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雄《法言》中的儒學觀及哲學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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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哲學思想之發展,經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至西漢而定于一尊。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當時不僅順應了大一統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也規范了中國哲學思想在其后發展的基本統序,成為影響歷朝歷代哲學思想的強大慣性力。
  楊雄晚出董氏一百余年,其哲學思考離不開這一基本統序。他在對哲學史各流派的評述中,仍推孔子學說為最,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儒術獨尊的地位。不過,同董仲舒相比,他對儒學的強化不是神化,而是“圣化”,或者說較之董氏更加理性一些。同時,對待各哲學流派的態度,也不像董仲舒那樣一概罷黜,而是有分析、有批判、有繼承。
   一、奉孔子和儒學為“懸諸天之日月”
  《法言》一書開宗明義,把孔子奉為萬古超人,把孔子學說立為“學行”、“修身”之根本。“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學行》)楊雄把人分為三種:眾人、賢人和圣人,“觀乎賢人則見眾人,觀乎圣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圣人”,(《修身》)可見唯圣人能通天地,高出于眾人和賢人之上。“天下有三門:由于情欲入自禽門,由于禮義入自人門,由于獨智入自圣門”,(同上)唯圣人具無上智慧,超拔常人,“圣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圣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五百》)
  與董仲舒神化孔子不同,楊雄則賦予孔子以人的地位,但又不是通常的眾人或賢人,而是超乎二者之上的“圣人”。他不同意所謂“五百歲而圣人出”的說法,認為“堯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五百》)更不同意用讖緯迷信神化孔子,認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重黎》)對古來經典,楊雄也認為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時代發展“或因或作”,不斷充實的。如文王演八卦為六十四,孔子治詩、書、禮、春秋,都是有“因”有“作”,“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問神》)
  對于學習儒學,楊雄認為應注重內容,不能單講求形式,即“文”必副“質”。“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幾,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吾子》)盡管楊雄不像董仲舒那樣神化孔子,但在圣化孔子當中,也不免山愛而至于護其短。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極譽道家“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譏儒家“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這一評價雖不無他個人甘苦辛酸之情于其內,但亦屬精辟至深之論。而站在正統立場上的楊雄,則極力辯解之。“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磐幢,惡在老不老也。”(《寡見》)楊氏之辯,頗有些“愛屋及烏”了。
   二、對諸子之道——“小道”、“它道”的取舍
  楊雄在《法言》一書中,論及的先秦諸子有十二家之多,包括孔、墨、晏、莊、楊、申、韓、鄒、孟、荀、子思、公孫龍等。在對諸子的評述中,他把孔子奉為最高,但也不像董仲舒那樣,“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傳》)而是分主次,有取舍。關于孔子之說與諸子之說的關系,《法言》中主要有以下幾個觀點:
  1.孔子之道與諸子之道是“大道”與“小道”,“正道”與“它道”的關系。
  楊雄認為,孔子之道為大道、正道,而諸子之道則為小道、它道甚至奸道,“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奸道”,“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問道》)楊雄對孔子之道與諸子之說作了一個比喻,他說:“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君子》)所以,楊雄認為,“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眾山之@①@②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睹其識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諸子者,惡睹其識道也”,那么,如何入大道?他說:“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吾子》)即把孔子之學作為入大道的唯一門徑。
  2.對諸子之學“德取愆否”。
  雖然楊雄以孔子之學為正道而貶低諸子之學,但對諸子之學也不是完全排斥的,而是有取有舍,取舍的原則即“德取愆否”。“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愆語君子不出諸口。”(《問神》)。有人以莊子之學設問:“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楊雄回答:“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圣人為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君子》)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楊雄把“言天地人經”看作至善至美。以此為標準和取舍的尺度,他對莊、鄒進行了評價,“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問道》)顯然,楊雄認為“少欲”和“自持”符合“言天地人經”之德,值得取;相反,“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于天地之間”,楊雄認為不符合“言天地人經”之德,則是該否的。
  3.禮、法并重。
  楊雄在《法言》中列舉諸子達十幾家之多,從思想內容來看,比較集中的是討論禮、法問題。楊雄認為,禮與法不能偏執一個方面,頗發揚了漢初賈誼的傳統。“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如果把法與禮推到極端,就是非法非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五百》)申、韓由法而趨于極端——險,鄒衍拘泥于舊禮,不合時宜而竟趨極端——迂,皆非禮、法之士。唯有圣人具全面的人格:“圣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五百》)
  盡管楊雄對申、韓作了批評,但同時又作了肯定,“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申、韓不乖寡圣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臺?”(《問道》)認為申、韓受益于圣人,所以具圣人之法。
  楊雄還認為,法有大、小之分,“或問:公孫龍詭辯辭數萬以為法,法與?曰:斷木為綦,棕革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吾子》)他強調的還是圣人的根本大法。
  楊雄禮、法并重的思想還表現在,他不像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及其思想家那樣,把荀子的學說視為異端,而是奉荀子為圣,認為他與儒家正宗的子思、孟子僅是“同門而異戶”,支派不同而已。“或曰:孫卿非數家之書倍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于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惟圣人為不異。”(《君子》)對孟子,他認為更是儒家正宗。“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不僅如此,還認為孟子對孔子學說“非茍知之,亦允蹈之”,(《君子》)即既能熟知又能躬行。楊雄自己就極力要效法孟子,為孔子之道的傳播開路:“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于孟子。”(《吾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楊雄回答說:“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圣。”“或曰:惡睹乎圣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吾子》)*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山下加列
   @②原字山下加施
  
  
  
東方文化廣州45-47B5中國哲學張景芬19971997 作者:東方文化廣州45-47B5中國哲學張景芬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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