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聊聊孫中山北上前后南方的局勢。

孫中山離粵北上后，盤踞東江的陳炯明于1925年1月進犯廣州，廣州大本營也組成了東征聯軍與之對抗。當時，隸屬廣州政府的軍隊雖有幾十萬，但除了蔣介石的黃埔軍和許崇智的粵軍之外，其余軍隊多有省域之別，彼此互不統屬，不聽號令，所以討伐陳炯明的東征聯軍便主要由黃埔軍和粵軍組成。

1925年2月，第一次東征開始，蔣介石率領黃埔軍和粵軍兵分三路，討伐陳炯明。右路軍為許崇智的粵軍和蔣介石的黃埔軍，他們連克強敵，直趨東江門戶淡水；此時，左路楊希閔的滇軍和中路劉震寰的桂軍竟按兵不動，甚至擅自撤兵，使叛軍得以包抄右路軍后路，廣州大本營緊急調兵增援，于3月中旬將叛軍擊敗。4月20日，東征軍進入惠州，陳炯明敗逃香港，第一次東征勝利結束。

東征期間，滇系唐繼堯以為有機可乘，又獲悉孫中山在北京病危，便于1925年2月從云南出兵廣西，并與楊希閔、劉震寰、段祺瑞、陳炯明、鄧本殷等密謀奪取廣東政權。隨后，楊希閔、劉震寰將部隊秘密開回廣州，廣州政府則決定調東征軍回師廣州。5月下旬，東征軍從潮州、梅縣一帶返回；6月初，楊希閔、劉震寰發動叛亂，攻占政府機關；6月5日，代大元帥胡漢民下令免去楊、劉職務，命令各軍全力平叛，任命蔣介石為平叛總指揮。從6月11日開始，蔣介石經兩天激戰，將叛軍鎮壓，收復廣州，楊希閔、劉震寰逃往香港，“楊劉叛亂”被平定。隨后，廣州政府的軍隊繼續進攻廣西，7月初攻入南寧，控制了廣西。

1925年6月15日，中國國民黨決定將1923年2月孫中山所建立的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25日，政府改組宣言發表。1925年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政府實行委員制，最高執行機構是國民政府委員會，共有委員16人，汪兆銘（即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其他15名委員分別是林森、張繼、許崇智（軍事部長）、譚延闿、朱培德、古應芬、伍朝樞、程潛、戴季陶、張靜江、胡漢民（外交部長）、孫科（交通部長）、徐謙（司法部長）、廖仲愷（財政部長）、于右任；其中，汪兆銘、胡漢民、譚延闿、許崇智、林森五人為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另設軍事委員會，蔣介石、汪兆銘、譚延闿為常務委員，汪兆銘為主席。

1925年8月，廣州國民政府取消各地方部隊番號和稱號，將其一律改編為國民革命軍。9月，國民革命軍進行了第二次東征，攻克惠州、汕頭等地，收復東江地區，肅清了陳炯明余部，然后又揮師南下，討伐粵南軍閥鄧本殷。1926年2月，國民革命軍進攻雷州半島，掃平了當地的鄧本殷殘余勢力。至此，廣東省已完全被廣州國民政府所控制。3月，李宗仁將廣西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兩廣實現統一（兩次粵桂戰爭后，桂系陸榮廷勢力衰落，李宗仁等桂系新勢力興起。1924年，李宗仁聯合黃紹竑、白崇禧等部，成立“定桂討賊聯軍”，自任總指揮，同年擊敗陸榮廷，接受孫中山任命，1925年又擊敗沈鴻英，統一廣西，成為國民黨桂系軍閥首腦）。

早在國共合作之初，國民黨改組之前，圍繞著是否聯俄容共的問題，國民黨內部就已經出現了分歧，通常把孫中山、廖仲愷等支持聯俄容共的一派稱為國民黨左派，反對的一派稱為國民黨右派。對國民黨右派來說，和中共合作可以，但必須得讓中共放棄自己的主義，完全同化到國民黨隊伍中來，因此國民黨右派和中共的矛盾不斷，我們前述的發生在1924年的“彈劾案”就是其中一例。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了如何應對國共合作中產生的摩擦和斗爭，提出在以大局為重的前提下，聯合國民黨左派，打擊右派的策略。

對于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之爭，孫中山在世之時尚可以其崇高的威望使其趨于統一，但孫中山去世之后，這種統一和平衡便一步步走向激化。孫中山去世后，很多原本跟隨在他左右的左派人物紛紛倒向右派，使國民黨左派勢力受到重創，國民黨右派對中共的攻擊則進一步升級。孫中山去世后，其麾下“三杰”——胡漢民、汪兆銘、廖仲愷都有資格成為繼承人，這三人中，廖仲愷是左派領袖，胡漢民則屬右派代表，汪兆銘卻態度曖昧，是唯孫中山馬首是瞻的所謂的中間派，因其起草了孫中山遺囑而在政壇上炙手可熱。

這期間，作為國民黨左派旗幟性人物的廖仲愷，與右派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與斗爭，使右派對其恨之入骨，簡直就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1925年8月，廣州已經是滿城風雨的盛傳國民黨右派要狙擊蘇聯顧問鮑羅廷、加倫和汪兆銘、廖仲愷等人于其每日集會之地，但廖仲愷卻毫無懼色，仍孜孜不倦工作，甚至連貼身警衛也沒增加。8月20日上午，廖仲愷攜夫人何香凝乘車前往黨部開會，結果在戒備森嚴的黨部門前遭暗殺身亡。

刺廖案發生后，國民政府組成專門委員會追查兇手和幕后主使，最后查明暗殺乃國民黨右派所為。案件的主要策劃者、出面買兇之人正是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黨朱卓文、梁鴻楷等人，其余參與策劃的也多是胡漢民的老部下，于是，汪兆銘趁機排擠右派胡漢民，以其對刺廖案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為由，將其軟禁，國民黨右派勢力受到嚴重打擊。這樣一來，汪兆銘等于是“漁翁得利”的排除了兩個競爭對手，他不但打擊了右派，而且自己還撿起了左派領袖的大旗。此時，在廣州國民政府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就只剩下了汪兆銘、粵軍首領許崇智和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當初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指派的調查刺廖案的特別委員會就是由這三個人組成的。三人之中，許崇智因其部下涉案，故一開始就處于被動地位；汪兆銘和蔣介石則由于其名字出現在了右派行刺黑名單上而身價大增，并趁機排擠了許崇智的勢力，迫使他離開廣州，還收編了他的軍隊。毫無疑問，汪兆銘和蔣介石是刺廖案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的后起之秀，他在刺廖案后地位直線上升，掌握了國民黨軍權，這是許多人，甚至蔣介石自己都始料不及的。

此后，汪兆銘為繼續排擠國民黨右派、為中共和左派勢力的成長創造有利環境而采納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建議，派胡漢民到蘇聯訪問，派其他右派骨干到各地宣傳。不料，1925年11月23日，被派遣在外宣傳的國民黨右派鄒魯、林森聯絡國民黨內反共人士共12人（其中包括中共沈定一）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孫中山靈前召開非法的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決定分共，并在上海另立中央執行委員會，不久后，滬粵對峙局面形成。1926年3月29日，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決定分共，這一批決議分共的國民黨人被稱為“西山會議派”。

此種局面下，各地中共機關和擁護廣州國民政府的國民黨機關紛紛對“西山會議派”加以抨擊，廣州國民政府也于1926年1月4日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256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代表160人，中間派代表65人，右派代表僅45人。大會通過了對西山會議的彈劾案，將“西山會議派”中央執行委員除名，補選蔣介石、宋子文和孫科等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執行委員總人數增加到36人，其中中共黨員8人，國民黨左派至少11人，其它各部中也有中共骨干十余人。由此可見，“西山會議派”的別樹一幟，客觀上增加了中共在廣州政府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