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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啟龍　鄧小詠　譯　馬學良　審訂）
　　　　（一）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　　　　　　　　　
　　羅：李教授，您覺得自己在語言學方面的主要貢獻是什么？您這些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　　　　　　　　　　　　　　　　　　　　
　　李：我所做的，主要是運用印歐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去研究不同系屬的語言。其中之一就是美洲印第安諸語言，其次是漢語，再次就是傣語支語言。由于這些不同的語言結構不同，必須采用不同的方法，但是，一般來說，與印歐比較語言學的理論原則還是相同的。　　　　　　　　　　
　　羅：你能解釋一下原則是什么？方法又是如何不同嗎？　
　　李：由于上述這些語言系屬不同，無論在語音方面還是詞匯方面，具體操作時都必須采用略為不同的技巧去處理所要研究的不同問題。比如說，美洲印第安語的音位學部分可以非常容易地采用印歐語研究方法找出其不同的古音階段及其在現代語言中出現的形式。而詞法部分就不能輕易地采用印歐語詞匯研究法去研究任何一門美洲印第安語，甚至不能用來研究漢藏語。為此，必須找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路子。　　　　　　　　　　　　　　　
　　羅：印歐語研究法確切地說是指什么？　　　　　　　　
　　李：我所說的印歐語研究法，主要是指比較法。　　　　　
　　羅：（包括）文獻方面的比較嗎？　　　　　　　　　　
　　李：是的。即使是研究史前的原始的美洲印第安語時，如果看看現在的情況，看看它們是如何變成這個樣子的，就能運用比較法找出來。比如某些拉丁語語音，事實上如果把它們與殺臘語或與梵語比較就會發現，它們原來是另一些語音形式。處理這樣的美洲印第安語時，也同樣可以這樣做。就是說，如果你懂一組印第安語言，又懂其他的一些相關語族的語言，就會發現—一至少可以設法推測出—一原始語音系統是什么樣子，它是如何變化到現存形式，即你正在研究的這種語言的音位系統的。這的確是我最先研究美洲印第安語時所采用的方法；當然啦，正如我剛才所說，這種方法叫古印歐語比較法。后來情況變了。人們后來研究語言學時，多多少少不再那么重視歷史比較法了。他們只需要描寫法(descriptive method)。因此，后來就有了各種不同的描寫。
　　羅：您說過，在做比較研究時，您比較的是同系屬的語言。您用什么標準去判定哪些語言有系屬關系，哪些沒有？　　　　　　　　　
　　李：我認為在這方面我們仍處于相當低級的階段。這些語言怎么個聯系的問題至今令人頭疼。人們想法找出語言系屬關系的方法有幾種。其中之一是討論某些語音相似點。例如，漢語有聲調系統，許多別的語言也有相似的聲調。人們可以據此認為它們有聯系，因為它們都有聲調系統。另外，有些人也會說：“唷，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它們沒有什么〔相似之處〕”繼而不把這些語言聯系起來。　　　　　　　　　　　　　　　　　　　　　　　
　　可見，在證明語言同源的方法中，運用這種證據—一聲調是其中一種；但還有其他的語音特征—一因為有人會說：“噢，這兩種語言有聯系，因為它們有同類的聲調系統，同類的輔音和元音系統；所以，它們一定有聯系，否則不會如此相似。”也有人會說：“噢，這是普遍現象，所有的語言都有這些特征，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證實它們有聯系。”于是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若使用不同的—一即使使用相同的證據，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比如說，傣語有一種聲調系統與漢語的非常相像。那該說什么呢？說它們有聯系，因為它們有同類的聲調系統，在這方面或多或少比較發達嗎？人們會說：“噢，這種相似一定有某種原因。所以它們可能從根本上是相互有聯系的語言。”而別的人又會反駁說：“哎，這種語音變化在任何古語里都會產生。它們并不表示任何明確的、根本的關系。”所以，我認為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但其中沒有一種確定無疑。　　　　　　　　　　　　　　
　　如果你研究傣語就知道，傣語聲調系統與漢語的聲調系統非常相似。同樣，苗瑤語聲調系統同傣語，還有漢語等非常相近。另外，像藏語這樣的語言就有非常不同的聲調系統—一不同于漢語，不同于傣語，也不同于苗瑤語。但是人們認為：“藏語與漢語是發生學上的關系。”反而認為“苗瑤語和傣語與漢語之間沒有系屬關系”等等。這些觀點，大多是想方設法根據這一種觀念形成的：什么種類的相似點可構成某種發生學關系。　　　　　　
　　羅：做這些比較研究時最根本的是什么？　　　　　　　
　　李：歸根結底，我認為，要判定語言之間是不是發生學上的關系，必須采用幾種標準。具有發生學關系的語言間可以有許許多多相似特征，而一門非發生學關系的語言是不會具備這么多相似特征的。然而，它們也可具有某些（少數）相似特征，但僅僅憑此無法說明它們一定具有發生學關系。所以，長期以來，亞洲語言的系屬關系方面存在許許多多的困難和麻煩—一因為語言影響，尤其是文明史悠久的語言傾向于影響別的語言。因此，朝鮮語長期受漢語詞匯甚至語音方面的影響，影響如此之大，以致于許多人認為：“啊，朝鮮語跟漢語有（系屬）關系。”同樣，研究一下日語就會說：“日語有許多東西與漢語相同。”然而，又有人會（反駁）說：“噢，這些語言是在借用漢語（的詞匯）。”再看看越南語，里面也有許多東西與漢語相似。
　　當初，人們在想方設法劃分亞洲語言時，習慣于找出某些語音相似點，然后把它們歸在一起說，“這些語言與……有關系”，比如說“越南語與漢語有關系”等等。但過了不久人們發現這種標準與想象的不是一回事兒，于是又有一段時間人們認為—一這至少是因為兩個不同的政體和兩種不同的民族心理所致—一　　　　　　　　　　　　　　　　　　　　　　　　
　　日本人長期認為，朝鮮語與日語是語言學上的系屬關系。當然，由于政治關系之故，朝鮮人和韓國人［①］都不信此說。〔笑了〕后來又有人認為他們與滿族人有淵源關系。我不知道其理論根據是什么。過去沒有這么多的民族問題阻礙朝鮮人和韓國人與滿人之間的相互聯系，所以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滿人部落附近的各種滿人和各地滿族部落成了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滿洲勢力逐漸加強，并開始有了許多不同的軍隊與各地滿人聯盟。也有一段時期，滿人甚至與蒙古人多少有些關系。　　　　　　　　　　　　　　　　　　　
　　如此看來，這些事情有許多時而是政治問題，時而是語言問題，時而〔笑了笑〕兼而有之。滿洲里至今有許多部落，我們依然沒有確定，它們是如何與滿通古斯語或說滿一通古斯語族語言相聯系的。有人說“這是蒙古部族”，也有人說：“不，這是滿人部族。”　　　　　　　　　　　　
　　所以，對我來說，我認為自己對某門語言與另一些語言的聯系這個問題并不十分感興趣。我更感興趣的是，發現那些語言中的結構（規律）。研究一門語言，又再研究別的語言，這樣，它們之間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最終會冒出來。在未把相互有關的語言都弄清楚之前，不值得費盡心機去過早地作比較工作。　　　　　　　　　　　　　　　　　　　　　　　　
　　羅：語法有多大的重要性？除音位學之外，您在比較工作中是否運用到語法學方法？　　　　　　　　　　　　　　　　　　　　　　
　　李：當然運用語法知識。不過要看你所指的語法是什么？
　　羅：詞法結構，也指句子結構。　　　　　　　　　
　　李：運用了其中一些。如果你對句子結構感興趣，就會發現漢語語法的句子結構是主語＋動詞＋賓語這種語序。如果你看看滿語，就會發現是主語＋賓語＋動詞這種語序，動詞在句末。另外，若看看藏語，就會發現語序是主語＋賓語＋動詞，像滿語，不像漢語。人們一般認為藏語與漢語有淵源關系，但它在語法上更接近滿語。滿語看來也極像蒙語。蒙語更像土耳其語及其同族語言。所以，我并不熱衷于想方設法把這種語言與那種語言聯系起來。我只想知道這門語言的面貌如何；是否把它與別的語言聯系起來，那是最次要的問題。是否把它們聯系起來，要等到開始……　　　　　　　　　　　
　　某些情況自然比較清楚：“這種（語言）與……有關系。”我問過某些蒙古人和士耳其人：“蒙語與士耳其語有關系嗎？”語法方面它們有許多地方極其相似，甚至有些詞可能是—一。許多人認為它們是有淵源關系的語言。而尼古拉·波普（Nicholas Poppe）教授會說，它們可能沒有關系。〔笑了笑〕因此，這種問題往往導致非常奇怪的—一　　　　　　　　　　　　　　　　　　
　　好了，比如有一種與匈牙利語（ Hungarian）相似的語言，匈牙利語是如何與之聯系起來的？再如，假設芬蘭—匈牙利語（Finnish—Hungarian）和芬蘭語（ Finnish）有關，而它們又如何與其他語言—一比如土耳語和蒙語等聯系的呢？這我不清楚。匈牙利人總以為它們與中亞一些語言有關，至今還想方設法在中亞尋找自己的同胞〔笑了〕等等。　　　　　　　　
　　　　二、方法論（Methodology）［②］　　　　　　　　　　
　　羅：您能否談談您在《臺語比較手冊》［③］一書里做比較和構擬時所運用的方法論？也談談它與您在《上古音研究》一書中的研究有何不同？
　　李：方法論的不同主要取決于所研究的語言材料種類的不同。材料不同，方法—一即如何運用語言材料—一也會有所區別。例如，假使是在談論古代漢語（Old Chinese ），它有書面系統可資研究。而臺語很晚才有書面語言，大約在１３、１４世紀才有的；在此之前，在有關書面材料出現之前的情況一無所知。所以，研究臺語時，史前情況完全依賴對當代各方言的研究而得知，運用的是純粹的比較方法。當然，研究漢語的方法，可以借助方言來研究，但也有一些早期的文字記載必須處理。談到古漢語重構時，許多美國人和某些中國人說：“既然我們在沒有任何古老的書面材料的情況下都能重構某些更加古老的語言，干嗎還為漢語發愁呢？我們甚至可以連漢字都不看就能重構古漢語。”漢字的確是令人發愁的麻煩事。除中國學者外，許多學者都不喜歡漢字〔笑聲〕。若能消滅漢字，很好！　　　　　　　　　　　　　　　
　　羅：您能否就您在《臺語比較手冊》中做構擬工作時運用的方法論談得更加具體一些？　　　　　　　　　　　　　　　　　　　　　
　　李：可以。這確實是非常簡單的方法。研究一組語言—一比如說，我們想構擬它們的輔音聲母。在一種語言里發現了３０至３５個輔音，在另一些語言里發現２５或２１個等等。然后將這組語言的詞匯與另一組語言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其中某些語言與其他語言的某個音對應，有些語言與另一個音對應。因此，就會發現雖然這種對應在這種語言里只有一個音，但它卻與別的語言的兩個音或有時甚至三個不同的音對應。就可以指出，在原始語里有三個不同的輔音。這就是比較法具體使用方法。如果你發現這個音與某個音對應，那是個輔音。這個相同的音又與另一個輔音對應，那么，這可能是別的音。換言之，這一個音可以追溯到兩個原始語音（Protosound）。可以仔細考察這種對應關系，找出一些原始語音。我們這樣得到的結果不一定全對。但這種做法至少是我們盡其所能了。　　　　　　　　　　　　　　　　　　　　
　　羅：您構擬了兩套不同輔音時怎么辦？比如說，在這兩本書里您有時都構擬了復輔音（Consonantcluster）。［④］您何時才知道什么時候有兩套不同的東西？什么時候會出現復輔音呢？
　　李：噢，復輔音相當清楚，因為我討論的不是有關臺語的歷史文獻資料，我們目前所知僅此而已。你會發現某些語音與某個特定語音對應，不與其他一些語音對應；而這一特定語音又與別的語音對應。于是，就只好得出結論說，這個音與另一組語音對應。
　　這樣，其不同之處可能非常獨特。比如說，在某門語言里的某個輔音聲母發p和t作聲母時對應相當嚴密，人們會說：“啊 ，原始語音是什么呢？p是如何變成t的或t是如何變成p的？”你明白嗎？于是就開始列出所有那些各種奇特的對應關系，就可以得出結論 ，p與t對應，因為p原來是一個復輔音，是pl。由于l的影響，pl在別的語言里變成了t。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開始構擬一定數量的不同類別的輔音。就可得出所謂的輔音類。我這樣研究過好些臺語語言。同樣，我也這樣研究了漢語，但是所用的方法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所研究的古漢語時期如此眾多的方言無從了解。而我們有一定的文字系統，它也表現了同樣的獨特性。比如，你會發現這種文字系統的某個字現在發 h〔這里他指漢字語音特征—一原編者〕，同樣的文字系統運用這種獨特類型的文字卻發M。很奇怪，用這個音拼切的字為什么有些應該念成h，有些念成類似m的音呢？你明白嗎？　　　　　　　　　　　　　　　　　　　　　
　　于是，我們就開始構擬某個語音。它不可能是m，也不可是h；它一定是某個既不同于h又不同于m的音，就得了解它在不同方言中這種獨特的發展變化。因此，我們開始推測出古漢語的某個輔音，就得到了這種不同的東西。然后就會逐漸明白，在我們的構擬中出現了一些成系統的東西。比如，要是有一個現在發t音的字，而另有一個同樣的所謂“根詞”現在卻發l音，t和l一定有某種關系，因為它們運用的是相同的文字符號系統或所謂的“根詞”。然后，我們開始用這種方法排列對比，將它與別的語言比較，與別的輔音比較，這樣就會形成某種系統的東西。那樣的話，如果我們的系統變得合情合理，并且符合語音的一般變化規律，我們就能為漢語或任何其他語言構擬一套新的系統。
　　臺語和漢語的區別在于，臺語有許多活的方言可資研究。在建立某個（古語）系統時就會容易些。但漢語稍難些，因為我們研究的是古漢語，沒有可供研究的古漢語方言材料。然而，我們當然還有某些相關的東西可以考察，依然能夠創立某些特殊的系統代表古漢語語音系統。所以，我們認為兩種語言都差不多。當然啦，無論如何你也不能肯定自己所做的百分之百正確。其中有些或許是錯的。　　　　　　　　　　　　　　　　　　　　　　
　　即使我感到自己構擬的東西不會完全正確，但我想可以利用它；若另外還有可以利用的材料，依然可以改進原有的系統。
　　羅：某些語音更易變為別的音，而不是相反。這種音變的可能性您認為可到何種程度？比如k更易變為t，而不是相反，即t變k大。這方面的知識您在構擬研究中運用了多少？這是否很重要？
　　李：我認為，解決這種問題時沒有任何普遍原則。我們從印歐語類型的輔音可以得知，—一比如印歐語一般有邊音，然而某些印歐語里這個邊音卻發成齒音。當然，其中某些語言有所解釋。其他的語言里只說：“這無需解釋，這種語言就是把邊音發成齒音。”所以，我想在拉丁語里，印歐語—一原始印歐語的語音bh變成了d音。除了解釋為“ 那是拉丁語在作怪”之外，你無可奈何，對吧。〔笑了〕同樣，日耳曼族語言也會有同樣有趣的音變發生。當然，有時可設法根據語音知識對某些音變作出解釋；但多數情況下，有麻煩問題時是無法構擬的。比如印歐語的工具格詞尾，在梵文里是個b，如bis。那是工具格。但在日耳曼語里是個m，如mis。那是為什么？人們會說：“它們非常非常接近”，但為什么不同呢？無法解釋。于是，日耳曼族語言和斯拉夫族語言就有鼻音m，這在梵語、拉丁語等語言里卻是b。我們誰也無法解釋為什么出現這樣的差別。　　　　　　　　　　　　　　　　　　　　　　　
　　羅：那您的意思是說，在描寫歷史音位學規則時，不一定都得有某種條件環境嘍？　　　　　　　　　　　　　　　　　　　　　　　
　　李：在很多情況下，能找出這種差異或變化的條件。但在某些情況下找不到，無法找到。　　　　　　　　　　　　　　　　　　　　
　　羅：那么，也就是說您無法寫出一套規則，一套永恒不變、邏輯嚴密的規則系統嗎？　　　　　　　　　　　　　　　　　　　　　　　
　　李：可以寫出那些規則，但規則沒有特定的原因。　　　
　　羅：噢，我明白了。那只是一種討論的方式。在大作《臺語比較手冊》里，您覺得自己所構擬的是多久以前的語言系統（即時間深度time depth如何）？　　　　　　　　　　　　　　　　　　　　　　　　　　
　　李：這個問題特別困難。……我認為過去沒有，—一不，現在也不會有任何明確的方法算出語言變異的年代。
　　羅：看來，您對同源語言演變史學（glotto—chronlogy ）或其他任何類似的方法（比如斯瓦狄希表Swadesh list）計算時間深度不太感興趣吧？
　　李：那是另一種計算法。可以用它試著計算任何語言，看其變化年代多長。〔笑了〕對這種方法，我的感覺并不太好。　　　　　　　　　　　　　　　　　
　　羅：您早說，時間深度可能是幾百年或幾千年嗎？比如說，傣語方言（Thai dialects）的時間深度是幾百年或上千年吧？　　　　　　
　　李：我想，如果你發現兩種語言的某些語言結構截然不同，而這兩種語言之間又存在某些非常明確的相似點，那么，你就會感到它們彼此有聯系，但這種聯系卻要疏遠得多。另一方面，你會發現某些差異，微小的差異等，但長期以來它們似乎沒有差別。于是，你就會覺得時間深度并不遙遠。可是此時這是一種感受，你自己的感受。而我會感到它們分化的時間不可能很短。〔笑〕或者說它們的差異一定存在很久了。
　　印歐語是歷史比較語言學最為發達、成熟的語言，即使如此……看看日耳曼語就會發現，過去整個日耳曼說的都是今天的凱爾特語言（Celtic Languages）。當日耳曼族語言進入日耳曼地區之后，就把凱爾特語趕到了邊鄙的角落地區。有部分凱爾特語在法國北部安家落戶—一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怎么稱呼法國的這些語言，但它們過去是凱爾特語。最為遙遠的是英國的威爾士語，位于英格蘭最西部，爾后又上了愛爾蘭島，至今還叫凱爾特語。因此，過去盤據整個日耳曼地區的那些凱爾特語現在已被趕到法國北部，［⑤］英格蘭西部，甚至愛爾蘭島。由此可知，人口遷徙導致了語言變遷。
　　當然，碰巧的是印歐語極為幸運，有一個據說是源自拉丁語的非常古老的書面傳統。歐洲語言、人民和部落史都由拉丁語人民寫進了歷史文獻，比如凱撒留下的文獻。凱撒寫過日耳曼、高盧和其他一些類似的國家歷史。比如談到高盧時，那當然是指法國古代的人民。高盧過去系屬凱爾特部族。再看日耳曼，系屬日耳曼部族。所以說現在留下了許多由拉丁語作家寫下的文獻材料，特別是像凱撒這樣的一些重要的拉丁民族的將軍寫的東西。因此，在今天德國的許多地方，比如著名的大教堂就是原先凱爾特部族所在地。還有一些城市是過去用拉丁語命名的，因為當時這個國家的那部分居住的全是拉丁民族，所以在某些城市至今還有拉丁語市名。
　　當然，上述這些既是歷史的原因，也有別的原因。它們確切地告訴人們某些地方是如何由凱爾特民族居住過。另一些地方又大概是由拉丁民族戍邊將士等駐扎過。諸如此類的種種事情，—一有些相當明確，而另一些當然不是那么確定無疑。比如說德國北部，今天的柏林地區，已經發展成德國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是過去的柏林地區不是由日耳曼人居住，而是由一些與斯拉夫民族有淵源關系的民族居住。　　　　　　　　　　　　　　　　　
　　　　三、規則系統　　　　　　　　　　　　　　　　　　
　　羅：在描寫規則系統時，您感到是根據歷史發展線索把各項規則線性排列重要呢？還是認為歷史性規則不一定非要線性排列不可？就好像王士元（William S.Y.Wang）的模式，是能產性變化模式，或者說是在不同時期詞匯的不同方面都會變化。比如陳淵泉（Mathew Chen）有關中古漢語到現代漢語的構擬，他使用了自己的規則序列，是根據某種生成語法方式而來，但其規則并非真正是線性的。　　　　　　　　　　　　　　　　　　　　　　
　　李：我并不十分相信陳淵泉的理論。如果諸如此類的理論能夠公式化并能絕對運用的話，我認為將是非常有趣的理論。那將是極有趣味，絕妙的規則，動人的故事。但我認為事情并非如此簡單。如果如此簡單的話—一它可應用于某個特定時期，比如說用于解釋１５世紀或１６世紀或１５至２０世紀的漢語方言狀況，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作用。可是對另一些語言就不會有用了。規則不會如此簡單，我對此表示懷疑。　　　　　　　　　　　　　
　　羅：您懷疑的是哪種規則？非線性還是線性？
　　李：你的線性（linear）有何含義？　　　　　　　
　　羅：我所說的線性是指一個接著另一個發生，而不是兩個同時發生。比如規則A必須在規則B之前發生；而有些人說，規則A和B能夠同時應用，只不過用于詞法的不同方面而已。這就是我所說的線性（linear）與非線性（non—linear ）之別。要么存在必要的排列順序，要么有一定量的排列順序但并不十分嚴格。　　　　　　　　　　　　　　　　　　　　　　　　
　　李：依我個人之見，我看不出這有何用途，看不出這種規則有何用途。
　　羅：如果說您想運用計算機把歷史變化形式化的話，這是一種重要的區別特征。　　　　　　　　　　　　　　　　　　　
　　李：我的看法正如弗朗茲·博阿斯（Franz Boas）所闡明的那樣：語言的確是彼此不同的。故而就不能像當代某些理論家那樣把所有語言視為相同之物。如“語言是人類思維之產物。人類思維只有相同的思維機能”等。當然，早期人們研究不同的語法—一特別是美洲印第安語時，發現它們與印歐語，比如英、法、德語就非常之不同，所以我想，博阿斯由此下了結論：“不要以為語言都是一副面孔。”這種理論現在自然有所改變。有人說：“所有的語言都一樣。”〔笑了〕所以，針對語言等方面哲學思想的發展，一個時期不同于一個時期。那時，博阿斯致力于研究美洲印第安語。為此他說“不要認為美洲印第安語看起來都相同。每門語言都各具特色。”……從哲學角度，人們會說，“噢，或許你的分析使它們看起來不同；但從哲學角度看，我認為它們完全一樣。”明白嗎？于是在晚些時候，人們多少傾向理性時，開始看出不同語言看起來可以非常不同，但事實上它們確實是同樣事物。這樣就產生了一種不同的—一我不知道過去喬姆斯基［⑥］關于語言的觀點是什么。可能他運用一些不同的方法，使不同的東西變為相同。　　　　　　　　　　　　　　
　　羅：那就是說，對于語言普遍原則方面的探討您并不一定贊同？
　　李：語言的普遍原則嘛，又是另一個問題。所有語言都存在某些共性。比如凡語言都有輔音和元音。輔音和元音是不同的語音。對此你可以稱為一條語言的普遍原則。……　　　　　　　　　　　　　　　　　　
　　也能發現其他各種各樣的句法規則、詞法規則等等。我不知道從語言中到底能總結出多少條普遍原則。它們有多少？他們發現了多少普遍原則？……
　　格林伯格（Greenberg ）就是過去老談論普遍原則之人。最初他是個人類學者。我想他曾在西北大學師從一位人類學家研習人類學。后來他做了些非洲語言等等方面的研究。所以說，他老是東弄弄、西弄弄。
　　……過去人們不承認他是語言學家。但后來他談論起他的普遍原則等等，最后他在斯坦福（大學）落腳。　　　　　　　　　　　　　
　　他至今還在斯坦福，是個頂好的人。由于人們不接受其古怪的思想，他曾歷經艱難。可他的普遍原則當然符合某些人新的語言理論，于是好像就開始紅起來－－　　　　　　　　　　　　　　　　　　　　　　　
　　　　四、李教授的研究方法及其對語言學的貢獻　　　　　
　　羅：我們可否回頭去談談我們的根本問題？在您一生的研究工作中，您認為哪些是最主要的貢獻—一如果相比之下有些更為重要的話？或者說您是否認為它們都同樣地重要？　　　　　　　　　　　　　　　　　
　　李：我真的沒在任何語言學領域有過什么非常重要的貢獻。〔笑聲〕
　　你們可以看出來，我摸索過不同系屬的語言。最早我對古漢語感興趣。但后來開始改進方法，利用更多的材料，因為漢語的知識我又多學了一點。當然，直到現在我的漢語知識依然膚淺得很。〔笑聲〕　　　　　
　　３０年代我也搞過一點藏語研究。我試圖去發現，像藏語這樣一門語言，我究竟能就其文獻的語言方面做些什么呢？藏語語音發生過什么變化呢？于是，大約在３０年或３１年，我寫了一篇小文談某前綴音對藏語輔音的影響［⑦］。當然，在找出藏語發展史上有哪些語音階段方面，這只是一個開頭和嘗試。但是，我的藏語知識相當有限。　　　　　　　　　　　　　　
　　此后，我開始研究臺語。改行時最重要的首先是必須擁有大量的材料。我開始我的臺語研究時，人們只對暹羅語（Siamese ）［⑧］有所了解，所有的臺語方言所知甚少。所以我首先從搜集臺語方言材料入手進行研究。如果某一方言搜集了足量的材料，就可以寫出一本小書。同樣，研究了別的方言，又可另外寫一本書。所以，就這種極其簡單的工作也得花上幾年時間。為此，我搜集了許許多多方言材料，但只就某些方言寫了兩、三部專書。然后我開始比較自己搜集到的材料及他人搜集到的臺語方言材料，它們構成了《臺語比較手冊》的基本材料。于是我發現幾個要點：首先，如果搜集了某個方言的材料，就會發現像傳教士等等之類的人也描寫過某些方言，但其中有些材料并不可靠，記音不可靠。有時語義方面也不可靠。其次，后來也有許多想在這組語言的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的語言學家，會列出一張詞匯表，或許數百詞，或許上千詞。再次，會發現自己沒有這組語言的任何文獻材料。構成這種語言的語言材料，全都沒有。我研究過臺語，搜集了約一千個詞，那是我所做的一切。除此而外，別無他憂。所以，我認為，如果運用別人搜集來的材料，……務必小心謹慎。……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不同的語（方）言研究。為此，我運用了１０到２０種臺語方言，去做那些長長的詞匯表。因為某些特定因素，我只能如此。對所研究的那門語言需要有準確的記音，還需要該語言的相互連貫的書面材料，這樣才能確知某個特定詞的真實含義。要知道，有時不同的語言會使用同一語源的詞表示不同的意思。這種現象很特別。有一次我問一位臺語發音人，把鹽放入食物后的味道……他說：“呵，味道很甜。”我非常吃驚，因為我認為鹽沒有任何甜味〔笑了〕。可是要知道當地的鹽極其珍貴，很難弄到；如果在食物里放點鹽，味道妙不可言。而他們用的詞是“甜”，所以當我聽他說鹽是甜的時候，心里頗為驚奇。　　　　　　　　　　　　　　　
　　……由于發音人將說出的只是某個詞在那個特定場合的某個意思，因此需要許多詞匯，也需要搜集長篇文獻材料，以便清楚地了解某個詞的意義都該是些什么。說話時具體表達的又是什么意思。　　　
　　　　五、借詞（Loan Words）　　　　　　　　　　　　　
　　羅：借詞的用處何在？您是如何區分借詞與非借詞，怎么知道某個詞是借詞？　　　　　　　　　　　　　　　　　　　　　　　　　
　　李：這確實是難點之一。假如這個詞在你所研究過的語言里都有，那么它是這門語言里固有的詞還是從他語言（方言）借來的？尤其困難的是，如果你對這些語言與別的語言，比如與漢語的關系表示懷疑，就會說是漢語詞進入所有這些語言（方言）。那么，是這些語言（方言）本來有了這個詞呢還是它們都從漢語里借來了它？如果它們都是各自語言固有的詞，那么這種語言與漢語有系屬關系；但如果它們都是從漢語借來的，那么這種語言與漢語根本沒有系屬關系。所以，對這個詞的判斷不同，得出的結論會截然不同。而困難在于，人們會發現這些各種各樣的詞匯可能有淵源關系，其中有些詞，當然變得頗似純粹的借詞。然而，至今有些詞匯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把握解釋清楚。比如有一種鳥叫“鵝”（goose，英文）或類似的東西吧，但漢語里叫“雁”（yan）。是從加拿大遷徙到南美等地的一種候鳥。到了夏天，它們又北上飛回加拿大等地，可這是一種鳥。漢語叫yan ，臺語叫han，帶有h音。在許多方面這個詞與漢語的yan有關。即是，暹羅語han是從一個清鼻音（ voiceless nasal）衍變而來。它是臺語詞呢還是從漢語借來的呢？噢，尚未可知。如果它與漢語的詞有關系，那么臺語與漢語就有淵源關系。〔笑了〕如果不是這樣，那是漢語借了臺語詞呢還是臺語借了漢語詞？這種難題還有許多人在研究。那些認為臺語不屬于漢藏語者，說這個詞是從漢藏語借來的，或者說漢藏語一定從臺語借了這個詞。我認為這一個非常傷腦筋的問題。……我認為比較系屬關系的時代將會來到，因為我估計，中國的學者們大約搜集了八、九十種過去鮮為人知的語言（方言）。那些東西或許最終會非常有益于－－，所以我不去匆忙地下結論－－　　　　　　　　　　　　　　　　　　　　　　　　　　　　　　　
　　但是，人們依然喜歡推測。尤其是那么一些人，他們聲稱：“噢，臺語民族與苗瑤民族有淵源關系。”一旦下了結論，不管它是否可信，人們都會開始嚷嚷，“噢，某某先生說過此話。既然我們目前不知道苗瑤語民族的系屬，就姑且說他們與臺語民族系屬相同吧。”于是就變成了這樣一種理論，這些語言中“苗瑤—臺語”，以及諸如此類的材料，種種的理論也會產生。而我是相當保守的。比如我就不想隨便說，漢語系屬印歐語。〔笑了〕如果我那樣的話，一定會立即引起轟動。所有的語言學家都一定會一片嘩然：“啊，奇跡發生啦！”〔笑了〕但是，他們對具體事實感興趣。比如對像“蜂蜜”這樣的一些詞感興趣。漢語稱為mi（蜜），印歐語里擬為maidu 。看起來極其相似。是漢語進入了印歐語呢還是相反？或者說，漢語和印歐語同出一源？
　　相互聯系的語言可以產生某些奇特的相似性。我想，斯瓦狄希傾向于認為所有的語言都是相互聯系的。就這樣，為什么不呢？〔笑聲〕所以說這種推測等等極為有趣，我們可以對此或別的問題進行討論，但是我不想就此著書立說。〔笑聲〕　　　　　　　　　　　　　　　　　　　　　　
　　羅：在內部擬測（internal reconstruction ）中您是否要用到借詞？在您用于一組語言內部的擬測之前借詞必須借用了多久才行？　
　　李：當然，這變成了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在任何一組語言里都有許多詞匯可能借自其他一些語言。日耳曼族語言有相當數量的本族詞可能是借自日耳曼族語言之外的語言，以致于永遠不能這樣說，如果漢語有一萬個詞，它們全是漢語本族詞，或許漢語曾借用過詞的語言全都消亡了。所以，要真正追溯某個詞的系屬關系是相當困難的。比如并非所有的日耳曼語詞匯都一定是日耳曼詞。它們可能是其他一些語言的詞匯。因此，我們稱之為漢語的東西并非純是漢語。比如像我們所說的蜂蜜一詞（mi蜜），也許就是從別的某種語言來的。然而我們傾向于把各種事物混合起來。我們過分強調詞匯，可是我們還有別的東西要考慮，如句法等等。你也可以得出其他結論。那就是為什么我經常以談論這些事情為樂，但我從不當真。對我來說，這是不由自主的事情。你們知道，數字也是非常有趣的 。漢語詞jiu（九），傣語叫kao，語音上與漢語的jiu很接近，藏語是ku。看吧，這三個詞都有聯系。現在人們一般認為藏語與漢語有同源關系。藏語的ku和漢語的jiu是同源詞。然而傣語發kao，人們就說：“噢，傣語不是漢藏語系，它是借自—一”〔笑了〕諸如此類，等等。一旦你形成了某種固定觀念，就會開始對這類事情作出新解釋。看見人們如何利用這種東西，并由此創造偉大理論，正如我說過把漢語和印歐語扯一起一樣。如果我真的就印歐語和漢語的所謂關系寫部書，很快就會有一批人，要么追隨我的理論，要么攻擊我。〔笑聲〕
　　羅：太棒了！非常感謝。咱們今天就此打住吧。
　　　　　　　　　　　　　　　　　　　　　〔本文責任編輯　馬加林〕
　　［＊］此文系李方桂口述史《東西方語言學：美洲印第安語，漢藏語和傣語》（美國加州大學１９８８年版，英文）一書的第五章，此文原標題為“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主導原則和方法論的討論”。我們已在馬學良師的指導下譯完全書，此書采用對話體，文中“羅”系采方者之一，美國語言學家羅仁地（Randy LaPolla）博士，“李”系李方桂先生…… 。本章在此發表時內容取舍和調整方面承蒙馬加林先生賜教，謹此鳴謝！—一譯者
　　①原文為the Koreans ，復數，故此譯。下同。②又譯方法學。③又譯《傣語比較手冊》，以下原文有出入者均訂正譯為《臺語比較手冊》。④又譯復音叢，輔音連綴。⑤此為原文誤為西部。⑥喬姆斯基（Noam Chomsky，１９２８～）美國語言學家，生成語法創始人。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集大成者。主要著作有《句法結構》（１９５７）、《句法理論的若干問題》（１９６５）、《論管轄與約束》（１９８１）等。⑦即《藏文的前綴音對詞根聲母的影響》，１９３３年發表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本p.１３５～１５７。⑧又譯為泰語。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京087-094H1語言文字學王啟龍/鄧小詠/馬學良19951995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京087-094H1語言文字學王啟龍/鄧小詠/馬學良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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