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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冷戰結束，中美關系原有的基礎框架受到了根本沖擊，20世紀70年代初期以來由于遏制蘇聯擴張的共同需要而產生的中美戰略協調和配合已失去維持的條件。美國對華政策經過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的矛盾、混亂與搖擺，并在經歷1996年臺海危機后，對中國的敵性判斷變得清晰起來。2001年初布什總統上臺后，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形勢判斷發生了重大變化，對中國的戰略關注明顯加強，“亞洲存在著出現一個擁有可怕資源軍事對手的可能性”，美國因此“必須防止能夠挑戰美國的地區大國出現”。① 這種情況的出現，不僅在于美國對安全局勢的誤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美關系中存在著尖銳的結構性矛盾。隨后，由于反恐戰爭的需要和雙方戰略互動的增強，美國對華戰略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② 這并不意味著這種結構性矛盾的淡化，更不是根本緩解，只能說明有更多美國人意識到了中美之間存在日益緊密的利益聯系，一旦人為地將中美關系推向極端，美國必將承担巨大風險。
　　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中國應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其中固然有約束中國的成分，但總體上表現出了一種比較積極務實的態度，至少暗合了這樣一個事實或要求，那就是，應將中美關系放在全球政治或國際體系的大背景中考察，否則就中美關系研究中美關系，難免會迷失在許許多多的技術性分析之中。在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大多數最近變化，盡管它們表面上看起來毫不相關，卻能在很大程度上追溯到全球政治經濟中某些共同的根源”③。
　　研究中美關系不僅要深入分析兩國間利益的協調與沖突，而且要超越雙邊關系，將其放在整個國際體系結構中考察。中美兩國盡管是國際體系中的大國，各自具有明顯的特殊性，但都在國際體系中活動，受到體系本身邏輯的制約。隨著國際體系中各單位互動能力增強，“整個國際體系變得更大，更集中；體系內單位間的依賴性更強，也更加受到結構性力量影響”。這是因為，“體系與單位雖然變得更為強大、更有能力，但比較而言，似乎是體系更有滲透力、作用更為強大、更有影響力”。“因此，體系結構的作用也愈發強大，左右著單位的發展，并使單位發展的主導力量改變了原有的平衡，外部力量日益大于內部力量。”④ 考察中美關系也是如此，中美關系本身固然重要，屬于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但無論怎樣，它都僅是國際體系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并受到國際體系內在規定性越來越多的規范和制約。中美矛盾的發展變化不僅以冷戰后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動為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結構特征甚或缺陷的反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載著國際體系內在的邏輯和矛盾。
　　中美關系不僅具有大國間傳統權力政治的內容，還反映著當今世界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發展演變，因而具有更加廣泛的意義。所以，要全面深刻地認識中美關系的結構性矛盾，還需要從國際體系的結構入手，在深入分析國際體系對中美關系發展實質影響的基礎上，尋找中美關系發展演變的內在線索。
　　二、中美結構性矛盾的體現
　　當前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是指由于中美兩國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位置不同及利益需求的差異而產生的矛盾，并在一個時期以來主要表現為中國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擴展與美國維護其霸權安排的深刻沖突。具體說來，中美結構性矛盾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和安全三個方面。
　　首先，美國強化霸權與中國政治影響迅速上升之間的矛盾。隨著現代化進程和對外聯系的增多，中國在世界政治中占據著日益重要的位置，這就要求中國廣泛參與各種國際組織，發展與世界各國的關系，參與國際政治議程的談論與制定，乃至提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政治新秩序，以便為保障和實現中國在世界日益擴展的國家利益服務；在地區范圍，中國則必然要積極開展各類安全、政治領域的合作與對話，創建和參加地區組織，擴大在本地區的影響力，以便為國家發展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然而，中國在地區和世界范圍影響的擴大，將不可避免地與美國的霸權相遇。
　　冷戰后美國有人認為，“美國較以往歷史上的美國擁有更大的權力和更少的對手。相對于任何潛在的競爭對手，美國更強大，更富有，也比自羅馬帝國以來的任何國家更具影響力”⑤。美國要利用這個前所未有的“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強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霸權安排。超群的實力是實現這一目的的絕對基礎，它不僅是美國改造現有經濟和安全結構的有利條件，也使其能夠創造出維護乃至拓展美國利益所必需的條件。⑥ 正因為如此，美國在冷戰后千方百計地維護和加強自己的“一超”地位，積極擴大在國際體系中的影響力，不斷拉大與其他大國的實力差距。
　　美國單極地位的加強，必然使其他大國的權力受到限制。在西方發達國家之間政治經濟日益均質化發展的情況下，這種限制的負面影響并不明顯，甚至還不及可以分享美國單極霸權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所帶來的好處。但是對于正處于崛起過程中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與美國有巨大差異的中國來說，這種限制就表現得比較強烈。
　　中美不僅在建立什么樣的世界政治新秩序上存在分歧，在如何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問題上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對于美國，當今世界仍然是一個靠強權而不是靠法治或合作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要繼續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不受挑戰，其對外行為的基本邏輯仍然是憑借實力和強權，而不是公理和法律。⑦ 這種基本邏輯決定了美國在國際政治中表現出強烈的單邊主義傾向。盡管擁有著為數眾多的盟國，但對于美國，多邊主義只是一種方式，而非目的，有時奉行多邊主義主要是為了通過爭取其他國家的支持，通過平衡在盟國和組織中的力量和領導，以取得更有效的結果，付出更小的代價。這種政治理念使得美國即使在遭受恐怖主義重創之后，仍然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因為“美國不僅是國際公民。它是支配世界的大國，比羅馬帝國以來的任何國家的支配地位都要高。因此，美國處于重塑規范、改變期望和創造新現實的地位”⑧。
　　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嚴重失衡對后起國家形成強大壓力，國際秩序絕非對任何國家都是中性的，隨著對外關系的深入發展，中國感受到來自霸權國家的防范遏制乃至整個國際體系的慣性制約。多年來中美之間在人權、臺灣地位和地區安全結構等諸多領域的交鋒都是美國強化霸權與中國政治影響迅速上升之間深刻矛盾的反映。米爾斯海默甚至看到所謂未來中美沖突的必然性，認為按照歷史循環的簡單邏輯，中國實力的增長將不可避免挑戰美國在亞洲的力量存在，因此在21世紀初期，美國可能面臨的最危險前景是中國成為東北亞的潛在霸權國，因為富裕的中國不可能是一個維護現狀的大國，而將是一個決心獲取地區霸權的雄心勃勃的國家。⑨
　　其次，美國維護世界經濟主導地位與中國拓展發展空間的矛盾。中美兩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同，經濟發展的階段差異巨大。中國努力推進現代化進程，并不是向美國和現有國際體系及秩序挑戰，實際上，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國際體系的開放政策。然而，以國際資本擴張為主要邏輯的國際體系不可能自動接受一個人口眾多國家的崛起。
　　近年來，美對華日益上升的貿易逆差引發的宏觀經濟摩擦逐漸成為中美經濟的焦點問題。然而，造成中美貿易逆差迅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中美雙方統計差異、在華外資企業對美出口增長和美國對華出口管制等。其中在華外資企業對美出口增長是形成中美貿易逆差的最主要原因。這使得中美貿易逆差具有轉移性的特點，也就是說，中國對美出口產品的大部分利潤都被外商拿走了。而在這些外企中，由美國投資的企業占據了相當大的一部分。盡管這樣，美國仍以日益上升的貿易逆差為由，要求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升值；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尤其是金融、電信等中國發展相對薄弱的領域；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并據此對中國的產品采用種種歧視性條款。這些做法在客觀上都是不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
　　中美經濟矛盾的深層原因是兩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和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同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沖突。許多美國人相信，20世紀90年代美國創造了一種永遠避免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缺陷的新型資本主義經濟。在此期間，美國經歷了英國《經濟學家》所稱的“有史以來最長久的經濟擴張”，連續十年保持了經濟增長，失業率為30年來最低，大部分美國人的工資增加了；股票市場一派繁榮，市值上升。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卻沒有出現終結以往經濟增長的高通脹，通貨膨脹率始終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美國人在為如此經濟成就歡呼的時候，卻很少認識到這種繁榮是高度依賴于美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支配地位。
　　有學者認為，“在相對經濟實力的對比中，美國地位下降，但是它從世界經濟中抽頭的能力卻大大增強了：美國在客觀上成了一種捕食性動物”⑩。亦即，盡管其他國家的經濟實力得到了增長，但是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卻不斷增強。美國憑借這種優勢從世界經濟中攫取了遠遠超過其本身應得的超額利潤。這使得世界的財富(商品和資本)日益聚集到它的手中。美國的消費狂潮不僅使得其國內儲蓄涓滴不剩，還使美國負債累累，成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如果美國的統治地位不復存在，這樣一個消費熱潮將不可能維持，甚至將導致美元的貶值和美國相對衰落。因此保持對世界經濟的支配地位不僅是美國經濟繁榮的前提，更是它維持目前生活水平的保障。
　　中國仍是國際體系中的發展中國家(盡管是最大的)，正處于體制改革和現代化的關鍵時期。除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所面對的現代化挑戰和來自經濟全球化日益增長的壓力外，由于同時肩負著改革和發展的雙重任務，中國還有自己特殊的困難問題。例如，對公有制經濟的物質基礎——國有企業的改革，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解決城鎮下崗工人和農村富余勞力的就業問題，平衡社會貧富分化和地區發展差異，保護因粗放型經濟增長造成日益惡化的環境，發展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質，發展科技以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等等。鄧小平曾指出，中國一切問題的解決要靠發展。因此，以體制創新為主要特征的改革必須是一場“增量”改革。它要求經濟以相當快的速度發展以滿足改革的需要。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它必然要求更多的發展空間以實現和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這就要求中國不僅要更廣泛、更深入地參與世界經濟，還要在貿易、金融和能源問題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框架內發揮重要作用，在世界經濟制度的制定上擁有一定的決定權。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兩國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受到越來越大的外部影響和制約。這不僅要求它們增強自身實力以抵御外部的負面影響，更要求其通過廣泛參與世界經濟活動，為自身經濟的發展爭取盡可能多的空間和機會。兩國經濟利益的巨大差別使得一方利益的實現往往會有損于另一方的既得利益。在資本邏輯占主導和發展空間有限的國際經濟體系中，這兩個巨型經濟體稍有不慎就會發生激烈摩擦。
　　第三，美國追求絕對安全與中國維護日益擴展的安全利益的矛盾。由于在國際體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美各自對安全的需求和理解有著很大不同。(11) 冷戰后，雖然中國遭受大規模侵略的威脅不復存在，但是周邊的安全環境仍不容樂觀。邊境紛爭、熱點沖突、海洋糾紛都對中國的主權和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臺灣地區獨立傾向漸長，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除了維護原有的安全利益之外，經濟的發展和對國際事務的參與越來越要求中國能有效地維護日益增長的安全利益。因此，中國對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安全、對周邊的和平穩定、對關系國家發展的海外利益都十分重視。而作為世界體系中霸權國的美國則要追求所謂的絕對安全，“不僅要保證美國的本土不受攻擊，美國的盟國不受攻擊，而且美國在全球的重大利益都不能受到挑戰”(12)。美國對對其安全地位的任何挑戰都高度警覺，絕不容許這類挑戰破壞其建立美國治下的霸權的戰略。中美安全觀念和需求不同所導致的矛盾成為中美關系中最不易解開的心結，也是引發兩國沖突最危險的導火線。
　　中國位于亞洲的中心區域，環境復雜，周邊不穩定因素較多，地緣安全環境先天不足。美國通過加強在亞太的軍事存在，強化與澳大利亞、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的軍事同盟關系以及提高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軍事合作，逐漸強化了其在亞太地區安全中的主導地位。美國還不斷擴大日本在安全領域的參與程度和活動范圍，支持日本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13) 這使得中國在本地區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行為受到限制，而且，美國對臺軍售和其他實質性的軍事合作直接威脅到中國的核心利益。
　　復雜嚴峻的安全環境要求中國加快實現國防現代化。對于中國這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說，沒有強大的國防，就無法保證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更不用說在大國競爭中取得戰略主動權了。為了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中國必須建設一支能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的現代化軍隊。然而，美國認為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嚴重危及它在亞太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正是出于對中國國防現代化的憂慮和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疑慮，美國不斷增強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力量，擴張勢力范圍，鞏固軍事同盟，扶持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在安全和政治領域發揮更多作用。這都對中國爭取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主動權形成了制約，惡化了中國的安全環境。為了打破美國的戰略包圍，改善周邊安全，中國與亞太國家，主要是東亞和中亞國家進行了積極互動，取得了顯著成果。中國倡導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已經成為中亞地區較具影響的安全機制。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對話進行得卓有成效，簽署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強互信和合作的協議。中國改善與周邊國家關系、穩定安全環境的舉動，讓美國產生了它可能被排除在亞太安全機制之外的憂慮。這種情況的出現將對美國的地區霸權乃至全球霸權的維持造成嚴重沖擊。為此，美國也大力加強與中亞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雙邊軍事合作，以抵消中國的戰略影響。
　　由于缺乏足夠的信任和溝通機制，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容易陷入“安全困境”。美國甚至有人認為，中國是一個比俄羅斯還要可怕的敵手；隨著中國加強海軍力量，中美之間可能形成新的冷戰。
　　臺灣問題是中美結構性矛盾的焦點所在。臺灣問題對于中國來說不僅關系著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這一最高利益，也背負著歷史恥辱的洗雪和民族崛起的希望。“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堅定不移的國家意志和歷史情結。”(14) 毛澤東曾說過，臺灣問題不解決，中國就不能算是完全的獨立。讓臺灣回到祖國懷抱是中華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標志，它對于團結全世界中華民族兒女，激發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民族崛起而奮斗的熱情，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具有決定意義。縱觀世界強盛民族的崛起，無一不是從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開始。
　　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對中國來說，不僅是民族大義所系，更是國家安全的根本利益所在。臺灣在軍事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它是作為中國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東南數省的海上屏障。因為臺灣問題的存在，中國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防線被從中間切斷。臺灣一旦落入外敵或者分裂勢力之手，則中國東南門戶洞開，危及中華民族的安全和發展。臺灣作為扼守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戰略樞紐，是中國大陸進入太平洋的主要通道，對于中國維護航道安全、開發海底資源、處理海洋領土糾紛，同樣具有重大意義。臺灣問題的存在既是造成中國戰略地位相對弱勢和被動的重要因素，又是敵對勢力囚困中國于近海大陸，阻遏中國向東發展的關鍵所在。臺灣回到祖國懷抱，才能使中國的安全形勢得到根本改善，使國家經濟的發展獲得可靠的地緣依托。對于一個尋求安全、尋求發展、尋求崛起的民族來說，及早實現統一，這是惟一的選擇。(15) 當前仍然存在“臺獨”分裂勢力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國外勢力入侵臺灣和臺灣問題久拖不決的可能。在這些情況下，中國必須堅決使用武力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消除對國家安全和發展的致命威脅。因此，中國絕不承諾放棄武力統一，更不容許臺灣獨立。
　　而對于很多美國人來說，“臺灣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武力統一代表美國領導地位的失敗，將使華盛頓作為盟國的可信度面臨疑問，因此會破壞美國至關重要的雙邊聯盟”(16)。如果美國對亞洲盟友的承諾失去信譽，東亞國家可能轉而尋求一個以中國為主導的地區安全機制，以使自己的安全得到可靠保障。這會將美國逐漸地排除在東亞之外，也即“地理毗鄰造成的互動效應必然會使全球化現象的深層效應顯示出來：世界重心向歐亞轉移，美國將被孤立”(17)。喪失對歐亞大陸東端的控制可能最終導致美國被孤立于整個大陸之外。美國如果不能控制歐亞大陸(主要通過東西兩端的盟國)，它將最終被排斥在世界政治的重心之外。這對美國的主流戰略家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美國要繼續履行《與臺灣關系法》的防衛承諾，向臺灣提供防御性武器和防務服務，(18) 以維持兩岸均勢，牽制中國。同時在亞洲加強雙邊合作，增加軍事存在，以加強對東亞各國的控制，防止內向性區域機制的出現。
　　美國繼續向臺灣提供武器和加強軍事合作的舉動，不僅在實際上抵消了中國為實現統一和增強安全的努力，更向臺灣當局發出了錯誤信號。“臺獨”勢力將其看作是對自己分裂行動的認可和支持，不斷地挑釁“一個中國”的紅線，嚴重破壞了臺海地區的穩定。這使得中美兩國之間可能在臺灣問題上，因為各自的安全利益，被迫進行一場雙方都不愿意的直接沖突。
　　三、中美結構性矛盾的制約因素
　　中美之間存在深刻的結構性矛盾，潛藏著發生激烈競爭和沖突的可能性。然而在現實中，中美關系的演變并沒有完全按照矛盾沖突的邏輯線索極端發展。實際上，在中美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邏輯之外還存在著其他的制約因素，這些制約因素過去曾將中美關系一次次從嚴重沖突的邊緣拉回，也會繼續推動著中美關系的積極發展。中美結構性矛盾的制約因素在當前主要表現為國際體系結構的復雜化發展及由此而來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的逐步增多，從而對中美關系的惡化產生有效約束。亦即，結構性矛盾需要結構性因素來約束。
　　由歷史發展的內在要求所決定的科學技術進步和資本的全球性擴張，使國家之間在廣泛的、前所未有的層次和方式上進行互動，國際體系的復雜性與過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對國際體系的認識和對中美結構性矛盾的理解也不可能簡單地從一兩條線索中完全得到。
　　當今世界充滿如此多的問題，以至于經受不起大的震蕩。在一些地區政府權威衰落、國家解體、部落種族和宗教沖突加劇、國際犯罪組織的出現、難民潮、核武器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危險的存在以及恐怖主義的猖獗，都使整個世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使得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尤其是大國必須關注那些直接影響國際安全和繁榮的跨國問題和議程。如果這些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就會造成國際體系的超載，(19) 從而引發全球性危機。其后果將使每個國家付出巨大代價。
　　國際關系復雜性的增強使得在世界政治中簡單地使用單極和多極已經不能準確概括出當今復雜的力量分布了。約瑟夫·奈用三維國際棋盤來描繪今天的世界政治議程似乎更為貼切。他認為，在頂部傳統的國家間軍事問題的棋盤上，美國可能在未來數年內仍然保持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用傳統的單極或者霸權來描述是合理的。然而，在中部國家間經濟問題的棋盤上，力量的分布已經是多極了。在不與歐盟、日本和其他極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美國是無法在貿易、反托拉斯或者金融調節上得到它想要的結果的。而在底部的跨國問題的棋盤上，力量在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毫無順序地廣泛分布著。根本無法用“極”來描述。(20) 作為棋手的國家不僅要考慮每個棋盤內的橫向聯系，而且要考慮各個棋盤間的縱向關系。這種復雜的力量分布使得一個國家全面地控制世界的現象將成為歷史，而且也意味著大國在交往中不能過于關注某一領域(如軍事)上的優勢或得失。
　　國際體系的這些變化，將使權力結構呈分散化的趨勢。這種權力分散不僅表現在不同行為體之間，還表現在各個領域之間。即從國家向非國家行為體擴散；從美國向各大國擴散；從西方向非西方擴散；從軍事領域向經濟和跨國問題領域擴散。權力在不同行為體間分散，不僅指權力在國家之間分散，還包括權力向非國家行為體分散的趨勢。例如，冷戰結束后，聯合國安理會不再是超級大國為了爭奪利益的“投票機器”，而是真正成了能夠為維護國際穩定和世界和平發揮巨大作用的力量。這導致大國對國際體系的支配能力下降，從另一個方面削弱了大國的特殊性。而權力在各個領域間的分散使得國家實力的內涵也發生了改變，或者說更加豐富了。除了有形的、能起到支配作用的軍事、經濟力量，觀念、文化上的吸引力以及影響他人偏好或者政治議程的能力也成為國家力量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使用間接力量通過吸引而非強迫讓他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被稱之為軟實力，而與之相對應的通過懲罚的威脅或回報的承諾強制他人的能力被稱為硬權力。在民族國家的世界里，硬權力對于保衛國家獨立始終是至關重要的；而軟權力在處理需要多邊合作來解決的跨國問題時，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多樣性的世界里，權力也是多種多樣的，它們對于大國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
　　現實要求大國之間無論在處理跨國問題還是追求自身利益都要更多地進行合作，不能過于強調自己的意志；同時也要求大國在處理問題時要謹慎，更多地采取一些適應復雜形勢的方法而不是借助于簡單途徑去解決。伊拉克戰爭及其后果就說明了這一點。美國過于夸大自己的意志，企圖借助于一種簡化的途徑去解決伊拉克問題，因而才不顧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反對霸道地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其結果是它不但到目前為止沒有真正削弱恐怖主義在世界上的頻繁活動能力，而且還失去了“9·11事件”后所享有的道義優勢和國際支持，并給大西洋兩岸的關系造成了不可彌合的裂痕。甚至有許多美國人對用戰爭方式解決伊拉克問題不以為然，約瑟夫·奈就認為，“這場戰爭只能被認為是20世紀的最后一章，而不是21世紀的第一章”。“對于今天眾多的關鍵問題，例如國際金融穩定、毒品走私、疾病擴散，尤其是新式的恐怖主義，簡單地只使用軍事力量是不能取得成功的，而且有時可能適得其反。作為最強大的國家的美國反而必須動員國際聯盟去對付這些共同的威脅和挑戰。”(21) 的確如此，大國合作雖然不能保證解決國際安全的所有威脅或絕大部分問題，但是大國間的對抗將肯定會使威脅的消除和問題的解決更加困難。國際體系的復雜化使得世界政治在很多時候不再是“零和”游戲。復雜的國際體系產生的約束是多層次的，它使大國在進行角逐的同時，也必須進行有效的合作，從而約束甚至能夠避免由國際體系基本矛盾可能引起的劇烈沖突的爆發。由此而來，傳統的權力政治正在發生變化，它將不僅屬于目的范疇，也屬于工具范疇，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國家利益服從于公共正義”(22)。
　　馬丁·懷特認為，大國之間關系能否超越權力政治，主要是看大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具有共同利益。(23) 中美關系具有合作和沖突并存的特征。兩國在一些領域進行合作的同時，在另外一些領域也存在著競爭和分歧。有時甚至在同一領域同時存在著合作和分歧。中美關系的這種特征是兩國共同利益和沖突利益交織在一起的表現。但是在一個變化迅速且互相依存的世界里，要想將共同利益和沖突利益分開是不容易的，而要確定它們之間的界限則更加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中美關系實在是太復雜了，以至于其間的許多問題和領域無法用簡單的合作和對抗來有效地預見。中美之間的這種利益結構自然要求兩國多進行對話和協作，少進行批評和對抗。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有一些美國人逐漸感到中國日益增長的財富和力量及其經濟發展對美國帶來的挑戰。他們把中國看作是一個經濟和社會飛速變化的地緣政治大國，并為中國崛起將給美國帶來的挑戰而憂心忡忡。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國家的自信預示著，中國崛起將對美國最重要的幾個利益領域形成嚴峻的挑戰：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技術的國際擴散；環境保護和其他類似問題等。麥凱恩甚至相信“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如何調整彼此間的實力和利益，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心問題”(24)。
　　麥凱恩也許是對的。但是認為中國變得強大、富裕符合美國利益的觀點也是正確的，因為中國的富裕和強大只能通過中國融入國際經濟和政治體系來實現。比如，就經濟領域而言，中國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將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帶來好處，因為這“將創造更多的出口機會，最終為美國農民、工人和公司提供更多的就業”(25)。對外聯系的增強，不僅可以使中國更廣泛地進入世界市場，獲得解決貿易分歧的多邊機制，還可以有效支持中國繼續進行改革開放的努力。作為世界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國必將越來越關注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穩定。因此，對于中美兩國，在使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進行協調是必要的，其措施應該包括持續增強亞太經濟活力。
　　中美進行有效合作是中美錯綜交織的利益關系發展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抑制兩國利益關系中沖突成分的上升。雖然中美不可能在短期內就完全解決它們之間的所有分歧，但是兩國在看到利益差異的同時也應充分注意到共同利益的增加，并通過多領域多渠道的緊密接觸，加強合作，控制兩國因利益差異而引發沖突的可能。
　　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中互有所求。布熱津斯基曾說，“沒有中美戰略協調關系作為美國參與歐亞事務的東部支柱，美國就不可能有亞洲大陸的地緣戰略。沒有亞洲大陸的地緣戰略，美國就不可能有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因此，中國的“重要性不亞于歐洲，其影響力超過日本”。(26) 當然，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意義遠不止地緣戰略一個方面。中美兩國在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與穩定，促進全球經濟增長，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推動亞太區域合作，打擊販毒、國際犯罪和恐怖主義問題，加強雙邊經濟發展、貿易、法律、環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與合作以及兩國軍隊往來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潛力。這些共同利益將使兩國能夠更理智地對待彼此之間的分歧，進行合作，為中美關系的良性發展創造條件。
　　處理中美關系需要戰略耐心，不能只關注沖突而看不見需求，大國間的關系應該更成熟一些，在一定條件下可冷卻矛盾，待到時機成熟，雙方自然會做出合乎歷史方向的選擇。臺灣問題在中美關系中敏感而關鍵。現階段中美兩國的分歧明顯而難以調和，但是美國承認“一中原則”，中國也積極努力尋求“一國兩制、和平統一”，這實際使雙方具備一定的共同利益基礎。相對臺灣，中國大陸的重要性畢竟在上升，并且中美兩國都不可能容忍由于“臺獨”的猖獗而攪亂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局勢。在亞太地區，“美國的戰略利害所在是中國未來的方向，而不是臺灣的未來”。“除了它對中美關系發展的影響，臺灣本身的狀況并不是國際關注的對象。”(27) 美國之所以還沒有完全放棄在臺灣問題上的模糊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還沒有變得足夠重要。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將使美國做出一個最終的選擇，不管這是不是它愿意接受的結果。
　　總而言之，結構性矛盾的存在使得目前的中美關系還遠遠不具備成為“伙伴”的性質，但是國際體系結構的復雜化發展及由此帶來的對大國間協調的需求，大大限制了中美相互之間惡化為“敵人”的可能。中國和美國并沒有注定走向沖突，它們最終是伙伴還是敵人，“將取決于政策而不是命運”，(28) 因此中美全面對抗的局面絕不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化解中美關系結構性矛盾對兩國關系的消極影響，使中美關系真正向建設性合作關系的方向發展是兩國未來所共同面對的艱巨任務。
　　四、幾點啟發
　　鮑威爾曾指出：“無論是我們還是中國人都相信，我們的關系中不再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事情——不可避免的壞或者不可避免的好。相反，我們現在相信將由我們一起來承担我們共同未來的責任。”(29) 中美關系結構性矛盾的消解不僅需要有足夠的共同利益和國際體系內在規定性的制約，還取決于雙方以此為基礎在處理與對方關系時所采取的具體態度和政策。為了創造更多的條件不使“即將到來的中美沖突”(30) 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中美兩國還應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更艱苦的努力。
　　第一，充分認識國際體系特征變化，順勢而為，而不應逆流而動。國際關系的最新發展要求人們對這個巨大危險與巨大機遇并存的世界有一個足夠充分的認識。盡管國際體系的基本矛盾造成了國際體系中的力量失衡，南北矛盾異常尖銳，但是復雜的國際體系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以及力量分布的分散化趨勢都要求大國之間加強戰略協調，為解決關系到世界穩定和繁榮的問題而積極合作。在這個脆弱和不安的世界里，缺少大國之間應有的合作，人類的未來將是災難性的。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關系更具有特殊意義。隨著國際體系整體性的增強，大國特殊性的削弱，強權將受到越來越多的制約。美國僅僅依靠自己不可能建立一個更加和平與穩定的世界；在相互聯系的世界里，一個國家不可能無限制地追求絕對安全，多邊合作更具有包容力。中國應該尋求更多的機會，以更積極的姿態融入國際體系，從而為自身發展獲取更多的資金和市場，拓展廣泛的戰略空間；與此同時，要積極應對國際體系結構性缺陷對自身束縛的一面，努力抑制國際資本的過渡沖擊和滲透，把握自己的資本積累能力。
　　第二，適應中美利益關系多層次、復雜交織的特點，有足夠的戰略耐心和信心推進中美關系的積極發展。中美利益關系的這個特點決定了，中美應該通過發展共同利益來制約沖突利益對兩國關系的影響。這要求中美要關注彼此利益的協調和磨合，用謹慎而適用的方法來化解兩國間的利益沖突，而不能使用簡單的手段處理，因為“如果低估兩國在建立長期和睦關系方面的困難以及相互尊重對方利益和觀點的必要性，那是十分愚蠢的”(31)。此外，中美兩國還應該處理好自己的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關系。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中國應該保持謹慎，以防他更大的雄心與當前更現實的利益相沖突；美國也要小心翼翼，以防他的歐亞大陸的戰略利益因處理對華關系的戰術性失誤而受到危害。”(32)
　　第三，強化多層次的戰略協調機制，尋找避免陷入“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徑。中美兩國戰略互動機制主要包括沖突控制機制、地區安全機制和非傳統安全合作機制。沖突控制機制是為了及時有效地防范和處理突發事件，避免事態擴大對中美關系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主要包括兩國相關部門定期會晤制度、對各自軍事行動進行通報的制度以及有關事件處理和控制的協議等；非傳統安全合作機制主要是在緝毒、打擊走私、反洗錢、傳染病防治、環境保護上的一些合作制度；建立地區安全機制是強化兩國戰略互動的重點。在中美大多數利益和問題交匯的亞太地區建立雙方間的地區安全機制是有效解決兩國之間“安全困境”的方式之一。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應該是包括主要國家在內的多邊協調機制，把其中任何一方排斥在外都是無法實現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的。目前的美日同盟就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較強的戰略針對性。建立地區安全機制是一項艱巨的工作，由于參與各方的戰略利益差異和對彼此戰略意圖的疑慮較大，還不能馬上建立起來，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夠完成的可能性也不大。在這種情況下，有關國家可以通過在具體問題上的合作，逐步建立多邊戰略互動框架。
　　中美關系的未來將取決于雙方的政策取舍，而不是命中注定走向嚴重對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家之間包括中美之間的戰略互動復雜而敏感，沒有一成不變的單行線。與過去相比，國家戰略選擇的余地畢竟不一樣了。中國采取不同的戰略將可能產生迥異的效果，穩健積極地參與和冒進剛性地擴張之間有天壤之別；而美國不同的對華政策也必然引起相應的反應，強化防范、限制必然迫使中國尋求化解之道。推進積極的戰略互動，不論中國還是美國，都將從中獲得極大益處。基于此，中美兩國必須有足夠的戰略智慧去消除給誰也不能帶來好運的嚴重沖突。
　　注釋：
　　①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September 30, 2001.
　　②這種積極轉變以2005年9月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Stakeholder概念的提出為代表。
　　③Susan Strange, " States, Firms, and Diplomacy, " in Jeffry A. Freden and David A. Lake ed.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s and Wealth, Thomason Learning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0.
　　④[英]巴里·布贊、理查德·利特爾著，劉德斌主譯：《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研究的再構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5、292頁。
　　⑤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 s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 s National Interests, Washington, D. C. , July, 2002, p. 1.
　　⑥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Washington, D. C. , February, 1996.
　　⑦周建明、張曙光：《美國安全解讀》，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16頁。
　　⑧Charles Krauthammer, " The Bush Doctrine, " Time, March 5th 2001, p. 42.
　　⑨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401.
　　⑩[法]埃曼紐·托德著，李旦等譯：《美帝國的衰落》，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20頁。
　　(11)關于造成中美兩國安全觀念差異的原因，還可見[美]安德魯·內森、羅伯特·羅斯著，柯雄等譯：《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對安全的尋求》，新華出版社，1997年。
　　(12)周建明、張曙光著：《美國安全解讀》，第18頁。
　　(13)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September, 2002.
　　(14)金鈿主編：《國家安全論》，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2年，第359頁。
　　(15)金鈿主編：《國家安全論》，第361、379、436頁。
　　(16)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 s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 s National Interests, Washington D. C. , July, 2000.
　　(17)[法]埃曼紐·托德著：《美帝國的衰落》，第166頁。
　　(18)James A. Kelly, " Overview of U. S. Policy Toward Taiwan, "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Testimony at a hearing on Taiwan,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April 21, 2004.
　　(19)[美]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著，閻學通、陳寒溪譯：《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五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17頁。
　　(20)Joseph S. Nye, Jr. , " U. 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 65.
　　(21)Joseph S. Nye, Jr. , " U. 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p. 72-73.
　　(22)[英]馬丁·懷特著，宋愛群譯：《權力政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208頁。
　　(23)[英]馬丁·懷特著：《權力政治》，第206頁。
　　(24)Jim R. Holmes & James J. Przystup, eds. , Between Diplomacy and Deterrence: Strategies for U. S. Relation with Chin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997, Foreword.
　　(25)"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http: //usinfo. state. gov/topical/pol/texvov/secstrat. htm.
　　(26)[美]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1頁。
　　(27)Zbigniew Brzezinski, " Living With China, "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0, p. 19.
　　(28)[美]艾什頓·卡特、威廉姆·佩里著，胡利平、楊韻琴譯：《預防性防御——一項美國新安全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頁。
　　(29)Colin L. Powell, " A Strategy of Partnerships, "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4, p. 32.
　　(30)如亨廷頓甚至担心2010年前后中美之間會出現激烈的軍事沖突和全面對抗。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1996, pp. 312-316.
　　(31)[美]羅伯特·吉爾平著，楊宇光、楊迥譯：《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21世紀的世界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前言，第1頁。
　　(32)Zbigniew Brzezinski, " Living With China, "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0, p. 6.

現代國際關系京52～60D6中國外交唐永勝/盧剛20072007
中美關系/結構性矛盾/國際體系
研究中美關系不僅要深入分析兩國間利益的協調與沖突，而且要超越雙邊關系，將其放在整個國際體系結構中考察。中美關系固然十分重要，但它只是國際體系整體的一部分，并受到國際體系內在規定性越來越多的規范和制約。由于在國際體系結構中的地位不同及各自利益需求的明顯差異，中美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結構性矛盾，并在一個時期以來主要表現為中國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擴展與美國維護其霸權安排的深刻沖突。這種矛盾的發展變化不僅以冷戰后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動為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結構特征甚或缺陷的反映。中美關系沒有也不會按照矛盾沖突的邏輯單向和極端發展，因為在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邏輯之外還存在著日趨增強的約束力量或約束邏輯，國際體系結構的復雜化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大國間協調的需求，曾多次將中美關系從嚴重沖突的邊緣拉回，也會繼續推動兩國共同利益的增加，并將迫使兩國一起承担必須担當的責任。
作者：現代國際關系京52～60D6中國外交唐永勝/盧剛20072007
中美關系/結構性矛盾/國際體系

網載 2013-09-10 21: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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