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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79（2008）02-0105-05
　　陳傅良（1137—1203），字君舉，世稱止齋先生，他師事薛季宣、鄭伯熊，繼承和發揚了永嘉事功學說，是永嘉學派承先啟后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陳傅良的學術思想具有“通世變”“重事功”的鮮明特點。《宋史·儒林傳》稱：“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極而后已”。全祖望在評述陳傅良學術特點時也說：“永嘉諸子，……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艮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① 陳傅良于乾道八年（1172）登進士第，一生在地方和朝廷任官多年。他不僅為官清廉，頗有政績；而且關心民瘼，且長于思考，對老百姓的生存生計問題——即“民生”問題有多方面的思索，并提出一系列主張。他認為，“民生”“民心”是國家政治的核心問題，關系到王朝的安危存亡；他揭露導致百姓困窮、民生凋敝的種種弊政；他主張通過免稅減稅，減輕人民的負担，改善人民的生存狀態。總之，“民生”政治思想是陳傅良學術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閃耀著人民性、民主性的光輝。
　　“民生”不同于“民心”（人心）、“民本”。“民生”指的是民眾的生活、生存和生計，是一個實踐問題，民生問題從政治上看，實質上是統治階級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特別是兩者的權利和利益的關系；“民心”（人心）指的是老百姓由自己的生存狀況而直接引發的對于社會現狀尤其是對于統治者的評價，并由此形成的心理、情緒、態度；“民本”指的是統治者自己或士大夫知識分子通過觀察社會現實和總結歷史經驗，從思想理論上認識到人民的生存生計是國家能否安定、政權能否鞏固的基礎，強調民眾是立國之本的理念，從而主動采取改善民眾生活狀況的政治措施。這三個概念既相互關聯又相互區別，但無疑，“民生”在其中具有更為基礎的地位。陳傅良所言“民力”、“民困”、“民病”、“民窮”、“民艱”等，實際上都屬于“民生”的范疇。
　　一、民生為國家安危之所系
　　民生問題的實質是統治階級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歷史上凡是明智而有遠見的統治者，無不關注民生，以及由民生問題引發的人心向背，主張對百姓要取之有度，采取輕徭薄賦、勸農務本的方針，以安定民心，鞏固政權。相反，那些亡國之君，罔顧民生，只從一己私欲出發，窮極兵戈，大興土木，竭盡天下民力，終至危亡殺身。由是，民生及其相關的民心向背往往成為歷代政治家、士大夫和學者關注討論的重大問題，并形成悠遠的民本主義思想傳統。
　　陳傅良是這一傳統的繼承者。他撰寫的《民論》、《收民心策》以及向皇帝的多次上書，專論民窮民困之現狀，民心向背的力量，及重視民生的極端重要性。他提出，一個王朝“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②，因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應以“救民窮為己任”③。
　　在《民論》中，陳傅良寫道：
　　天下之平，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之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操于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于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④
　　這是陳傅良站在統治者一方的立場，對歷史上君民關系的經驗總結。一個王朝的統治者，常常注目于外部之敵國，因敵國有“可畏之勢”，而卻疏忽了內部的“無可畏之形”的民心。民心之變，是潛伏的無形跡可見的，而造成的結果對于王朝來說卻是不可逆轉的根本性的。陳傅良以秦王朝的興亡為例論證自己的觀點。他說：
　　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于莊襄，亟耕力戰，薦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于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危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于是郡桂林，城磧石，頸系百粵，而卻匈奴于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為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于崤函之上，而海內安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于大澤之卒，隱于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覘覬者已滿于山之西江之東也。……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⑤
　　秦兼并六國，自孝公、莊襄至始皇，歷經七世，不可謂不艱難。天下一統以后，秦仍以“有可畏之勢”的六國殘余勢力為患，顛覆其社稷，分裂其土地，設置郡縣以守御之。然后，又將目光投向周邊的四夷，逐匈奴，拓邊疆，造城池，設郡守。始皇自以為天下晏然，萬無一失。豈知大澤鄉戍卒揭竿而起，僅以幾個月的時間推翻了秦的統治。可見，天下真正可畏的并不是敵國、四夷等外部力量，而是由民生問題造成的人民對統治者的敵對情緒，在于“民心”之所向。秦統治者雖然在制御敵國和四夷中是強者，但卻肆行暴政，使老百姓再也不能生存下去，終于導致危亡。陳傅良由此指出，真正可畏的是有勢之敵國，還是無形之民心，這不是很清楚嗎？
　　陳傅良根據民生和與民生問題密切相關的“人心”（民心）決定國家治亂安危的歷史經驗，分析當時南宋朝廷所面對的“恢復”——即抗御金國侵略、收復失去土地的問題。其時士大夫們皆閉口不談“恢復”，認為“時不可為”，其理由是國家的官冗、兵濫、財困三大憂患尚未解決。與之不同，陳傅良認為，“國家之患，何世無之。上有悉心委意之君，下有至公血誠之臣，雖多患必且強盛。君臣玩安，虛延歲月，雖無患亦且衰弱”。⑥ 陳傅良之意，以為憂患并不可怕，關鍵在于如何面對憂患，有所作為。抗金恢復并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也不是拼一時血氣之勇的單純軍事行動，而是要抓住國家治理的根本，搞好內政，真正解決好民生問題和民心所向的問題。他說：
　　臣故曰以人心為本……臣之所謂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民心以祈天命之謂也。往者渡江諸臣僇力討賊，大義明矣，竟無所成。陛下亦嘗究其失歟，不鑒前轍，而以重斂濟師。以王、蔡之遺法，圖寇、鄧之高勛，一戰之余，民力已屈。縱微秦檜，其勢不得不出于和。后之議臣不務反此，乍和乍戰，莫知攸濟。臣請略陳祖宗立國深仁厚澤之意，與熙寧崇觀以來用事者之紛更動危邦本，以致夷狄之禍，……⑦
　　依陳傅良之見，“恢復”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國家要圖恢復之計，根本的是在于改善民生，深結民心。如果一戰無功，反過來又向百姓征稅重斂，豢養戰而無功之軍隊，于是民力愈困。在這樣的情況下，假若沒有秦檜也只能與敵國講和。從而，國家于乍戰乍和之中，陷入國貧民窮的惡性循環。陳傅良認為，“恢復”的根本基礎在恢復民生、改善民生、深結民心，如此才能培雍國本。這樣，無論和、戰，國家都能掌握主動，立于不敗之地。與之相反，“夷狄之禍”的根源正在于動搖了立國之初“深仁厚澤”的本意，而采取厚斂于民的治國措施，造成民窮財盡，人心渙散，以致敵國乘虛而入。由此，陳傅良說：“是恢復果在此而不在彼也”。⑧
　　以上可見，陳傅良從民生、民心為立國之本出發，看待抗金恢復之計，他不是如同一般士大夫那樣，單純地講論和、戰、恢復，而是遠遠高出于言和、戰本身，強調國家應該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改善民生、培養民力，從而鞏固立國之基，真正掌握戰爭與和議的主動權，這顯示了他作為一個思想家和政治家非同一般的見識。
　　二、探究造成民力之困的原因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在建立之初，由于新上臺的統治者親眼目睹舊王朝的覆滅，領略到老百姓民心所向的偉大力量，因而在處理統治者自身與人民的關系時比較收斂，也盡力采取鼓勵墾殖、獎掖生產的種種措施，使社會經濟獲得恢復與發展，人民生活也相應改善。隨著王朝的專制統治一代代更替，后來的統治者由世襲而繼承王位，無尺寸之功而坐享天下，因而愈來愈趨向無知無能、奢侈腐敗，加上統治集團食利階層日益龐大，向老百姓的索取也越來越沒有限度。于是漸漸造成民力困窮，民生凋敝，同時也激化了統治者與民眾之間的矛盾。宋王朝的統治實際上也經歷了這樣一個演變過程。
　　陳傅良目睹老百姓的生存現狀，總結北宋以來財政稅收的歷史演變，深刻揭露了造成民力之困的種種弊政。他認為，造成民生問題的根源在于朝廷對人民取之無度，征稅過多過濫，使普通民眾難以應付。他說：
　　國家肇造之初，雖創方鎮專賦之弊，以天下留州錢物盡名系省，……可謂富藏天下。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諸路稅款。熙寧新政增額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至今為額。其他雜斂皆起熙寧，是有免役錢、常平寬剩錢。至于元豐，則以坊場稅錢、鹽酒增價錢、香攀銅錫鋀稱披剃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至今為額。至于宣和，則贍學錢、糴米錢、應奉司諸無名之斂，凡數十色，合而為經制，至今為額。至于紹興，則又始以稅契七分、得產戡合添酒五分、茶引鹽袋、耆戶長壯丁弓手雇錢之類，凡二十余色，合為總制，至今為額。最后則以系省不系省，總制有額無額上供贍軍酒息等錢，鈞撥為月椿，又至今為額。⑨
　　從陳傅良向皇帝的上書中，可以看出，宋代統治集團的稅費征收，從早期的稅負較輕，逐步加碼，層層加碼，舊稅未去，新稅又在舊稅的基礎上加增。從“免役錢”、“常平寬剩錢”、“無額上供”到“經制”、“總制”、“月椿”，稅種愈來愈多，稅額愈來愈重。并且，宋建國初年，征收的稅款錢物，雖報朝廷卻大部分留在方鎮，所謂“富藏天下”。而后來的“三榷”之征，則盡歸京師。由此可見，宋王朝的重征暴斂是民力困窘的根本原因。
　　陳傅良還揭露了“免役錢”征收、使用過程中的弊端。百姓交納“免役錢”，本來是為了避免“役法之弊”，“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力而逸其力也”。⑩ 但免役錢征收是歸于“總制”一項之中的，并上交給朝廷。州縣地方未能得到免役錢，但仍然要雇用壯丁、弓手等雜役，從而造成“役人無祿”。“夫使民出錢募役而逸其力未為非良法也，而反取其錢以贍他用。既取其錢以贍他用，則必且白著而役法不得不壞。”(11) 于是州縣將催科征稅的職責交給由浮浪之人構成的胥吏和鄉村的保正長，由浮浪之人構成的胥吏蠹民害民誠甚，而鄉村的保正長卻由于担任催科之重責而不能不破家蕩產。由此，本以恤民的免役錢稅法卻演變成為擾民害民之壞法。陳傅良對免役錢征收的前因后果，分析細致入微，說理透徹，深受宋光宗贊賞與認同。
　　除了揭露朝廷稅收征收方面的弊端以外，陳傅良對地方官吏擾民以自肥的不端行為也進行抨擊。他說：
　　天下日愈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于留而茍于治，則弊民；其自以為亟遷而求足于欲，則又困民。(12)
　　不僅朝廷科征愈來愈重，向民伸手的弊法愈來愈煩，而且從朝廷到地方的一些官員皆是蠹民之害。官員升遷、更替，就可能“妨民”、“傷民”；官員無意于留任就會疏忽職守，造成“弊民”；官員馬上就要遷升了，就會乘機再撈一把以滿足自己的私欲，又會“困民”。陳傅良所揭示的正是封建社會不法官吏為刀俎，老百姓為魚肉這種官民關系的真實寫照。
　　在封建統治集團的層層盤剝和重壓之下，人民生活難以為繼，其生存的實際狀態也就可想而知的了。陳傅良在他向皇帝的上書和自己的著述中有不少篇幅揭露朝廷弊政造成的民困之狀。他說：
　　夫取之之悉如此。而茶引盡歸于都茶場，不在州縣；鹽鈔盡歸于榷貨務，不在州縣；秋苗斛饾十八九歸于綱運，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于民。于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臟罚，無所不至，而民困極矣。(13)
　　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征榷之入累數十百倍于古。(14)
　　方禾未登場之時，民正艱食，奈何有此暴政，全（州）之民力自是困矣！(15)
　　在這里，陳傅良指出，州縣本來是向朝廷交納征榷的基本單位，而州縣的稅源又紛紛為朝廷的一些部門所統制。如此，州縣又只好向老百姓伸手，“豪奪于民”，手段用盡，無所不至，百姓于是困頓之極。他特別指出，宋之田賦，固然比前朝有所減少，但征榷之入卻數十百倍地增加了。更可惡的是，一些地方郡守，在百姓新禾尚未登場之際暴斂于民，使百姓的生活更加陷入絕地。
　　以上可見，陳傅良不僅深入了解和掌握人民生活和實際情況，而且他熟悉國家財稅征收的沿革，掌握翔實可靠的數據，剖析其中的種種弊端，因而對于論說自己的觀點主張很有說服力，而其同情人民疾苦、為百姓的生計竭力呼吁的拳拳之心亦躍然紙上。
　　三、解決民生問題的途徑
　　如何舒解民困、解決民生問題是陳傅良全部思考的中心，這從他向皇帝的一再上書和為官辦事的作風可以看出來。
　　首先，陳傅良認為，朝廷對老百姓的科征應該取之有度，對過重的稅負實行寬、免、減政策，以救民之窮，寬民之力。民生問題的實質是封建統治者與人民特別是小農的關系，皇帝是封建統治集團的最高代表，是處理統治階級與民眾關系的最后決策者。皇帝認知、態度如何，與國家向老百姓征稅多少、輕重、緩急的措施直接相關。因此，陳傅良向皇帝的一再上書，也是為了引起皇帝對民生問題高度關注，轉變其認識和態度，確立和實行對百姓科征的寬、免、減政策。他勸說皇帝繼承發揚宋王朝開國初年的“深仁厚澤”政策，對百姓輕徭薄賦，以收攬人心。他說：“臣恭惟藝祖受命平定海內凡所以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后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16) 陳傅良對趙匡胤開國初年政治措施的評價不無夸張，但他的用意在于勸諭宋光宗貫徹愛惜民力的精神。“陛下以睿圣之資，寬仁之德，誕膺天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夤念高宗推本之意，欽承壽皇付託之訓，以推行藝祖未泯之澤，為萬世無疆之休，今其時也。”(17) 他的意思，正是要光宗繼承先祖“得民心而受天命”的遣意，實行改善民生的政策。
　　除了從正面勸諭，陳傅良還以“民心可畏”對朝廷提出警告。他說：“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可畏哉！豈不可畏哉！”(18) 夷狄之患是外部的，也是可見的；而由民力之困造成的民心離散、民心之變是內部的，不可見的，也是更可畏的。陳傅良認為，皇帝和朝廷應把主要精力放在全力解救民力之困上。“馴至于今，而民力之困極矣。……陛下知畏，則宜以救民窮為己任，則大臣不敢茍目前之安。大臣不敢茍目前之安，則群臣陳力，何鄉不濟。”(19) 只要皇帝定下決心，才能調動大臣，戮力共濟，解救民力之困窮。
　　陳傅良認為，要實行民眾稅負的寬、免、減的政策，肯定會遇到朝廷內外的各種阻力，重要的是朝廷和皇帝必須有決心。他說：
　　凡事斷之而有異論，勿斷可也；行之而有后患，勿行可也。往者元祐至于宣和，嘗罷新法矣，則有紹述之說起而為梗。靖康至于紹興，嘗用兵矣，則有講和之說起而為梗。故上之號令，相反而不能定；下之朋黨，相傾而不能合。若夫寬民力，誰獨無是心哉！斷之而無異論，行之而無后患，莫過此者，而何疑不決。陛下誠斷之，則今之大臣皆足以立綱陳紀。二三大臣誠推行之，則今之人才皆足以受令承教。(20)
　　朝廷的任何法令、舉措的施行，都會有人反對，都會有反復，獨寬民力、解民困，是大家都贊成的，因此，只要皇帝定下決斷，就會帶動朝廷上下協力推行，達到目的。止齋此言，誠然有理，但他顯然把問題看得簡單化了。所謂“寬民力”的實質是調整統治集團與老百姓的利益關系，是要求統治者主動向民眾讓渡自己的利益，但是這一點對于統治階級來說恰恰是難以做到的。
　　其次，陳傅良提出，應該罷免那些罔顧民生的官吏，獎掖致力于改善民生的郡守，以激勵上下解決民生問題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他受朝廷之命，對湖南永州、全州等地的郡守進行刺舉察訪，然后向皇帝奏章報告。陳傅良在奏章中說，湖南各郡最難治理的是永州，最容易治理的是全州。但不同品質的官吏治郡的結果，使原來的狀況顛倒過來了。永州本為難治之地，但在太守趙謐到任以后，治郡有方，愛惜民力，管理井井有條，不僅如期完成朝廷下達的科征任務，而且及時將朝廷減免的月椿錢下到各鄉邑，使百姓皆能分享朝廷恩澤。“數內永州減月椿錢歲五千貫，亦是謐率先他郡，將所蠲減之數分為等第，均與諸邑，必欲上澤下及于民。今之州郡，大抵上欺監司而下不恤民，自非謐有志愛民，安能如此？”(21)
　　相反，全州本為易治之地，而太守施廣文到任以后，不僅一再拖欠朝廷征榷，而且想方設法搜刮民財，以飽私囊。“施廣文雖本書生，顧為鄙猥之計。及此垂滿，略無顧憚。自上供軍須至官吏之俸一切勿問。……郡帑并無見管錢物。且財賦若不在官，即須在民。而廣文已將今年民戶秋苗，并行預借一半。”(22) 太守施廣文，在將行任滿離職之際，卻圖狠撈一把，不僅拖欠上供軍須和下屬官吏薪俸，并且預借百姓秋苗錢，正是刮地三尺。陳傅良氣憤地說，這樣的官吏“可謂負陛下使令矣”。(23) 他在上書中提出，朝廷對勤于職守、愛惜民力的趙謐、王公弼等，和對貪贖職守、刻剝百姓的施廣文都要采取明確的獎懲措施，以正戒勸。“今三人者各及滿替，若更隱默，遂使施廣文僥幸善罷，再竊官職，何以為負使令者之戒？趙謐、王公弼不蒙旌別，稍異倫輩，何以為不負使令者之勸？已具狀奏聞，伏望圣慈加惠此方，首正諸郡，將施廣文特賜黜責，趙謐、王公弼特賜擢用。”(24) 顯然，陳傅良強調治理郡縣的標準，不只是指官吏不負朝廷使令，而其中包含的核心內容就是要愛惜民力、改善民生。
　　再次，陳傅良主張勸農恤農，發展生產，安定社會，以改善民眾的生存條件，并在官宦生涯中身體力行。他知桂陽軍三年，關心民眾疾苦，注意發展經濟，為當地百姓辦了不少好事，受到朝廷的肯定和表彰。一方面，他盡可能地寬減科征稅負，減輕民眾的負担。他在《桂陽郡告諭納稅榜文》中，提出不少免征減征措施及減免數額。“每銀一兩減五文足。搯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苗米官田職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25) 他提出在征稅中“更不準前遣官差人下鄉搔擾”。“再將本縣久征無名科斂，并行蠲減”。(26) 采取這些措施，其目的是為了減輕百姓負担，安定百姓生活。另一方面，陳傅良鼓勵當地百姓，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引進閩、浙一帶的先進技術，提高糧食種植產量。他在《桂陽軍勸農文》中說：“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耙數番，加以糞溉，方為良田。此間不等施糞，鋤耙亦稀，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膏腴，勝于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間所收卻無此數，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為惰農，坐視豐歉。”(27) 通過本地與閩浙土質、收成的比較，課勸民眾勤于農事，發展生產。陳傅良還在《勸農文》中對如何減少爭訟、共享水利、適量借貸、公平交易、不誤農時等方面提出指導性意見。可見，陳傅良深入民間，熟稔民情，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合乎當地實際情況的意見措施，是一個能替民著想、為民解憂的循吏好官。
　　綜上所述可見，陳傅良具有民生為國家安危之所系、民心為君主朝廷之所畏、民困當國家治理之所解的一套較為系統的“民生”政治思想。他不僅是一位重視歷史和經制研究、強調實事實功的唯物主義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關心民瘼、思考民生并付諸于行動的平民政治家，他的思想和品質值得后人永遠崇敬和學習。
　　收稿日期：2007-11-11
　　注釋：
　　① 《宋元學案卷五十三·止齋學案》，《黃宗羲全集》第五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頁。
　　②③(16)(17) 《吏部員外郎初對札子第一》，《止齋文集》卷之二十。
　　④⑤ 《民論》，《止齋文集·附錄》。
　　⑥⑦⑧⑨ 《奏狀札子第二》，《止齋文集》卷之十九
　　⑩(11) 《轉對論役法對子》，《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一。
　　(12) 《守令策》，《止齋文集·附錄》。
　　(13)(18)(19) 《吏部員外郎初對札子第二》，《止齋文集》卷之二十。
　　(14)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止齋文集》卷之三十五。
　　(15)(21)(22)(23)(24) 《湖南提舉舉刺列郡太守狀》，《止齋文集》卷之二十。
　　(20) 《吏部員外郎初對札子第三》，《止齋文集》卷之二十。
　　(25)(26) 《桂陽郡告諭納稅榜文》，《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27) 《桂陽軍勸農文》，《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105～109B5中國哲學方同義20082008
陳傅良/民生/民心
陳傅良既是一位重視歷史和經制研究、強調實事實功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也是一位關心民瘼、思考民生并付諸于行動的平民政治家。他具有民生為國家安危之所系、民心為君主朝廷之所畏、民困當國家治理之所解的一套較為系統的“民生”政治思想。文章對陳傅良的“民生”政治思想作了較為系統的探討和分析。
作者：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105～109B5中國哲學方同義20082008
陳傅良/民生/民心

網載 2013-09-10 2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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