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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帶領中華民族開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現代化不僅成為改革開放的主旋律，而且其自身的模式也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轉換。20年后的今天，在改革開放已經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一種嶄新的現代化模式也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就是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伊始就已指出的“中國式的現代化”。（注：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提法是在1979年3月30 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3、第179頁。）它是鄧小平現代化理論的核心內容。
　　　　　　一、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提出
　　所謂現代化，指的是在科學和技術革命影響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以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為主要標志，涉及政治、文化、社會組織等各個方面的變化，是一場全面的社會變革。現代化發軔于西歐，并逐漸向全球擴散，但它并不等同于“西化”或“歐化”。各個國家在其固有的傳統體系和文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所面臨的問題和所要完成的任務也各不相同，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現代化模式。
　　中國共產黨對現代化的探索由來已久。早在建國前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向全黨提出了引導我國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逐步向著現代化、集體化的方向發展，“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性任務。（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2、1437頁。）50年代初期，黨中央把現代化建設作為工作的中心和指導方針。1954年，周恩來同志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和現代化的國防工業”這四個現代化建設的任務。1963年9月， 黨的中央工作會議第一次明確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戰略任務的要求，即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正式提出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四化進軍的號召。
　　為了實現上述現代化的目標，大體上說，從1949—1956年，中國一方面借鑒蘇聯的模式和具體做法，另一方面也沿襲我國的歷史傳統和革命戰爭年代的經驗，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通過內部積累，推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高速工業化戰略，并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以后，毛澤東試圖突破蘇聯模式探索中國式的發展道路，但事實上是在略加修補蘇聯模式的框架內從趕超戰略轉向超前發展戰略，特點是強調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唯一動力，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存在，不斷用群眾動員的政治手段來推動經濟發展；強調中國要自成體系地發展，搞工農兵學商為一體的人民公社，忽視世界發展與中國發展的聯系。 （注：參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續篇》，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頁。）“共產風”、 “浮夸風”和大躍進的失敗實際上意味著這種發展戰略的失敗。1961—1965年，我國調整戰略，開始降低增長速度，然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在發展全局上背離了現代化的方向。到1978年，我國雖然基本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和比較完整的大工業體系，工業與農業產值之比由1952年的43.1∶56.9轉變為75.2∶24.8，（注：數據引自錢抵千主編《鄧小平思想研究》第二卷，國防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頁。）初步實現了工業化，然而，以現代化的標準衡量，我國尚未脫離落后農業國的狀況。而且，蘇聯模式的許多內在缺陷日益暴露出來，政企不分，排斥市場，效率低下，重、輕、農比例失調，忽視技術進步和改造，整個國民經濟技術水平很低，重視生產和建設，忽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問題，已經成為這種發展模式的“瓶頸”，加上“文革”的破壞，中國的現代化實際上已經陷入停頓。
　　與此同時，在新技術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世界上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韓國、新加坡、臺灣和香港迅速崛起，成為令世人矚目的“四小龍”；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和鄰近的日本經過新技術革命的洗禮，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拉大。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普遍陷入低谷，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僅沒有發揮出來，傳統體制的一些局限性卻暴露無遺。
　　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要求我們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左的錯誤，確定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的方針，實現現代化再次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當務之急。鄧小平特別強調了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他說：“我們當前及今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什么？一句話，就是搞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國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搞好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2—163頁。）那么，怎樣進行現代化建設呢？是沿襲既有的發展模式，還是調整路線、方針、政策，改革傳統體制中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方方面面，開辟出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呢？答案顯然是后者，那就是“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3頁。）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三重內涵
　　什么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按照鄧小平自己的解釋，就是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是鄧小平總結國際、國內現代化建設的經驗教訓，根據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作出的科學界定。具體地說，中國式的現代化至少應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中國式的現代化與其他國家的現代化一樣，首先是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軌。它要求“把社會主義經濟全面地轉移到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來”，（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50頁。 ）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須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于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35頁。）鄧小平早就指出， 中國的現代化所涉及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增長和物質技術的進步，它指向社會的各個層面：“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都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50頁。 ）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此作了詳盡的闡述：“我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四個主要方面，并不是說現代化事業只以這四個方面的內容為限。我們要在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學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風尚，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精神文明。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234頁。）因此，雖然鄧小平有時還沿用四個現代化的提法來指代中國式的現代化，但已經賦予了它現代化所應包含的全部內容，而不僅僅指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這“四化”，糾正了我們從前對現代化的片面理解。
　　中國式的現代化又是一種后發的現代化。西歐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早在18世紀就已開始，中國人開始探索現代化之路卻是在200年后， 而真正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進行現代化建設，已經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其間我們又走了十多年彎路，直到三中全會后，才重新把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作為一個后發的國家，我們面臨著“先行”國家的壓力，面臨著尖銳的國際競爭環境，現代化關系到我們的“球籍”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指出：“能否實現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2頁。 ）“沒有四個現代化，中國在世界上就沒有應有的地位。”（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7頁。）我們只有加速發展，才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面貌和取得應有的國際地位。黨的十三大明確地把這一任務概括為：“我們必須經濟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因此，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一個擺脫自己在世界體系中不利的政治、經濟地位，縮小與先進國家的發展差距的過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我們又必須借鑒現代化的先進國家的經驗，利用國際國內的各種有利條件，以此來追趕世界現代化的潮流。鄧小平指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133頁。）“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式。”（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3頁。）從這個意義上說， 中國式的現代化又是一個對外開放、吸收世界現代化國家的先進經驗的過程。
　　中國式的現代化，其實質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實現現代化。現代化雖然有多種模式，但從本質上說，不外乎資本主義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兩種。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8頁。 ）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本質。歷史早已證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同樣，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鄧小平指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落后的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207頁。）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相比，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殊之處在于，“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8頁。）社會主義堅持社會公正、共同富裕， 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實現現代化，不僅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而且能夠發揮人們的能動性，集中優勢，比資本主義更快、更合理地邁向現代化。
　　這三重規定性大致揭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內涵，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它的幾個特點：第一，強調多層面性。50年代初我們提出的現代化綱領——“四個現代化”，選擇的發展目標全部是經濟的，而不重視現代化應有的政治與文化方面的內涵。中國式的現代化不僅強調經濟增長，同時注意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同步發展。第二，強調發展。鄧小平把經濟的發展放在現代化建設各項工作的首要地位。1992年初，他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論斷，提出無論是穩定，還是改革，都要落腳到發展。第三是強調速度。由于中國是后發國家，沒有一定的發展速度，趕不上世界現代化的潮流；國內外的條件又有利于中國以較快的速度進行現代化，因此要抓住時機，加快發展。應該說，中國式現代化的這種內容和特點，既體現了當今世界現代化潮流的要求，又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的科學界定。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
　　對于一個現代化的后發國家而言，現代化的進程又是一個自發的、預期的過程。各個國家進行現代化，都有其追求的目標。中國式的現代化所追求的不僅僅是現代化所代表的現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它還包括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終目標。
　　中國式的現代化，既以世界現代化的一般規律為指導，又要體現社會主義的特殊本質。我們進行的現代化在物質、技術上以西方先進國家為樣板，但最終目的卻與之截然不同。鄧小平指出：“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3頁。）“我們干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 但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4頁。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規定性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的目標不同于資本主義現代化，它以共同富裕作為最終目標。鄧小平指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實現共同富裕，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終目的，也正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超越。
　　為了實現現代化的最終目標，鄧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到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這是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目標。
　　鄧小平現代化戰略目標的確立經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79年底到1983年底，主要是確立到本世紀末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的戰略目標和分前后十年兩步走的戰略部署。1979年12月鄧小平在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會談時首次提出這一目標。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闡述了這個20年的新戰略目標。后來，鄧小平對這一戰略目標作出了明確的界定：所謂小康，就是“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800美元”；（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7頁。）“二十年是從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紀末，大體分兩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礎，后十年高速度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72頁。）第二個時期是從1985年5月到1987年4月，主要是確立現代化的長期目標和部署。鄧小平經過深入的思考，決定把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間從“本世紀末”推遲到“下一世紀中葉”，并提出了分三個階段實施的新構想。1986年底，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正式提出了下世紀中葉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四千美元”的指標。（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進一步指出：在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經過五十年，再翻兩番，達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中國是一個發達國家了。”（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54頁。）1987年4月30日， 鄧小平在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格拉時，全面闡述了“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他指出：“從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將近九年時間，算是第一步。第二步原定的目標，是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在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第三步是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目標大體定在人均四千美元。”（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9頁。）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到這時實際上已經確立。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以黨的文件的形式對之加以闡述，使之成為全黨奮斗的戰略目標和部署。
　　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時間界定為“再過五十年”，數量指標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4000美元”，現代化程度定性為“中等發達的國家”，從中可以看出它的核心——強國利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分別論述了從溫飽、小康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三部曲”中實現每一步的意義。解決溫飽使人民得到實惠，社會得到安定，現代化建設將得以順利起步；到2000年實現小康能使中華民族擺脫貧困，物質生產水平進一步提高，人的精神面貌發生更大的變化，文化水平大大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將大大增強；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則意味著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富強起來，更好地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一戰略目標與黨和國家在50年代、1964年和1978年提出的三個戰略目標（注：這三個戰略目標分別是：1956年黨的八大提出“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1957年毛澤東提出中國要在鋼鐵和其他主要產品方面15年趕上英國，后來又進一步提出要在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超過英國。1965年，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到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1978年，五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到2000年，全面實現四化，糧食產量達到13500億斤到15000億斤，鋼產量達到13000萬噸到15000萬噸，實現主要產品和生產工藝的現代化，各項指標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相比，有明顯的不同之處。首先，它以國民生產總值這一綜合性指標，不是以某幾種主要產品的產量作為衡量現代化水平的尺度。其次，以國民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現代化水平的指標，決定我們必須既突出戰略重點，又要注意總量平衡和產業結構合理化，使經濟協調發展，而不是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經濟的綜合平衡。同時，它也充分考慮到現代化的困難和艱巨，而不是盲目樂觀，急于求成；兼顧效率與速度，重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片面追求產值、產量的增長。
　　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終目標和當前的戰略目標，既是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科學部署，又指明了它的長遠方向，使現代化成為一幅清晰可見的圖景。
　　　　　　四、中國式現代化的推動力
　　現代化從本質上說其實就是生產力的發展。現代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推動力來源于現代化生產力。那么，怎樣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以實現現代化呢？解決這一問題有兩種辦法，一是按照生產力自身的發展規律，以科技為先導，帶動生產力的發展。因此，鄧小平說：“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0頁。）“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86頁。）1988年，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74頁。）的著名論斷， 明確了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推動力的作用。然而，科學技術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它的發展又受制于生產關系。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存在矛盾時，生產力的發展必須通過生產關系的變革和調整來得以實現。改革，就是現代化的第二個推動力。
　　從現代化本身的定義來說，現代化是一場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的轉變，是社會的各個層面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化形態轉變的一個過程，是社會的一種變遷和革新，改革是其題中應有之意。
　　鄧小平在南方視察時概括指出，改革是中國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0頁。 ）在中國，改革這一推動力對于現代化具有尤其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一方面，對舊體制的改革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了障礙，開辟了道路。建國之初我國建立的體制，是在缺乏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驗的情況下，基本上仿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加上進入社會主義以后20年間“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逐步形成為一種比較適應于高度指令性計劃經濟和頻繁的政治運動，而不適應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調節人民內部利益的體制。正如鄧小平所說：“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是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了僵化，妨礙了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37頁。）所以，必須改革既有的體制， 改變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環節，以推動現代化向前發展。鄧小平指出，要實現現代化，“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后狀態。”（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36頁。）而且，“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37頁。）只有改革， 才能激發起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只有改革，才能掃清阻礙現代化的傳統力量；只有改革，傳統社會才能獲得新生。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通過改革舊體制，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障礙，開辟道路的過程。改革是一場革命，是中國現代化最重要的推動力。另一方面，改革推動了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中國式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但社會主義現代化具體怎樣搞，并沒有現成的路子。因為社會主義本身就處在探索之中。鄧小平說：“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么，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7 頁。）他指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但什么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是在探索之中。”（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7頁。 ）而這種探索最主要的就是通過對舊體制的全面改革，不斷創造出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新形式、新方法、新路子，使社會主義日臻完善。經過多年改革的實踐，鄧小平總結道：“改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更深刻的變化。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42頁。 ）作為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推動力，改革顯然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不可或缺的推動力。
　　以改革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最主要的推動力，既符合現代化本身的要求，又實現了現代化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統一，使社會主義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完善。20年來，黨和政府正是自覺地運用這一推動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日益向著預定的目標邁進。
　　　　　　五、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政府以改革為推動力，開始了全面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回顧這20年現代化建設的歷程，我們大體走過了一條從農村改革開始，逐步轉到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同時進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有序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選擇農村作為突破口，是由于“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翻兩番，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達到”。（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77—78頁。）這不僅有利于當時農村的穩定和社會的穩定，而且為城市改革和現代化大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恰恰符合了世界大多數國家現代化以農業為起點的一般規律。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主要文件《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強調要保護農村各級生產單位的自主權，要發展多種經營，受到農民的歡迎；接著，黨和政府在1979年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后，又對農產品收購價格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同時，部分地區農民自發探索的生產組織形式——包產到戶，即后來所說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在農村不脛而走，扎下深根，振興了整個農業。這樣，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已經不能再適應新的生產經營體制。1982年通過的新《憲法》，改變了農村政社合一的體制，設立鄉政府。實踐證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適應農村經濟活動特點和農村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合作經濟組織形式，是農業現代化賴以實現的組織結構方面的支點，是當前我國農村由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最合適的形式和現實的途徑。隨著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農民的自主性大大增強，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由隱性轉為公開化。鄉鎮企業應運而生，它不僅解決了農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而且解決了農村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問題。我們走出了一條行之有效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與農村改革同步進行的是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一種全方位的開放，不僅對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開放，也向蘇東國家、第三世界國家開放。它拓寬了我國對外經濟活動的領域，有利于促進我國沿海和邊疆各個省份的發展，而且加強了我國在世界戰略格局中的地位。在對外開放的浪潮中，我們興辦了經濟特區，開放了沿海城市，又逐漸開放了內陸城市。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不僅成為我國吸引外資和技術的重要場所，而且它逐漸發展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窗口”，成為對外開放的前哨陣地，在引進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機制的同時，帶來了新的效率和現代化的觀念，促進了中國人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同時，我們制定政策，為外商投資提供優惠條件，創造合理、優越的投資環境，大量、大膽地利用外資，使之為現代化服務。我們還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引進國外人才，利用國外的智力。對外開放使我們學習到國外的一切文明成果，獲得了國外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在經濟上逐漸同世界接軌，它不僅為現代化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而且為現代化提供了一個較高的起點。
　　隨著農村現代化建設的起步，現代化的重點由農村轉移到城市，轉到以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全面改革。80年代，改革主要遵循“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思路，進行了一系列以市場為取向的體制改革，主要是：改革企業經營機制，使之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社會主義企業及各種生產單位具有充分的活力”；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改革國家宏觀調控體制，逐步采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國家宏觀經濟。它有力地推動了現代化第一個戰略目標的提前實現，增強了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1992年黨的十四大后，改革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將80年代區域推進、逐步漸進的方式，轉變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方式，重點進行了四個方面的改革：（1）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2）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 在全國建立統一的市場規范和法制，重點培育和發展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房地產市場和信息市場等；（3）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 為此，實行政企分開，進行了相應的財稅體制、金融體制、投資體制和計劃體制的改革，從根本上改變計劃體制；（4 ）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
　　在經濟改革的浪潮中，政治改革也作為一項重大問題提到現代化建設的日程上來。政治體制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建立民主化與法制化緊密結合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深一層的目的，是要促進與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歸根到底，最根本的目的，是通過政治體制的現代化，實現生產力的現代化。從黨的十三大開始，到十五大，黨中央都對政治體制改革作出重要的部署。在改革中，我們通過擴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設立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加強人大代表的提案與質詢，以及設立縣以上人大常委會等改革措施，加強了人大的權威性；通過實行縣以及縣以下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差額選舉，以及加強對代表的依法監督罷免等工作，改進了選舉制度；通過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調整政府機構，使政府適應市場經濟需要；通過完善退、離休制度和任期制度等，廢除了實際存在的干部職務終身制；通過加強政協參政議政作用和民主黨派建設等工作，改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通過職代會建設，加強工青婦等群眾團體的作用，完善居（村）民自治制度，促進企業民主與社會民主建設；通過大量的立法工作與廣泛的普法教育，加強了法制建設，……總之，政治體制改革使我們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善和民主，更適應于現代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近20年的實踐證明，從農村改革開放并逐漸轉向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改革，實行對外開放，進行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使我們從封閉式的現代化路線向開放式的現代化路線轉變，從計劃經濟逐步轉向市場經濟，從用單純的政治方式推動經濟發展轉向加強經濟手段推動經濟發展，從單一經濟成分轉向多種經濟成分，走上了比較平穩的持續發展道路。而經濟的持續發展又帶動了政治、文化等其他領域的發展變化。中國不僅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而且，找到了適合本國國情的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鄧小平現代化理論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理論，所涉及的內容并不局限于中國的現代化。但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是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對現代化內涵的科學界定，對現代化最終目標的深刻認識和對其戰略目標的合理設計，對現代化推動力的明確把握，以及20年實踐所形成的現代化道路，構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式的現代化。中國式的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迥然不同，又突破了原來蘇聯的模式，它不僅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理論，同時使中國經濟飛速增長，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濟南21～29A3鄧小平理論研究童建挺19991999作者單位：中央編譯局 作者：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濟南21～29A3鄧小平理論研究童建挺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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