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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恒均

改革開放三十年：從萬元戶到億萬富翁

我 還記得改革開放之初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報紙媒體上常常有發家致富的事跡，他們是在小平的“白貓黑貓理論”指引下最先抓到老鼠的“好貓”，俗稱“萬元 戶”。這些人有靠擺攤發家的，有靠搞運輸發財的，更多的是靠小工廠發跡，我和周圍的人一樣，對這些萬元戶是充滿了佩服和向往的。

那時可能早就有了靠不正常手段發財致富的人，但在資訊沒有那么發達的時代，至少我們看到的“萬元戶”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國老百姓中的一員。雖然這種印象被八十年代后期不斷爆出的貪污腐敗案破壞了，但總體感覺“邪不壓正”，總覺得大多數致富的人還是靠自己的雙手。

可是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老百姓的心理發生了變化。進入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這種變化就越來越顯著了。最先意識到這種變化的還是“富翁”們自己，他們開始 韜光養晦、悶聲發大財了。整個九十年代，中國每天每時每刻都在誕生新富翁，百萬富翁取代“萬元戶”用了十年時間，而千萬富翁取代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取代千 萬富翁則越來越短，甚至給人一夜之間，易如反掌了。

這種看上去越來越容易的致富，漸漸疏遠了普通老百姓，也讓他們知道了“致富”與自己越來越無緣了。如果說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初，你可以擺個小攤，起早貪黑， 靠出賣自己的腦力和勞力賺錢，那么，進入新世紀后，你要想大富大貴，已經沒有多少東西可以出賣了。而這時，最容易致富和換錢的就是公權力、整個國家的道德 底線，還有良心。

這個時候，民眾依然渴望致富，但對于普通民眾，靠勤勞和智慧致富幾乎比買彩票中獎還要難。對于大多數人，致富變成了幻想。而仇富則成了天經地義的。

我不知道西方或者整個世界，從萬元戶到億萬富翁經歷了多長時間，對于中國，也就是十幾二十年。這個變化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可以理解的反而是整個社會對致富和富翁們的態度。

現在常常聽到有人說，中國人有“仇富”心理，我不知道說這話的人是多大歲數，但從他們的心理年紀來判斷，一定是“80后”，因為，我自己親身經歷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就一點也不仇富——當大家看到你的財富如何得來，當知道你如何致富的時候，他們對富人充滿了敬意和向往。

茅于軾老師為富人說話為啥受到攻擊？

改革開放后的發家致富是從小平的“白貓黑貓”理論開始的。可以這樣說，小平當時提出“白貓黑貓”理論是有其不可替代的進步意義。中國人被管死，國家被管死的 的時間太長了，老百姓發財致富的主觀愿望與能動性被壓抑得太久。在百廢待興的時候，小平的號召在民間起到比任何政策都有效的作用。當時，能炒瓜子的就去炒 瓜子，能蹬三輪的就去騎三輪，會種水果的不再種糧食……每個人的都找到了自己最有利可圖的發財資本，可問題也同時就出現了，這一“不管白貓黑貓”理論也很 快滲透到黨政機關，國家干部也開始加入致富的行列，要不管白貓黑貓地去抓老鼠了，于是倒賣批文、劃地圈地、收受賄賂等等都應運而生。

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這種黑白不分的“貓理論”與時俱進，更上一層樓了，我們毫無保留地引進了資本主義那一套市場經濟，卻把另外一套用來調節和限制市場經濟的民主機制（特別是監督機制）摒棄在外。

國家和民族的道德底線被拍賣，底線一再被突破；公權力都被投入到自由市場待價而沽，其他發達國家長期形成的對市場經濟的制約的游戲規則被我們拒絕，我們形成 了中國特色的游戲規則。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在普通中國人眼里，“富翁”不再是一個“階層”，而是一個“階級”，已經越來越接近于文革中以出身來劃分 的那種“階級”——是天生帶來的，或者命中注定的。

近日香港有媒體刊登了統計數據，宣稱中國大陸91%的富翁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們有千絲萬縷聯系的裙帶關系，我對于這種精確到個位數的統計持懷疑態度，可當我和大陸朋友提到這一數據時，他們都認為這個統計是靠譜的。而且更讓人寒心的是他們都會加上一句：其實不用統計我們都知道，這是常識！

一個“常識”的形成并深入人心竟然只用了短短十幾二十年，當發財致富不再是普通民眾可以望其項背，當富翁是一生出來就被注定了的時候，仇富變成了理所當然，于是要為“富人說話的”茅于軾老先生成了眾矢之的。

茅老可能至今也沒有搞懂他為什么受到攻擊，頗感委屈，他老人家不清楚的是，他和攻擊他的人都沒有錯，他們在兩個語境中對話，一個在講經濟，一個在說政治。當茅老從社會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出發，為“富人說話”的時候，那些攻擊他的人卻在宣告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發財致富不再是經濟問題，也不再是是社會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經常聽到有識之士搖頭嘆氣，為社會上的仇富風氣担憂，認為這樣下去對中國發展不利，可他們倒是很少去担心那個造成仇富的社會現實——造成仇富的社會現實，正在對大多數的老百姓不利。

窮人的心理不正常嗎？

當今中國的富翁比30和20年 前要多得多了，可媒體報道卻少之又少。到現在為止，如果還有媒體和電視像改革開放之初那樣推出一個典型富翁，那無異于是對那個富翁的公開預審。富翁們也非 常清楚這一點，好像做了虧心事似的，不再張揚。可民眾的仇富卻在與日俱增，直到上個星期，一群工人毆打一位私企經理致死，我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痛快之 聲”。其實這一現象早就出現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只要有一個大陸的富翁被抓起來，民眾幾乎是一邊倒地歡呼雀躍。

我不同意中國人有仇富情節這個說法，除了上面舉的這個例子外，還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我的觀察，中國人對于國富民弱是可以容忍的。在過往觀察國際問題時，我常常注意到一個現象，雖然中國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要到一百位以后，屬于發展中國家中比較窮的，但中國政府卻是一個富有的政府，國家公務員用公費出國的比例可能也是全世界各國中最高的，一個稍微有點級別的領導人出國就大擺排場，國家領導人更是財大氣粗，在國際上大擺面子……

這 種現象如果放在其他國家，民眾早就不滿到要上街游行了，畢竟一個國家所有的錢都是從老百姓那里得來的。國家花的錢都是大家的，政府花多了，用到老百姓身上 的自然就少了。可受到幾十年特殊教育的中國人就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國家有面子，強大了，是好事，即便老百姓窮點，少分點錢，也值得。中國人不管多窮，即 便勒緊褲腰帶，也不會讓國家沒有“面子”。這樣的老百姓在世界上已經成為稀有品種了，主掌這樣國家的政府，應該為此感謝蒼天。

中國的精英和國外的觀察家們早就清楚如下的現象：中國強大了，老百姓平均的生活水平卻并不高。在過去三十年中國的GDP比西方發達國家發展速度多了幾倍，可中國工薪階層的工資增長速度卻比人家慢很多。要知道，日本經濟大發展的時候，他們的工資增長水平比美國的快了70%。

問題在于，如果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都被“國家”拿走了，老百姓就算繼續勒緊褲腰帶，也不會仇富或者口出怨言的，問題在于，隨著資訊的發達，互聯網的成長和媒 體的開放，普通百姓越來越看清楚，改革開放的紅利都被一小撮“富翁”和權貴占為己有了，而他們這樣做的時候，還往往打著“國家”的牌子。大家不妨看看各地 征地、拆遷，本來是一個你情我愿的商業行為，在完善的市場經濟下，用市場規律可以搞定的，可是各地都出動了維護國家政權的警察來對付弱勢。這是最典型的拿“國家”來幫助富人發財致富的例子。

中國人“不患寡，只患不均”，這個“不均”的并不完全是說的“平均”，而更多地是包含了公正、公平與合理。老百姓為什么一看到有富翁被逮捕就咬牙切齒，甚至 認為每抓一個都該殺？因為讓富人們致富的游戲規則本身就是違反了國家法律和老百姓心里樸素的價值觀的，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一種不被民眾監督的權貴市場經 濟，很多富人致富之路也就是權錢勾結的犯罪之路。

富人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問中國富人的出路在哪里這個問題，一定有惡搞的朋友說，當然是國外。這話一點不假，我想，中國當今的富人們即便沒有外國護照，沒有把孩子送到海外，那么也一定轉移了可以供幾代人享受的資產到國外特別是西方國家。即便一些新富們，也一定在積極打算“走出去”。

其實，資本的原始積累，有哪一個毛孔是那么干凈的？從 這一點上來說，中國富人積累財富的過程并不比世界其他國家的要邪惡和兇殘。問題在于，那些曾經走在我們前面的國家，到今天為止，絕大多數已經走出了困境， 而我們的情況卻越來越嚴重：貧富差距在擴大，仇富情緒在擴張。更糟糕的是，稍微懂得一點歷史，看過幾本書的人都清楚，我們至今放著河上的橋不走，還在小河 溝里摸著石頭過河。也難怪，從官員到富翁，到普通老百姓，心里幾乎都感覺到，這樣故意摸來摸去，總有人要淹死的。所以，能夠轉移，就轉移吧。應了路易十五 的話：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過往的社會變革大體可以歸結為兩條路子，民眾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及有精英主導的變革。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由民眾的革命推動的，這就是毛澤東說的農民起義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可惜，被農民起義推動的中國，要說進步，實在乏善可陳。

可見要想社會有一個良性互動，應該是上下一起動，政治、財富和知識精英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拿中國目前來說，在貧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況下，精英和富翁們應該反思一下，如何明確致富的游戲規則，如何用良性的互動推動社會進步，從而也讓他們已經獲得的財富合法化，讓今后所有致富的行為合法化，否則，他們除了轉移資產到國外的這條出路，就是等著中紀委半夜來敲門，或者更壞的結果，等到老百姓來收回自己應得的那份。

學界有兩種理論，一種認為應該在民主化之后或者同時來分配社會財富（私有化），這樣才能保證公平和公正。這種情況發生在蘇聯東歐那里，所以，社會變革雖然出 現一些問題，但大體上卻比較平穩；另外一派認為不妨讓富人們能撈多少就撈多少，如果可能的話，把國家都變成私人財產的也在所不惜，希望寄托在撈到錢的富人 和權貴身上——當他們把國家瓜分完了，把大家的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了，哇塞，私有制不就形成了？！

第一個理論聽上去很美，問題在于在中國經過了三十年的“財富再分配”后，那樣做的基礎已經沒有了。第二個理論聽上去不美，但如果能夠真實行起來，前景卻一樣 很美。問題在于，中國的富人和權貴會聽你的嗎？他們是否知道“適可而止”的道理？在自己的財產達到某一個界限的時候，突然良心發現，突然要從“帶頭致富” 到“共同富裕”？他們能否改弦易轍，拋棄舊的邪惡的致富規則，而重新制定新的游戲規則？

在香港的一點感受：路在何方？

我 構思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在香港開會，而香港卻是一個貧富差距并不小的地區，可我沒有在香港感受到彌漫中國大陸的那種仇富情緒。就在我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 注意到開會所在地的香港理工大學，置身在校園的時候，四周一望，幾乎所有的樓房上都是香港富翁的名字。原來這些發財了的香港富人，不忘回饋社會，對慈善和 教育事業多有捐出。

我很感嘆，大陸的教授談起這個問題，他們說，大陸大學的樓房也越來越多以富翁的名字命名啊。我問他們是什么富翁，他們開口說出了一串名字，我一聽，又是我熟悉的港澳臺富人的名字，大陸富翁的幾乎沒有。

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現象？當然主要的是大陸富人們錢的來路不正，自然不能高調，否則投入教育事業，“包養”一個教學樓，就會成為別人質疑的對象。于是，和港澳臺以及國外一些富翁們爭著“包養“大學樓相反，中國大陸富翁們投入大筆的錢包養年輕的女大學生，包養二奶。

還有一個原因，港澳臺地區和西方國家的富翁們很清楚，他們能夠致富，除了自己的勤勞、智慧和機遇之外，和社會認同的致富游戲規則分不開，沒有公平公正和合法的游戲規則，富裕起來的不一定是他們，于是當他們富裕了，很多時候想到的是回饋社會，得到社會的認同。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國的富人們對公益和教育事業興趣不大，但對于投資于政府官員和權貴，卻積極熱衷。他們很清楚，讓他們致富的是官員，于是他們要回饋的不是社會而是官員。在過去二三十年里，每一個富翁落入法網，就能夠牽扯出一長串貪官污吏；而每抓一個貪官污吏，又都能夠順藤摸瓜逮捕一大溜“包養”他們的富翁。權錢交易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以致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嚴肅地警告年輕官員，不要淪為富翁們的“家奴”。

普通民眾都懷有一個善良的愿望，期待權貴和借助體制先富起來的人也許會慢慢變得善良一些，更有責任一些吧，愿意制定一些大家都能夠受益，都能夠看到希望的游 戲規則，可沒有想到，一些富人繼續幫兇，甚至主動作惡。把公仆變成了他們自己的家奴，隨后，他們和自己的“家奴”一起，把國家的主人變成了為他們服務的 “公仆”。

一個富人再怎么剝削人，甚至花錢去道德敗壞，他損害的只是他的雇員和少數愿意被他玩弄的女人，可當這些無良的富人學會了權錢交易的時候，當他們用那些骯臟的錢和官員一起同流合污，繼續坑害老百姓的時候，他們污染的是整個國家，損害的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普通民眾。中國的仇富，也許更多的是出于這些原因吧？

楊恒均 2009-8-4

楊恒均 2015-08-23 08:5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