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真相”

路剛律師每年要辦理很多故意殺人案，按照他的經驗，100個案子，至少有98個都是在一審前的最后時刻才達成和解協議的，而且“一般還要喝酒”。

“因為出事后一般要經歷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要平息情緒，才能理性地進入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商量賠償的金額。前一個過程需要時間，后一個過程需要一來一回折騰多次。”

雖然這聽上去是一種基于生命的討價還價，和路剛以前在法律課本上讀到的完全不同，但這就是現實。

路剛自認為是有法律理想的。在加入陜西克利律師事務所后，路剛代理的案件多為民商法律領域，尤其對“合同法”、“侵權法”等債法研究頗深。在律師這一行來說，民商法賺錢相對多。然而，2006年6月，路剛報名參加全國律師協會舉辦的“刑事司法改革及辯護技能項目培訓”，此后便開始涉及刑事案件。路剛說，一般從事刑法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點理想主義。

他認定幾個原則：法律最終是為了揚善，懲惡只是手段；生命確實是無價，但當生命已經失去后，最重要的是，不要這傷害繼續在雙方的生活中蔓延。這是路剛一直的理念。在接手藥家鑫案件前，他很驕傲地宣稱，“從來沒有一個人在我手上走過”。唯一比較驚險的一次，是“去年有一個判死刑，但是二審還是打回來了”。

那是2010年11月初的事情，媒體還沒關心這案子。路剛約藥慶衛見了面，按照常規的狀態，他的建議是：一開始可以先等等，把雙方的情緒消退點兒，然后由律師出面慢慢談賠償的事情。

藥慶衛默認了這樣的策略，這也相對符合他的性格。

出事后，藥慶衛越發寡言。無論面對妻子還是面對自己的律師路剛，他的話都非常精簡。路剛后來坦言，即使和藥慶衛一起打了一場生死關頭的仗，但依然和藥慶衛“非常不熟”，甚至路剛也曾私底下猜測，藥家到底有沒有背景。

找到他們這家律師事務所，其實是非常偶然。藥慶衛把孩子送去自首后，事情卻仿佛停滯了。他不知道兒子到底確切發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進展到什么情況。著急的段瑞華催藥慶衛到警察局去問，警察局每次的回答都是：正在偵查不方便透露。

這個摧毀了整個家庭未來的巨大噩耗就立在那兒，但又密不透風、毫無聲息。唯一得到的反饋就是長安縣公安局給的一份拘留通知書，一份逮捕通知書。里面首次提及了“刑事犯罪”，但沒有更詳細犯罪過程，也沒有受害人的情況。

藥慶衛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到底對誰犯罪了，犯了什么罪？兒子就這樣被一個他至今不明晰的“刑事犯罪”給吞了，毫無聲息。藥慶衛打電話問了自己能問的朋友，有人說，你只能去找律師，讓律師幫你問。知曉這個信息時，他正在愛人段瑞華的娘家，走出家門，看到對面就是陜西克利律師事務所。

接手第二天，路剛嘗試幫忙聯系公安機關，試圖讓藥慶衛夫妻去探望藥家鑫，終究還是被拒絕了。不過路剛覺得這個暫時還不重要，無論案件細節如何，先和被害者家屬聯系并道歉肯定是對的，“早道歉早搶先機”。他和藥慶衛商量后，向公安機關提出能不能由公安機關干警協調，陪同藥家到受害人家里去看看，辦案民警考慮了半天，以案件正在偵查階段為由，表示拒絕。

然而，11月28日，也就是這個請求被拒絕兩天后，藥慶衛在電視里看到了媒體在看守所對藥家鑫進行采訪，他才從電視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兒子竟然是在撞到人后，害怕被索賠殺了人，那無辜的受害者的名字叫張妙。也就是在那次采訪中，電視臺用了藥家鑫一句話，“農村人難纏”。藥慶衛至今很不理解警察局和電視臺的做法，也反復在想像藥家鑫怎么會說這話：“這句話肯定有上下文，他自己是農村來的，我們還每年回山西農村。”

內心的慌亂還沒整理好，藥慶衛發現自己的生活一瞬間完全改變了。上街買菜，別人不打招呼，而開始在背后指指點點。總有陌生人來小區打聽他的情況，并且等著他下樓。到了第二天，樓下已經聚集了四五十個記者。他和妻子惶恐地躲在家里，聽到偶爾的敲門聲，心就收得緊緊的。

徐濤的立場

張平選已經在西安的街頭毫無頭緒地奔走了好多天。

從出事開始，女婿王輝陪著他幾乎每天到公安局里，他們希望知道“對方”更多的信息：他到底是怎么樣的人，他家到底是怎么樣的家？然而，公安機關的回答總是還沒偵查結束，讓他們等等。

那幾乎是他最難以面對的幾天——女兒被殺了，對方是誰一點兒都不知道。總共有8刀，他記得很清楚。張妙尸體的樣子一直浮現在他腦海里，他特別忘記不了的，有一刀直接刺穿女兒的手掌——張平選可以想像，那是女兒疼到不行，試圖用手去擋。

村里人開始有人傳說，“應該是對方背景太強了，說不定這案子什么都沒做就這么過去了。”還有人勸他認命，“這個社會這樣的事情多著了”。

但張平選知道自己容忍不了這樣的結果。他越想起對張妙的愧疚，內心就越發恐慌。女婿王輝在張妙去世后，要更照顧家里，不能陪他前往了，他堅持每天到公安局報到。一連報到了幾天，公安機關的人給了個建議——你應該去找律師，為接下來的事情準備。

這是事情發生以來，他得到的唯一明確的要求。雖然他字都不認識幾個，也完全不知道律師是干嗎的。

女婿不識字，家里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找律師。他一個人在公安局附近轉了半天，鼓起勇氣終于進到其中一家律師事務所。有個年輕人來接待，聽他結結巴巴把來意說了，就伸手找他要錢，一千塊——這幾乎是張平選一年總收入的三分之一了。然后律師給了一些他聽不懂的建議，他就被客氣地請了出來。他手足無措地坐在那家事務所門口很久，不知道自己能干嗎。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0日，他又回到警察局，情緒激動地要求聯系藥家鑫的父母，警察的態度很好，但依然沒有反饋，過了一天，警方說：藥家的父母此時不想見死者家屬。

放回到幾年前，張平選絕對難以相信，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迎頭撞上城里人、撞上這城市。而城市是他那么不熟悉的地方，他感覺到那種無力在吞噬他。但他不想停止這種盲目的尋找，他知道自己一旦停止，自己將永遠活在對女兒的愧疚中。他甚至想過極端的情況，如果再無聲息，自己可能會做出過激的事情。

11月27日，張平選依然如往常頑固地要去城里找辦法。剛要出門，一個人立在自己家門口——他們是《華商報》的記者，他們從公安機構中一個特約聯絡人那里得知了這么一個案件。張平選并不知道這到底意味著什么，他只知道，總算有人愿意聽他說，自己的女兒發生了什么。然后，第二天，記者帶著律師徐濤過來了。

徐濤的母親是個皈依佛教的居士，從他開始做律師起，就不斷叮囑他，你的對手不是任何一個人，而是那種傷害很多人的惡念。徐濤知道母親的潛臺詞：得饒人處且饒人。

徐濤第一次去張妙家是11月29日，本地的電視臺正播出對藥家鑫的采訪。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將要做的事，牽涉到電視里那個羸弱的小孩的一條命。心里不由得緊了一下。

徐濤在大學學的是生化，但從小總好打不平，畢業之后自學了法律。從一個法律愛好者，自己考了證，然后自薦當起了碑林區的援助律師。當援助律師有幾年了，他越發覺得，法律的作用是整理秩序，是給人情予法理的支持。他最驕傲的案例，全都是調解成功——每個人負該負的責任，得到應有的賠償。

那個下午。他問張平選和王輝，你希望達到的目標是什么？張平選說，我不要錢，我要一個交代。他轉過頭看著王輝，王輝點點頭表示贊成。

他其實有點意外。在他此前的想像中，遇到這樣的事情如果沒有一定的修養都不太可能能那么冷靜。后來他的判斷是：“張平選不是冷靜，他其實是善良，沒有作惡的念頭。”

徐濤理解張平選不在乎錢，但作為一個律師，他個人總想多為受害者考慮。他看到這個家家徒四壁，也考慮到張妙留下的孩子，他當時自己立下目標：要盡可能幫忙爭取點賠償。

經歷過幾個案件，徐濤也知道訴訟這不需說明的潛規則——能賠償到多少需要來回幾次的磨。不過一旦雙方都有律師，一接口就快了。西安的法律界就這么個圈子，他一確定担任張平選和王輝的辯護律師，路剛便很快和他聯系上了。

第一次通話，彼此就心照不宣，路剛直接問，你們的開價是多少，徐濤說這得算。這是策略，拖著時間讓對方坐立難安，也是法律程序的需要——法院判決賠付多少需要一定的邏輯支持。路剛要求給估個數字吧，徐濤隨口一說，六七十萬吧。

“人命的價格”

這注定是場讓人內心難受的談判，因為談判的對象是人命和賠償金額，代表雙方，各自為雙方考慮未來的兩個律師。

路剛要去和徐濤商談賠償金額前，特意給藥慶衛打了個電話，當時藥慶衛就表態，無論如何錯是我兒子犯的，人家要提多少都不過分——他也希望趕緊了結這個事情。毫無推進的這場災難壓得難受。然而他同時也承認，家里實在沒錢，需要給一定時間籌。

路剛聽得出藥慶衛的誠意和無力，他安慰藥慶衛，不要著急，錢我來談，你們負責籌錢。往后用得到錢的地方多著了。

籌錢對藥慶衛確實不是那么容易，老家在山西農村，親戚都是種地的，指望不了，剩下的兩條路，一個是段瑞華的娘家，還有就是華山廠的老同事。他每天起床后，就和段瑞華兵分兩路各自去努力。夫妻倆都臉皮薄，華山廠的老同事和娘家人，也沒那么寬裕，而何況，他們的償還能力確實太有限，許多人嘴巴里沒說，但是那眼神中透露出來的問題是：你們還得起嗎？

藥慶衛有時候甚至覺得，自己過了大半子的生活的幻象被打破了，因為這次借錢，他們觸摸到了生活真實的面目。

錢只能這樣一點點地籌集，他們定下目標，像場戰爭一樣，一個個戰場去開辟，這段日子對他們夫妻倆雖然難受，但卻無比的踏實，他們在恍惚中開始有種不清晰的希望。這中間，藥慶衛還去買了自學日語的教材，還有文學名著《飄》，托路剛轉給藥家鑫。藥慶衛說：“我想讓他通過這小說，知道能拯救一個困頓靈魂的還是愛。”

過不了多久，派出所通知要拿一萬五的喪葬費，藥慶衛趕緊送出去了，他莫名一陣心安。似乎送出去的錢越多，自己兒子的希望越大。他也催著問路剛，是不是應該買點東西去探望老人。路剛表示了贊成，于是打了電話給徐濤。

這從人情上決定是個對的事情，然而，徐濤要想到關于賠償金額的角力問題。徐濤想了想，回答，先拿十萬慰問金吧。徐濤當時從各方聽說的藥家的狀態，初步判定了這么一個金額。

事實上，徐濤也就這么一說，為了受害方的權利，他需要不斷充當黑臉扛住一些標準。

這十萬確實難住了藥慶衛，他們夫婦籌了這么多天，總共籌到了六七萬，喪葬費前后拿了一萬五，藥慶衛手里只剩下5萬了。

路剛大概也知道徐濤的立場，鼓勵藥慶衛還是先拿已有的錢去探望，“剩余的錢以后再說”。然而，藥慶衛緊張了，他很著急地拒絕了路剛的建議，趕著再去找錢了。他說話時候的急促和嚴肅，讓路剛一度以為藥慶衛為這個價錢生氣了。

直到后來，藥慶衛才和他說，其實是自己怕了。媒體上說我們家富，我才拿3萬過去，人家肯定會生氣。我怕過去了反而把事情鬧大。然而，藥慶衛表現緊張的方式是嚴肅，段瑞華能理解，但路剛和徐濤一下子理解不了。他們心里各自也就產生了一些猜測。

籌到的錢不夠，一時不敢見對方，這樣的挫折，讓本來就疲憊的段瑞華生病了。而自己的住家，每天都有各種電話來，不斷有莫名其妙的敲門聲，這讓他們一直心神不寧。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夫婦倆的照片還沒曝光，他們要去買菜的時候穿過記者的隊伍不會被馬上認出來。現在，只能靠藥慶衛一個人每天偷偷摸摸溜出自己的家門，到不同人家去拜訪借錢。

這個賠償金額一開，藥慶衛卻遲遲沒來，這回輪到徐濤著急了。

但是，這幾天焦灼的不僅是藥慶衛，對張平選來說，一天沒把這事情說清楚，那種不解、仇恨就壓在自己心頭。他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這樣的情緒主導。

張平選不斷打電話給徐濤，問，藥父怎么還不來，徐濤只能回答說，對方正在籌錢。張平選只好一次次說：我只要交代，錢真沒那么重要。

張平選著急了，直接撂下話：“錢賠多少不是問題，讓他趕緊來道歉，一次不行來兩次，兩次不行來三次，總會行，總能幫我們原諒他們，這一切都好談了，這大家都好過了。”

拗不住張平選的著急，徐濤不得不主動去催路剛了——雖然這可能影響到后面賠償金額的談判——如果對方確實是個不厚道的人，會利用老人的這種心情壓低賠償的價格。

但他明白，這個電話已經不能不打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口氣依然不能軟，打電話過去，只是淡淡地問，為什么藥家還不趕緊來？

路剛回答說，還在籌錢。

讓他們快點兒。錢可以再說。徐濤試探性地提示。

過幾天還沒有見人來，他只能再問了一次。路剛還是說，確實還在籌錢，而且“藥家鑫母親也病了”。

徐濤只好把這樣的回答帶給張平選。老人非常不明白：“見個面的事情怎么這么難呢？”張平選又想起村里的種種傳言——自從出事后，總有關心的村民，每天坐在他家，給他講述城市和政府的種種“故事”。

眼看著要過春節，這段時間失去妻子后，王輝要當爹也要當媽，原本健壯的他一下子病了，終于被送到了醫院。而這更加重家庭的負担了。孩子在那邊鬧，農活沒有人幫忙弄，此前王輝也贊成張平選那樣去溝通，但躺在病床上，又想起空等的這幾個月，開始抑制不住怒火：“他們太欺負農村人了。”

王輝又想起另外的事情：為什么從一開始他們就只找張平選談，不找我談。死的是我妻子。王輝突然給徐濤打了個電話表態，我不想再和對方協商了，我要告死他們家。

路剛確實也一直只和張平選對接得比較多，他曾電話聯系過王輝，被氣頭上的王輝給罵回來了。“這樣的情緒沒法談事，而且在城市里，岳父肯定比女婿有生活經驗，一般事情都和長輩談，我沒考慮到，農村里不一定是這樣的習俗。”

情況看來有點著急了，徐濤感覺到，如果失去了理性，協商就難談了，那整個案件會導向一個結果——畢竟從法律事實上，藥家鑫是一定要被判死刑的，除非受害者家屬的諒解。

徐濤不斷在催路剛趕緊帶藥家的人過來，路剛實在催不動還在頑固籌錢的藥慶衛，但一回想，自我安慰說，剛好可以借這個機會催著徐濤給個確定的數字。最終，徐濤算出來的數字是，賠償金額是236640元加30萬精神損失費。

這個數字徐濤拿去和張平選商量，張平選還是那句：我不要錢，我要交代。去找王輝，王輝已經徹底情緒上來了：這個錢我不要，我只要他兒子的命。徐濤預感到，案件的協商開始有波折了。

眼看著局勢就僵在那兒了，2011年1月23日左右，也就是2010年農歷臘月二十前后，張平選通過警方找到了藥慶衛的電話。他下了很大決心，終于撥通了電話。他希望自己和對方能過個好年：

請問是藥慶衛嗎？

是的，你是？

我是張妙的父親張平選。

一陣沉默。大約兩秒，電話那邊傳來斷線的聲音。

張平選拿著電話愣了很久。過了好幾天他才和徐濤說這件事，“難道他們一點兒都沒有愧疚的意思？”末了，張平選補問了一句：“他們家真的是很有關系嗎？”

張平選已經開始愿意相信這樣的傳言了，要不，他無法解釋這樣的行為。

猜疑

面對無法理解的東西，猜疑變得那么容易被相信。關心的村民不斷給他們帶來各種傳說：“他父親是部隊老大，你碰不得的。”“他們已經布置好一切，你再努力也沒用了。”

這樣的傳言，讓徐濤也著急困惑起來。他趕緊打了電話給路剛，路剛愣了半天，決定要盡快帶著藥慶衛去拜訪受害者家屬了。

再過幾天就過年了，前段時間內心的苦悶因為努力籌錢而獲得短暫安寧感，如今隨著一次次的受挫，那種黑洞一般的情緒開始把段瑞華吞噬了。她每天坐在家里一陣一陣地哭。而家里的電話響得越發密集了，不斷有記者有網友冒充各種身份套信息，或者對他們進行辱罵。各種壓力讓他們兩個人的身體越發扛不住。

直到路剛詢問，1月23日為什么掛那個電話，藥慶衛才確信，那真是張平選的電話。他心里開始慌張了，催促著趕緊和徐濤聯系，然而，路剛卻始終打不通徐濤的電話。

除夕越發逼近了，路剛所在的事務所開始要盤點一年來的許多事情，段瑞華也因為節日的氣氛越濃，情緒因此越發不穩定，而藥慶衛面對這個外在的壓力，想到的解決辦法是更加頑固地去籌錢。沒能打通的電話就這樣被擱下了。

路剛只能安慰藥慶衛，還是按照此前的經驗：一般這種刑事案件，大部分都是在一審前達成協議的，我們還有時間。而且或許現在不見，也有助于緩和對方情緒。

其實路剛早有打算，案件第一次開庭審理的時間預定是3月3日，家屬領取傳票的時間是在2月23日。2月23日，這是個很好的時機。不僅家屬會到，此前幫忙張妙家聯系徐濤律師的記者也會去報到。他們商定著，借著這個機會，一起吃飯“喝個酒”，把賠償金額的數字給定了。一確定，他就馬上讓藥慶衛和段瑞華趕緊正式送錢道歉。

那天早上，果然王輝、張平選等家屬一起去取傳票。取完傳票，記者和徐濤拉著大家說一起吃個飯，“而且有一個朋友要來”。

那個“朋友”就是路剛。

每個人都坐好了，路剛剛想介紹自己，并說明來意，還沒開口，席上一個人開始破口大罵：藥家是冷血動物，藥家的律師也不是人。

路剛猶豫了一下，“這樣的氣氛不好硬接下去”，他想著的是先喝酒，等這個人情緒緩和一點兒，再繼續談。

沒想到那人越罵越激動，罵到最后開始拍桌子。路剛幾次猶豫要不要強行打斷，談賠償的事情，《華商報》的記者和徐濤不斷對他使眼色，他不明白什么意思，考慮一下，還是按捺住了。

后來他才知道這個人叫張顯，身份很拗口：王輝的爺爺和他的表妹的丈夫的奶奶是夫妻。

那頓酒，他感覺到事情可能要充滿變數了，因為新的情緒在滋長了。

商談賠償金額是細膩的角力過程，需要在雙方的情緒中找到平衡點，才能促成，多增加了這么一個情緒外放的人，可能意味著他和徐濤此前的努力要白費了。

他意識到自己必須安撫好張顯，因此刻意不斷地向張顯敬酒，最終喝到兩人醉醺醺攙扶著一起走出來。他打的主意是，“起碼一起醉過，改天要談賠償也算有個交情了。”

其實路剛已經徹底著急。畢竟過幾天就要開庭了。再不協商好，開了庭就麻煩了。他又和徐濤商量見面時間。王輝確實已經被情緒占據了，惡狠狠地拒絕了見面的要求，而張平選這個善良的老人還是希望能調解。最終商量了幾個來回，確定2月25日在長安區一家飯店見面。

然而，經歷了這么反復的折騰，張平選開始懷疑藥家的誠意了。地方是路剛定的，之所以不去張平選家里，是因為，路剛實在不知道村里人會是什么樣的反應。但是，這讓張平選增加了心里的不解，在張平選的理解中，這是不是就是不夠誠意呢？而且，“如果他們不是上門來道歉，我和村里人怎么交代。”“難道傳言是真的。”

他試探性地回復說：最好來村里，安全我保證。但路剛還是覺得第一次見面在第三地比較好——他必須為自己的授權人考慮。

25日，張平選拉著自己生產隊的隊長如約到了，上了飯店，他發覺《華商報》的記者也在，心里想這不是道歉嗎？怎么還有人記錄？

他坐了一會兒，藥慶衛和段瑞華來到樓上了。藥慶衛依然一臉嚴肅，面無表情地說了幾句道歉的話，突然和段瑞華一下子向他跪下。而那邊，報紙記者的閃光燈一直在閃。就在照相機的記錄下，藥慶衛掏出錢，說這是一點賠償。張平選還注意到一個細節：拍照的時候，藥慶衛還和記者說，不要拍我們的臉，以后我們有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活——張平選并不知道藥慶衛在這段時間遇到的事情，這句話在他聽來，不由得產生懷疑——難道連這也是安排的？

張平選坐不住了，他要的是“交代”，是彼此的相互理解，而不是這樣似乎有點拙劣的表演，他和陪他一起來的生產隊長商量一下，自己突然起身離開酒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徐濤趕忙起身跟著出來。

其實當時張平選想的是，留下隊長，留最后一個機會給藥慶衛，如果不再擺那么多架勢，而是和隊長真心地談，那隊長會打電話給張平選，安排他們找另外的地方一起商量。

然而，張平選一個人點了支煙，默默地往村子方向走，褲兜里的電話始終沒響。他把抽完的煙頭一掐，心里確定：他們真是冷酷的一家人。或者他們家從來就不是真心想求得原諒，而只是利用他們的心軟。

然后張平選知道，一旦自己這么想了，自己可能原諒不了藥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