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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來，在新中國的史學研究領域里，社會史研究曾經歷了從冷落到恢復興起這樣一個曲折的過程。從這曲折的經歷中，也可看到中國大陸史學界在擺脫“左”的禁錮，拓展研究層面、更新研究方法所取得的進步。
　　　　　　一
　　社會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或是一種研究范式，大概出現于本世紀20年代末，與法國年鑒學派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我國，至少在30至40年代，曾一度輝煌，先后出現過不少頗具學術分量的著述，像楊樹達的《漢代婚喪禮俗考》（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鄧云特的《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潘光旦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等。另如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聯合書店1930年版）和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北平人文書店1934年版），也有大量篇幅涉及社會史的內容。此外，在30年代還先后出版過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集輯的《社會史料叢編》4冊（北平研究院1935 年版）和瞿宣穎所編的《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3 冊（長沙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都對社會史研究起著促進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學術界普遍接受了馬列主義的教育，廣大史學工作者盼望能在新的研究領域里有所樹建，滿懷熱情地投入到諸如對中國古代史分期、中國封建土地制度、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戰爭、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以及漢民族形成、中國近代史分期等重大歷史問題的討論，對于考察社會心態、人們生活方式等這些屬于社會史研究的課題，則相對顯得冷落了。如果說，人們開初冷落社會史，是被討論的熱點所吸引，努力使史學研究靠近現實，那么政治上“左”的思潮的蔓延，使得人們害怕乃至不得不加以疏遠了。盡管如此，在50到60年代初，仍有一些學者在有關婚姻、家庭、家族及其風俗習慣等方面，進行了一定的研究，像1950年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出版的董家遵：《中國收繼婚之史的研究》，林乃＠①：《中國古代烹調和飲食——從烹調和飲食看中國古代的生產、　文化水平和階級生活》（《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 馬起：《婚姻和家庭在歷史上的演變》（《東北人大學報》1956年第6期）， 陳直：《漢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4 期）， 于省吾：《歲、 時起源初考》（《歷史研究》1961年第4期），趙守儼：《唐代婚姻禮俗考略》（《文史》第3輯，1963年），武伯倫：《唐長安郊區的研究》（《文史》第3輯，1963 年），左云鵬：《祠堂、族長族權的形成及其作用》（《歷史研究》1964年第4期）等。另如吳晗在《燈下集》（三聯書店1960 年版）和《學習集》（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里，也收錄了有關中國古代習俗、服飾這樣的短文。及至6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像上面列舉的著述，在大陸也再難見到了。社會史研究處于一片荒漠。
　　　　　　二
　　中國大陸社會史研究的復興，是與打倒“四人幫”后，整個文化學術事業的復蘇、發展同步出現的，但真正形成規模，使更多的人認識到社會史研究的必要性，則從1986年10月召開第一次社會史研討會開始的。那是由南開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編輯部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幾個單位牽頭，共同倡議舉辦的，主要就社會史的研究對象、范疇，以及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等問題，展開討論。這既是一種順應學術潮流、對業經喚起研究熱忱的學者們的支持和肯定，同時也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其間，把社會史研究向前推進一步。在此以后，《歷史研究》等刊物、出版社紛紛組織稿子，推出作品。1992年9月， 又成立了中國社會史學會，使學者們更有一個正規的定期討論、互通信息的場所。總計這十多年來，雖然時間不長，可在社會史研究中，還是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大體歸納，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形成了一支隊伍和一些研究點。根據近十年來每年發表的文章和歷屆參加社會史年會的成員進行統計，目前經常參與社會史研究的人數至少超過百人。此外，在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山西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還規劃了一批中長期研究課題和人數相對穩定的研究點或研究組室。
　　（二）學術活動空前活躍。自1986年在天津召開第一次全國社會史討論后，便以不同題目相繼在南京、成都、沈陽、西安、重慶、蘇州召開了第二至第七屆年會，其中南京會議除繼續探討社會史理論問題外，還就中國古代的士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交換了看法，以后依次為“中國社會史研究與現實社會”、“社會史研究與中國農村”、“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區域社會比較”、“家庭、社區、大眾心態變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南開大學歷史系和歷史所，也分別舉辦過以社會史為內容的學術會議。1995年8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和臺灣《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還共同發起以“傳統社會與當代中國社會”為題的海峽兩岸學術討論會。至于中小型學術活動更是不斷：像1993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研討會，1998年11月召開的“婚姻、家庭與人口行為”研討會。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等單位組成的“華南地域研究會”，則以研究華南地區為主，舉辦了多次含有社會史內容的學術講座和學術討論會。此外，由臺灣財團法人馨園文教基金會出資贊助、開設在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彭炳進學術講座”，業已進行了兩個專題，共14講，第一個題目是“中國歷史上的農民”，第二個是“中國歷史上的生活方式與觀念”。據主持該講座的馮爾康教授言，他們選擇題目的意向，就是為了提倡中國社會史研究，活躍學術空氣。
　　（三）研究成果可觀。有了隊伍和良好的學術氛圍，就必然要在成果上得到體現。很多出版社對組織出版社會史書籍給予熱情的關注，競相推出叢書、套書。像陜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國風俗叢書”，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國社會史文庫”，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會史叢書”，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國社會史叢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江湖文化叢書”，商務印書館的“中國古代生活叢書”，遼寧人民出版社的“清代社會文化叢書”，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近代中國社會史叢書”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還承担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組織編寫的多卷本“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套書。據我的不完全統計，從80年代起到1998年的近20年中，共出版有關社會史書籍121 部（商務印書館組織的通俗性“中國古代生活叢書”和遼寧人民出版社的“清代社會文化叢書”未包括在內），具體情況見表1：

	 表1　近20年來有關社會史著作分類統計表理論和　 婚姻　 家庭　　宗族和　　　社會結構　　 社會　 社會通論性　　　　　　　　 宗族制度　 和階級、階層　 生活　 控制　 6　　　 8　　　4　　　 14　　　　　 18　　　　 37　　　1社會　　 人口　　社會　　婦女　　其他問題　　 行為　　心態　　問題 16　　　　7　　　 1　　　 3　　　 6

　　
　　以上是20年來出版的有關專著的大體分類。從統計看，數量最多的是社會生活史類，另外像社會結構和階級階層、社會問題、宗族和宗族制度等，也占有較大的比重，反映了近年來的研究動向。
　　論文方面，我們根據《中國史研究動態》的有關報導，統計了1987年到1998年12年的數字，也作了些大體分類。見表2：

　 表2　1987—1998年歷年論文分類統計表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分類社會史理論　　　　　　 7　　 2　　 6　　 2　　 2　　 3　　 2婚姻　　　　　　　　　 6　　 9　　10　　10　　 7　　 8　　 8家庭　　　　　　　　　 6　　 4　　 2　　 5　　 8　　 4　　 3宗族和宗族制度　　　　 9　　 6　　15　　 6　　 8　　 7　　 2社會結構和階級階層　　 4　　 5　　15　　14　　19　　18　　15社會生活　　　　　　　10　　23　　34　　38　　37　　30　　25社會控制　　　　　　　 -　　 2　　 9　　 7　　 4　　 3　　 2社會問題　　　　　　　 4　　 7　　 8　　 6　　13　　10　　14人口行為　　　　　　　 2　　 3　　 2　　 3　　 4　　 7　　 6社區　　　　　　　　　 2　　 -　　 1　　 2　　 0　　 -　　 2合計　　　　　　　　　50　　61　 102　　93　 103　　90　　79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歷年小計分類社會史理論　　　　　　 3　　 2　　 2　　 2　　 3　　　36婚姻　　　　　　　　　 6　　 5　　 6　　 8　　10　　　93家庭　　　　　　　　　 3　　 3　　 2　　 3　　 4　　　47宗族和宗族制度　　　　 8　　 5　　 5　　 8　　 7　　　86社會結構和階級階層　　 8　　12　　13　　15　　13　　 151社會生活　　　　　　　29　　20　　21　　24　　23　　 314社會控制　　　　　　　10　　 5　　 3　　 5　　 5　　　55社會問題　　　　　　　 8　　10　　 6　　 8　　 9　　 103人口行為　　　　　　　 5　　11　　10　　10　　 8　　　71社區　　　　　　　　　 -　　 7　　 4　　 3　　 2　　　24合計　　　　　　　　　80　　80　　72　　86　　84　　 980

　　
　　表2共計論文980篇，遺漏者尚有不少，不過基本面貌是反映出來了。從論文發表的年份看，1978、1988年偏少，1989年以后，每年都保持在七八十至八九十篇之間，最多時超過百篇。 若按朝代加以分類， 除36篇屬理論性探討，35篇屬通論性質，剩下909篇按代劃分，列作表3：

	表3　1987—1998年歷年論文斷代分類統計表朝代　　　　　　先秦　　　秦漢　　　魏晉南北朝　　　隋唐五代篇數　　　　　　 91　　　　114　　　　　132　　　　　　122所占比例(%)　　 10.01　　 12.54　　　　14.52　　　　　13.42朝代　　　　 宋遼金西夏　　 元　　　　　明　　　　　　　清篇數　　　　　　160　　　　 51　　　　　105　　　　　　134所占比例(%)　　 17.6　　　 5.6　　　　 11.55　　　　　14.74

　　
　　表3各斷代中，明清兩代與其所擁有的豐富資料和眾多隊伍， 相對稍嫌薄弱，其他各朝均大體平衡。
　　在所發表的著述中，喬志強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龔書鐸主編的8 卷本《中國社會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所展示出的更大意義在于如何把所設計的理論架構與史實相結合，將其容納到通史和斷代史著作中，使社會史這一概念得到完整的體現，這是一種嘗試，但很有價值。李泉等編著的《中國古代社會史通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則屬于為適應當前教學和普及需要的概論性作品。
　　在專題研究中，社會生活史的分量最大，其中最引起注意的，便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組織編寫的多卷本“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此套書目前已出版了夏商、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西夏金、元等5卷，各以資料系統、內容翔實見稱。除此以外， 由林劍鳴主編的《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黃正健《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師大出版社1998年版）、朱瑞熙《宋代社會史研究》（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宋德金《金代社會生活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均就所涉及的各個時代的社會生活，作了很好的考察，有的還超越了一般所指的社會生活史內容。宗族和宗族組織，也是社會史研究中的熱門課題，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馮爾康、常建華《中國宗族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都是從先秦乃至原始社會末期一直談到宋明以后、或延續到近現代，由時間的跨度看，稱得上是宗族通史。屬于斷代性研究的有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徐揚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論》（中華書局1995年版）、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陳支平《近500 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張研《清代族田與基層社會結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等。通過這些著作看到，它們較之以往，不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各有前進，更可喜的是不同程度地觸及某些新的課題，如宗族的社會功能、家庭和宗族的關系，以及從法的視角，或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研究宗族組織。另外還注意到宗族組織的地區特色和不同的時代特點。
　　關于婚姻和家庭史，從已發表的論著看，婚姻史的比重明顯大于家庭史。陳鵬的《中國婚姻史稿》（中華書局）出版于1990年，1994年再次重印，內容涉及婚姻禮儀以及各種婚姻形式，包含的時代上起周秦，下迄明清，全書約54萬字，稱得上是洋洋巨著。簡史性著作有孫曉《中國婚姻小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史鳳儀《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湖北出版社1987年版）和張樹棟、李秀領《中國婚姻家庭嬗變》（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謝維揚《周代家庭形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王玉波的《中國家長制家庭制度史》（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是就家長制家庭這一社會歷史現象入手，論述了家長制家庭早期形態的社會功能、家長制家庭的類型形式，以及封建禮制在中國文明步途中演進的軌跡。在婚姻史中，還有像彭衛的《漢代婚姻形態》（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和張邦煒《婚姻與社會（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斷代性著作。
　　人口史研究也是近幾十年來人們所熱情關注的，但多數著述談的是人口數量的增減和關于人口遷移等內容，觸及人口行為和人口環境的還不是很多。姜濤的《中國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有“人口結構”一篇，此外行龍的《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敘述了人口城市化、人口性別、年齡、職業、素質和婚姻家庭構成。陳孔立《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則討論了臺灣移民社會特點、發展模式以及人口結構。王躍生《中國人口的盛衰與對策——中國封建社會人口政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是從國家政策的角度談我國的人口發展變化，其中牽涉到政策與社會因素的相互影響關系。
　　社會結構是社會史研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由馮爾康主編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總結現有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家庭、宗族、職業、民族、社區等內容，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作了有益的分析。在有關社會結構研究中，社會各階層或某些角色在不同歷史時期所處的地位和動向，也是人們探求的一個重要方面。有關成果如劉澤華主編的《士人與社會》（天津人民出版社，現已出版了先秦和秦漢魏晉南北朝兩卷）、葛承雍《中國古代等級社會》（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經君健《清代社會的賤民等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趙世瑜《吏與中國傳統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郭潤濤《官府幕友與書生——“紹興師爺”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等。張仲禮的《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一書，原是他旅居美國時的英文著作，1991年由李榮昌譯成漢文，在國內出版。該書最大特點，就是用計量的方法，對紳士的構成人數、經濟狀況等，各用圖表加以說明，使分析更加中肯有力。 在有關明清時期的紳士研究中，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還重印了吳晗、費孝通等的《皇權和紳權》。其他如賀躍夫《晚清士紳與近代社會的變遷——兼與日本士族比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都是著重考察晚清社會轉型之際，紳士或紳商們為適應變化所出現的新情況。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是討論有清一代四川省社會結構變化的力作。除此以外，彭衛的《另一個世界——中國歷史上的變態行為考察》（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董英哲《科技與古代社會》（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王子今《交通與古代社會》（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李文海《世紀之交的晚清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等，都是試圖用社會史的研究角度，從某一個側面所作的探索，其中有的是以往傳統史學所不屑觸及的。在有關社會問題中，牽涉秘密結社一類的著述不少，不過因此類作品已有不少人作過介紹，這就從略了。
　　在以上的舉例簡介中，都沒有提到論文，原因是即使是專著，也有精品遺漏，更不要說數量龐大的論文了。事實上，某些論文就質量而言，并不亞于宏篇巨著，只是在有限的篇幅中，實在難以周全，權衡之下，只好略而弗及了。
　　（四）田野調查和口述史方面的新嘗試。田野調查本來屬于人類學的工作范疇，社會學則稱社會調查，另外在民族學、民俗學中也不斷采用，雖然它各有各的學術規范。史學工作者注重田野調查，不僅是因為它能使研究者得到除文獻資料以外許多活的（如口述回憶、祭拜儀式等）和死的（如碑刻、建筑遺存等）見證，更可貴的是通過調查訪問，使本來屬于過去的東西，生動地再現在大家面前，增加了活的生活體驗。
　　關于田野調查，我國在50年代以及后來的70年代都有人做過，如武訓、宋景詩歷史調查，太平天國和義和團史實調查，后來為配合批孔、批《水滸》，也有過一系列調查。但由于當時主要是為了配合某種政治活動，或片面強調階級觀點，以致今天看來，多數成果很難說具有科學價值，有的甚至流為笑柄。在社會史研究中，有許多課題因文獻資料不足或記載不詳，常常需要求助于田野調查，如秘密結社方式、宗族組織、兩姓械斗、民間會社和民間信仰等。還有像牽涉家庭內部的生育、溺嬰、夫妻和婆媳關系，通過查訪也能得到新的內容。
　　自80年代起，我國社會史工作者對開展田野調查給予極大的關注，先后有不少人投身其間，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像中山大學陳春聲、劉志偉等與香港大學同仁合作，開展對珠江三角洲暨華南地區有關家族、民間信仰、風俗習慣的調查；廈門大學楊國楨、陳支平、鄭振滿等與美國及臺灣學者合作，就閩南家庭組織和鄉村社會所進行的研究；北京師范大學趙世瑜對華北廟會的研究。另如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錢杭、謝維揚、江西師大梁洪生等，都各有田野調查的經歷和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自組建社會史研究室后，也開展了一些田野調查，1996年，該室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及云南大學民族所在昆明成立了“中國邊疆地區歷史與社會研究云南工作站”，深入滇西一帶，就當地少數民族的婚姻、家庭作了一系列集體座談和家庭訪談。隨后，郭松義和定宜莊以清代遼東移民為題，進行了多次田野考察。為了使調查能取得效果，他們于出訪前先進行文獻資料準備，又參考國外學者有關田野調查問卷詳目和廈門大學閩南農村調查時的問卷，設計了遼東民間調查問卷。從1998年起，他們曾多次深入城鎮農村，走訪了蓋州、海城、營口、法庫、鐵嶺、開原等6個縣市、數十個鄉鎮和村莊， 訪談人數超過200人。到過次數最多的是蓋州市，共18個鄉鎮和30多個村子。通過實地調查，不但證實和豐富了文獻記載，許多地方還有新的發現，其中包括新的文字資料，如藏于各家的家譜、譜單，散落于山間、村頭的碑刻等，可說每次有心得，每次有新的實物收獲。
　　至于把口述歷史記錄下來，構成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在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是存在的。我國上古史中有關炎黃堯舜和大禹的傳說，就是通過一代代口述傳承記錄下來的，著名的古希臘荷馬史詩，也是一部口述史。直到現代，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沒有文字的民族，通過祖輩的口述或用唱歌的方式，保存、延續著他們的歷史，而現代化錄音手段的出現，使得口述更能得到完整無誤的記錄和科學的驗證。在口述史方面，定宜莊的《最后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稱得上是在社會史領域用口述來互證史實的最新成果。據著者自稱：她作此書的目的是想通過采訪，了解這些旗人婦女對自己出身的民族是否具有、具有什么樣的集體記憶；滿族婦女的生活、婚姻、生育與族際通婚情況；辛亥革命后她們的家庭變遷和生活經歷。口述在提供諸如滿族的民族意識、以往婦女的婚姻、家庭生活等很多方面充實了文獻記載的不足。還有如身為滿族，祖輩以來卻從不是旗人，這也是在文獻資料中難以知曉的。
　　　　　　三
　　中國大陸社會史的復興，固然與國內的政治變革，以及世界的學術走向有關，但根本原因還在于它適應了史學本身發展的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參加進來。
　　（一）擴大了研究視野。中國的社會史研究由于長期受到禁閉，很多人已對它感到陌生，特別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人們說的是階級斗爭，寫的也是階級斗爭史，把本來是豐富多采的歷史研究空間，變得越來越窄，思路越來越僵化。所以當社會史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它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再次亮相，人們的眼睛似乎突然一亮，好像在學術的殿堂里又打開一扇門，把過去遭到唾棄、被忽視的寶藏，一下子展現在大家的眼前，原來周圍有如此眾多的題目等待去發掘研究。在這里，關乎一代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重大問題，固然需要我們用新角度再作審視；還有許多看來是瑣屑細小、卻與百姓的生活、生存環境汲汲相連的飲食、服飾、住房、交通、文娛，以及婚喪節令、人際交流、心態感情等，也是重要的研究對象。總而言之，社會史擴大了人們的研究視野，同時喚起了人們的研究熱情。
　　（二）透過歷史，關注現實。現在我們鄙棄影射史學，反對用歷史簡單的比附現實。但了解或研究過去，總不是只為研究而研究。事實上，以往和今天，傳統和現實，都是互相連通的。很多社會史研究者強調自下而上的看待歷史，突出以人為基本剖析對象，就所及內容和選擇的題目，總的說來較之過去強調的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等等，似乎更貼近于大眾，更能贏得人們的心聲，而我國目前面臨的轉型時期所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在追根溯源之后，常常會發現，很多方面與歷史上的相關問題有所牽連。比如近年來各地相繼破獲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與各色會道門組織，有不少就是以往地下會社的沉渣泛起，或有著某種思想傳承關系；又比如有的地方家族勢力的興起，也可以隱約地從歷史上家族組織見到這樣那樣的干連。至于婚喪嫁娶等生活習慣、社會風尚等等，更會引發人們對往昔的回想，考究一下是什么樣水土與社會條件，才萌發、滋養了如許這般風尚，而這些風尚的因革相沿、代代傳承中，究竟哪些是屬于應該拋棄的敝俗，哪些則應加以繼承發揚，這都需要研究者作出解釋。當然，社會史的內容并不限于這一些，但是這種接近生活的研究，無疑縮短了研究者和普通大眾的距離，使史學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了解。
　　（三）多學科相互滲透。在當前的學術趨向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各學科間的相互滲透。所謂學科滲透，在某種意義上即研究方法的滲透。社會史因其所選擇的不少題目需要兼曉當代許多學科知識，反映在吸收借鑒上更顯出其急切性。比如研究婚姻家庭史，在劃分婚姻形態、考察家庭結構中，必須求助于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成果和方法；要分析結婚率、離婚率，以及初婚年齡、夫妻年齡差等等，無疑得從人口統計學中得到啟示。此外，婚姻家庭史還牽涉到人類學、民俗學、倫理學等學科，甚至還與法學和醫學等學科有關。沒有現代環保衛生方面的常識，便很難做好歷史上的環境、疾疫和死亡一類的題目。現在有的學者準備做我國歷史上災害及其防止這樣的題目，其價值自不待言，然而要做好它，光靠傳統的史學知識和方法，顯然是不夠了，必須注意吸取有關自然科學知識，如地理學、氣象學、地震學，以及水文和預防醫學等知識，使成果更具現代感，更方便人們的應用。
　　前述1993年初，我們在北京開過一個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的小型討論會，為了更好地了解婚姻、生育、死亡與社會環境的關系，特別邀請了人口學、地理學、民族學和醫學專家與會，在相互交流中，大家均覺得益匪淺。會后集輯出版了一個論文集，從得到的反應表明，學者們對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是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后來1998年，我們召開婚姻、家庭和人口行為的研討會，又請了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和人口學的專家，除了圍繞專題發言外，還專門就各學科方法和相互借鑒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有的學者說，目前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這種或那種系本學科所專有，問題是如何借鑒各學科所長，更好地作好自己的研究。我想，這位先生的話，并不是要抹煞每個學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傳統的史學是通過對史料的搜集、考訂、排比來說明需要說明的問題。這個基本功也是每個從事史學研究的基礎。但是目前，比如我們提到過的一些社會史課題，只靠這個基本功確實顯得不夠了。從這一點來看，那位先生所表達的意見，多少反映了今天和今后學術研究的動向。
　　至于社會史研究中將田野調查和口述史引入史學領地，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傳統史學的一種更新和補充，同時增加了社會史研究的魅力。很多史學工作者，特別是年輕學者鐘情于社會史，除了因為它所觸及的范圍、可供選擇的課題廣闊，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更能擺脫傳統，迎接挑戰，這也是一種巨大的吸引。
　　　　　　四
　　社會史研究盡管成績斐然，前途廣闊，但在一片叫好的迅猛發展中，確實也暴露出某些不足之處。
　　首先，正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必須繼續開展對社會史理論的鉆研，把理論探索和具體研究有機的結合在一起。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人們圍繞社會史的研究對象、方法、學科性質、以及與相關學科的關系，展開過熱烈的討論，還翻譯介紹了若干西方社會史理論著述。應該說，這些討論和介紹，對加深認識社會史，動員人們參與社會史課題的研究，起著十分有益的作用。當然，討論中也存在分歧的看法，甚至截然相對立。從學術的發展角度看，只要有討論，便會有分歧，而且永遠會有，但總的說來，理論討論仍顯不夠，特別是缺乏層層深入，或在理論指導下就具體課題作某種示范性研究。比如我們說社會史與以往政治史不同的是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怎樣或如何才算自下而上的研究；再比如有的學者提出社會史是一種研究范式，怎樣把這種范式體現在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研究中，這都有待于探索。
　　由于社會史復興后理論積累的欠缺，而有的作者又滿足于對某種表象的認識，認為只要題目與之有關，就屬于社會史，以致很多研究陷于就具體事件的瑣碎考訂和欣賞性描述，對為什么會這樣，是什么樣社會造成這樣的，它對今后會發生什么樣社會影響，則回答不夠。誠然，我們不是說凡事都要就此作出答復，但總不能以瑣屑替代整體。有人曾譏諷社會史是個大雜物筐，說只要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等幾大板塊包括不了的，什么婆婆媽媽的事，都可以歸在這個筐里。顯然這是一種誤解，可是否也說明了，這與社會史建設中，對其整體理論架構討論不深，有人對此理解不夠有一定的關系。
　　第二，應重視對新史料的開發和新研究方法的采用。社會史是歷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既為史學，就離不開最基本的研究手段——史料。我們說開發新史料，包含著兩個方面：一是改變審視角度，把過去熟悉的舊史料再作一次新的探求。這是因為相當一部分學者，習慣于從傳統題目、傳統思維去爬梳、勾勒史料，對可供社會史研究的史料，常常因注意不夠而被忽略棄置了。比如在我看到的某些婚姻史論著，還是那些以往熟悉的傳統題目，使用的也多是似曾相識、反復使用的老史料，是用熟悉的史料寫傳統題目，這就有一個重新探求的問題。關于這一點，我曾詢問過不止一個學者：如果改變審視角度，是否還能從熟悉的舊史料中發掘出新東西來？他們的回答幾乎都是肯定的。說明即使在傳統慣見的史料中，也還大有用武之地。再就是開發新史料，包括通過田野和口述采訪所獲取的信息。另外像數量龐大的明清檔案文書、寶卷唱本，以及不斷出土的考古文物等等，仍有很多是我們沒有接觸或接觸不多的好資料。在社會史的資料探求中猶如一片廣闊的田野，尚存許多未被開墾的處女地，需要不懈地去開發耕耘。
　　說到講求研究方法的多樣化，雖然不止限于社會史，但社會史無疑更有需要。當然難度是有的，比如不少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比較單一，有的平時又缺少與相關學科的學術溝通，對其研究的內容和方法了解不多，特別是有關自然科學的知識，更感到生疏，這就限制了研究視野的擴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另外還牽涉到經費問題，如走出書齋做田野，沒有必要的財力支持是不行的，可目前的科研預算一般偏緊，這也要我們去努力爭取。
　　最后是加強鉆研，注意浮泛，避免低水平的重復。這些年來，社會史研究成果，無論是專著或是論文，數量可謂不少，但若排比考察，就會發現進展很不平衡，某些題目做的人多，比較集中，且有重復，有的則顯得冷落，甚至還有空缺。出現這情況的客觀原因，在相當程度上與學術界的研究現狀有關。如有的課題原本已有較多的討論，具備一定基礎，所以能很快形成熱點。仍以婚姻史為例，目前成果除談婚禮、婚儀外，相當一部分熱衷于討論上層社會的婚姻行為，如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婚姻，清代的皇族通婚等，還有不少是老題目。一般說來，熱點問題往往反映這個時期有關研究中的突出點，容易激發人們的興趣，可無論如何，婚姻史包括了許多方面。如果說在開頭，討論熱點可對研究起啟動作用，接下來便應一層一層向外擴展，包括老題目的新做法，以此填補缺門，尋找新的熱點，使人們不斷有新鮮感，從而把研究引向更深更廣。再有一種情況是原來的基礎并不太好，卻因一時社會需要，被出版、輿論界看好，紛紛約稿推出，使冷很快變熱。這本來也是一件促進研究的好事情，但由于它們多先天不足，加上炒作因素，命題趕時索稿，粗糙乃至內容上相互碰撞，便難以避免了。
　　上面說的只是兩種現象，很難說是某個研究者的責任，但問題是存在的，也的確值得重視。學術研究有它自身的規律，其中的基點便是消除浮泛，踏實鉆研，這對復興不久的社會史似乎尤為重要。
　　總之，五十年來曲折的經歷證明，社會史是一門充滿希望和有活力的學科，盡管在前進的步伐中還會出現這樣那樣的事，它的勢頭已不可阻擋，正像英國社會史學家哈羅德·珀金所說：“灰姑娘（指社會史）變成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經濟史不允許她取得獨立的地位，她仍然稱得上是歷史研究中的皇后。”（注：見蔡少卿主編《再現過去：社會史的理論視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頁。 ）讓我們珍惜這份情意，轉變觀念，迎接社會史的更大發展。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三個火下加木
　　
　　
　　
中國史研究1京18～27K1歷史學郭松義20002000作者郭松義，1935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中國史研究1京18～27K1歷史學郭松義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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