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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１９８６年聚集天津南開大學的中國史學家們正式揭橥“社會史”研究的旗幟時，人們還未曾真正從一個學科的理論高度去評判它的歷史走向及其命運。史學家們最真切的感受是，在普遍的“史學危機”的感嘆中，“開展社會史研究則是開創史學研究新局面的一條重要途徑”（宋德金《開拓研究領域促進史學繁榮》，《歷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走出教條主義和極“左”思潮禁錮的樊籠，在對以往歷史學研究歷史的反思中，史學家們發現原本屬于歷史的內容卻被排除在歷史之外，因而，“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歷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評論員文章）這一極具“新時期”史學時代特征的口號，便成為史學家們開創社會史研究的共同起點。１９８６年應該說是新中國史學發生轉折的歷史性年代：極富特色的社會史研究的勃興與先此興起的文化史研究，構成了“新時期”中國史學發展的兩大主潮，被一些學者譽之為“史學奮飛的雙翼”（劉志琴《社會史的復興與史學變革》，《史學理論》１９８８年第１期）。從１９８６年第一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開始，兩年一次旨在引導全國社會史研究方向和檢閱社會史研究成果的“中國社會史研討會”，圍繞著不同的社會史主題，已經召開了五屆，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頗為可觀。因而，近幾十年的中國社會史研究歷程及其學術成果，理所當然地也成為許多密切關注社會史學學科地位和它的未來走向的學者們的研究對象，尤其是在我們面對一個跨世紀歷史學發展趨向的根本性課題時。
　　　　一
　　無論學術界對于社會史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持多么不同的看法，也不論史學家們對社會史的內涵作出多少相近或相反的界定，但有一個最基本的評價卻成為學術界的共識：近十年走出低谷的史學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在“社會史”旗幟下獲得的。人們稍加留意即可發現，近年來的史學研究成果比較集中于社會史研究方面，且不說譯介的許多國外社會史研究著作，單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和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社會史叢書”、“中國社會史叢書”和“中國社會史文庫”就近４０部。據不完全統計，從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０年出版的社會史著作就達一百三十多部（見吳吉遠、趙東亮《中國社會史主要書目和論文》，《社會問題的歷史考察》，成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有關社會史研究論文更是空前繁盛且引人注目。因而，即使是想從學科地位上根本否定社會史的學者，也不能不承認“社會史研究雖然被學科化努力所羈絆，但它帶給史學工作者的欣喜和取得的成就依然彰明顯著”。它顯示了“史學這一古老學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常宗虎《社會史淺論》，《歷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對于“新時期”史學發展發生深刻影響而且具有久遠啟示作用的，大概還不是或主要不是體現為社會史具體研究成果的多與少，而在于它開啟了一個具有新時代意義的歷史趨向。社會史給人們展示了一個十分寬廣的歷史視野，許多過去被認為無足輕重、排斥于歷史研究領域之外的內容，都在社會史的意義上獲得了重新估量的研究價值。舉凡服飾、飲食、生育、婚姻風俗、宗教信仰、鄉土習俗、家庭宗族、社會心理、婦女兒童等等，都聚焦在社會史的鏡面下，成為自８０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史學研究中最持久不衰的研究課題。正是在視野開闊、領域拓寬的過程中，它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促進了歷史學的改革與創新，“突破流行半個多世紀的經濟、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斷代史等著述格局，……復原歷史的本來面貌，使之血肉豐滿，容光煥發，改變史學以往那種蒼白干癟的形象，使之更加充實和完善”（田居儉《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社會科學戰線》１９８９年第３期）。社會史引發的理論方法的創新，更加令人矚目。社會史具有涵蓋面寬、內容層次多的特點，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對此顯得無能為力，因而充分借鑒當代社會科學新方法，與其它學科的相互平等交流，成為社會史學最顯著的一個特征。諸如計量史學、心態史學、想象史學、比較史學、家庭組合法、社會測量法等新方法，大跨步地滲入歷史學，導致了當代史學在理論方法上的革新。正是由于社會史研究內容和理論方法上的創新，標示了新中國史學時代性的轉折，以至于一些學者認為社會史不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而是“首先作為傳統史學的叛逆角色出現在學術舞臺上”（王家范《中國社會史學科芻議》，《歷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有人甚至干脆稱之為“新史學”。
　　如果不是糾纏于一些具體課題的學術評價，而是從更為宏闊的時代與學術的相互作用上去透析社會史興起的背景及其意義，我們不難發現，社會史研究的興起，既是當代社會對于歷史學發展的一種時代呼喚，也是史學對這一時代要求的自覺回應。歷史學領域內的這一巨大變化的最重要的趨向，就是史學研究內容開始走向社會。當史學家們肩負著努力超越傳統史學模式和擺脫“史學危機”的雙重使命，在開辟社會史這一新領域時，都有著一種歷史自覺：以整個社會作為研究的基點。由此，它促使歷史學在研究內容上發生了令人矚目的三大轉折：
　　第一，由精英的歷史轉向普通民眾的歷史。傳統史學所關注的大多是歷史舞臺上的精英，雖然新中國的史學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學者們大都接受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歷史觀，但在即使以農民戰爭為主線的史著中，也仍然是以農民起義英雄、領袖為中心，而對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大眾——農民，卻并無研究。社會史卻倡導研究普通人的歷史，試圖通過對社會大眾日常生活的探討揭示出“英雄”們借以出演的歷史正劇的社會內容，從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會歷史運動的必然規律和基本趨向。因此，許多與社會普通人相關的內容如賤民、娼妓、太監、游民、流民、乞丐、婦女、秘密社會，都成為社會史學者的研究課題。這同２０世紀上半期西方社會史研究向黑人、婦女、兒童、工人轉向的歷史趨勢如出一轍。社會史導致的研究對象的日趨“下層化”或“大眾化”，是它的時代特征之一。
　　第二，由政治的歷史轉向日常社會生活的歷史。隨著歷史認識的深化，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規律決不外在于日常社會生活。不論社會變革最終爆發的形式和烈度如何，事實上它的爆發力量和變動趨向，早在社會生活的一般進程中緩慢聚積著和體現著。傳統史學格外關注歷史事變的最終結果或重大的事變本身，而相對漠視事變醞釀、孕育的不經意的歷史過程。新時期的社會史則相反。與以往的歷史著述側重于政治事件不同，社會史研究密切關注的是同社會大眾日常生活相關的內容，諸如民俗風情、歷史稱謂、婚喪嫁娶、災荒救治以及衣食住行等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歷史演變，這使得歷史學研究內容帶有了濃郁的生活氣息。
　　第三，由一般歷史事件轉向重大的社會問題。社會史崛起伊始，就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著力于人口問題、災荒問題、流民問題、社會犯罪等專題的研究，試圖從歷史的縱向探索中為現實的社會問題的化解提供歷史借鑒，并借以強化史學的社會功能。
　　這三個重大轉折，標志著歷史學的研究內容面向了社會。當然，史學研究主題的轉換，既是對傳統史學模式反思的結果，更是時代發展要求所致。當代世界歷史進程的巨大變革，導致人們生活內容的深刻變化。在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時代，生產和生活的社會化程度使得個人的力量——即使是杰出人物——對社會歷史發展的作用相對弱化，因而人們的視線逐步離卻“英雄”而移注于“民眾”或“群體”。同時，在迅猛發展的社會中，人如何適應社會，人的社會化問題，以及社會發展中不斷涌現的社會問題，也愈來愈成為人們生活中最為緊迫的課題。這就逼迫著史學家不能遠離社會，脫離時代去從事“上層”、“宮廷”式研究。因而，作為“新史學”的社會史的興起，既是當代社會對史學的一種時代呼喚；也是史學對時代要求的一種自覺回應。
　　當現代社會——時代的要求在歷史科學認識領域中得到確認后，隨著一些新的具有時代意義的研究課題的不斷提出、不斷選擇、不斷精確，就逐步形成了區別于以往史學研究內容的新的體系、新的范疇、新的視野——這就是烙印著強烈時代感的社會史。社會史源于社會，源于時代。正是當代社會不斷涌動著的活的生活內容，構成了歷史學新的內容，產生了以社會生活為主體研究對象的“社會史”。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史”是歷史學走向社會的必然結果。這是它最鮮明的時代特征。
　　　　二
　　走出傳統史學的視野之后，社會史確曾展示了它領域寬闊的獨特優勢。社會史具有既深且廣的研究領域，從廣度來看，它涉及到人類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社會關系、社會結構、社會生活、社會風俗、社會群體、社會功能等；從深度來看，近期的社會史有一種與普通人休戚相關的意識，它涉及到諸如社會流動、家庭婚姻、社會犯罪、大眾文化以及巫術迷信一類深層次的社會生活內容。而且，由于社會史是跨度大、范圍廣、內容多的綜合性新興學科，它誕生于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相互滲透之中，具有高度的開放性特點。因此，社會史在發展過程中，圍繞“社會”這一主題不斷與其它學科進行整合，形成了一批附屬于社會史的亞學科，如人口史、婚姻史、婦女史、家庭史、災荒史、風俗史等等。社會史學科群落的不斷形成和發展，從研究領域上展示了它所獨具的誘人的發展前景。然而，正象有些學者所特別強調的那樣，“新課題最多只能提供變革的外在形式，而變革的成功與否，將最終取決于用什么樣的內涵去賦予課題以新的生命，顯示其社會史的意義”。否則，“簡單地移植新課題，已經有跡象表明，很可能變成羅列奇風異俗、陳規舊習的民俗展覽”（王家范《中國社會史學科建設芻議》，《歷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從宏觀的學科理論高度來審視近十年中國社會史研究現狀，不能不承認，這距離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成熟學科的基本要求還相差甚遠。
　　首先，近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現狀及其特點，主要表現在更多地側重于研究領域的開拓和課題的提出，卻忽視了對于學科體系和基本規范的理論建設的研究。社會史在近幾年內的確獲得了迅速發展，各種專題社會史如人口史、婦女史、秘密社會史、社會生活史、家族史、服飾史、飲食史、災荒史等均有大量論文和著作問世，社會史研究顯示了領域極為廣闊的學科優勢。而社會史的理論研究卻相形見絀，顯得清冷沉寂，不具聲勢。不僅沒有系統的專著出版，就是宏觀理論體系探討的文章也不多見。由于“社會”概念的過于寬泛和多義，史學界很多學者采取一種回避態度，強調“目前社會史研究剛剛起步，不宜過多地去考慮構建體系和框架”問題。因而社會史理論研究與專題研究形成了明顯的兩個極向：即理論研究的滯后和專題研究的分散。作為一門新學科，如果不能建立起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比較完善的學科理論體系，它的發展前景自然會令人焦慮。因為專題研究并不解決學科理論體系問題，系統的社會史也絕不是各門專題社會史的簡單結合。由于宏觀學科理論研究的滯后，社會史研究缺乏最基本的理論規范的制約和理論引導，從而導致專題研究呈現出離心的偏向。
　　大量的專題研究成果，相互之間缺乏學科上內在的聯系和共性，不能以一個獨特的相對獨立的學科獲得學術界的真正認同。因而，有人認為許多“社會史”的成果，只是貼上了社會史的標簽，而同傳統的史學成果并無差別。
　　其次，由于學科自身理論建設的不足，在社會史研究發展過程中，人們遂大量地借用社會學理論、概念、范疇、方法，使舊有的史學理論體系陷入“失范”狀態，而新的理論、范疇并沒有在史學學科意義上進行科學的體系化的整合，新的“規范”并沒有形成。有些學者在社會史研究中簡單地移植社會學或人口學理論，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結構中的“人”（社會關系的總和）的概念同“人口”概念相等同，從而把“人口”作為社會結構的主要因素，使“人口”在社會結構中同階段、階層、宗族、家族、家庭等社會關系范疇處于同一層次，導致了基本理論范疇上的疏失。在社會史理論構架上有些學者也大體照搬社會學的理論框架，把動態性的社會史納入一種“社會結構、社會生活、社會功能或社會意識”的簡單社會學理論體系中，使社會史逐步演變為社會學的歷史投影，從而導致社會史史學特征的失落。
　　當然，誕生于歷史學與社會學交叉滲透中的社會史，本是當代社會科學發展基本趨向的必然結果，因而，社會學概念、范疇、理論方法的植入似無可非議。“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社會學和人類學在觀點上與歷史學最為接近。當代社會與過去社會之間的分界線是微妙的，不斷變動的，而且是人為的”（天津社會科學062-066K1歷史學王先明19951995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062-066K1歷史學王先明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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