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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子推，重耳(獻公子)微臣。周晉(今山西介休)人。一作介之推(介推)，亦稱介子。另有姓王名光之說。生年不詳，卒于晉文公元年(前636年)。縣志云，文公返國，介子推“不言祿”，隱于綿山。晉文公求之不得，放火焚山，他抱樹而死。又據通志，介子推隱“后三十年，見東海邊賣扇”。如是，其卒年可能在晉成公年間(前607年～前600年)。

    介子推的出身事跡見諸文獻的極少，僅有奉公子重耳出亡一事。“驪姬之亂”后，晉公子重耳避難奔狄，隨行賢士五人，介子推即是其中之一。準此，則介子推早年也曾隨重耳在外逃亡19年。風餐露宿，饑寒交迫，備嘗“險阻艱難”。重耳最終能返回晉國，立為晉君，介子推也盡了犬馬之勞。據《韓詩外傳》，謂重耳亡時，頭須(一作里鳧須)偷光了重耳的資糧，逃入深山。重耳無糧，被圍，介于推割下自己臀部的肉供養重耳。在重耳落難之時，介子推能如此肝腦涂地，忠心耿耿，實屬難能可貴。

    重耳返國，時值周室內亂，“未盡行賞”，便出兵勤王，“是以賞從亡者未至隱者介分推”。對此，介子推沒有象壺叔(一名陶叔狐)那樣，主動請賞。他說，晉文公返國，實為天意，狐偃等“以為己力”，無異于“竊人之財”的盜賊，故“難于處矣”。介子推無視狐偃等人的夾輔之力是錯誤的，但其中絲毫沒有對晉文公的怨恨；沒有對功名利祿的艷羨。有的卻是對狐偃，壺叔等追逐榮華富貴的鄙夷。

    《呂氏春秋》云，介子推不肯受賞，曾賦詩一首，“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此說顯然不足信。介子推曾對其母說：“身欲隱，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如是，豈有自作詩而懸書宮門之事，當是介子推從者所為。介子推隱居綿山后，文公曾派人多方尋找，并以綿上之田封給介子推，故綿山亦稱介山。

    介子推是否被晉文公燒死，尚待進一步考證。但千百年來，勞動人民以各種形式紀念這位忠義之士；多少文人墨客、達官顯宦，登臨題詠，寓興抒懷，抒發對介子的懷戀思慕之情。清傅山有詩云：“青松白梧十里迥，狴(木字旁)青抵白詞堂幽。晉國園陵迷草木，綿田香火動春秋。名更賣扇傳東海，身隱承顏肖故邱。還慮寒山太枯寂，婉客分到牡丹頭。”對介子的憐惜敬仰，對君主的怨懟忿詈，具蘊之于胸次，發之于筆墨。在介山，有“思煙臺”遺址。傳說文公焚林，有百鴉繞煙而噪，或圍在介子推周圍，用軀體遮擋烈焰。晉人感其功德，在此筑起一高臺，紀念這些義禽。據縣志引《山堂肆考》，文公為哀悼介子推，曾下令全國，三月五日為火禁日。相傳火禁不嚴，就會有風電之變，這便是我國數千年來寒食節的由來。在三晉歷代，人們還修建了大量的祠堂廟宇，以妥介子在天之靈。宋天禧元年(1017年)，真宗詔封介子推為潔惠侯。宋王當《春秋臣傳》為介子推立傳；民國《介休縣志》、雍正《山西通志》也為介子推立傳；胡春霖《山西名賢輯要》，介子推被收入《廉介類》。

    君主詔封晉爵，人民祀之誠矣，這種矛盾現象涉及對介子推如何評價的問題。固然，作為春秋貴族，介子推的言行處處滲透著迂腐愚昧的成分，但是，介子推“舍身赴義”的潔芳善行，成為中國傳統觀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淵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種精神孕育和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無數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構成中華民族的脊梁，介子推對功名利祿的鄙棄，對奸偽欺罔、人世謬舉的憤懣，他的割股食君的犧牲精神，正是中華民族淳厚尚儉、信實禮讓的傳統美德的體現；從更深層次上看，在介子推身上蘊涵著對祖國的深沉赤誠的愛戀之情。晉獻公嬖驪姬，殺申生，昏于家，亂于國，而重耳則成為振興晉國的希望。介子推的行為是他篤信愛晉國須愛重耳的自然表露。也許，正是這種對祖國的摯愛，才是人民永遠懷念介子的根本原因。

網載 2013-09-10 21: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