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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哲學思想之發展，經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至西漢而定于一尊。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當時不僅順應了大一統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也規范了中國哲學思想在其后發展的基本統序，成為影響歷朝歷代哲學思想的強大慣性力。
　　楊雄晚出董氏一百余年，其哲學思考離不開這一基本統序。他在對哲學史各流派的評述中，仍推孔子學說為最，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儒術獨尊的地位。不過，同董仲舒相比，他對儒學的強化不是神化，而是“圣化”，或者說較之董氏更加理性一些。同時，對待各哲學流派的態度，也不像董仲舒那樣一概罷黜，而是有分析、有批判、有繼承。
　　 一、奉孔子和儒學為“懸諸天之日月”
　　《法言》一書開宗明義，把孔子奉為萬古超人，把孔子學說立為“學行”、“修身”之根本。“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學行》）楊雄把人分為三種：眾人、賢人和圣人，“觀乎賢人則見眾人，觀乎圣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圣人”，（《修身》）可見唯圣人能通天地，高出于眾人和賢人之上。“天下有三門：由于情欲入自禽門，由于禮義入自人門，由于獨智入自圣門”，（同上）唯圣人具無上智慧，超拔常人，“圣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圣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五百》）
　　與董仲舒神化孔子不同，楊雄則賦予孔子以人的地位，但又不是通常的眾人或賢人，而是超乎二者之上的“圣人”。他不同意所謂“五百歲而圣人出”的說法，認為“堯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五百》）更不同意用讖緯迷信神化孔子，認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重黎》）對古來經典，楊雄也認為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時代發展“或因或作”，不斷充實的。如文王演八卦為六十四，孔子治詩、書、禮、春秋，都是有“因”有“作”，“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問神》）
　　對于學習儒學，楊雄認為應注重內容，不能單講求形式，即“文”必副“質”。“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幾，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吾子》）盡管楊雄不像董仲舒那樣神化孔子，但在圣化孔子當中，也不免山愛而至于護其短。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極譽道家“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譏儒家“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這一評價雖不無他個人甘苦辛酸之情于其內，但亦屬精辟至深之論。而站在正統立場上的楊雄，則極力辯解之。“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磐幢，惡在老不老也。”（《寡見》）楊氏之辯，頗有些“愛屋及烏”了。
　　 二、對諸子之道——“小道”、“它道”的取舍
　　楊雄在《法言》一書中，論及的先秦諸子有十二家之多，包括孔、墨、晏、莊、楊、申、韓、鄒、孟、荀、子思、公孫龍等。在對諸子的評述中，他把孔子奉為最高，但也不像董仲舒那樣，“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傳》）而是分主次，有取舍。關于孔子之說與諸子之說的關系，《法言》中主要有以下幾個觀點：
　　１．孔子之道與諸子之道是“大道”與“小道”，“正道”與“它道”的關系。
　　楊雄認為，孔子之道為大道、正道，而諸子之道則為小道、它道甚至奸道，“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奸道”，“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問道》）楊雄對孔子之道與諸子之說作了一個比喻，他說：“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君子》）所以，楊雄認為，“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眾山之＠①＠②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睹其識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諸子者，惡睹其識道也”，那么，如何入大道？他說：“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吾子》）即把孔子之學作為入大道的唯一門徑。
　　２．對諸子之學“德取愆否”。
　　雖然楊雄以孔子之學為正道而貶低諸子之學，但對諸子之學也不是完全排斥的，而是有取有舍，取舍的原則即“德取愆否”。“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愆語君子不出諸口。”（《問神》）。有人以莊子之學設問：“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楊雄回答：“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圣人為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君子》）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楊雄把“言天地人經”看作至善至美。以此為標準和取舍的尺度，他對莊、鄒進行了評價，“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問道》）顯然，楊雄認為“少欲”和“自持”符合“言天地人經”之德，值得取；相反，“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于天地之間”，楊雄認為不符合“言天地人經”之德，則是該否的。
　　３．禮、法并重。
　　楊雄在《法言》中列舉諸子達十幾家之多，從思想內容來看，比較集中的是討論禮、法問題。楊雄認為，禮與法不能偏執一個方面，頗發揚了漢初賈誼的傳統。“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如果把法與禮推到極端，就是非法非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五百》）申、韓由法而趨于極端——險，鄒衍拘泥于舊禮，不合時宜而竟趨極端——迂，皆非禮、法之士。唯有圣人具全面的人格：“圣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五百》）
　　盡管楊雄對申、韓作了批評，但同時又作了肯定，“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申、韓不乖寡圣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臺？”（《問道》）認為申、韓受益于圣人，所以具圣人之法。
　　楊雄還認為，法有大、小之分，“或問：公孫龍詭辯辭數萬以為法，法與？曰：斷木為綦，棕革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吾子》）他強調的還是圣人的根本大法。
　　楊雄禮、法并重的思想還表現在，他不像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及其思想家那樣，把荀子的學說視為異端，而是奉荀子為圣，認為他與儒家正宗的子思、孟子僅是“同門而異戶”，支派不同而已。“或曰：孫卿非數家之書倍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于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惟圣人為不異。”（《君子》）對孟子，他認為更是儒家正宗。“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不僅如此，還認為孟子對孔子學說“非茍知之，亦允蹈之”，（《君子》）即既能熟知又能躬行。楊雄自己就極力要效法孟子，為孔子之道的傳播開路：“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于孟子。”（《吾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楊雄回答說：“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圣。”“或曰：惡睹乎圣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吾子》）＊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山下加列
　　 ＠②原字山下加施
　　
　　
　　
東方文化廣州45-47B5中國哲學張景芬19971997 作者：東方文化廣州45-47B5中國哲學張景芬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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