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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迅速增長，1979-1999年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3060億美元，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10%，占新興國家和地區吸引外資總額的30%（注：經合組織最新研究，新華社2000年10月9日(www.chian.org.cn)。）。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僅次于美國。外資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國民總產出、出口、稅收和社會就業，提高了國民和國內企業的市場競爭意識，推動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但迄今，中國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引進國際先進技術、促進民族工業技術進步和產業成長方面，成效并不顯著。“以市場換技術”戰略實施的結果是中國單方面出讓市場，隨著中國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相對中國民族工業的競爭優勢將更加突出。
　　一、引進外資的背景、過程和狀況
　　七十年代末開始，中國將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由于建設資金和技術引進所需的外匯極度短缺，政府提出在保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引進外資彌補國內資金的不足，增強出口能力，增加國家的外匯收入（注：1976-80年中國外匯儲備分別為美元5.81億、9.52億、1.67億、8.40億和-12.96億（見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資料）。）；同時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補充。這一政策與六十年代末流行于西方國家的關于引進外資的“雙缺口模型”理論恰相吻合。這一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由于儲蓄不足和貿易逆差，必須通過引進外資來解決投資和國際收支平衡問題。
　　為確保引進外資，中國制定了諸多優惠政策，例如對外商作為投資進口的設備減免關稅、對三資企業所得稅實行免二減三，以及提供人員和技術支持等。同時，為防止外資對國內企業構成沖擊、保持對外資的控制，中國又頒布法律和行政法規、限制獨資企業，堅持中方在合資企業里的控股地位，外資企業產品應達到較高的出口比例等。這些政策措施首先吸引了大批從事加工貿易的勞動密集型的港澳臺資本，迅速擴大了國內的就業和國民收入，改善了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緩解了西方國家對華投資以內銷為主而產生的外匯平衡壓力。1992年以前，港澳臺資本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70%左右。
　　來自西方的外商直接投資中，美日兩國占到約20%，產品銷售以中國國內市場為主，以彌補國內短缺。中方堅持在這類合資企業中的控股地位，力圖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日資在西方國家的對華投資中比重最大，投資的領域最廣，但日資企業限制技術轉讓的意圖十分明顯。美資企業由于技術創新能力強，技術轉讓相對積極。為了引進先進技術，1992年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為此修改了《合資企業法》，允許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長。在中美市場準入談判中，中國承諾將大幅度降低關稅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場準入條件的放寬，激發了外商投資中國的熱潮，1992-1997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金額增長了3倍多。這段時期為抑制通貨膨脹，中國實行了財政和貨幣的緊縮政策，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對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見表1）。

表1　1991-1999年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金額單位：億元人民幣）年度　　全國工業總產值　　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　所占比重（％）1991　　　　23135.56　　　　　　1223.32　　　　　　5.291992　　　　29149.25　　　　　　2065.59　　　　　　7.091993　　　　40513.68　　　　　　3704.35　　　　　　9.151994　　　　76867.25　　　　　　8649.39　　　　　　11.261995　　　　91963.28　　　　　　13154.16　　　　　 14.311996　　　　99595.55　　　　　　15077.53　　　　　 15.141997　　　　56149.70　　　　　　10427　　　　　　　18.571998　　　　58195.23　　　　　　14162　　　　　　　　241999　　　　63775.24　　　　　　17696　　　　　　　27.75

　　資料來源：外經貿部網站（1997年后，統計口徑有所調整）附圖
　　泡沫經濟的象征
　　但在過去的20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生產能力的增長遠遠超過最終需求的增長，造成全社會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和產品的嚴重過剩。1997年10月以來，中國經濟開始受到通貨緊縮的困擾，幾乎與此同時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更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困境。1998和1999年來自港澳臺和日本的投資加速下滑，美國和歐盟（歐盟1998年除外）的投資乘勢擴張。但是受危機滯后的作用，1999年外商來華投資比1998下降了11.3%。為阻止經濟下滑，中國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國內投資增加較快，因而外商直接投資占社會總投資比重降至1998年的13.11%和1999年的10.47%。由于社會投資和消費增長乏力，出口因貿易依存度較高深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容易大起大落，政府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但在宏觀決策機制和投資體制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政府投資的效率十分低下，勢必削弱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因此，加入世貿、進一步擴大引資規模，以推動改革（國有部門和官僚體制）開放（保持經濟增長）的深入，似乎是唯一的途徑和邏輯依據。
　　二、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及產業投向
　　按照國際法中的“屬地管轄權”原則，外商投資企業必須登記注冊為東道國的企業法人，接受東道國的行政和法律管轄。一般來說，東道國為了改善產業結構、促進工業布局的合理化，都努力將外資引導到經濟落后的地區或部門。東道國的民族企業因其經營環境深受當地資源條件、生產要素投入、技術水平和消費需求結構的影響，經營目標往往與政府的經濟發展目標趨向一致；而外商投資企業不會自覺服從東道國政府的產業指導和宏觀調控，它執行的是母公司的全球戰略，以實現母公司市場控制和全球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因此經常與東道國的引資意圖南轅北轍。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少發展中國家在開放市場之前，都長期推行過進口代政策，運用政府力量和市場保護扶持了一批產業關聯度高的支柱產業，如中國的汽車工業和電子工業。這些產業往往集中了國內一流的設備和人才，占有的市場份額高，有穩定的利潤以支持擴大再生產，在不具備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之前，并不輕易允許外商直接投資大規模介入。而對這類企業背后的廣闊市場，外商往往抱有極大的投資興趣和熱情（注：但外資并無意于促進中國企業的產業聯動，而是通過垂直分工體系為跨國公司獲取最大的價值增值，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可見本文第三部分之(3)。）。
　　在“趨利”動機的推動下，外商往往優先選擇在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條件好、靠近消費市場和投資收益高的地區進行投資。自1978年以來，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是“先東后西”，讓沿海等基礎條件好的地區享有各種優惠政策，迅速實現經濟增長，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于是東部地區吸引了絕大部分的外來投資。政府寄希望于財富效應的西移，最終促進全國經濟的均衡發展。但地區差距的縮小絕非自動可以實現，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的地區差距，從1983年以來呈現不斷擴大之勢，90年代以后，這一差距更表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無論在人均GDP，還是在人類發展指標上的差距都相當巨大，中國最發達地區和最不發達地區相比，幾乎相當于西方工業化國家和最貧窮國家之間的差距。這種差距的擴大更促使外商投資企業將資金投向收入水平高、消費能力強的東部發達地區（見表2），而基礎條件差、資金嚴重匱乏的西部地區無力改善投資環境，更加難以吸引外資，經濟發展的步伐也就愈加遲緩，從而形成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差上的“馬太效應”。這一巨大的地區差已經并將繼續制約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
　　表2 1999年我國按地區分類的利用外資的情況 （金額單位：億美元）
　　附圖
　　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產業投向上，結構失衡問題比較突出。截至1999年，在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中，工業占到59.56%，房地產公用事業投資占24.44%，而農林牧漁業僅占1.76%，交通運輸及科研、技術服務業合計僅為2.75%。在重點投資的第二產業中，加工工業的數量又占了較大比重。這類企業大多是港澳臺的中小資本，在各種優惠政策的刺激下大量使用國內廉價的土地、勞動力、能源和原材料，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國內能源、原材料供應的緊張。而且，相當一批企業在珠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一帶從事原料藥、化工和塑膠制品的生產，對環境的污染十分嚴重。但這類中小型加工企業主要是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較少參與爭奪國內市場。日資企業和少量歐美資本、以及1992年后大舉進入中國的美國、西歐跨國公司，主要是瞄準了中國國內市場。它們大量投資中國機電、日用化工、輕紡等高利潤的傳統行業，產品銷售額占全國同行業的比重增長迅猛，占領了很大的國內市場，一些外資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已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例如，早在1996年電子及通訊設備類的外資企業銷售收入，已占到全行業的62.3%。
　　1999年外商直接投資首次出現下降，除了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相應于國內的消費結構變化，原先集中在制造業和第三產業的外來投資已接近增長極限，中國利用外資的結構將面臨較大的調整。由于中國制造業的開放程度已經較高，加之1997年以來通貨緊縮的影響，外資對制造業的投資出現下降趨勢，但與高技術相關的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可能有較大的增長，這與外商直接投資的股權結構越來越傾向獨資、以及放棄對其技術轉讓要求和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有著直接的關系。金融、電信等服務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將會隨著市場準入程度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分析
　　1.進出口和國際收支
　　外商投資企業多數從事加工貿易，擁有現成的海外市場營銷網絡，加上中國對其實行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如：所得稅上的優惠、可以保留現匯帳戶、在從事加工貿易時增值稅可以自動抵免，而毋須像一般貿易那樣對出口環節增值稅實現“先征后退”等，這都極大地刺激了外資企業進出口的增長。1996年國有企業一般貿易出口因退稅滯后出現下降時，外資企業的出口則增長了31.2%，確保了全年出口總額的增長。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占全國進出口的比重從1986年的4.04%上升到1992年的26.43%和1999年的50.78。其中出口占全國出口的比重上升到45.47%，進口比重則高達51.83%。
　　外資企業的進出口增加了中國貿易總量，改進了中國出口商品的結構，全國制成品出口比例由1978年的不到5%增長至目前的85%以上。1991-1999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中，工業制成品平均達到90.67%，中國出口商品的整體結構得到優化。但是，外資企業的進出口大多屬加工貿易，1999年外資企業加工貿易額占其全部進出的近70%，“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與中國國內產業關聯度低，中國除了從中獲得少量的工繳費收入，國內產業得不到帶動，因此加工貿易遠不如一般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重大。另外，這類外資企業大多為港澳臺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享受關稅、所得稅和土地使用等優惠，與同類的國內企業相比，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特別是在紡織品等進口國設限的主動配額分配上，由于其出口銷路廣，對國內非外資類企業的出口配額擠占嚴重。

表3　卡萊斯基模型年　　總投資　　年初投資　　年底投資　　利潤匯出　　利潤匯出1　　　111.1　　　111.1　　　116.7　　　　11.1　　　　1002　　　124.14　　 240.8　　　252.8　　　　24.1　　　　1003　　　139.2　　　392.0　　　411.6　　　　39.2　　　　1004　　　156.9　　　568.5　　　596.9　　　　56.9　　　　1005　　　177.4　　　774.3　　　813.0　　　　77.4　　　　1006　　　201.4　　　1010.4　　 1065.1　　　101.4　　　　100累計　 910.1　　　　　　　　　　　　　　 310.1　　　　600

　　說明：(1)總投資與凈投資在第二年起均指新增投資的總、凈額。 (2)次年年初投資＝上一年年底投資＋次年總投資
　　 (3)年底投資＝年初投資×(1+5%)
　　 (4)凈投資＝總投資－年初投資×10%

表4　每年總投資不變情況下凈投資的變化年　　總投資　　年初投資　　年底投資　　利潤匯出　　利潤匯出1　　111.1　　　111.1　　　　116.7　　　　11.1　　　　11.12　　111.1　　　227.8　　　　239.2　　　　22.8　　　　22.83　　111.1　　　350.3　　　　367.8　　　　　35　　　　354　　111.1　　　478.9　　　　502.8　　　　47.9　　　　47.95　　111.1　　　613.9　　　　644.6　　　　61.4　　　　61.46　　111.1　　　755.7　　　　793.5　　　　75.6　　　　75.67　　111.1　　　904.6　　　　949.8　　　　90.5　　　　90.58　　111.1　　　1060.9　　　1113.9　　　　106.1　　　106.19　　111.1　　　1225　　　　1286.3　　　　122.5　　　122.5累計　999.9　　　　　　　　　　　　　　　　572.9　　　572.9

　　1992-1993年因投資過旺、社會總需求急劇膨脹，進口增長迅猛，出現外貿逆差，中國外匯儲備僅維持在200億美元左右。鼓勵出口，增加國家外匯收入成為當時的重要經濟任務。從1991年以來，國家陸續擴大了出口退稅覆蓋的商品范圍，并逐步提高出口退稅率，將出口創匯額列入對各級政府和國有出口企業的業績考核內容。1994年，實行匯率并軌和人民幣貶值，同時執行嚴格的結售匯制度，將企業的外匯所得和結余以自動結匯的方式向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國家財政貨幣的緊縮政策也有效地抑制了進口，其結果是，除了1993年外，中國自1992年以來，出口每年以幾乎兩倍于GDP的速度增長。貿易順差從1994年起開始連年增長，即便是在出口環境十分嚴峻的1998年，仍實現了0.5%的出口增長和436億美元的順差。同期，外資每年的流入額也位居世界前列，資本項目順差不斷擴大，出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現象（注：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同時出現“雙順差”或“雙逆差”的情況是很少見的。外資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外匯供給和本幣升值的壓力，從而產生貿易逆差，經常項目的赤字即由資本項目的順差來彌補。但九十年代以來，大量外資的涌入不僅使中國國際收入平衡表中資本項目順差大幅度提高，還增加了中國的進出口總額。考慮到外商直接投資中的設備進口被計入海關統計（列入經常項目中的“借方”，而在資本項目上記錄為“貸方”—長期資本流入），而實際上毋須為此支付外匯，1998年以前的外商投資企業總體為逆差的情況有所夸大，1998年和1999年外商投資企業實現了貿易順差。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增加了中國的外匯儲備，使其從1992年的194.4億美元迅速增加至2000年的1656億美元。）。出口收匯和以現匯形式流入的外資，均通過銀行結匯渠道進入國家外匯儲備，使中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長。
　　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增加國家外匯儲備，同時也帶來風險，這就是利潤匯出對國際收支平衡產生的潛在壓力，亦即每年新增外資和原有外資企業的再投資所產生的匯出利潤不斷增長，使經常項目的順差收窄，甚至轉為逆差，從而使國家的國際收支情況惡化。經濟學家卡萊斯基1966年曾作出模型（注：崔之元：《擴大內需是一場深刻的革命》，1999年。見崔之元個人網頁。），對此進行研究（見表3），他假定某國每年需100單位的外商直接投資，投資的利潤率為15%，其中10%匯出境外，另5%用作再投資。那么，6年后總投資必須翻一番，才能緩解利潤匯出不斷增長的壓力，維持100單位的凈外商直接投資量。
　　附圖
　　市場換技術戰略的失誤有目共睹
　　從中國引進外資的實際情況看，今后繼續保持兩位數的引資增率是很難做到的。若今后幾年引資總額不變，九年后，凈投資量將為負數。繼續用卡萊斯基模型顯示如表5。
　　表5顯示，到第8年末，當年流入的外資僅能抵補利潤的匯出，而到了第9年末，利潤匯出已超過外資流入。利潤匯出是在歷年外資累積和當年新增外資的基礎上形成的，一般來說，必然保持不斷上升的趨勢。當若干年后利潤匯出額超過貿易順差額時，經常項目將產生逆差。如果外資流入凈額再低于每年償付外債本金額，中國的外匯儲備將會下降。

表5　1992-1999年涉外稅收占全國工商稅收總額的比重年度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比重％　4.25　5.71　8.51　10.96　11.87　13.16　14.38　15.99

　　從九十年代中國的國際收支來看，由于外資企業投資收益的支出越來越大，部分抵銷了貿易順差的增量，故經常項目的增加量很小。1999年，中國貿易順差大幅度減少，實際引進外資也開始回落，投資收益支出則繼續上升，經常項目順差降至156.7億美元，而當年償還外債本息達309.9億美元；考慮到資本外逃的因素，中國雖然繼續保持了經濟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但外匯儲備僅增加了97億美元。因此，在中國加入世貿后進口激增、出口因部分國內企業破產及放棄對外資企業的出口比例和外匯平衡要求而增長放慢，以及外資大量涌入的情況下，經常項目轉為逆差很可能會成為現實，那時只能用資本項目的順差、甚至外匯儲備來加以彌補。
　　2.宏觀調控
　　1992年中國經濟因投資擴張過度，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93-1998年，國家實施財政和貨幣的緊縮政策，嚴格控制貨幣發行量和信貸規模，為實現“軟著陸”進行宏觀調控。經濟增速開始回落，但由于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迅猛，GDP仍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率。
　　當時來華的外商直接投資中絕大多數是合資、合作經營企業，必須解決中方的人民幣資金配套問題才能形成實際生產能力，因此加大了國內貨幣供給的壓力。而外資企業的人民幣資金要求在熱衷于引進外資的各地政府的支持下，是得到優先保證的。這樣國內企業就面臨兩種選擇：或坐視它們的信貸份額被擠占掉，或繞開國家控制，變相突破信貸規模，例如，一些國內企業千方百計地引進國外資金，然后將外匯賣給當地政府，以取得人民幣。但無此特殊途徑的企業只好望洋興嘆，包括一些潛質不錯的企業，從而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
　　這段時期國家采取“適度從緊”的經濟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外資流入和出口增長有利于“軟著陸”的實現，但外資大量流入使外匯相對于人民幣供過于求，導致名義匯率不斷下跌，而1992-1996年間物價指數的高企，使實際匯率進一步下跌，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國際幣種升值近50%。加上出口退稅的放慢，嚴重削弱了非外資類企業的出口競爭力，使得以一般貿易為主的國有企業出口十分困難，導致1996年出口暴跌，全國出口增長在外資企業出口增長率仍高達31.2%的情況下大幅回落至1.5%。
　　然而國家外匯儲備卻凈增了42.7%，即314億美元。原因在于為抑制人民幣持續升值，在國有銀行對新增外資和出口結匯的同時，央行又大量購入外匯、拋售人民幣，使外匯儲備的規模超常增長。在結售匯制度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必然引起外匯占款量的相應增加，造成1994年基礎貨幣和廣義貨幣(M2)的供給分別增長了34.4%和29.47%，使得當年通貨膨脹進一步發展，達到21.7%的歷史高位，中央政府抑制通脹的努力被抵銷殆盡。
　　1993以來，連年收購巨額外匯導致了大量的貨幣投放。1997年，基礎貨幣發行的增加額中87%源于“外匯占款”的增加；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以往40年里“外匯占款”項目的比重從未超過5%，而到1997年時，這一比重卻一下躍升至40%（注：楊帆：“人民幣匯率研究”，打印稿。）。為保證“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1995年中央銀行面對進一步上升的外匯占款，被迫采取“對沖”方式，削減或回收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以穩定信貸總規模，這就造成企業資金的普遍緊張；同時國家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措施推進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改變了以往地方政府隨意干涉銀行信貸的局面，實行業務和人事的垂直管理體制，使國有商業銀行真正受到商業目標的約束。國內房地產等經濟泡沫的崩潰，迫使商業銀行開始規避壞帳風險。國內投資受到貨幣緊縮和銀行“惜貸”的雙重遏制而日漸萎縮，加上國內消費需求增長放緩，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降。
　　結售匯制度使得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形式，而用大量的外匯占款換取的國家外匯儲備，往往用于持有國外低息政府債券；過高的外匯儲備必然抑制國內投資，國內投資不振則又不得不以更高的代介引進外資。一旦外資流入的速度下降，政府又將轉向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從而為通貨膨脹的再起埋下隱患。因此，過高的外匯儲備所帶來的機會成本相當高昂。中央政府于1997年7月規定有外貿經營權的國有企業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現匯收入，居民個人因公、因私出境可以向商業銀行按當日牌價購買一定數量的外匯。這些措施是央行以商業銀行零售業務的方式“再對沖”外匯占款，以降低過高外匯儲備對經濟發展帶來的代價。
　　3.對中國產業成長的影響：市場控制和產業控制問題
　　(1)市場控制：從整體來看，中國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引進了相對于中國技術水平而言比較先進的技術，這些技術主要分布在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上。在外商投資企業的競爭壓力和示范作用下，中國國內企業的管理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部分行業、例如家用電器行業，通過合資引進先進技術后縮小了與西方國家的技術差距。
　　但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的發展既有帶動和示范的一面，又對其自身和國內產業的成長構成抑制。表現在：國有企業因機制障礙越來越難以適應競爭加劇的形勢，國有部門的萎縮引起城市市場的相對蕭條，最終又限制了外資的發展。這是一種“雙輸”的格局，說明如果引進外資的綜合結果是壓制了國內企業的成長，對東道國和外商直接投資均不利。當然，受到傷害最大的還是東道國自身，國內產業蕭條的長期后果只能由自己消化解決，外商直接投資通過“轉移價格”等方式早已收回全部投資，盡可移情別戀。
　　生產的過程是價值增值的過程，全球化生產是價值增值在國家間的分配。不同產品的價值增值，因產品本身的技術差異和加工深度而異；而同一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增值，則因各個生產環節的要素要求（特別是技術投入）和加工條件不同而形成差異。世界各國在要素稟賦上的差異，為實現跨國生產奠定了條件。技術依附于生產設備，現代交通、通訊業的大發展，以及跨國公司對生產營銷高度的計劃性和內部組織的嚴密性，使跨國生產成為可能。跨國公司通過控制產品的開發和設備、零部件的生產，掌握了加工增值鏈中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處于國際分工的最低層，僅享有極低的生產附加值比例。
　　此外，設備、零部件作為實物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的一部分又被作為進口，列入東道國海關統計，往往使人產生東道國大量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的錯覺。外商投資者慣用的手法是“高進低出”，向中國輸出高作價的二流設備和后續供應的零部件，在設備投入運行形成生產能力后，以低價（轉移價格）將有價格競爭力的出口產品納入其全球營銷網絡，暗中轉移利潤，逃避國家稅收，同時用內銷產品的高價彌補外銷的利潤損失。這就部分說明了為什么外商投資企業生產率普遍偏高于國內其他類型企業，但對國家稅收的貢獻卻遠遠低于其工業產出的比重。外方按其投資比例又享有分配企業凈利潤的權利，投資收益的一部分則以利潤匯出的形式從中國的經常項目中流出。因此，外商投資企業“高進低出”的做法相當于從東道國進一步榨取了部分附加值。
　　根據宋泓和柴瑜的研究，近20年來，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降低了中國工業結構的整體效益。外商直接投資大多只是將其生產過程最終的組裝工序移至中國，因此對中國產業的前后關聯度低，對當地價值增值的貢獻也就不大。外商投資企業趨之若騖的工業部門的是投資量較少、價值增值率和利稅率較低的下游加工行業，如電子、運輸工具業、電器業以及服裝、皮革、塑料、金屬制品、食品制造、飲料、文體用具等；而竭力回避的是投資量較大、價值增值率和利稅率較高，屬于中國工業中瓶頸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部門。這樣，外商投資企業基本上是處于與國內企業相競爭的“替代”狀態，而非分工合作的“互補”狀態，因此降低了中國工業的整體資源配置效率（注：宋泓、柴瑜：“三資企業對中國工業效益影響的實證研究”，《經濟研究》1998年第1期。）。而通過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稅收優惠的方式，將外資企業的邊際生產力強拉至國際市場資本利息率之上，卻造成中國對外資的的不真實需求。一方面使得外資毋需使用先進技術即可加強市場競爭力，從而削弱了外資采用先進技術的動力；另一方面，促使內資外逃，變換成“外資”身份流回國內，享受稅收優惠。其結果不利于國內產業的發展，降低了經濟整體效率，有損于中國的經濟效益（注：左大培：“外資企業稅收優惠的非效率性”，《經濟研究》2000年第5期。）。
　　在這一“替代性”競爭中，外產直接投資中的西方跨國公司在資金、技術和營銷管理上表現出極大的競爭優勢。首先，他們專門找行業內的之名企業談合作，爭取控股，然后展開對中國合資方企業的品牌收購，許多經歷數十年辛苦經營創下的國內品牌，紛紛被外資企業的品牌所取代，隨之外資品牌通過原國產品牌的信譽和渠道不費吹灰之力大舉進入了中國市場。有些國內企業甚至主動出賣自己的品牌，將全部市場拱手讓與外資。
　　這種后果的出現，既有在對外開放中經驗不足的一面，例如忽視無形資產的重要性，也有民族自卑心理作崇、崇洋媚外的原因。在中國企業尋求合資的過程中，國有資產由于腐敗等諸多原因流失十分嚴重，這更強化了外資對企業的實際控制。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控股趨勢的增強，外資在中國部分行業中的壟斷地位開始形成，比如，外資在橡膠、啤酒、洗滌用品、制藥等行業已完全取得壟斷地位。在一些大型合資目中，外方利用中方在資金上的短缺，通過不斷追加投資取得了控股地位。
　　外資控制力的加強源于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在中國擴大外商投資自由化的進程中，內外資企業的競爭實力過分懸殊。中國的企業和國有銀行體制改革十分緩慢，后者尤其帶有濃厚的官商色彩，不是產業化改革前不負責任的“亂貸”，就是改革后有效的風險控制機制下的過度謹慎的“借貸”，銀企之間形不成相互支持的合力，而西方大銀行則普遍追隨跨國公司到處擴張，例如摩托羅拉公司將生產基地設在天津，它的金融后盾——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隨即向中國中央銀行申請在天津成立分行，在當地為其提供融資和貿易結算等服務。
　　(2)技術控制與產業控制：1992年中國實施“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后，外商直接投資控股和獨資企業數目迅速上升。美歐跨國公司對華投資速度明顯加快，實際投資額占到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20%以上，獨資和控股經營已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在一些新興工業領域，外商獨資的比例越來越高，超過一億美元的大型投資項目數量增加較多。（注：1999年外商在華獨資企業項目數：8201，合同和實際利用外資金融分別為美元207.06億和155.45億，占全部實際利用外資的38.56%。）這說明在傳統領域的產業競爭外，外商直接投資力圖通過大規模投資取得在新興產業和高領域的領先地位，這種依靠巨額資金、技術投入形成的競爭優勢必然會導致市場壟斷，對中國民族工業成構難以克服的進入障礙。外產直接投資已在中國部分行業實現了市場控制，究竟會不會出現外資通過產業控制現對中國經濟的控制，關鍵在于國內企業和中方居控股地位的合資企業中能否實現從技術依賴到自主開發的飛躍。
　　中國恰恰在這方面存在十分突出的問題。中國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是在行政分權的改革背景下展開的，行政分權打亂了原計劃經濟條件下部門間的聯系，使資源配置的主要權力從中央轉移到了地方，造成地方實力膨脹和市場的分割，形成改革中的“諸侯經濟”。追求經濟快速增長的政治需要與地方官員顯示政績的實際利益相結合，刺激了“投資饑渴癥”以及與此相關的、對國外技術的盲目重復引進和經濟的粗放式增長，造成嚴重的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的短期化。
　　在中國以合資方式引進的技術中，屬于硬件技術的成套設備的進口占了絕大部分，技術許可和技術咨詢服務等軟件技術引進的合同數量和金額很小，所占比例均不超過20%，反映出中國企業普遍存在技術依賴心理。這就難免被掌握著核心技術的跨國公司利用，將合資企業改造成它們最終產品的裝配線。而且，引資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預下進行，政府和企業行為的短期化在引資中就表現為“重表面而輕實質”，對技術引進有余而消化、吸收嚴重不足，后者的資金投入只有前者的大約三分之一（日本與韓國的情況正好反過來，用于消化吸收的資金三倍于引進的資金）。引進外資的目標日益模糊，甚至引資本身就是目的，從而形成為開放而開放、為引資而引資的局面。這種心態指導下的引進外資不可能從國家全局利益出發，對引資工作進行認真的運籌和有效的指導，提高引資的效率，推動民族工業的技術進步。
　　就總體而言，中國不少企業未能通過合資消化、吸收先進技術，逐步形成自主研制開發能力。造成這一狀況的外因是，外資方采取的一系列技術保護措施與上述國內因素相互作用，遏制了中國產業技術的進步和實現技術超越的潛力。首先，由于技術是重要的無形資產，跨國公司為保持競爭力，往往將技術通過內部市場轉讓給其子公司，對轉讓的技術、尤其是核心技術采取嚴格的保密措施。被轉讓技術的先進性與跨國公司占子公司股權的比例呈正相關，就是說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合資企業中取得控股地位以后，才會真正轉讓先進技術；在跨國公司不具有股權優勢時，往往僅轉讓二三流技術，這樣不僅得以延長其產品生命周期和技術專利期，適應了引資國對適宜技術的需求，又通過技術壟斷和品牌控制等掌握著對企業的實際支配權。
　　例如，在中國的汽車合資企業中，上海大眾、北京切諾基和廣州標致均系中方控股，中方也確曾希望通過合資提高自身的研制開發能力，但在合資企業內部的管理分工上，外方掌握著最關鍵的技術和營銷，而且外方的技術經理拒絕配備中方副手（如上海大眾），中方則分管人事、法律等事項，根本無緣接觸到技術的內核，在這樣的技術控制和管理體制下，合資企業很難避免淪為跨國公司裝配廠的命運。
　　跨國公司向其全球的子公司轉移技術，是出于加強其全球競爭力的戰略考慮，并無意于向東道國的相同產業“外溢”技術，甚至在轉讓技術的同時，還附以限制再轉讓等合同條款，令東道國實現產業技術進步和促進產業聯動的愿望落空。
　　其次，技術開發基本上在跨國公司的母公司或其部分重要的區域中心進行，而且是在跨國公司內部嚴格的技術保密制度下開展的，技術的開發和轉讓完全服從于母公司的全球戰略。在華的絕大部分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并不設立研究開發部門，個別設立的也是出于子公司所在市場的特殊需要，例如，微軟（中國）有限公司設立開發部門的目的，是便利其就近挖掘人才從事中文漢字系統的研究，與中國其他的民族企業爭奪市場和人才。不僅母公司緊緊控制著技術的開發和轉讓，在子公司內部還竭力弱化中方原有的技術開發部門，將其職能從“研究與開發”(R&D)削弱為“技術支持”(Technical Support)，即解決現場技術問題。
　　研究開發與技術支持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層次，前者從事核心技術的基礎性研究和產品的更新換代，例如汽車的發動機、底盤和外形設計等；而后者主要從事排除生產線的臨時故障，以維持生產的正常運轉。這種弱化使合資中的中方逐步喪失獨立設計開發的能力，在技術開發上完全依賴于外方。在中德合資的上海大眾汽車公司，中方與德方合作近20年仍未形成自己獨立的研制開發能力，遂只好尋求新的合作伙伴，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合作生產新型汽車。
　　第三，在華跨國公司嚴格控制核心技術，能與中方共享的大多是一般操作技術（如設備使用技術）和組織技術（如工藝流程、銷售網絡的組織），合資中的中方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的最后裝配工作，既掌握不了核心技術，更與技術開發無涉。即便是在外商獨資企業，也輕易不允許中國員工接近核心技術，甚至對中國員工采取了比在其母國更嚴厲的防范措施。例如占據中國無線尋呼機60%以上市場、生產基地設在天津的美國摩托羅拉公司，其產品的核心部分（集成電路板）和主要部件來自母公司和其他海外生產基地，中方只負責完成最后的裝配。近幾年，摩托羅拉終于許可天津的一家軍工企業為其生產無線尋呼機上的鏈條，作為其生產供應鏈中微不足道的一員。
　　第四，在缺乏股權控制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在保持技術優勢的基礎上，從市場預期（由此控制生產規模）、品牌和知識產權到生產、質量體系的審核認證對企業進行實際控制。與港澳臺投資的“兩頭在外”的企業不同，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是占領中國市場，而不是幫助中國擴大出口，進入國際市場。而開放初期中國外匯短缺，因此普遍要求產品出口。但外方靠對生產標準的控制和對所供零部件的高作價，使產品的技術缺口和高成本無法支持出口，上海大眾和北京吉普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中方國產化的努力受到生產規模和質量不穩定（包括難以緊隨外方產品更新對零部件同步更新的技術要求）以及外方把持對中方部分零部件的質量認證的制約，令國產化的成本、難度加大，替代能力被削弱，從而使國產化始終滯后于跨國公司產品更新換代的周期，產品因而也只能主要面向國內市場。跨國公司從零部件供應就足以攫取比正常分紅高得多的收益，同時控制投資額，故意使生產規模遠遠達不到合理水平，這既能延滯國產化進程，迫使合資企業遠離國際競爭水平，又能利用中國政府對國內市場的保護，確保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甚至同時與國內多家行業內企業合資，用相同手法占據國內市場，實現寡頭壟斷。
　　綜上所述：一方面，跨國公司為保持技術領先地位，一般不轉讓最先進技術。除非在東道國取得絕對控股權，并且市場需求和競爭迫切要求子公司立即采用最先進技術，以奪取先行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跨國公司轉讓的多為落后于發達國家的非高科技的、勞動密集的二三流“適宜性”技術，并通過在中國申請專利保護，延長其產品生命周期。跨國公司對核心技術采取嚴格的保密措施，防止技術在中國相關企業或行業間擴散，培植未來的競爭者，同時削弱中方原有的研究與開發部門，使中方無力實施技術趕超，不斷保持對外方的技術依賴。
　　附圖
　　后來居上的直接走私：直接引資的附屬品
　　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生產實行縱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協作，根據其全球戰略在世界范圍內統一調配產品價值鏈的地區分布，并形成相應的一整套生產質量體系。這樣其在華子公司與中國產業的前后關聯度低，不利于中國各產業的均衡發展。尤其是當跨國公司在華子公司在競爭中擊敗了同一產業中的中國民族企業時，這些民族企業的上下游關聯產業亦同樣遭受打擊。
　　由上可見，無論從中國在開放初期提出的引進外資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到1992年提出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中國，并未取得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促進中國產業技術進步的顯著成效。事實證明：無論有無控股權，外資方均能夠有效地保持對合資企業實際上的控制。跨國公司生產經營的全球化更無助于和中國關聯產業的聯動，從而使中國經濟在對外資的技術依賴上越陷越深，陷入“落后—引進—再落后—再引進”的怪圈，走上依附型發展道路。很顯然，依附式發展將使處于國際分工的底層、獲取價值增值最少的中國，永遠也無法成為世界一流的強國。
　　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發展出自己獨立自主的研究與開發體系是開放政策成功的標志，是國家真正具有國際競爭能力，躋身于世界經濟強國的基礎。與相鄰的日本、韓國相比，中國在改革開放二十年來，通過外商直接投資方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嘗試并不成功。這涉及到長期以來中國對“開放”認識上的一個“悖論”：落后是由于封閉，只有開放才能實現經濟的增長和繁榮。的確，迄今為止世界上鮮有在封閉的環境下實現經濟成功的例子。但是，開放政策并不必然導致經濟增長，二者之間不存在顯著相關(Francisco Rodriguez & Dani Rodrik,2000)。對一國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是該國所實施的發展戰略，開放政策是支持發展戰略的，即開放政策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既然開放政策是不可少的，而中國又是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那么在開放過程中的“利益博弈”上，就不僅要竭力避免單方面被外方所控制或利用，而且要努力避免在“雙贏”中的“相對收益”(Relative Gain)上成為受損方。因為僅僅是雙贏，假若中方在收益分配上比例過小，中國在國際競爭中仍將處于下風，與發達國家產業實力上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甚至可能威脅到國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航空工業。
　　中國航空工業的案例：首先，航空航天技術是適用于軍民兩用的最尖端的技術，西方國家向來對這方面的技術轉讓實行十分嚴厲的出口管制，甚至成立跨國機構，如“巴黎統籌委員會”協調西方盟國對于東方國家的高技術出口管制，對于民用飛機的生產制造技術是絕不會轉讓給中國的。其次，由于須投入巨額的研究與開發費用，沒有政府足夠的財政補貼，和政府支持下形成的、足以保證達到生產盈虧平衡點的市場需求，民機的發展必然夭折。空中客車就是在歐洲四國政府持續了20多年的財政支持下成長起來的，而中國在七十年代末，已初步具備了生產干線飛機（運10）的技術，卻出于對國外技術的崇拜和技術轉讓的奢望，不但終止了自主開發，甚至不愿意采購國產機；更糟糕的是，八十年代航空工業實行“軍轉民”，國防定單削減，資源被大量轉向低技術的家電等多種耐用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從事高技術開發的科研人才大量流失。這一轉向與發達國家航空業實行“軍民合一、強強聯合、國家扶持”競爭戰略的發展潮流完全相悖，不僅使中國制造生產大型干線飛機的歷史機遇從此喪失，拉大了本已縮小的中國與世界航空業的差距，而且使相關的軍事裝備工業在急劇惡化的國際安全形勢面前處境尷尬。第三，與外資合作生產整機（麥道—82）實則是完成在中國最后的組裝，合作過程中美方對技術和生產的控制，與中國汽車工業合資過程中的情況如出一轍。麥道飛機的生產虧損累累，中方難以為繼。其后中國航空工業又遭受了空中客車毀約（合作生產支線飛機）的打擊，從此只能生產波音公司轉包的部件，如飛機艙門和垂直尾翼，中國得到的轉包量僅及日本的1%，韓國大宇航空公司一家轉包量的1/6。日韓尚且無力問津整機生產，中國更是遙不可及。
　　值得我們借鑒的是，日本、韓國從二戰后的落后國家迅速躋身于世界發達國家的行列，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政府支持下培植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自主發展，最終實現經濟崛起。日本的策略是竭力保護并促進本國產業的發展，通過激勵企業積極參加國際競爭，來抵銷保護所產生的惰性，以趕超世界強國的精神使企業始終保持不斷創新的動力，投資的自由化必須在國內企業成長起來以后才準予實行。日本奉行技術“拿來主義”，是世界軟件技術引進大國，其引進方式十分科學、高效。規定同類技術只能引進一國，由有意引進該技術的日本企業參加投標，最后由政府權衡投標方的總體實力，來確定最有潛力者作為引進主體，同時投入數倍于引進技術的資金，精心組織實施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改進和創新，從而迅速發展起了自主研究與開發體系，實現了技術超越，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在國家扶持方面，中國對民族工業、甚至像航空工業這樣重要戰略產業的扶持非常不到位。表面看是官僚機構的短視、低效和麻木不仁，這則反映出中國缺乏有遠見的、堅定的國家產業發展及競爭戰略、具體的政策指導和相關的制度支持，其結果是中國各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在過去的近20年中，與主導新一輪全球工商業革命和技術革命的西方跨國公司相比，差距驚人地擴大了（注：Peter Nolan,"China,the US and the WTO: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ds?",adapted from China and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to be published inSpring 2001 by Macmillan.）。
　　因此，對于吸引外資應具體分析，分別對待，而不能相當然地認為引進外資多多益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度”應當把握在國內企業承受國際競爭的能力上。因此必須下大力氣扶植關聯度高的尚處弱勢的支柱產業和新興產業，確立中國經濟成長的堅實基礎。在全球化時代，在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的同時，還有經濟技術實力不對等導致的相對收益上的差異、和因此決定的國家實力上的強弱變化以及國家權力政治上的競爭和沖突。
　　四、結論
　　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根本目的是促進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壯大，是為了更加自信地實行經濟開放，參加國際競爭，實現國家富強。這就要求國家在發展戰略、產業方針和制度保障上相互協調，彼此促進，為民族工業的成長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然而，由于急功近利的“發展主義”指導思想的影響，吸引外資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在國內儲蓄節節攀升、銀行存貸差不斷擴大，以及貿易保持長期順差的情況下，仍竭盡全力引進外資，不僅從“雙缺口模型”中找不到理論支持，而且也沒有達到通過參加國際分工、引進外資獲取國際先進技術，從而增強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目的。在弊端叢生的體制障礙抑制下，國內投資極度低效，投資、消費增長乏力，極大地制約著國內經濟發展的潛力。在維持經濟持續增長的政治考慮、和解決眼前面臨的諸多困難的巨大現實壓力下，大幅度開放市場，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維持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通過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與國際慣例接軌也成為以外力倒逼國內改革的一種政治策略。問題不在于倒逼策略本身，而在于這一策略是建立在國內民族工業尚未具備相當實力基礎上的過高期望，招致發達國家乘機大大提高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門檻，把國際競爭和嚴重削弱中國經濟主權的相關規則全面帶入國內市場，使中國在加入全球化的利益和代價上產生嚴重失衡，并使期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國民族工業，在全面“接軌”后的激烈的競爭環境下，有全軍覆沒的危險（注：Peter Nolan,"China,the US and the WTO: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ds?",adapted from China and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to be published in Spring 2001 by Macmillan.）。而這種“倒逼”如果沒有本國產業實力的強有力支持，必將使中國對全球化主導者的經濟、乃至政治依賴不斷加深，從而喪失改革的自主權和主動權，中國的經濟就有重蹈拉美國家的覆轍，被西方跨國公司控制的危險。
《戰略與管理》F63投資與證券陳漫20012001 作者：《戰略與管理》F63投資與證券陳漫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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