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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20世紀中國美學界泰斗之一，宗白華先生學貫中西，思想博大精深。在西學強勢入侵之下，當中國古典美學的發展走入困境，宗先生辯證地把握中西美學的關系，積極汲取西方美學的精華，肯定和張揚中華美學的個性精神，開拓了中國古典美學轉換和發展的新空間。他的美學思想今天已經成為寶貴的財富，其美學研究的學術視角和研究方法也給我們以智慧的啟迪。
　　宗先生的美學思想生成和發展于中華民族面臨多種危機的特殊歷史時期，祖國飽受列強欺凌，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在學術領域，西學的強勢入侵，致使主張走西方之路、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成為一時的主流傾向；而國粹派學者，由于担心民族文化被吞沒，主張排斥一切外來文化，“將本民族文化看成全世界無往而不適的最高文化”，① 固守著“國粹”而盲目排外。在這樣的學術語境中，宗先生既沒有失去民族自信而主張全盤西化，也沒有盲目自大而故步自封，而是理性地提出了“沉靜的深思和周詳的檢討是尋覓中國人生的哲學基礎和理解我們文化前途的必要途徑”，② 從中西學術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探尋中國學術、特別是古典美學向現代轉化的出路。
　　一、探尋中國古典美學沖破困境的出路
　　中國古典美學主要是一種發散性思維引領之下的“詩化”理論，以詩性智慧的、禪悟般的話語傳達非邏輯、非概念性思想的呈現方式，使得中國傳統美學形態顯現出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這是與20世紀中國美學現代理性建構相沖突的。因此，如何實現中國古典美學向現代轉化，使得中國古典美學走出困境，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美學發展的重要問題。為此，學貫中西的宗先生從現實的學術環境出發，不斷探索，闖出了自己的思路。
　　首先，宗先生對于中西方美學的根本差異具有深刻的認識。
　　一方面，宗先生認為中西美學的生成土壤不同：“在西方，美學是大哲學家思想體系中的一部分，屬于哲學史的內容”，③ 而“在中國，美學思想卻更是總結了藝術實踐，回過來又影響著藝術的發展。”。④ 另一方面，宗先生指出了中西方美學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東西古代哲人都曾仰觀俯察探求宇宙的秘密”，⑤ 但是，西方哲人傾向于拿“邏輯的推理、數學的演繹、物理學的考察”⑥ 去把握規律，中國古代哲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心靈與自然的合一，與此相呼應，他們習慣于拿“‘默而識之’的觀照態度去體驗宇宙間生生不已的節奏”。⑦ 中國傳統的美學觀念直接起源于對自然美、生命美的發現和感悟，人心與萬物相通，萬物皆有人情，于是對自然和生命的感悟就成為中國古典美學闡釋美的方式。西方古典美學觀念則起源于對宇宙數學規律的發現，宗先生進一步指出，畢達哥拉斯學派從數學和聲學的結構上挖掘，發現了美的基本因素——和諧，這個發現對于哲學、美學的影響就是使人們在研究中習慣于窮極思辨的方式。
　　在宗先生看來，兩種具有異質的美學思想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彼此之間存在互補性。中國傳統的美學是藝術家創造美的經驗總結，是欣賞美的詩性記錄，它們生動形象，豐富多彩；西方美學大部分仍是哲學家的美學，它們是抽象思辨的產物，智慧爭辯的結晶，它們充滿理性的魅力。中國美學以體驗、領悟的方式觀照美的現象，能夠充分地把握妙不可言的美，但卻難以有條理地言說美的規律；西方美學以邏輯思辨的方式研究美的現象，以周密的理論描述美的規律，但是，當面對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美時，卻顯得無能為力。就美學研究而言，美學是邏輯的、思辨的，要求對思想進行明晰的表述，美學的對象卻是現象的、經驗的，它的意義體現為在不可言說之中能夠喚起美感的魅力。由此看來，中西方美學的不同思維方式和個性化思想內涵，對于美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都具有積極的建構意義。但是，在“西化”的學術語境中，長期以來不少學者習慣于以西方美學為標準，突出西方美學的個性價值而忽略中國古典美學的個性傳統，美學研究及其思想具有明顯的“西化”特質。在美學研究中，宗先生也主張借鑒西方美學的有益成果來促進中國古典美學的現代轉換，但是他立足于中國美學，以突出中華美學個性傳統為宗旨，將西方美學的理性成果內化于對中國古典美學的梳理和闡發之中，并以此來激活和重建中國古老的美學概念和思想。
　　其次，宗先生主張大力弘揚中華美學的個性傳統。
　　在美學研究的實踐中，宗先生非常注重對中華美學個性精神的尋繹和闡釋，主張通過對中西美學的比較，“在比較中見出中國美學的特點”。⑧ 這一學術思想是在復雜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
　　宗先生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個性，是隱含在人們心靈中的精神靈魂，中國近現代以來的諸多歷史挫折使得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信仰出現了危機。為了使國人“不至于喪失民族的自信心”，⑨ 宗先生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傾向于中華民族在藝術和哲學思想里所表現的特殊精神和個性”。⑩ 他這樣做，也是源于親身感受。在國內掀起西學的熱潮之時，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的藝術和思想，1920年，宗先生奔赴西歐學習，實現他要學習哲學的留學初衷。宗先生在德國期間，德國正興起一場“中國熱”。心理學家榮格對這場“中國熱”曾作過描述：“東方的精神的確拍打著我們的大門。我覺得，在我們這里，實現這種思想、尋求天道，已成為一種集體現象，這種現象來勢之猛，超過了人們的一般的想像。”(11) 宗先生在這里發現德國人對于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目睹“德人從事翻譯吾周秦古籍，傾慕東方文化之熱望”，(12) 親身體驗到西方人對于自身文化的危機感和對東方文化的渴求。宗先生以書信的形式向國人表述了自己的感慨：“我以為中國將來的文化絕不是把歐美文化搬來了就成功。中國舊文化中實有偉大優美的，萬不可消滅。譬如中國的畫，在世界中獨辟蹊徑，比較西洋畫，其價值不易論定，到歐后才覺得。所以有許多中國人，到歐美后，反而‘頑固’了，我或者也是卷在此東西對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響了。”(13) 由此可知，西歐之行使得宗先生清醒地認識到民族文化個性的重要意義，而發生在德國的“中國熱”使得宗先生更加堅信中華民族文化的個性魅力。
　　因此，宗先生雖然已經意識到中國現在的精神文化，不論是學術還是藝術都已經被歐美超越了，但是，也反對照搬西方文化，因為在中國舊文化中，有許多精華是不可消滅的，中國文化精神是不可替代的。故此，宗先生提出了建設中國新文化的構想：“我們現在對于中國精神文化的責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國舊文化中不可磨滅的偉大莊嚴的精神，發揮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精華，摻合融化，在這東西兩種文化總匯基礎之上建造一種更高尚更燦爛的新精神文化”。(14) 那么，如何建設新文化呢？宗先生認為：“中國以后的文化發展，還是極力發揮中國民族文化的‘個性’，不專門模仿，模仿的東西是沒有創造的結果的。”(15) 明確提出了發揮文化個性，是今后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從此，“參照西方文化以闡釋中國民族文化的真精神、真蘊含，成了他全部學術工作的中心課題。”(16)
　　 那么，什么是宗先生所言的中華民族文化個性呢？在《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往哪里去》一文里，宗先生首先引用了印度詩人泰戈爾關于中國文化精神的評價，在此基礎上，宗先生指出，西方哲人傾向于運用邏輯推理去把握宇宙的規律，但是，中國古代哲人卻是拿“默而識之”的觀照態度去體驗宇宙生生不息的節奏。什么是“默而識之”的觀照態度，什么又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節奏呢？在宗先生看來，四時的運行、萬物生長老死的綿延，展示了宇宙節奏的秘密：和諧。而像莊子那樣“把他的精神生命體合于自然的旋律”，以這樣“默而識之”的觀照態度就可以體悟到宇宙和諧的秘密。當我們把宇宙的秘密滲進現實生活，就會創造社會的和諧，將和諧的秘密表現在藝術中，藝術將會啟示著生命和諧的旋律。顯然，“和諧”是宗先生對于中國文化個性思考的核心思想，它通連宇宙、人生、社會、藝術，具有多維復雜的內涵。
　　二、從中華民族個性精神出發的美學思考
　　在美學研究中，宗先生對中華美學個性精神的理解是多方面的，但是，和諧——這個宗先生認為構成中華文化精神個性的核心思想，在宗先生的美學研究中又格外受到重視，成為內置在諸多具體研究實踐中的立足點。以下幾個例子可見一斑。
　　其一，關于“美是什么”的追問。
　　什么是美？中國古代美學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只是表現在對藝術作品的感悟之中。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當代美學有著一場關于美的本質的大爭論，這場爭論深受西方理性思維的影響，大多數美學家卷入了美是或主觀的或客觀的或主客觀統一的西方式的思維里，而丟失了中國古典美學對美的詩性觀照的傳統。宗先生堅持理性思辨和感悟體驗的協調，堅守中國美學詩性的個性，將對美的思考置于詩性的闡發中。從來沒有直接論說美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而是將美和生命緊緊聯系起來統一納入生命體驗的范疇。在此基礎上，宗先生認為：“美是豐富的生命在和諧的形式中”，(17) 認為美體現為主客觀的和諧。首先，宗先生以詩意的語言表述了美的客觀屬性，認為美對于你的心，你的‘美感’是客觀的對象，它是不以你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于這一點，宗先生以羅大經所著的《鶴林玉露》中記載的某尼悟道的詩為例來闡述：
　　盡目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云。歸來笑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宗先生認為，詩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藝術的美，一是自然的美，它們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都是從目觀耳聽的世界里尋得她的蹤跡。”(18) 但是，在審美活動中，“梅花”是在人的內心成為“美”的意象，審美主體在自己感情、情緒里找到的不是作為自然中客觀存在的梅花，而是通過感覺、情緒、思維找到美，發現梅花的美。宗先生非常重視主體的體驗在審美活動中的意義，他說：“什么叫美？……‘自然’是美，這是事實。諸君若不相信，只要走出諸君的書房，仰看那檐頭金黃色的秋葉在光波中顫動，或者來到池邊柳樹下看那白云青天在水波中蕩漾，包管你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這種感覺就叫做‘美’”。(19) 顯然，被宗先生稱為“快感”的美，是審美主體對審美客體的一種體驗，它的獲得是以主客體和諧統一為前提的。宗先生認為主客融會統一形成的和諧是美的根本特征。在他的《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一文里，他就以自己心中的至美——“意境”作為分析對象，認為意境是造化與心源的合一，是客觀的自然景象和主觀的生命情調的交融化合。
　　其二，關于美感的產生。
　　西方關于美感產生的理論影響很大，宗先生雖然受到西方美感產生理論的影響，但是他立足于中國古典美學的傳統，認為美感的產生是主客交融、和諧統一的過程。他的這一思想有一個發展過程。
　　首先，關于美感的產生，宗先生提出了“同情”的思想。宗先生所言的“同情”，是指以一種物我相通的眼光看世界，以超然物外的視角看待宇宙人生。宗先生從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出發，認為陰陽之道化生萬物，宇宙世界流動著生動氣韻，自然世界具有精神化的生命，因此人類之同情能夠“擴充張大”到普遍自然中去。同情的思想也是西方關于美感產生的重要理論，德國哲學家里普斯就曾指出，“一切審美的喜悅——都是一種令人愉快的同情感”。(20) 但是，里普斯認為宇宙世界本身是沒有生命的，審美主體可以設身處地想像自己在事物的位置上，推己及物，由己及人，從而使得物我獲得一種同感。顯然，宗先生和里普斯在對自然本身有無生命的認識上存在根本差異，宗先生認為自然和人因為共通的生命可以獲得同感。在《藝術生活與情感》一文里，宗先生指出，山水云樹、月色星光，都是人們有知覺、有感情的“姊妹同胞”，并且提出美感的動機產生于同感，強調物我同情是獲得美感的重要條件。
　　其次，多年之后，宗先生在同情思想的基礎上，強調物我和諧是產生美感的根本所在，對美感的產生提出了新的思想，這就是“移情”說。“移情”思想也是西方美感理論的重要內容，其代表人物是里普斯，他認為，人在審美活動中把自我的情感移注到非自我的對象中，使原本沒有生命的東西仿佛有了感覺、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動，產生物我同一的境界，自我在欣賞對象的過程中產生美感。這種觀點把主體的感覺、情感等提到了審美對象的地位，否定了審美對象的客觀性。宗先生的“移情”思想雖然受到西方影響，但是他立足于中國傳統美學精神，認為“移情”不是簡單地把主體的情感轉移到客體對象身上，而是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相互交融的活動過程，是“移我情”和“移世界”的和諧統一。
　　宗先生結合中國傳統的主客體統一的思想，在《美從何處尋？》一文里指出，“移我情”和“移世界”的統一，除了要有主體方面的主觀心理條件以外，也離不開客體方面的“物的方面”條件。“移世界”就是改變客觀世界的現象，使它能夠成為美的對象，夕照、月明、輕霧、燈光就是助美產生的有利因素，現代的照相術、舞臺布景也是這樣，它們在人們的審美活動中所起的正是“移世界”的作用。“移我情”是指主體在審美活動中情感要經過一番洗滌，克服自我的私欲和利害計較，這樣才能把“美”如實地、深入地反映到自己的內心。他認為，這“移我情”是審美活動最關鍵的一步，因為心的洗滌、心的修養和鍛煉是替美的發現和體驗做準備的。他進一步指出“空諸一切，心無掛礙”的心靈體味萬象就是“靜觀”，通過心靈的“靜觀”，萬象如在鏡中，光明瑩潔，并且各得其所，呈現著它們各自充實的、內在的、自由的生命光輝，審美主體憑借“靜觀”的心靈才能真正體味世界，達到審美過程中主客體和諧統一的境界，這種主客體和諧統一的時刻才是藝術品呈現著靈魂生命的時候，是美感誕生的時候。顯然，在宗先生看來，審美活動中的主客體只有在具備一定條件時才能達到和諧，而審美主客體的和諧統一是產生美感的根本所在。由此可以看出，宗先生的“移情”思想立足于中華美學的傳統，體現了中國美學和諧、完滿的個性精神。
　　其三，構筑意境思想體系，凸顯中華美學的魅力。
　　意境是“華夏抒情文學審美理想的集中體現”，(21) 是中華傳統的藝術至境形態，集中體現了中華美學個性精神。宗先生非常重視對意境的研究，視自己的意境研究是在“創造新國魂”，(22) 因此， 意境研究成為宗先生弘揚民族文化個性的一個重要的學術實踐。
　　首先，宗先生通過對意境中情景關系的研究，突出了中國美學承傳的“天人合一”的觀念傳統。
　　宗先生認為意境不是情景的簡單相加，這個境界的實現，“端賴藝術家平素的精神涵養”。(23) 認為詩人、畫家在將自我蘊含在“虛靈”中進行藝術創造時，也就是將自己的心靈來映射宇宙，將自我全身心地投入宇宙生命的過程。藝術家“為天地立心”，也為自己的生命獲取超價值的意義，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安頓之所。所以他說：中國傳統藝術，包括樂、舞、詩、書、畫、園林等等，從本質上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宇宙觀、生命觀——“天人合一”、“萬物化醇”。宗先生認為意境是“藝術家憑借他深靜的心襟，發現宇宙間深沉的境地”，(24) 體現為藝術家主體心靈和宇宙詩心的和諧統一。由此可以看出，宗先生所言的意境不僅是一種藝術境界，還是一種生命境界，這種境界體現了中國文化所倡導的“天人合一”的傳統，具體表現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其次，宗先生提出意境形而上結構的命題，突出中國哲學承傳的和諧、完滿的精神。
　　宗先生認為任何民族的優秀藝術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貫穿著該民族的宇宙意識。意境作為中國人理想的藝術至境形態，根本特征就在于它體現了中華民族最根本的和諧的宇宙觀和生命精神。在對意境哲學淵源的表述中，宗先生提出了“道”、“空白”、“舞”等觀念，認為在中國藝術的空間中，即在莊子所說的虛白里，流淌運行的是創造萬物的本源之“道”。中國詩人、畫家用心所在，是用太玄、太虛、混沌、迷茫來暗示或象征“道”。宗先生還進一步指出中國藝術的空間中流動的“道”具有和諧的生命律動之美，他的依據是《易經》的宇宙觀。《易經》認為陰陽二氣化生了萬物和生命，這生生不已的陰陽二氣織成的生命是有節奏的，而“這生生的節奏是中國藝術境界的最后源泉”，(25) 藝術家將生命的旋律表現在藝術里，藝術表現的是節奏和諧的生命律動之美。為了更感性地闡釋藝術表現的生命律動的和諧之美，宗先生提出了“舞”之美，即“飛動之美”，認為“舞”是宇宙生命本體——道、氣在意境心理空間進行自由流蕩趨勢的感性顯現，是“道”在“空白”中流動的生命軌跡，“舞”以動靜相宜的和諧形式最能直接地啟示宇宙本體內部的和諧與節奏。
　　再次，宗先生提出意境的啟示價值，在更高的層面上肯定了中國美學追求和諧、完滿的精神個性。
　　宗先生認為，在中國藝術的至境中，物我和諧、主客交融使得人們可以超越具體有限的物象，進入無限的時間和空間，靜觀的心靈遠離一己私念，胸羅宇宙，思接千古，從而對宇宙、人生獲得哲理性的感受和領悟。正如他所言“諦視斯境，一草一樹，一丘一壑，皆潔庵靈想之所獨辟，總非人間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榮落在四時之外。”(26) 宗先生認為，藝術最高的價值就在于啟示宇宙人生最深的意義，即“心靈的價值”。(27) 在這里，宗先生通過對藝術最高價值的闡發，不僅肯定了意境的價值，而且在不言之中突出和肯定了中華美學承傳的物我和諧傳統的意義。
　　總之，在西學強勢入侵的時代里，宗先生非常重視中華文化個性精神，并期望通過中華文化的個性魅力來重振衰退的民心，激起民眾的自信，從而建造一種更加燦爛的新文化。就美學研究而言，宗先生著眼于中國傳統的美學實踐，借鑒西方美學的理性成果，力求通過對傳統的美學思想研究，凸顯民族美學的個性精神。但這還不是宗先生的美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借助西方美學的理性成果，以民族美學的個性精神為靈魂，對中國傳統美學進行現代意義的梳理和反思，促進中國古典美學向現代轉化，使中國美學獨立于世界美學之林，這才是宗先生美學研究的終極目的。學術實踐已經證明宗先生的這種責任意識是寶貴的，宗先生的這種學術研究視角和方法也為當代美學、學術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注釋：
　　①(16) 汪裕雄、桑農《意境無涯——宗白華美學思想臆解》第46、24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⑨⑩(23)(26)(27) 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二卷第351、351、475、361、357、70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版。
　　③④⑤⑥⑦⑧宗白華《藝境》第274、274、170、170、170、35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11) 夏瑞春《德國思想家論中國·編者后記》第27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13)(14)(15)(22) 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一卷第323、321、102、321、104頁。
　　(17)(18)(19)(24)(25) 宗白華《美學散步》第236、14、269、74、7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 《西方美學史》（下）第60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21) 顧祖釗《文學原理新釋》第1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文藝理論與批評京121～126B7美學王懷平20062006
王懷平，安徽財經大學文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作者：文藝理論與批評京121～126B7美學王懷平20062006

網載 2013-09-10 21: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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