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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新儒學是在本世紀20年代，也就是繼五四運動之后出現的新思潮。其代表人物，在20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30、40年代有馮友蘭、賀麟，50年代后有唐君毅、牟宗三。他們復興儒學的志向遠大，重構儒學的體系宏大，但其努力成效甚微。到了80年代，出現轉機，快速發展。新儒學的第三代傳人，如杜維明、成中英、劉述先等，積極活動于亞洲與歐美、大陸與臺港之間，四處講演討論、著文立說，對現實的挑戰，一一作出回應，擴大了新儒學的影響，使之成為20世紀的一大思潮。
　　1985年，現代新儒學的研究在大陸引起了重視。這年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來大陸宣講儒學第三期發展問題。他認為由孔子到董仲舒為儒學第一期，宋明儒學為第二期，現在已轉入第三期。他以東亞文明即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的經濟騰飛為例，向人們論述儒學的現代活力。這一觀點雖然大體來自40年代末牟宗三的儒學三期發展說，但對當時中國大陸學術界來說，猶如投石擊水，激起了層層波瀾。一時間儒學的過去與現在，儒學與現代化，儒學與工業東亞，儒學本身能否現代化，等等，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熱點。1986年就有10多篇文章專門討論新儒學，其中以方克立的《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和李澤厚的《略論現代新儒家》最為有名。1987年這類研究文章上升到30多篇。同年9月， 國家“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課題組在安徽宣州市舉行了第一次現代新儒學思潮研討會，使大陸現代新儒學的研究由分散、自發狀態步入有計劃、有組織的階段。迄今為止，已發表了幾百篇論文，多部專著。各高校和社科院的研究生以此為題選做碩士或博士論文的越來越多。
　　現代新儒學是一股人文主義思潮。“憂患意識”是它的理論出發點，“返本開新”是其建構文化理論體系的方式和手段，再度光揚儒學是其追求的目標，“儒家的主位主義”、“道德的中心主義”、“內在生命意義”，等等，是這一文化思潮的總特征。它影響這么大，發展這么快，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新見解：
　　第一，在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問題上，現代新儒家強調要珍重傳統，繼承、發揚民族傳統文化。他們比“全盤西化”派和“國粹主義”派高明。“全盤西化”派主張全盤反傳統，而“國粹主義”派又一味崇揚傳統。現代新儒家雖然也屬于文化保守主義者，但他們一方面不排拒西學，主張融合西學，另一方面對待傳統的基本傾向不在“復古”，而在通過“反省”進行“重建”。當代新儒家甚至提出要“分疏”傳統，即有的該“繼承”，有的要“解紐”。這是對傳統文化既抱“溫情與敬意”，同時又加大理智分析分量的態度。
　　第二，挖掘傳統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創新，使之與現時代對接，并在現代社會中扎根。他們認為通過“創造性的轉化”，儒學倫理能夠與現代科學知識、民主政治相聯結。這種所謂的“創造性的轉化”，與大陸學者主張的“批判繼承”、“綜合創新”有近似之處。
　　第三，在探索中西學融合的途徑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尤其是當代新儒家，他們較好地受過西方哲學思維的訓練，主張“東西互補”，企圖從認識論、價值論、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各個層面，分別汲取西學之長。
　　第四，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具有順時代潮流而進的態度，提出中國未來的希望在于傳統、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動”，具有比其前輩較為開放的心態。
　　但是，現代新儒學在構建中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和根本缺陷，主要表現在兩點：其一，中國文化本位和儒家本位說。這是現代新儒家與生俱來的“胎記”，是基本特征之一。如牟宗三提出“中國文化主位性的維持”的口號，就未脫“中體西用”的窠臼，顯得狹隘，開放性不夠。其二，泛道德主義、道德至上主義和道德決定論，是傳統儒學的一個根本缺陷，而現代新儒家也未擺脫這一傳統束縛。
　　盡管如此，從現代新儒學興起以來70多年的歷史來看，它至少有兩個方面是為人肯定的：
　　第一個方面，對民族、人類滿懷摯熱而深邃的“憂患意識”。在歐風美雨的沖刷之后，在發展物質文明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面前，如何重新尋找我們民族失落的精神家園，不僅對于我們民族具有特殊意義，而且對世界文化也有普遍價值，尤其對于西方世界出現的工具理性的膨脹、人文價值的喪失、道德意識的危機、生命本體的困惑，能起到某些補偏救弊的作用。現代新儒家力圖對傳統文化之精華“好自護持，毋令斷絕”，并非只是一種懷舊和思古之幽情。
　　第二個方面，獻身于民族文化復興，使中國哲學挺立于世界現代文化之林的學術追求。新儒家的成員基本上是“民間”知識分子，在祖國歷遭劫難之際，他們胸懷中華民族必定復興的信念，通過對中外文化精髓的深層反省，力圖擺脫情緒化的對峙，發憤創制民族化的哲學體系，在吸納古今中西和印度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為傳統哲學的現代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他們的努力，對于糾正某些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無知和偏見，增強港臺和海外華人的民族認同感，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現代新儒家與傳統儒家相比，新在哪里呢？一般認為“新”在三點：第一，因時代之新而新；第二，具有自我批判意識，面對西學的挑戰認識到傳統儒學的不足。是清醒的保守主義者，可守則守，不可守則不守；第三，將學術的儒學同制度化的儒學區別開來，盡量保持儒學的學術的純潔性，改變了傳統儒學將二者混在一起的現象。
　　現代新儒學仍在發展之中。那末，大陸學者對它持一種什么態度呢？“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課題組的負責人方克立教授講了三句有代表性的話，即：同情地了解，客觀地評價，批判地超越。這就是在全面研究、系統了解的基礎上，對現代新儒學理論之是非得失予以準確的把握。對待現代新儒學，我們應該站得更高一些，努力克服其局限性，指出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
　　關于儒學的作用，即儒學能否促進現代化，近年來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儒學能夠促進現代化。
　　孔子不僅屬于歷史，也屬于當代；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孔子已被國際社會推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享有崇高的聲譽，深受仰慕和敬重。儒學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根，是中華文明的源流，儒學至少有以下五個方面的思想對現代化有促進作用：1.“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有利于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2.注重道德和人際關系，比如“五常”說，有利于人們的道德修養；3.堅強的人格意識，比如“匹夫不可奪其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剛健”、“自強”等格言，能哺育眾多英杰；4.求知求真的價值取向，譬如“朝聞道，夕死可矣”，鼓舞志士仁人為真理獻身；5.儒家提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是一個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系統工程。
　　杜維明教授1994年10月在回答光明日報記者的采訪時指出，中國對儒學資源的汲取應有迫切性。他認為新加坡社會通過共識達成的五個中心價值（又叫五大原則），基本上是儒家倫理在當代社會的體現，值得提倡。即：1.社會、國家高于個人；2.家庭是社會組織的基礎；3.社會、國家對個人的尊重；4.協調而不是抗爭才是解決沖突的正常途徑；5.種族與種族、宗教與宗教、語言與語言之間的和諧。
　　第二種觀點認為，儒學的負面效應很大，阻礙現代化，應該從總體上揚棄。
　　儒學的負面效應，有四個方面的表現：1.儒學過分強調人倫綱常，使得中華民族在生存意義和價值觀上發生了畸形傾斜，比如：“安貧樂道”、“知足常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溫、良、恭、儉、讓”等觀念，阻礙人們開拓進取，大膽創新。這也是目前一些人“溫飽即安”、不思進取、“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精神疲軟的思想根源。2.儒學崇尚宗法等級觀念，在我們民族性格上打下了盲從的奴性烙印，形成了“畏大人言”的性格弱點。儒家宣揚君權、父權的絕對權威，形成了唯上獨尊、唯上是從、為尊者諱的惡習，這些封建糟粕至今還有一定的影響，助長官僚主義、特權思想、家長作風和親情關系網的滋生，阻礙民主與法制的建設。3.儒學“重道輕器”，把種田、經商、作戰以及百工行業納入“小人為之”、“君子不齒”的下賤行業，將科學技術視為“雕蟲小技”、“奇技淫巧”，宣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些輕視科技、鄙視勞動的觀念，阻礙社會生產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進步。4.儒學倡導的“中庸之道”，使人不敢沖闖，遇事怕當“出頭鳥”，怕為天下先，怕喪失既得利益，這是深化改革的思想障礙。
　　第三種觀點認為，儒學總體上不利于現代化，但部分材料經過改造，也可為現代化服務。
　　儒家思想體系，是對立的統一，保守與進取的統一。如能發揚其進取的一面，棄置其保守的一面，對現代化仍有積極作用。例如：一方面倡導“輕利”，一方面又主張“重義”。“輕利”不利于現代化的激勵機制，“重義”則有利于強化現代化過程中的協調機制。一方面主張“抑私”，一方面又講究“樂群”，“抑私”妨礙市民階層的成長，“樂群”有助于群體創業。一方面主張“忠君”，一方面又強調“民本”。“忠君”不利于個性解放，“民本”有利于民主的成長。如此等等，棄其糟粕，取其精華，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儒學在下一個世紀的命運如何呢？對此，大致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為，儒學將取代西方近代文化，獨領風騷。
　　儒學是一種非宗教的、卻又能為道德、人生價值提供根據的人文主義學說。科學與它結合而形成的文化，兼具求真與勸善、對外積極探索與對人生價值關懷、推動社會與調節社會等雙重功能，卻又不會有任何矛盾。這種文化在東亞業已形成。它一方面促使東亞國家和地區以比西方快得多的速度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又避免或減少了西方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某些弊端。這種文化更適應未來的時代，將取代西方近代文化而獨領風騷。
　　第二種看法認為，儒學再也不可能成為“顯學”，但可作為一個學派存在下去。
　　在現代和將來的中國，儒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作為不可逾越的、指導人們生活的基本價值準則，作為凌駕于諸多思潮和學派之上的“顯學”的時代，已經成為昨日黃花。但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流派，作為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成份，作為現代中國新型文化的歷史基因，它有其存在的價值和必要。即使作為嚴整意義上的學派不能獨立存在，但它作為民族文化的“積淀”，作為文化因素的遺傳，是不可能滅絕的，也不是政治高壓和學術圍剿所能摧毀的。
　　第三種看法認為，儒學不可能現代化，只能對其內容作現代的解釋。
　　我們不可能把儒學馬克思主義化，而只能在兩者之間找出某些結合點，從而一方面使儒學得以吸收馬克思主義而更加豐富；另一方面使馬克思主義得以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而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因此，既不能把儒學當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又不能離開儒學所固有的內容而任意解釋、發揮。我們所能作的就是對儒學所固有的內容作現代的解釋，從而使它在現代社會中的某些方面發揮作用。
　　　　　　〔作者單位　《求是》雜志社〕　（責任編輯　成晉）＊
　　
　　
　　
寧夏社會科學銀川81-84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周溯源19961996 作者：寧夏社會科學銀川81-84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周溯源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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