家文庫工作，1711年獲中文翻譯家稱號。1713年春，與巴黎姑娘瑪麗·克勞德·蕾妮結婚，并定居巴黎。1714年躋身于巴黎上流社會。在定居巴黎期間，與孟德斯鳩、弗雷烈友好，參加《法漢詞典》編寫，1716年10月1病逝于巴黎， 編纂《法漢詞典》工作被迫中斷。
　　〔8〕《孟德斯鳩全集》第2卷，巴黎出版社1950年版，第927—943頁。
　　〔9〕《舊約》記載創世年代為公元前3761年。
　　〔10〕《伏爾泰全集》第3卷，巴黎出版社1965年版，第25—26頁。
　　〔11〕伏爾泰：《哲學辭典·光榮》。
　　〔12〕《歐洲哲學史》（下卷），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 3頁。
　　〔13〕朱謙之：《中國思想對歐洲文化的影響》。
　　〔14〕〔15〕《朱子語類》卷，第108、110頁。
　　〔16〕波維爾：《哲學家游記》。
　　〔17〕〔18〕〔22〕《魁奈經濟著作選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0、412頁。
　　〔19〕“純產品”即剩余價值。
　　〔20〕〔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6頁。
　　〔23〕〔24〕轉引自孫本文：《社會思想》第95—96頁。
　　〔25〕魯迅：《而已集·當陶元慶的繪畫展覽時》。
　　〔26〕魯迅：《文化偏至論》。
　　　　　　［作者　福建省南平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歷史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　張成興］＊
　　
　　
　　
學術論壇南寧38-43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程利田19961996 作者：學術論壇南寧38-43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程利田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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