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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造世家 清貧一生
　　曹雪芹的祖先是漢人，明朝末年定居于遼陽。高祖曹振彥隸籍于滿洲正白旗包衣佐領，為皇室家奴，可以視為滿人。曾祖曹璽是曹家成為望族的創業人，其妻子孫氏是康熙皇帝的奶母。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曹璽被派到江南，任江寧織造郎中。這是正五品官，專為皇家辦理織造用品和其他生活用品，官位不算高，卻是皇帝派出的親信，地方官不得不另眼相看，故而實際地位較高。康熙帝賞賜曹璽正一品銜，榮譽非凡。他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病死于住所。其子曹寅，是康熙皇帝的奶兄弟，少年時代伴君讀書，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被任命為江寧織造，繼承父業，一直做到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病故，這中間兼任兩淮巡鹽御史，加通政使銜（正三品）。他奉康熙帝之命，組織校書班子，刊刻《全唐詩》、《佩文韻府》等書。他自身文才很高，善作詩詞古文，喜作戲曲，著有《楝亭集》、《續琵琶記》，刻書很多，有《楝亭藏書十二種》、《楝亭五種》。他同江南的文士廣交朋友，并為朱彝尊、施閏章等名家梓刻文集。康熙帝六次南巡，曹寅趕上了四次接駕，把康熙帝供奉在他的織造署里。曹寅的女兒出嫁給平郡王納爾蘇，成為王妃。他的妻子李氏，是蘇州織造李煦的堂妹。曹寅時期是曹家的鼎盛階段，但他開銷大，拉下虧空，也是曹家衰落的開始。曹寅死后，康熙帝命曹J繼承其父差使，對他非常賞識，說是看著他長大的，“拿起筆來也能寫作，是個文武全才的人”，辦事又“謹慎”，是“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無一人如他者”。可惜曹J在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死了，康熙帝憐憫曹寅兩世孤孀無人奉養，下令把曹宣的兒子曹\過繼給曹寅為子，并担任他的職務。曹\原受曹寅撫養和器重，他的為人，據唐開陶編纂的《上元縣志・曹璽傳》講：“好古嗜學，紹聞衣德，識者以為曹氏世有其人云。”看來他是忠厚老實的有點學問的人，但是他辦事和應變的能力不足。自曹寅以來欠下的官帑虧空，多年沒有彌補，他在辦理織造事務上又常常出現差錯，雍正帝清厘錢糧，就以他“行為不端，織造款項虧空甚多”為名，于雍正五年底下令抄了他的家，罷了他的官。曹家于是離開任所，回到北京。曹璽祖孫三代四人出任江寧織造，前后六十余年，成為織造世家，離開江南后，家業凋零，一蹶不振。
　　曹雪芹是曹J之子，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夏天出生在江寧織造署，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除夕死于北京，享年四十八歲。
　　曹雪芹，名，此為父輩所取譜名，賦予感戴皇恩或天恩祖德之意，字芹圃，表示游灃水，得功名的愿望。另一號夢阮，阮即指阮籍，表示自己思想性格上與之有相通處。雪芹是又一個號，又自署芹溪居士，這同佛教有一定關聯。
　　曹雪芹與敦誠、敦敏兄弟交誼篤厚，敦氏弟兄是努爾哈赤之子英親王阿濟格的后裔。雪芹經常與他們交游，互相唱和。曹雪芹逝世后，他們經常以詩文悼念。曹雪芹的另一友人張宜泉，也是旗人，孤苦貧寒，在北京西郊教村學，曹雪芹晚年與之過從甚密。總的來說，曹雪芹與之相交的朋友大多是生活不得意之人。
　　曹雪芹的最后十年，是在北京西郊的山村度過的。張宜泉的《題曹芹溪居士》七言律云：“愛將筆墨逞風流，廬結西郊別樣幽。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說明雪芹的住處有山有水，有花木，有飛禽，自然環境很好。但是這個地方偏僻，房舍簡陋，張宜泉賦予它詩情畫意，不過是友人勸慰感情的流露。曹雪芹的居處坐落在什么地方，有人說是今日香山南邊正白旗村三十九號住宅，有人說在香山北邊白家疃村。
　　清人裕瑞在《棗窗閑筆》中說曹雪芹“身胖頭廣而色黑”。這是我們所知唯一的說明雪芹相貌體型的資料。
　　張宜泉在《傷芹溪居士》詩的小序中說曹雪芹善常詩畫，這是知交之論。曹雪芹的詩意境高超，氣勢磅礴，韻律嚴整。敦誠在《佩刀質酒歌》里給予熱情的稱贊：“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影交寒光”。他還把雪芹與唐代大詩人李賀相提并論。雪芹善于作詩，但不輕易吟哦，至今留下來的，除了《紅樓夢》中的詩句，就只有為敦誠著的《白香山琵琶行》傳奇所作題跋詩的最后兩句：“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曹雪芹具有卓越的繪畫藝能，從《紅樓夢》中薛寶釵論作畫的有關敘述就可知一二。他可能拿繪畫為職業。張宜泉《題曹芹溪居士》中云：“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用李白被唐玄宗召為翰林而得意一時，閻立本為唐太宗大宴功臣的場面作畫而身不能與宴感到恥辱兩個典故。由此可以推想，曹雪芹可能應召到內廷畫苑作畫工，因受侮辱而離去。
　　曹雪芹缺乏經濟來源，生活過得相當清苦，常常靠賒欠度日，所謂“舉家食粥酒常賒”。為了生存，有時就得賣畫了，敦敏的“賣畫錢來付酒家”的詩句應是寫實的。貧困不已，曹雪芹可能向闊親戚請求過幫助，所以敦誠才對他講：“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看來曹雪芹投親遇到羞辱，知道了人世冷暖，增加了對丑惡社會的厭惡。
　　曹雪芹或許在右翼宗學當過差。敦誠贈他的詩有“當年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的句子，他們交往是在“虎門”，這里指學校，敦誠弟兄上過右翼宗學，因之推測曹雪芹到那里做過事。
　　曹雪芹的家庭人口很簡單，前妻去世后，又續弦娶婦，還在人家處于“新婦”時期，他就辭世了。曹雪芹晚年有一嬌兒，不幸殤逝，使他身心遭到沉重打擊，釀成疾病，又無力醫治，就在兒子死后幾個月離開了人世。
創作紅樓 高鶚續修
　　《紅樓夢》是我國封建晚期出現的偉大的文學作品，曹雪芹用小說的體裁，以賈寶玉、林黛玉這兩位青年的愛情悲劇為主線，描寫了當時社會的動蕩以及有關各階層人的生活。這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在藝術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全書一百二十回，其中后四十回由高鶚續補。
　　《紅樓夢》的創作，甲戌本《紅樓夢》的凡例有詩評說：“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又《紅樓夢》各種本子的第一回都有關于成書情況的下引文字：“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這說明曹雪芹用了至少十年的功夫，反復修改，成就他的著述。
　　乾隆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曹雪芹基本上把《紅樓夢》寫成了。但曹雪芹沒有把紅樓夢寫完。今天所見的一百二十回本，只有前八十回是他撰著的，后四十回是高鶚續寫的。雪芹原計劃寫作多少回，八十回后寫沒有寫，寫了多少？對這些問題，脂批作了局部的說明。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前批說《紅樓夢》“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余”，人們以此推算，曹雪芹計劃中的《紅樓夢》應是一百一十回。
　　曹雪芹在世時，只有《紅樓夢》的稿本和脂硯齋等批語的抄本，也可能有他人的抄本，但一定極少，而且都沒有刻印。后來據脂批本抄寫的本子很多，這可以說是脂本系統的《紅樓夢》。曹雪芹去世二十多年后，出現了程偉元的棗梨本，后來它也有多種本子，可稱為程本系統。此外，有近年出版的綜合脂本、程本的校注本。
　　高鶚，字蘭墅，漢軍旗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舉人，六十年（1795）進士，入翰林院，官侍讀。在中舉后，與程偉元合作，續成后四十回。現在學術界爭論的是續書的價值問題：
　　第一，續書基本上完成了《紅樓夢》故事的悲劇結局，在寫悲劇這基本點上符合原作精神。
　　第二，續書反映的社會生活面相當廣闊，給讀者以有益的成分。
　　第三，續書在藝術性上雖然在主要方面不及原著，這是同曹雪芹這樣藝術大師的手筆比較而言，但其本身還是不錯的。后四十回寫賈府敗落，大故迭起，扣人心弦。寶釵婚黛玉死的藝術表現不可多得，雖則對賈母刻薄行事的描寫過于顯露，不似曹雪芹的含蓄，其實曹雪芹寫賈母縱容鳳姐等作惡，都是批評賈母的，評論者若說高鶚這樣寫，如何要不得，則是過刻之論了。
　　第四，續書思想性與原作差別很大。高鶚把前八十回中猛烈抨擊社會黑暗和儒家倫理的內容修改得緩和了，或者刪去了。續書又來個“蘭桂齊芳”、“家道復初”的光明尾巴，改變主人公賈寶黛的某些形象，有損于原著的光輝。
　　曹著不可沒有續書，全面權衡高書，尚堪作配，雖然遠不盡如人意。它使《紅樓夢》成為完整著作，讀者能得到可以接受的全書，除非有比它成功的續作來取代它，否則它是不可能消失于《紅樓夢》之中的。
借書諷今 反抗意識
　　曹雪芹在開篇楔子說他的書“將真事隱去”，又說“不干涉時世”。我們看《紅樓夢》的故事，感到與作者的家世有一些吻合。當然，這不是曹氏家史，也不是作者自傳。作者與這一部分家事，是要說明以下問題。
第一，作者要暴露雍正朝的抄家風。雪芹寫甄士隱的敗落，據脂批，是要反映曹家被禍的。第一回寫葫蘆廟失火，殃及鄰里甄士隱家，“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這里有一條脂批：“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
　　第二，作者認為曹家遭殃是失去靠山，是雍正帝代替康熙帝的緣故。 《紅樓夢》有這樣的社會意義：反映了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部分政治史，即不同皇帝對政事處理不同，雍正帝上臺，改變其父寬仁政治，實行嚴厲政策，掀起抄家風，實現統治階級內部改組，政局變化較大。至于曹雪芹采用“將真事隱去”的寫法，應是當時文字獄猖獗的曲折反映，作者被迫不敢直寫。
　　魯迅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真事隱去并不表現《紅樓夢》的主要意義，打破傳統的思想的內容更豐富，更有意義，它對封建制度、社會現實作了大量的暴露和抨擊。如果說《儒林外史》主要是揭露封建科舉制度的腐朽，《紅樓夢》則在更為廣闊的領域內反映了反封建主義的進步意識，這就是： 一、揭露君權的罪惡。皇帝的一言一行，主宰著臣民的禍福。元妃歸省是皇帝格外開恩的天大喜事，然而曹雪芹寫骨肉相見的情景：
　　賈妃滿眼垂淚，方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里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對泣。……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倒哭起來。一回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來！”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
　　幾個小時過后，到了元妃回宮時刻：元妃總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第17―18回）
　　難得的一見，竟是如此悲戚，因為有“皇家規矩”管著他。把皇宮比作監牢，不能不認為曹雪芹具有非凡的勇氣。
　　二、暴露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曹雪芹寫薛蟠打死馮淵揚長而去，鳳姐水月庵謀財害命，賈赦害得石呆子家破人亡。他們之所以能肆無忌憚地作惡，是因有官僚的幫助和庇護，這種關系，曹雪芹把它用“護官符”表述得最準確，他借用門子的嘴說道：
　　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姓名，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 做官的不過是“國賊祿鬼”，是為富貴人家效勞的，哪管平民百姓的死活。曹雪芹用幾條人命的血淋淋的情節，揭露了以皇帝為頭子的封建國家的殘暴和政治的黑暗，表明封建國家機器和官僚制度是萬惡之源，是社會機體的毒瘤。
　　三、披露封建倫理道德的腐朽、虛偽。曹雪芹一面寫賈府是“詩禮簪纓之族”，一面寫家庭內部的骯臟丑事，看除夕祭宗祠是何等莊嚴，可是內里如同尤氏所說：“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作出來的事都夠使的了。”（第75回）老奴焦大恨主子不爭氣，罵道：“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爺去。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牲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第7回）主人的性生活糜爛得很，不但不顧廉恥，國法家法也不管，賈璉偷娶尤二姐就是在國孝家孝期間干出的。曹雪芹以藝術筆調，暴露了封建社會上層倫理道德的喪失殆盡，從而使我們認識到封建統治階級的墮落及其仁義忠孝道德的欺騙性。
　　四、抨擊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惡。曹雪芹寫了許多婚姻悲劇，有的是聽從家長的安排，如迎春由父親做主嫁給孫紹祖，被折磨而死，沒有好結果。有奴隸和平民爭取婚姻自主，如司棋、潘又安、尤三姐，都被迫害致死。曹雪芹最著力寫的是寶黛戀愛，在第五回《枉凝眉》一曲中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
　　“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這兩個戀人被活活拆散，一個死，一個被迫同寶釵結婚。但寶釵也沒有得到幸福，正像她破的竹夫人謎一樣，冷守空房。無論是叛逆者、順從者，都沒有好的歸宿，這是因有封建的婚姻制度在主宰青年男女的命運。曹雪芹以那些婚姻悲劇，有力地控訴了封建婚姻制度戕害青年的吃人的本質，揭露封建統治者“以理殺人”的殘暴。
　　五、揭露封建教育制度的腐敗。賈氏宗學的烏七八糟，哪里是教育人才的場所！賈政要求寶玉學習的，不過是讀儒家圣賢之書，樹立忠孝思想，學會時文八股，以便中試做官。寶玉對要他學習的教課書深惡痛絕，每每說除“四書”之外，都是前人“混編纂出來的”（第19回），不值得學。寶玉，“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第36回），這不就是把講解官方哲學的書籍拋棄了嗎！寶玉不愿意作八股文，指責它是“餌名釣祿之階”（第73回）。曹雪芹通過寶玉的這些言行，嘲笑了科舉教育制度和入仕制度。
　　六、痛恨理學。曹雪芹在書中對理學創始人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作了諷刺，他寫大觀園主人公作詩詞，理學的信奉者寶釵要給大家出《詠<太極圖>》的詩題。“詩言志”，寶釵分明要藉此闡揚理學思想，可是薛寶琴說這個題沒有意思，“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第52回），打消了寶釵的主意。在這里，雪芹把理學大師的著述貶為枯燥乏味的東西，表現了對理學厭惡的態度。前述他寫寶玉燒書，其實就是指性理之書，由此可見曹雪芹對理學的深惡痛絕。
　　七、揭露封建等級制度的罪惡。曹雪芹對處于封建等級制的最低層的奴仆的生活和斗爭給予很大的注意。他筆下的奴隸，從來源講就有世仆及其家生子女，有采買的，有贈送的；從地位講，有家中出了知縣的奴才總管，有大丫頭、奶嫗，有三等仆婦及小丫頭，三六九等，行次分明；從政治態度講，有焦大式的忠實奴才，有興兒式的玩世不恭者，有齡官式的認識到賈府是樊籠、自身是小鳥的有所覺醒的丫頭，有晴雯、鴛鴦式的反抗者。主仆的“名分”分明，奴仆只能被奴役，被凌辱，被出賣，這是奴仆制度決定的。曹雪芹寫賈府主仆的沖突，實質上反映了封建社會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間的斗爭。
　　八、提供社會生活內容。曹雪芹對人們生活方式、生活資料的描寫，在許多方面是相當細膩的、真實的。他寫人們的衣服，不同身份、性別、年齡都不一樣。王夫人罵晴雯：“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妝扮！”（第74回）穿著打扮反映人的身份。食的方面，曹雪芹比衣寫的要細致，家常飯食，宴席食物，乃至各種吃食，如茄、蓮葉湯，真是眾人聞所未聞的稀罕食品。住，一個大觀園，寫出園林之盛。住所也有嚴格區分，有寧榮二公府，有宗族一般成員居住區，還有下人住宅區。主人住的地方，有的奴才到得了，有的奴才去不得，等級分明得很。曹雪芹把故事情節與時序變化結合起來，寫了一些時令風俗，如除夕祭祖，元宵節猜燈謎，春天放風箏，中秋節賞月。還有家庭成員的喜慶日，如過生日，有小生日，也有整壽，過法也不同。賈母生日，親朋祝壽；賈政的生日，合族慶祝；寶釵的生日，賈母出錢給她過；鳳姐的生日，眾人湊分子過；寶玉的生日，小女奴婢們偷著湊熱鬧。娛樂花樣就多了，有唱戲的，打十番的，說書的；有打秋千的，有劃船的；有玩鳥的；有擺弄各地土特產小玩意的。賭博的名堂也多，有打紙牌的，有擲骰子的，有抹骨牌的。人情往來的送禮，有種種情形：長輩給晚輩的，不掙錢人相互間的，親友之間的，禮品反映人們間親疏厚薄的關系。喪葬儀式，隨死者的地位而定，皇妃的，家長的，正妻的，側室的，殉葬的，婢女的，各不一樣。《紅樓夢》中種種生活細節的描寫，反映封建的等級制度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反映人們物質生活的水平，反映人們的精神生活和情趣，反映人們的風俗習慣，是十八世紀中國上層家庭生活方式的寫照。
　　九、點到了農民與地主及其政府的矛盾。農民與地主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曹雪芹一開筆就寫到了――甄士隱的家鄉“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次后寫了寧國府對農莊勞動者的剝削及地租在寧府開支中的地位。但是曹雪芹對主佃關系著墨不多，沒有進一步揭示他們間的矛盾斗爭。不過作家注意到這個問題，并且深知它對社會生活的影響。
　　綜上所述，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用藝術的手法，反映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主要特征：以皇帝為頭子的封建國家，實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進行殘暴的統治，官吏營私舞弊，為少數富貴者服務；官方哲學儒家學說、程朱理學嚴密控制人們的思想，致使“以理殺人”比“以法殺人”還要殘酷；國家的科舉制度和民間的義學，都很腐敗，窒息人才的生長；包辦的門第的婚姻制度，制約著青年男女，是他們婚姻自主的最大障礙，造成無數青年人的不幸；封建統治者窮奢極欲，道德淪喪；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壓迫，激起被統治的農民、奴仆的反抗等等。曹雪芹形象地告訴人們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和統治階級的罪惡，統治階級在精神上已經萎糜到什么程度，在力量上已經消耗到何等地步，它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曹雪芹對這種現實極其不滿，作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他痛恨某些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和殘暴的統治者，繼承了我國古代長期存在的民主性思想，從而寫出封建社會的悲劇。
　　然而曹雪芹不只是用古代民主思想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他還用超越前人的思想進行創作，這就是：
　　一、同情女子，反對男子壓迫女子的思想。曹雪芹在書中寫的青年女子，或美麗天真，或聰明能干，對她們或者盡情謳歌，或者褒貶相當，比對男子的描寫好得多，特別寫寶玉尊重婦女，寶玉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2回）女子好是因為她們是潔凈的，勢利觀念少，不像男子那樣為權利而害人。
　　二、主張建立在具有新的思想成分基礎上的愛情的觀點。曹雪芹寫寶黛戀愛，不同于前人的文藝作品的男女之愛，即郎才女貌、一見鐘情式的愛。那些作品也有歌頌青年男女爭取婚姻自主斗爭的，但歸結為男子出仕、女子誥封，這就大大減弱思想光彩，而寶黛戀愛突破了這種模式。曹雪芹寫寶玉討厭講仕途經濟的話，黛玉十分理解他，支持他，“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第36回），寶玉因而把她認為知己，稱贊地說：“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曾？她若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她生分了。”（第32回）他們有共同思想，即不追逐功名富貴。正是這個思想把他們聯結在一起，并達到生死不渝的程度。曹雪芹對寶黛愛情的歌頌，反映出他對以思想因素為基礎的戀愛的贊美。他提出這樣的戀愛觀，是前輩文藝家、思想家所沒有的。 三、同情奴仆，主張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的見解。寶玉是貴族公子，也擺臭少爺架子責罵奴仆，但曹雪芹著重寫的是他同情奴仆的一面。他不講究主仆名分，常與僮兒“沒上沒下，大家亂玩一陣”，奴仆“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有人怕他”（第66回）。他對奴仆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藕官違禁在大觀園內燒紙錢，彩云偷竊玫瑰露，寶玉怕她們受懲罚，主動為她們遮飾和承担責任。更有甚者，寶玉常說，他屋里的丫頭，無論是家生的，外買的，都要讓王夫人“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 曹雪芹在書中表現了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對一些新因素的憧憬，但對封建制度并不是決裂的態度。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是不滿現狀、想要改革而又無能為力的人，作者給他八個字定性：“無材補天，幻形入世。”給他的偈語是：“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第1回）脂批在那個偈語和八字旁邊寫道：書之本旨。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慚愧之言，嗚咽如聞。
　　告訴讀者，曹雪芹也是要補天的，并以無能補天為恨。作者的思想融注在他的藝術形象里了，我們可以認為，《紅樓夢》流露了曹雪芹的無才補天思想。曹雪芹對封建的黑暗統治不滿，但對封建制度還持保留態度，并不否定君權和親權；他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但對人民試圖用暴力手段改變自己的處境，則又持反對態度，故而令寶玉寫出謳歌地主階級反對農民起義的《O詞》。他對平等的向往，非常朦朧，即遠未形成新的世界觀，也就是找不到新的出路。因此我們說曹雪芹看到封建社會的弊病，但還不想同它決裂，希望它能好起來。他是要給這個社會補臺，而不是拆臺，但是他又沒有能力補臺，并且這個臺也不是能夠補的，所以就有無才補天的懊惱。
　　《紅樓夢》中還有著歷史循環論、宿命論、色空觀念等唯心主義觀念。如《好了歌》和《注》是宣揚出世觀念的，曹雪芹最終讓寶玉出家，反映他也或多或少地具有出世思想。曹雪芹不滿現狀，尋找出路，沒有找到，有時不得不寄托于佛老，冒出出世思想。
　　歸結起來，在《紅樓夢》里，曹雪芹描繪了一幅中國封建制度期社會生活的畫面，揭露和批評了封建主義。

網載 2013-09-10 21: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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