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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約前325-前238）名況，時人尊而號為“卿”，故又稱荀卿，漢代避宣帝諱而改稱孫卿，戰國末期趙國（今山西南部）人，先秦著名思想家。

    荀子早年游學于齊，因學問博大，“最為老師”，曾三次担任當時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之長）。約公元前264年，應秦昭王聘，西游入秦，稱秦國“百姓樸”、“百吏肅然”而近“治之至也”。后曾返回趙國，與臨武君義兵于趙孝成王前，以為“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 （《荀子・議兵》）。后來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為蘭陵（今山東蒼水縣蘭陵鎮）令。晚年從事教學和著述。

    荀子博學深思，其思想學說以儒家為本，兼采道、法、名、墨諸家之長。他以孔子、仲弓的繼承者自居，維護儒家的傳統，痛斥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為“賤儒”，對子思、孟子一派批評甚烈。其對孔子思想有所損益，政治思想中突出強調了孔子的“禮學”，頗有向法家轉變的趨勢，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門下，并非完全偶然。

    由于荀子處在戰國末期的時代，諸子各派的思想學說均已出現，這使得他不僅能采納諸子思想，又可以進行批判和比較，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豐富。可以說，宇宙論、人性論、道德觀知識論、教育觀、文學、政治學、經濟學、邏輯學等各個方面，荀子都有很大的建樹。

    一、天道觀：荀子認為，“天”就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隨旋，日月 遞，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是之謂天” （《荀子・天論》）。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 （《荀子・天論》）。從承認自然界的客觀性、規律性出發，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觀點，“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荀子・天論》）。在主張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荀子進一步提出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發行、征服自然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頒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荀子・天論》）。荀子的這一系列富于唯物論性質的思想，在先秦諸子關于天道觀的爭辯中，獨樹一幟，它高揚了理性的精神，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二、認識論：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荀子・解蔽》)，即認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過人的形體機能而進行。認識的過程是通過“天官”（感官）接觸外界事物，再由“天君”（思維器官）進行理性的加工（“征知”），即主客體相結合。“心”（思維）是認識的重要階段，“也心，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認為，認識的片面性和主觀性是一大“蔽”，“蔽”的形式很多，有：“欲為蔽，惡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 （《荀子・解蔽》）要解蔽就須“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之謂虛” （《荀子・解蔽》）。如做到了“虛壹而靜”，也就可以達到“大清明”。在“知”與“行”的關系上，荀子以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 （《荀子・儒效》）。   在“名”與“實”的關系上，荀子強調“實”是“名”的客觀基礎，提出了“制名以指實” （《荀子・正名》）的觀點。

    三、人性論：在人性論方面，荀子提出了與孟子“性善”論截然相反的“性惡”論的觀點。他認為，人性是與生俱來的、質樸的一種自然屬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 （《荀子・性惡》），表現為“鎧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 （《荀子・性惡》），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荀子・性惡》）。而人性的“善”則是后天人為（即“偽”）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荀子・性惡》）。“善”是后天環境和教化學習的結果，“禮義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謂之偽” （《荀子・性惡》）。先天賦予的“性”和后天學事的“偽”是一對矛盾，要解決矛盾通過“化性起偽”，就是通過學、事而改變“性”。“性”和“偽”是對立統一的，“無性則偽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只有做到“性偽合，然后圣人之名一” （《荀子・禮論》）。荀子的“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有極大的區別，但就通過所謂的“圣王之教”來教育感化民眾這一目的而言，他們又是一致的。

    四、禮論：“禮”的思想是荀子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觀念。荀子提出，   “禮”是“先王”為了調節人們的欲望、避免戰亂而制定出來的“度量分界”，“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荀子・禮論》）荀子認為，“禮”的內容雖包含“事生”、“送死”、“祭祀”、“師旅”等等，實質不外乎“養”（“養人之欲”）和“制”（“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強調，“禮”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和治國的根本，即“人道之極”，同時也是至高無上、永恒存在的最高原則，“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飾，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 （《荀子・禮論》）

    五、教育觀：荀子重視教育和學習的功能，這實際是他“天人相分”天道觀及“化性起偽”人性論的邏輯延伸。他認為，學習對人是至關重要的，“學不能已”，“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荀子・勸學》）。教育決定了人后天的成長，“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荀子・勸學》）。他指出，知識和德性修養是通過積累而成的，“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 （《荀子・勸學》）。荀子認為學無止境、后來者居上，“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為之，而寒于水”，并強調“學”的目的就在于“為”，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荀子・勸學》）。

    荀子一向被認為是儒家經學早期傳授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兼通諸經，應劭《風俗通》螳臂當車謂：“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清儒汪中著有《荀卿子通論》，認為“荀卿之學，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諸經”，并對荀子的“傳經”作了詳細考證，為經學史研究的學者所基本同意。荀子是先秦非常重要的儒學家、大學者，在中國封建社會前期，其地位比較高，但自宋代以后，理學家往往抬高孟子而貶抑荀子，將他從儒家“道統”中排除出來。但荀子的思想學說還是具有頗為深廣的影響，如張衡、王充、柳宗元、王夫之、戴震以及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響。

網載 2013-09-10 21:2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