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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對于美學與文藝學的學科反思，從改革開放以來即已開始，20多年來這種反思可謂綿延不斷。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想在前此各位學者工作的基礎上，將這種反思進一步集中為美學與文藝學的人文學科回歸問題。其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直到目前，都較為嚴重地存在著將美學與文藝學混同于社會科學的現象。這當然與前蘇聯季摩菲耶夫與畢達可夫以認識論為指導的教材影響密切相關。其結果是極大地模糊了美學與文藝學的人文學科的性質，從而使之難以走上健康的學科建設軌道。一些非常有分量的教材、理論專著和辭典都將美學與文藝學界定為“一門屬于社會科學的學科”，因而都將美與文學本質的追求作為其最重要目標。有的學者早就試圖突破，但美學與文藝學的社會科學的學科性質決定了他們難以擺脫本質的追求，因而往往使其論述陷入一種尷尬的局面。其實，“學科”這個概念是工業革命以來現代大學教育制度的產物。在早期的學校教育中，無論中西方，所有的教育都是屬于人文教育的范圍的。西方古代希臘的貴族教育旨在培養優秀的“城邦保衛者”。而古代中國的“六藝教育”也是以“君子”的培養為其旨歸。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極大發展，勞動者的需求數量空前，現代大學快速發展，建立了以學科為基礎的現代大學教育制度。所謂“學科”是以相對穩定的知識主體、相對穩定的研究方法與相對穩定的學者群體為其特征的，是以課程的形式納入大學教育體制的。這實際上是以自然科學為標準的一種教育體制的規范化建設，也就是說所有的學術都應向自然科學看齊，以其為規范榜樣，才能在現代大學教育體制中獲得自己的一席之地。這樣，早期的人文教育一概變成了以自然科學為榜樣的、以知識傳授為目標的“學科教育”。在這種學科體制下，所有的學問都分成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類。前者以自然現象為研究對象，旨在探尋自然的本質與規律；后者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旨在探尋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規律。于是美學與文藝學就極為自然地被劃分到社會科學的范圍之內。
　　在20世紀初期，正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愈來愈加嚴重之時，德國理論家馬克斯·韋伯試圖通過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求得拯救資本主義的方案。于是，他以“文化科學”一詞代替今天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兩大領域，并提出“價值無涉”的觀念。他說，文化科學“作為經驗學科提出的問題從學科本身這方面而言當然應以‘價值無涉’的方式予以答復”。① 這種以文化科學混淆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界限并將它們一概歸之于‘價值無涉’是不全面的。其實，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是有著明顯的區別的。人文學科是以人學理論為指導，以人性為研究對象，以人的靈魂鑄造為其目的的，主要關注的是人的生存狀態，屬于存在論的范圍。而社會科學則是以客觀的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以本質與規律的揭示為其目的的，屬于認識論的范圍。由此可見，兩者的明顯區別之一是在研究對象上，人文學科是以靈動鮮活的人性為其研究對象，而社會科學則以客觀事物的本質、規律為其研究對象。而在研究態度上，人文學科是以明顯的價值判斷為其特點的，而社會科學則以其客觀性與“價值無涉”為其特點。今天，我們將美學與文藝學從社會科學中區分開來，承認其人文學科性質，實現由認識論到存在論的轉變，這就是一種學科本性的回歸，必將使其進一步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
　　美學與文藝學的人文學科回歸還與現實社會的需要密切相關。眾所周知，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開始了規模宏大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現代化、市場化與城市化過程中也同時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這就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經濟發展與道德真空、社會富裕與精神空虛、城市繁榮與心理焦慮等一系列二律背反現象。這些現象的出現說明人文精神的缺失成為當代的突出問題。由此，對于新的人文精神的呼喚成為時代的強烈要求。在這樣的形勢下，人文學科特有的發揚人文精神、塑造人的靈魂的重要作用重新引起重視。長期以來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趨同，失去自身人文特性的問題也在這種對現代化的反思中突出出來。在新的世紀，人文學科特殊作用和獨立地位的重新發現及其特有人文性的回歸，就這樣被歷史地提到議事日程。
　　同時，美學與文藝學的人文學科回歸也是長期以來國內外理論工作者理論探索的總結。從國際上來說，從1830年黑格爾逝世之后眾多美學工作者就開始了突破傳統的主客二分認識論哲學—美學模式，并使之轉變到現代存在論哲學—美學的軌道之上。特別是突破古典形態的以“物”、“理性”、“本質”對人的遮蔽，探索當代以存在論人學理論為基礎的哲學—美學。可以這樣說，現代以來整個西方美學發展的主流就是人生美學，是一種美學的人文學科性質的回歸。我國現代以朱光潛、宗白華為代表的美學家也都立足于建構中國的人生美學。建國以后，許多美學與文藝學工作者也都著力于美學與文藝學的人文學科回歸工作。例如，早在20世紀50年代錢谷融教授就提出著名的“文學是人學”的命題。新時期以來，更有“新理性精神”、“文化詩學”、“后實踐美學”、“當代存在論美學”與“主體性”、“主體間性”等可貴的探索。我們今天提出美學與文藝學的人文學科回歸問題只是長期以來眾多理論家艱苦探索的一個總結。
　　二
　　在美學與文藝學的人文學科回歸問題上目前要著力解決的是如何將這兩個學科的建設真正回歸到人文學科的軌道之上。
　　首先，我認為美學與文藝學學科要堅持以當代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為其指導。我國當代美學與文藝學的學科建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但作為學科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基到底是什么呢？我認為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理論。這恰是由美學與文藝學的人文學科性質所決定的。在一次有關文藝學學科建設的學術工作會議上有一位老一代理論家曾經表示，堅持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指導就會路愈走愈寬。我的老師、已故的狄其聰教授在1993年就明確指出文學“具有人學性質”，并在其所著《文藝學新論》中專列“文學的人學位置”這一章。這些都是積多年經驗之談，值得我們深思。長期以來，由于資產階級理論家對于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有諸多歪曲，我們常常諱言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但我認為這是沒有必要的，只要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我想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其實，早在1843年底至1844年1月， 馬克思就在著名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之中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人學理論。他說，“德國唯一實際可能的解放是從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出發的解放”。又說，“對宗教的批判最后歸結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一學說，從而也歸結為這樣一條絕對命令：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② 在這里， 馬克思已經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人學理論思想。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關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質的理論，其二是推翻使人受奴役的社會關系這一人學理論賴以存在的“絕對命令”。在此，馬克思已經將自己的人學理論初步建立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此后，馬克思又在著名的巴黎手稿中從資本主義導致“異化”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人學理論，有其特殊價值。如果進一步充實此后寫作的《關于費爾巴哈提綱》中有關社會實踐的思想、《共產黨宣言》中有關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以及《資本論》中勞動價值的思想，那么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理論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實踐存在論指導下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與實踐性的科學的理論。其實，這一理論是貫穿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始終的。當然，在當代還需要進一步充實發展。包括吸收我國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中提出的“革命的人道主義”、“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以人為本”等思想。還有當代國際學術界關于人的非理性因素的探索，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人學理論的探索，當代生態理論有關生態人文主義的探索等。
　　人文學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那就是以“人文主義”、“人的價值”、“人的精神”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人文學科”條目指出：“人文學科（humanities），學院或研究院設置的學科之一，特別在美國的綜合性大學。人文學科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學也非社會科學的學科總和。一般認為人文學科構成一種獨特的知識，即關于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的人文主義的學科”，③ 這種對于鮮活靈動的人性、人的精神、人的價值與人文主義的研究顯然不同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對于自然與社會的客觀規律的研究。這就是對于活生生的具體的個人的研究，或如馬克思所說是對于作為“社會關系總和”之人的本性的研究，也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是對于作為“此在之在世”的人的生存狀態的研究。具體到美學則是對于作為個體的人的審美經驗的研究。法國美學家杜夫海納在《審美經驗現象學》中指出，美學的審美經驗研究是與人學理論必然聯系的。他說，以藝術的審美經驗為研究對象，“這種解釋的優點是把審美和人性的關系靠拢了。因為我們知道，審美的本性是揭示人性。但審美唯一依靠的是人的主動性。而人歸根結底只是因為自己的行動或至少用自己的目光對現實進行了人化才在現實中找到人性”。④ 這里所說的藝術的審美經驗不是英國經驗派所說的純感性的“經驗”，但又以這種感性的經驗為基礎。它以康德的審美作為反思的情感判斷的“無目的的合目的的”經驗開始，發展到當代審美經驗現象學的經驗。這種經驗由感性出發，包含著某種超越。康德的審美判斷是對于功利的超越，當代現象學的審美經驗是對于實體的“懸擱”，最后走向自由，審美的自由、想象的自由、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等。
　　美學與文藝學作為人文學科應有自己不同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這就是人學的研究方法。誠如《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人文學科”條目中所說，人文學科“運用人文主義方法”。這種“人學”的，或者“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不是門羅所說的完全由下而上的方法。這種由下而上的方法實際上還是自然科學的實證的方法。這種人學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我們長期以來所誤解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說“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因為這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一種社會科學的邏輯的研究方法。正如馬克思在這個導言中所說，人們對于世界的理論的邏輯的掌握“是不同于對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⑤ 我們所說的人學的方法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莎士比亞化”⑥ 的方法。從創作來說就是“個性化”的方法，而從審美來說則是對于具有鮮明個性的體驗。發展到后來就是現象學美學提出的審美經驗現象學的方法，包含豐富的內容，經過波蘭的英伽登和法國的杜夫海納加以豐富發展。首先是審美態度的改造性，即是通過審美主體的審美態度將日常的生活經驗改造為審美的經驗。再就是審美知覺的構成性，就是審美主體憑借審美知覺在意向性之中對于審美對象的構成。在審美知覺構成審美對象之前它作為自然物或藝術品只是一種存在物，并沒有成為審美對象。還有審美想象的填補性，即是通過主體的藝術想象對于“未定域”加以補充，對作品經過“具體化”的再創造，對于某些“缺陷”的彌補。最后是審美價值的形上性。這是對審美經驗內涵的提升，是其人文精神的最好體現，也是審美走向自由的最重要途徑。
　　事實證明，審美絕不是也不可能是“價值無涉”或“價值中立”，而是有著明顯的價值傾向的。鮮明的價值取向就是美學與文藝學的最重要特點，是其區別于社會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之處。首先，美學與文藝學有著明確的審美價值取向。的確，“藝術”（art）在英語中除了“藝術、美術”的含義之外還有“技術、技藝、人工”等含義。而從實際生活來看也不是一切的藝術都是美的。但我們的美學理論卻應有明確的美的價值取向，鮮明地肯定美，同時否定丑。我們的美學與文藝學還應有社會共通性的價值取向。也就是說在倫理道德上應該堅持善惡等人類共通的道德判斷。再就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價值取向，總的應該堅持審美活動與文藝服務于最廣大人民的方向。最后是應該堅持對于人類前途命運終極關懷的價值取向。美學與文藝學的學科建設應該包含著強烈的理想因素和終極關懷精神。
　　三
　　美學與文藝學的人文學科回歸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情。因為美學與文藝學作為人文學科面臨一系列二律背反式的矛盾。首先是美學與文藝學在學科建設中所遇到的非智性與智性的矛盾：作為美學與文藝學具有極強的人文性，是一種情感的判斷，本身應該講基本上是一種非智性的，但作為學科又是一種知識的系統，是智性的。這樣，人文的非智性與學科的智性就產生了矛盾。這就決定了美學與文藝學作為人文學科的特殊性。也就是說盡管它具有一定的知識性，但總體上說是一種情感的教育，人的教育，或者說是一種“態度”的教育，明確地說它是一種審美的感受力和審美的世界觀的教育。如果完全將它作為知識性教育就忽視了它的情感判斷、價值取向和審美態度的確立等主要的特性。但如果完全忽視其知識性的一面，也就抹殺了它作為學科的基本條件，抹殺了它的知識可傳授性，美學與文藝學作為學科將不復存在。因此，在這兩者之間就要探尋一個適當的“度”。
　　另外一個二律背反的矛盾現象就是審美的個別性與共通性的矛盾。這就是康德所說的審美作為“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所面對的對象的個別性與情感判斷的共通性的二律背反。這樣的二律背反恰是審美特性之所在，是其富有極強魅力之處，恰如黑格爾所說這正是康德說出的關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話。但這種二律背反畢竟是一種矛盾，需要加以解決。康德是通過主觀的合目的性的“先驗原理”來加以解決的。在杜夫海納的審美經驗現象學之中是通過現象學的“懸擱”達到一種“主體間性”來加以解決的。再就是，美學與文藝學作為人文學科以人性與人文主義作為研究對象，實際上是以存在于空間與時間之中的“在世”之人作為研究對象的，這就使其具有難以界說性，而其作為學科又應有著可界說性。如何解決這個矛盾，也是一個難題。那就要求從多側面對其進行界說，而且包容多元的界說，不必強求一律。當然在學科建設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方面還是要有基本的要求。
　　以上就是我對美學與文藝學作為人文學科的一些粗淺的認識，提出來以就教于學術界同行。
　　注釋：
　　① ［德］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56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15頁，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6卷，760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
　　④ ［法］杜夫海納：《審美經驗現象學》，588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
　　⑤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1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34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東方叢刊桂林38～46J1文藝理論曾繁仁20062006
曾繁仁，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郵編　250100）
作者：東方叢刊桂林38～46J1文藝理論曾繁仁20062006

網載 2013-09-10 21: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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