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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科學和技術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英國的中國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甚至指出，在15世紀以前的好幾百年里，中國的科學和技術曾經遙遙領先于歐洲，但是發生在17-18世紀歐洲的科學革命，不僅促成了近代科學的誕生，也使中國傳統的科學和技術相形見絀，特別是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拉大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一百多年前在西方人眼里，不僅沒有現代科學，是一個封建、落后、貧窮、愚昧的國度。今天的中國與一百年前的中國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撫今追昔，巨大的進步的確令人欣慰，但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使命還遠沒有完成。科教興國，現代化建設，依然任重道遠！
　　據一些專家的意見，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明清之際西方科學技術借助于耶穌會士開始傳入中國之時。但考慮到中國現代科學的奠基和發展主要是在19和20世紀，因此，我的報告，重點放在近150年，特別是20世紀。我將首先回顧近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然后扼要論述我國科技教育、科研體制以及技術與工業化在20世紀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研體制的改革與發展。最后將對21世紀中國科技的發展前景作一些前瞻。
　　 1 “西學東漸”和“洋務”自強
　　中外學者熱衷于探討“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一類的問題，并提出了種種答案，發人深省。但我們注意到，當西方近代科學革命發生之日，也正是中西科學開始接觸之時。隨著天主教耶穌會士16世紀末開始來華，西方科學和技術開始傳入中國，特別是在天文學和數學等領域一度產生過較大的影響。然而，在17世紀以后的200多年中，并未引發中國走上如同歐洲近代科學那樣的發展道路。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看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應歸于中西方科學文化傳統的差異，中國的封建體制以及清朝統治者缺乏遠見。西方傳教士并沒有向中國人系統地介紹先進的科學知識，尤其是那些對神學觀念提出嚴重挑戰的科學思想和理念，如哥白尼天文學說和牛頓力學，因為他們的目標在于傳教，而不是傳播科學。令人遺憾的是，在西方人向我們展示了近代文明和科學技術之后，并沒有引起中國人從皇帝到臣民的特別興趣，更談不上對科學精神和科學價值的深刻認識與傳播。
　　清代以來，來到我國傳教的西方人成百上千，但同一時期到歐洲游歷的國人卻屈指可數，而且幾乎都是天主教徒，沒有當時出類拔萃的知識分子。從雄才大略的康熙，到勤政剛愎的雍正，再到以十全老人自詡的乾隆，雖都表現出對西方科學或器物的喜好，然而，他們中最過人的康熙，也不過是把科學知識作為其“崇儒重道”國策的附庸，在解決歷法計算等問題之后就再也不思進取了。等而下之的乾隆，更是將西方新奇物器視為其玩賞享樂之物，根本沒有從中感受到西方生產技術進步的巨大意義。公元1793年，當英國特使馬嘎爾尼帶著英國先進的工業品來到中國謀求通商時，乾隆把那些物品照單全收之后，竟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當西方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候，停留在妄自尊大、閉關鎖國狀態的中國統治者竟渾然不知。這也就決定了當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時候，我們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所以近代科學在中國的最初引進與發展，是不自覺的，是被動的。
　　19世紀的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首先是隨西方列強入侵中國而來的西方傳教士，主要是英美傳教士，他們在傳教之余，開始對中國人進行近代科學知識的傳播，從而使明清以來的西學東漸再度復蘇。雖然從事近代科學知識傳播的只是其中的少數人，但他們與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合作，把一批近代科學著作譯成中文，從而開啟了近代科學在中國傳播的先路。其中尤其以墨海書館在1850年代翻譯出版的幾部高水平科學著作，使中國人開始認識到西方的強大原來是依靠近代科學技術，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的新觀念，具有啟蒙意義。
　　同時，少數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員開始認識到中國正處于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時代。西方強大帶來的危機感，不僅僅是眼前所面臨的列強入侵，而且還有文化上和心理上落差的沖擊。為了挽救危局，在19世紀60年代初，朝野的一部分洋務派主張“借法自強”，主動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這就是“洋務運動”，也稱“自強運動”。
　　“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面對西方近代文明沖擊的一種特殊的應對策略。它以保存中國封建體制與文化本位為目的而引進西方科技文明為我所用，這一思想后來雖屢遭批評，但在當時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
　　洋務自強實際上是一次技術救國的試驗，是中國人自主地引進并發展科學技術的大膽嘗試。洋務運動時期，通過官辦或官督商辦，建立了一批近代工礦企業，其中以軍事工業為中堅；并在不觸動科舉制度的前提下，從北京到地方興辦了20多所培養外語、水師、船艦、兵工、鐵路、電報、測繪等新式學校，還向歐美派遣了少量的留學生，以江南制造局和北京同文館為中心，翻譯出版了100多種西方科技著作，打開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眼界。但這些學校多偏重于實用，類同于職業技術學校，目的并不是培養高級科技人才。隨著1881年官費留美學生的提前裁撤，中國近代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培養就延誤到了20世紀。
　　清政府的腐敗與保守，使我們在19世紀多次喪失了極為重要的發展的機會。鴉片戰爭沒有使清政府醒悟，過了20年，再敗于英法聯軍，才有了“借法自強”的“洋務運動”。而“洋務運動”又在新與舊勢力的較量中一再拖延，根本未能完成其求富求強的目標。恰恰相反，在一場短兵相接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洋務運動”頃刻間徹底破產。史實證明，與同屬1860年代開始明治維新的日本相比，近代中國的“洋務改革”從總體上是以失敗而告終的。
　　 2 中國現代科學的奠基
　　(1)教育制度的變革和現代科學家的誕生 經過鴉片戰爭，我們喪失了世界大國地位；經過甲午戰爭，我們進一步失去在東亞和在漢字文化圈國家的中心地位。內憂外患，激化了階級矛盾，也喚醒了中國人民，從戊戌變法維新，到義和團運動，再到辛亥革命，新舊勢力的較量，加上列強的趁火打劫，激起了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終于導致了清王朝的傾覆。
　　專制皇權的削弱，有利于除舊布新。事實上，中國近代史上破除科舉制度的教育改革——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教育制度的推行，就是由搖搖欲墜的清王朝開始，辛亥革命共和制度建立后得以建立和發展的。20世紀最初的20余年，應是中國現代科學教育體制的奠基時期。
　　1904至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學制的推行，結束了延續千余年之久的以科舉制和儒學教育為主的傳統教育制度。20世紀的前20年，中小學新式教育（包括科學基礎教育）在全國推廣獲得巨大的發展；近代大學開始創辦，但發展有限，還無法培養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大量的留學生派遣到歐美，為中國未來的科學技術事業培養與儲備了必需的人才。至1922年壬戌學制頒行，奠立了20世紀前半期中國科學教育體制的基礎。
　　中國現代的科學社團大都是在20世紀初成立的。首先是一些綜合性的團體，如1913年成立的中華工程師會，1915年成立的中國科學社。專業的研究機構也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如中央農事試驗場（1906年始）、地質調查所(1916)、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1923)、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1923)等（見表1）。
　　 表1 20世紀初中國的科學社團和科研機構

　　　　　　　　成立　　　　　　　　　　　　　　　　　　　成立現代科學社團　　　　　　　　　　　專業的研究機構　　　　　　　　年代　　　　　　　　　　　　　　　　　　　年代中華工程師會　　1913　　　　　　中央農事試驗場　　　　　　1906中國科學社　　　1915　　　　　　地質調查所　　　　　　　　1916中華醫學會　　　1915　　　　　　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　　　1923中華農學會　　　1917　　　　　　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　　　　1923

　　
　　(2)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的科學觀 新的教育制度不僅僅是培養了新人才，更重要的是帶來了新的科學理念。
　　在“洋務運動”時期，人們雖然也注意到西方科學，但更重視的是各種實用技術。戊戌維新時期，嚴復提出“科學救國”。但在舉國若狂的政治改革浪潮中，“科學救國”的聲音是很微弱的。只是清王朝覆滅之后，“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之聲才越來越引人注目。在短短的10年之間，科學的地位急速提升，以至于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賽先生”成為與“德先生”并提的救國良方。
　　科學不僅是國家富強文明的基礎，而且科學也成為了“正確”和“真理”的代名詞。中國舊有的學術，包括歷代至高無上的經學，在科學面前，無不俯首稱臣。科學不但是一切知識的源泉，而且還進入到了道德和精神領域。陳獨秀曾提出以科學代替宗教。蔡元培也說：“科學發達之后，一切知識道德問題，皆得由科學證明。”對于科學和科學方法的膜拜，還推廣到社會、文化乃至政治領域。盡管這種具有唯科學主義的傾向的科學思潮有悖于科學的求真精神和質疑精神，但對當時提倡科學和掃除傳統思想中的反科學和迷信與愚昧成分是很有幫助的。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玄學派一觸即潰，由此可見一斑。
　　(3)中國現代科學的奠基 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科學開始確立了它在中國現代社會中的地位。隨著南京政府的成立，特別是1928年以后，在教育、科技和文化等領域，政府逐漸發揮重要的作用。這表現在以中央研究院(1928)為代表的一系列國立研究機構的設立，以及大學教育規模的發展與水平的提高。1920年代初至1937年，隨著大批留學生相繼歸國，國內大學的科學教育水平快速提高，縮小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公立大學（國立大學、省立大學等）、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并存，既相互競爭，又互為補充，促進了教學和研究的進步。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還推出了一系列發展科學技術的政策。1928年國家建設委員會成立并頒布了《獎勵工業品暫行條例》，1929年設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1932年公布《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1933年設立全國經濟委員會作為顧問機構協調各種經濟發展計劃，1935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專事重工業的籌劃并欲翌年擬定了《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1929年頒布《大學組織法》和《大學規程》，1935年頒布《學位授予法》，并提出“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的政策，使科學技術教育有了明顯的進步。
　　從1920年代到30年代初，各種專業的科學和技術學會逐步建立（見表2）。各專業學會還開始編輯出版專科的研究性雜志，包括多種英文版的專業雜志。
　　 表2 20世紀20-30年代成立的專業科學學會

　　　　　　　　　成立　　　　　　　　　　　　　　　　　　成立學會名稱　　　　　　　　　　　　　學會名稱　　　　　　　　　年代　　　　　　　　　　　　　　　　　　年代中國地質學會　　　1922　　　　　中國化學會　　　　　　　　1932中國天文學會　　　1922　　　　　中國地理學會　　　　　　　1933中國工程學會　　　1922　　　　　中國植物學會　　　　　　　1933中國氣象學會　　　1925　　　　　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　　　　1934中國生理學會　　　1926　　　　　中國動物學會　　　　　　　1934中國礦冶工程學會　1926　　　　　中國數學學會　　　　　　　1935中華醫學會　　　　1932　　　　　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1936中國物理學會　　　1932　　　　　中國心理學會　　　　　　　1937

　　
　　上述大學、學會和科研機構的領導人和教育的中堅大都是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回國的留學生，他們大多在國外受到過系統的科學訓練，不少人獲得了博士學位，他們是我國第一代現代科學家，許多人成為我國有關專業領域的奠基人。正是由于他們的努力，我國高等科學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許多學校才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學，才真正能夠培養高等科學人才，現代科學技術才得以在中國建立了初步的基礎。
　　(4)日本入侵對科學事業的打擊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侵略者的大規模入侵，幾乎摧毀了剛剛形成了一定基礎的各類大學和科研機構，嚴重影響了現代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
　　部分工業設施和文化機構內遷西南和西北地區，被迫改變了中國的工業和科研文化設施的分布。抗戰時期重要的工廠和科學文化設施內遷，京津地區、華東、華中和華南的大部分科教機構遭到嚴重破壞，而西南地區則一時成為戰時的工業和文化中心。
　　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對于中國科學事業是災難性的。抗戰之前，我國已經逐步建立了比較完整的高等科學教育體系，1930至1936年，各大學理工科畢業生迅速增長，留學生人數也有較大增長。由于戰爭的原因，他們中的不少人中斷了學業，失去了進一步深造的機會。抗戰八年，使我國喪失了一代科學家，并影響到幾代科學家的科學事業。西南聯大、浙江大學等只是在特殊環境之下，由于高水平師資和高水平生源的匯集和愛國主義的激勵而出現的個別例子。我們不能忽視，在此同時，更多的青年流亡失學，不少教師顛沛流離、失業甚至凍餓而死。
　　日本侵略者為了永久侵占東北甚至全中國，在我國東北地區建立了殖民工業體系和科學文化設施。日本軍國主義者通過建立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偽滿大陸科學院和若干理工科大學等，企圖長期殖民統治，掠奪東北資源。但是，這些機構與設施，完全是由日本軍國主義集團扶植并為其侵略戰爭和殖民地統治服務的，戰后這些設施也未能成為中國發展的基礎，因為它的40%毀壞于戰爭，又40%作為蘇軍的戰利品被拆走。
　　關于抗戰時期中國科學，還必需提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1939年，為了解決邊區面臨的種種實際問題和困難，在黨的領導下，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學研究院，同年年底改為自然科學院，并成立了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他們配合邊區經濟建設，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工礦企業，宣傳和普及科技知識，以應當時民族解放事業之需要。當時積累的經驗和培養的科技干部對建國后的科技政策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3 新中國科學的發展和曲折
　　(1)計劃科研體制的確立 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建國初期，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以及連年戰亂，工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舊中國的工業本來就相當落后，不但比重小，而且基礎薄弱，門類殘缺不全，技術落后，生產水平低，沒有形成一個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的布局極不合理，70%以上的工業集中在東部沿海的少數城市，內地特別是邊遠地區很少甚至根本沒有現代工業。交通和通訊設施也極為落后。與此同時，舊中國留下來的科學基礎也很薄弱，科學人員不多，水平參差不齊，各門科學發展也不平衡。據中國科學院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4月的調查，我國的高級科學專家不超過900人，其中得到同行公認的專家只有160人左右（見表3）。
　　 表3 1949-1950年全國自然科學專家調查統計表

學科　　　　　　　被推薦人數　 　得票過半數者　　　 　　尚在國外者數學組　　　　　　　　81　　　　　　　19　　　　　　　　　　29近代物理組　　　　　　43　　　　　　　15　　　　　　　　　　20應用物理組　　　　　　76　　　　　　　9　　　　　　　　　 　16物理化學組　　　　　　58　　　　　　　6　　　　　　　　 　 　7有機化學組　　　　　　31　　　　　　　7　　　　　 　　　 　　6生理學組　　　　　　　45　　　　　　　9　　　　　 　　　　　11實驗生物學組　　　　　108　　　　　　10　　　　　 　　　　　28水生生物學組　　　　　54　　　　　　　5　　　　　 　　　 　　7植物分類學組　　　　　71　　　　　　　12　　　　　　　 　　　8心理學組　　　　　　　67　　　　　　　12　　　　　　　　　　11地球物理學組　　　　　54　　　　　　　15　　　　　　　 　　　6地質學組　　　　　　　79　　　　　　　13　　　　　　　 　　　7地理學組　　　　　　　77　　　　　　　12　　　　　　　　　　11天文學組　　　　　　　21　　　　　　　18　　　　　　　 　　　7合計　　　　　　　　　865　　　　　160(18.5%)　　　　 　 174(20%)

　　
　　如何在短期內解決國計民生，恢復工農業生產，特別是推進國家的工業化，是黨和政府也是中國科學界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新中國一成立就開始有計劃地發展經濟和科學文化事業。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43條即提出：“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于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展和發明，普及科學知識。”
　　盡管科學技術領域的骨干科學家大多是歐美文化教育出來的，但是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特別是新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決定了中國的科技體制必然從自由研究模式轉變成面向國家需求的規劃科學的模式。這一轉變是通過以蘇聯科學院為參照的中國科學院建設、以蘇聯高等院校為樣板的院系調整和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這三項主要措施來實現的。
　　1949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通過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機構，很快組建了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的20個研究機構，共200余名研究人員，開始進行工作。
　　在教育方面，1952年進行的全國范圍的高等院校大調整，按照蘇聯依專業培養人才經驗，通過拆并相同的系、院而組建了一批新的專門學院。華北和華東兩大文化中心地區是這次調整的重點，以北京和天津為重點的華北地區調整為41所院校，以南京和上海為中心的華東地區調整為54所院校，針對國家建設需要共設置了215種專業。通過這次院系調整，基本上把民國時期歐美式的通才教育體制轉變為專才教育體制。
　　1956年，“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的制定和國家科委的建立進一步使中國科技事業進入國家計劃下的現代發展時期。“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集中了全國600多位科學家，按照“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采取“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以任務帶學科”的原則，對各部門的規劃進行綜合，從13個領域提出了57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遠景規劃”的制定還進一步明確了我國的科學研究工作體制，正如副總理聶榮臻于1957年6月13日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所指出：“我國統一的科學研究體系是由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和地方研究機構四個方面組成的。在這個系統中，中國科學院是全國的學術領導和重點研究中心，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包括廠礦實驗室）和地方所屬的研究機構則是我國科學研究的廣闊的基地。”
　　(2)中國科學事業的大發展 計劃科研體制為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到1955年，全國有科學研究機構380個、高等院校229所、專門研究人員9000人，科學研究、工程技術、文教衛生三大系統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已達10萬人。應當說，我國的科學技術事業在建國初期的短短10年內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基本滿足了國家建設的需要，這是舊中國不可能做到的。
　　“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實施之后，我們的科學研究水平進一步得到提高。在其中12個具有關鍵意義的科研重點：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無線電電子學中的新技術；噴氣技術；生產過程自動化和精密儀器；石油及其他特別缺乏的資源的勘探，礦物原料基地的探尋和確定；結合我國資源情況建立合金系統并尋求新的冶金過程；綜合利用燃料，發展有機合成；新型動力機械和大型機械；黃河、長江綜合開發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農業的化學化、機械化、電氣化的重大科學問題；危害我國人民健康最大的幾種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滅；自然科學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都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分子生物、核物理、高能物理、高分子化學、半導體物理、計算機、自動化、生態環境、空間技術等世界科學前沿的研究也都開展了起來。
　　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前后，中國科學家在基本與世界隔絕的不利條件下取得過一批重要的成果，如陳景潤等人在哥德巴赫猜想問題上的重大貢獻，馮康開創的有限元方法，粒子物理學中的層子模型的提出，并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島素等等，都是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工作。
　　大慶油田的勘探和開發是地質科學與國家建設需要相結合的成功典范。石油是重要的工業原料和戰略物質。為了徹底改變中國貧油的歷史，中國地質學家進行了艱苦的探索。1950年代，黃汲清等地質學家提出并發展了多旋回構造理論，尤其是提出“多旋回成礦論”，為石油普查的戰略選區提出了關鍵性的指導意見，并被國家采納，實行了石油勘探的戰略東移。1959年9月，發現了大慶油田。1960年，國家組織了大慶油田大會戰，經過三年時間，迅速建成大慶油田。1963年底，周恩來總理宣布中國石油實現基本自給。大慶油田的勘探和開發解決了石油勘探、開發和煉制中的一系列科技難題，為我國石油科技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的許多地質學家，如李四光等在中國東部尋找石油方面均作出了貢獻。
　　1964年10月16日15時，在中國西北的核試驗場地，中國自行研究、設計、制造的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首次氫彈試驗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了氫彈制造技術的國家。從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到第一顆氫彈試驗，美國用了七年零四個月，蘇聯用了四年，英國用了四年零七個月，中國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首次氫彈爆炸成功趕在了法國前面，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公認中國核技術已進入世界先進國家行列。1969年9月23日，中國進行了首次地下核試驗。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這一系列舉世矚目的事件，表明中國科學的巨大進步。尤其重要的是，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發射成功，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的國際聲譽。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日益低落的國際地位，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得到了很大的恢復，由此而進一步提高。
　　(3)中國科學事業的曲折 建國前20年的科學事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也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因素的干擾，特別是形形色色的“左”的思潮和長期“左”的思想路線的干擾與摧殘，給科學事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害。其中，尤以蘇聯“李森科學派”對我國遺傳學的影響，1957年反右時期對所謂“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的批判，以及大躍進時期的浮夸冒進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1930年代，蘇聯遺傳學界出現了李森科學派同持摩爾根遺傳學觀點的科學家之間的爭論。這種爭論后來發展為意識形態批判和政治批判。1948年，在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的直接干預下，李森科派取得了“勝利”，摩爾根學派受到壓制甚至鎮壓。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學習蘇聯的過程中，也曾把蘇聯的這套作法當作經驗引入中國，出現了用行政手段支持一派、壓制另一派的情況，持摩爾根遺傳學觀點的中國科學家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影響到教學與科研。中共中央提出“百家爭鳴”為發展科學的根本方針后，1956年8月，中科院和高教部共同主持在青島召開遺傳學座談會。會上，兩派學者陳述自己的學術觀點，展開爭論。幾年來遭受批判、被迫停止講授和研究工作的摩爾根學派的遺傳學家，第一次得以在座談會上暢所欲言，發表自己的學術觀點。李森科學派的遺傳學家在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的同時，也批判了李森科的某些錯誤。會后，科研、教育和出版部門，分別作出規定，改變過去支持一派、壓制一派的做法。被迫停止講授的摩爾根學派的課程和科學研究工作逐漸開展起來。這一次遺傳學座談會對學術界貫徹“百家爭鳴”方針，在當時也起了積極作用。
　　但是這種活躍的學術空氣并沒有維持太久。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給科學界造成很大的沖擊。首當其沖的是錢偉長、曾昭倫等知名科學家。他們向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提出的《對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被批判為“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此后，在教育系統工作的曾昭倫和錢偉長等一批專家學者被錯誤的定為右派分子。盡管一部分科學家在反右運動中得到了保護和照顧，但反右還是嚴重挫傷了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并導致一部分本打算歸國的愛國科學家從此滯留海外。
　　政治干擾科學的另一個重大案例是對馬寅初“人口論”的批判，它導致中國多生了幾億人，這一影響恐怕要持續近百年，教訓是何等深刻！
　　1958年的“大躍進”也把科學界卷入其中。以中科院為例，6月3日至5日，院京區各單位舉行“躍進誓師會”，提出“苦戰二十天，向院黨代會獻禮”的口號。到7月1日，院機關第二次黨代會在京舉行時，有43個單位向大會獻禮972項，其中有102項被聲稱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10月4日院北京地區舉行了有一萬人參加的中國科學院國慶獻禮祝捷大會。各單位向主席團獻禮2152項，據新華社報道，稱這2152項成果中，超過世界水平的有66項，達到世界水平的有167項。在“大躍進”的左傾思想指導下，一次次的獻禮，以及不切實際的浮夸，搞亂了科研秩序，踐踏了科學家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工作中出現了許多失誤并造成了不良后果。
　　在科學教育方面，由于西方的封鎖，學校的條塊分割，文理、理工分校，以及盲目仿效蘇聯經驗和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等，使人才知識面狹窄、后勁不足，導致高層次人才培養的滯后，人才的全面素質與創新能力受到限制。
　　從1957年到1959年，短短的三年之內，科學界經歷了“反右派斗爭”、“大躍進”、“反右傾”、“拔白旗”等政治運動，使自然科學基礎研究受到干擾。許多科學家受到沖擊，顧慮重重。為了扭轉這一局面，配合大躍進之后全國上下興起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1年，中國科學院起草了《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稿）》，簡稱《科學十四條》。同年7月19日，經中央正式批準下達，對全國科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被譽為“科學憲法”。“十四條”中涉及的關鍵而敏感的問題有四個。第一，明確研究機構的根本任務是“出成果、出人才”；第二，尊重科學家、保護科學家；第三，明確所一級黨委才有領導權，基層黨組織只起保證作用，黨員要尊重非黨科學家的意見；第四，認真貫徹“雙百方針”，區分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限，思想問題和行動問題的界限。“十四條”對肅清極左思想在科學界的影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文革”前的幾年內，為科學界營造了一個較好的氛圍。我國科學界在60年代中期取得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有賴于此。
　　“十年動亂”使我國的科學事業出現大倒退，拉大了本已縮小的與世界科技先進水平的差距。在“文革”期間，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停頓或者被裁撤，一大批科學工作者被批斗下放。所謂“教育革命”實際上是科學與教育大倒退，造成更為嚴重的人才斷層，使我國喪失了一代科學家，并影響了幾代科學家的科學生涯，其遺患至今仍未完全克服。
　　 4 新科研體制的改革和探索
　　(1)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文革”結束后，黨的第二代領導人迅速將國家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自然成為發展科學技術的主要目標，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成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個新的重要轉折點。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同志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著名診斷，他在大會開幕詞中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并提出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還滿腔熱情地主動提出要做科技與教育的后勤部長。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科學技術研究和教育工作在文革結束后迅速得到恢復，科學技術工作者的地位也得到空前的提高。
　　1988年，小平同志又第一次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新論點。1992年初，他在南巡時又再次強調這個論點。他的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技術觀，反映了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新趨向和新形勢，也反映了我國現代化事業對于科學技術事業提出的新的要求。
　　(2)科技體制改革的探索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為了適應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國家對科研體制進行了不斷的調整和改革。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發表。《決定》指出當時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在運行機制方面，改革撥款制度，開拓技術市場，克服單純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學技術工作的弊病；在對國家重點項目實行計劃管理的同時，運用經濟杠桿和市場調節，使科學技術機構具有自我發展的能力和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活力。在組織結構方面，改變過多的研究機構與企業分離，研究、設計、教育、生產脫節，軍民分割、部門分割、地區分割的狀況；加強企業的技術吸收與開發能力和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能力的中間環節，促進研究機構、設計機構、高等學校、企業之間的協作和聯合，并使各方面的科技力量形成合理的縱深配置。在人事制度方面，要克服“左”的影響，人才不能合理流動、智力勞動得不到尊重的局面，造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良好環境。
　　研究經費撥款制實行基金制和合同制的改革是1980年代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一項重大措施。1982年3月，面向全國的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成立。經過4年來的工作，在促進科學事業的發展和科研管理體制的改革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對基礎研究和部分應用研究工作逐步試行科學基金制”，并決定在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會基礎上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1985年，中國科學院通過《院內科學基金暫行條例》、《重大科技項目合同制暫行條例》。按照分類管理，擇優支持的原則，在全院實行研究經費的基金制和合同制的管理方法。對于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中的基礎性工作，采用基金制予以支持。對于應用研究課題、一些重大項目和攻關項目，則采用合同制的辦法給予支持。中國科學院從1983年開始組織“六五”攻關項目時，即試行了合同制，即組織招標，經專家評議后，由院有關部門與項目承担單位簽訂合同。但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如合同項目取得的各項成果（包括發明、專利）的持有權，成果的推廣、轉讓和收入分成辦法等，都是伴隨體制改革出現的新問題。通過頒布《重大科技項目合同制暫行條例》，合同制的實施和管理逐漸走向規范化。
　　科技體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過去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對科研單位包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弊端，調動了廣大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但是，過分強調直接經濟效益的政策也一度對科技界和教育界造成新的沖擊，國家對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投入相對比例不升反降，基礎研究和戰略性技術開發一度受到忽視和影響，“腦體倒掛”和科研隊伍骨干人才流失，原創性自然科學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究發展能力與水平下降。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知識經濟的發展趨勢得到廣泛認同，創新與創業人才再度倍受重視。但教育改革的滯后狀況尚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如何吸引高水平人才歸國、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培養不同層次的高質量人才仍然是我們在新世紀面臨的重要任務。
　　 5 科教興國戰略與建設國家創新體系
　　(1)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的科技思想 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工作。十幾年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始終站在世界發展前沿，把握時代發展潮流，駕馭新時代科技革命的大趨勢，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客觀分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的問題，善于對世界和我國科技創新與發展做出新的判斷與理論概括，形成了新時期系統、完整的科技思想與指導方針。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世界新科技革命形成新的高潮，特別是以數字化、網絡化為特征的信息革命迅猛發展，席卷全球，給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帶來深刻變化，帶動生產力新的飛躍，知識經濟初見端倪。同時，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江澤民同志及時、準確地把握了世界發展的新趨勢、新規律，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現代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動力量”，“科技進步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21世紀科技創新將進一步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等科學診斷。
　　1995年，在全國科技大會上，江澤民同志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偉大號召。指出：要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堅持教育為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加速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科教興國”戰略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正式寫進了黨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中，成為國家的基本國策與發展戰略。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同志全面論述“三個代表”思想的同時，再次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出要大力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不斷用先進科技改造和提高國民經濟，努力實現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跨越。他把科技創新上升到事關民族興衰和國家昌盛的高度，多次強調：“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江澤民同志對于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增強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一直高度重視。早在1995年，江澤民同志就提出，“要以政府投入為主穩住少數重點科研院所和高等學校的科研機構，從事有關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高技術研究、社會公益研究和重大科技攻關活動”。1998年2月4日，他在中國科學院《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報告上作重要批示：“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于我們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科學院提出了一些設想，又有一支隊伍，我認為可以支持他們搞些試點，先走一走。真正搞出我們自己的創新體系”。
　　江澤民同志關于科學技術的一系列講話和指示，對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2)科教興國戰略和國家創新體系 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黨和國家已將“科教興國”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科學與教育都是需要持續高投入的事業，同時也是可能獲得最大回報的事業。但是要能做到這一點，需要一套有效的運行機制和體制保證，因此在“國興科教”與“科教興國”的關系中，關鍵就是要建立一個保證科技投入與產出的體制和運行機制，使知識創新、人才培養和經濟社會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知識經濟時代將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繼續發展和演化的時代，也是我國探索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這將是人類走向知識化、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與可持續發展、民主、法治、公正、公平、科學、文明的新時代。可以說，知識經濟與科教興國有著深刻的內在一致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開放的全球化知識經濟環境中，科教興國戰略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國家創新體系是由知識創新、知識傳播和技術創新相關的機構和組織構成的網絡系統，其骨干部分是企業（大型企業集團和高技術企業為主）、科研機構（包括國立科研機構和地方科研機構等）和高等院校等。國家創新體系可分為知識創新系統、技術創新系統、知識傳播系統和知識應用系統。建設我國國家創新體系，不僅要把握國際經濟和科技發展趨勢，遵循經濟和科技發展規律，更要瞄準國家戰略目標，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發揮市場和政府各自的合理作用。
　　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多項科技、教育計劃和工程，為建設我國國家創新體系打下了良好基礎。例如，“技術創新工程”旨在提高我國技術創新能力，形成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企業發展規律的技術創新體系及運行機制；“211工程”與“21世紀教育振興計劃”旨在提高我國的教育質量和科研水平，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提高中華民族科學文化道德素質的教育新體制，鼓勵、扶持和保障中介機構民營科技研究機構，高技術產業孵化、科技市場與風險投資的發展等。根據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的總體構想，應在不斷完善和繼續推進“技術創新工程”、“211工程”與“21世紀教育振興計劃”和“知識創新試點工程”，在國家宏觀層面，形成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完整的總體戰略布局的同時，組織實施好各類國家科技計劃，充分發揮自然科學基金會的作用。
　　力爭到2010年前后，基本形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符合科技發展規律的國家創新體系及運行機制，基本具備能夠支撐我國科技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國家創新能力，使我國國家創新實力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促使我國知識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例有較大提高，造就一批有國際影響的技術創新企業、國立科研機構和教學研究型大學，顯著提高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
　　 6 關于中國科學的前瞻
　　20世紀，是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的百年。首先，20世紀是科學革命的世紀，其間革命性的重大突破有：量子理論和相對論的創立與發展，堪稱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革命；DNA雙螺旋結構模型的建立，宣告人類在揭示生命遺傳的奧秘方面邁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步；信息理論的發展為20世紀的通信技術、計算機和智能機器，以及認知行為的研究等奠定了理論基礎；20世紀地球科學中最偉大的成就首推大陸飄移學說和地球板塊構造理論；新的宇宙演化觀念的建立使人類對宇宙有了全新的認識。
　　20世紀也是技術革命的世紀：20世紀新能源技術發展迅速，能源結構向石油、天然氣和原子能方向發展；20世紀材料科技的發展尤其是金屬材料的進展、高分子合成材料的發展，硅材料的開發與應用為科技發展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物質材料基礎；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人類邁入信息和網絡時代；汽車與高速公路的普及以及航空與航天技術的進展技術拓展了人類的活動空間；20世紀生物技術與醫學的進展極大地保證了人類的糧食供給，提高了發展與健康水平與生命質量。
　　回顧20世紀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我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歷程，我們既感受到巨大的進步，同時也認識到中國科學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100年前，我國還沒有專門的科研機構，甚至也可以說還沒有出現現代意義的科學家，也沒有名副其實傳授現代科學知識的高等學府。今天的中國已經擁有一支在世界上也稱得上是相當宏大的科研隊伍，有了遍布全國的科研機構和高等學府，科學技術對社會進步和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進步之巨大，可以說是翻天覆地和舉世矚目的。
　　但是，我們仍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全人類共同創建的20世紀的科學大廈中，我們貢獻的份額還很少很少，我們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主要是在最近的200年形成并加大的。從20世紀初年的“科學救國”、“實業救國”，到50年代的“趕超英美”，經歷了60年代中葉和70年代中葉的“十年動亂”，迎來了中國科學的“第二個春天”，再到20世紀末的“科教興國”，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走過了一段非同尋常的路程。100多年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了中國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它也寄托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志士仁人民族復興的理想，它担負了現實的和歷史的包袱。經受過帝國主義侵略對科學事業的破壞，也經歷了極左思潮對科學事業的危害。有時人們的某些善良的愿望，也能影響到科學事業的健康發展。比如不切實際的“趕超”和急于求成的心態，帶來的片面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等。
　　展望新世紀的世界科學發展，我以為：21世紀仍將是信息革命的時代；21世紀也將是生命科技的世紀；21世紀將是新材料、先進制造技術進一步發展和廣泛應用的時代；21世紀將是發展和利用高效、潔凈的安全新能源的時代；21世紀將是人、自然、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世紀；21世紀還將是人類繼續向空間、海洋、地球深部不斷拓展的世紀。總之21世紀將是科學技術發生重大變革、人類文明繼續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代。
　　在這場從20世紀延續到21世紀的科學技術革命進程中，中國科學家的貢獻應該有多大？中國科學對于世界科學的貢獻應占據怎樣的地位？中國政府和科技界又如何能抓住機遇而不是再一次被拋在后面？這是極為嚴肅的問題。
　　隨著教育的普及與提高，中國將擁有舉世無雙的人力資源與人才基礎，由于中國是一個13億乃至15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有舉世無雙的多樣化的科技需求，由于改革、開放，民主、法治和科教興國的政策和治國方略，以及空前便捷的信息網絡條件，中國科技工作者將擁有前世未有的研究發展條件與環境。我們完全可以自信的預言通過與世界的廣泛合作與交流，通過我國科學家創造性的工作，21世紀的中國科學家和工程師將比20世紀為世界科學做出大得多的貢獻，在中國本土上產生諾貝爾科學獎將不再是問題，中國將涌現出一批無愧于21世紀的世界級科學大師和工程技術大師。
　　中國發展對科技有著巨大的需求，產業結構調整、社會可持續發展、確保國家安全和先進文化的發展，都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因而，我們必須從我國中長期發展戰略需求出發，占領科技制高點，攀登世界科學高峰。
　　我國將在2010年前后，基本完成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在若干重要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科技水平將列發展中國家的前位；為我國經濟發展、國家安全和社會進步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持；向社會不斷輸送創新人才與高素質的知識勞動者。在建黨100周年前后，將初步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科技整體水平將達到世界科技強國的中等水平；自主創新能力和科技競爭力大幅增強，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大創新成果，為我國實現現代化提供強大的科技支持；培養和造就大批適應21世紀發展需求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到建國100周年前后，將全面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科技水平將躋身世界強國行列；科技創新能力成為我國綜合競爭力中最具優勢的重要因素之一；發展結構合理、功能完善、運轉高效的國家創新體系；實現科技人才的國際化，形成國際化的人才隊伍。
　　為了達到預期目標，應努力做到：①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廣泛參與雙邊、多邊和全球競爭前R&D合作，大幅度地提升科技創新與產業化能力。在多數領域，主要采用加強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集成創新模式，盡快實現引進技術的本土化；在具備條件的某些產業或產業發展的某些階段，加強關鍵技術創新和系統集成，實現跨躍式發展；在少數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和若干科技發展前沿，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能力，占領對國家發展至關重要的科技與產業制高點。②增強科學技術基礎與后勁。加強基礎研究與重要高技術領域前沿的前瞻布局，加強原始性科學創新，并在一些重要領域登上世界科學高峰，為我國中長期發展和第三步戰略目標的實現提供持續支持。優先發展信息科學、生命科學、物質與材料科學和重要交叉科學等重點領域，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與先進制造技術、新能源與環境技術、空間與海洋技術等對未來經濟、科技發展有巨大帶動作用的領域，選擇具有一定優勢的關鍵技術，力爭實現突破和跨越。
　　今后5至10年我國將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加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又合乎科技發展規律的改革進程，促進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改革與發展教育體系，開發人力資源；弘揚科學精神，建設創新文化；確保政府與企業科技投入穩步增加，構建合理的投入結構和機制。
　　最后我還想談一談科學普及和創新文化的問題。據最近的一項調查表明，我國公眾的科學素養和對科學知識感興趣的程度還相當低：在被調查對象中，對科學研究很了解、有一些了解、完全不了解的人的比例分別是1%、3.4%和25.6%，其余71%沒有進行回答；在過去的一年里，沒有參觀過科技館和自然博物館的人數比例為78%，沒有去過圖書館的比例為57.1%。中國科學家中愿意做科普的人很少，能夠勝任科普工作的更少。而在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的普及不僅對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養、弘揚科學精神、提倡科學方法、反對形形色色的迷信和偽科學思潮，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引導和鼓勵青少年一代獻身科學，高水平科學人才得以涌現的必要條件。
　　理性質疑和科學創新是科學精神的精髓。科學創新必須解放思想，不為傳統觀念和已有知識所局限，善于提出新的問題，勇于開拓新的方向，敢于探求新的知識，創造新的方法，創立新的理論，開拓新的應用與發展。科學的創新價值只有國際共同的標準，而無國籍、種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區分。科學家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實事求是創新精神。作為一名科學家，應不迷信，不盲從，不武斷，不專橫，以實驗事實為依據，只服從真理。科學是人類知識的繼承和積累，是踏踏實實的學問，科學家應該尊重前人和他人的勞動，真誠地與人合作共事，自覺地培養和提攜青年一代，誠實地對待自己和他人的成果。任何剽竊、抄襲、弄虛作假，壓制、貶低和抹殺他人科學成就和夸大自吹的行為都為科學界所不齒。努力弘揚科學精神，倡導科學方法，旗幟鮮明地維護科學的尊嚴，是科學界道德作風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科學家不但要將自己的科研成果奉獻給國家和人民，還應該關注世界的和平與正義。科學家應該崇尚民主與自由，追求社會公平和公正，主張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推動全人類共同進步。
　　科學技術的進步已經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并將繼續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貢獻。中國的科技工作者在21世紀，在從事著科學創新的同時，依然肩負著振興我國科學技術、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讓我們共同努力奮斗，為21世紀的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也為我們的子孫后代在百年以后回顧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留下值得自傲的歷史記載。
自然辯證法研究京1～7,31N1科技管理路甬祥200220022002年4月“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路甬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長。 中國科學院 北京 100864 作者：自然辯證法研究京1～7,31N1科技管理路甬祥200220022002年4月“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網載 2013-09-10 21: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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