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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這個消息帶給中國的震撼不亞于八年前的戊戌變法。23歲的宋教仁卻不相信清廷真有誠意，當年10月8日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寫下大段日記，議論此事，認定清廷不可能走上開明專制和立憲之路。在他眼中，滿清皇族連普通知識也不具備，有的甚至不通漢文，游蕩淫亂，依靠他們，中國永世無刷新之一日。

  到1911年春天，他在《民立報》執筆，更是直接喊出了“憲政夢可醒矣”、“希望立憲者其失望矣”。不是他反對立憲，而是不相信在滿清皇族治下會有真立憲。所以，他篤信中國必須經過一場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辛亥革命也可以說是他那一代年輕的留日學生推動的。魯迅的一句“上野的櫻花開了”，讓我們想起新興的鄰邦日本對中國的影響，1880年代出生的魯迅、蔡鍔、范旭東、張季鸞、胡政之、蔣介石、汪精衛、閻錫山們那時候都在日本，或習軍事、法政、經濟，或學醫學、化工，救國之志則是一致的。在投身革命的一群中，更多的人思考的重心只在推翻滿清的民族革命上，像宋教仁這樣留意政體問題，并有深入研究，旨不僅在破壞，更在于謀永固之建設的人并不多。所以，當革命的大潮一起來，滿清之局崩解，他便脫穎而出，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今日看他當年政體之主張、政策之主張，條分縷析，清晰有序，與只會拿炸彈、喊口號的志士不一樣，難怪他在日記中藐視滿清皇族子弟，說他們不識外交如何下手，內政如何下手，實業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備如何下手，理財如何下手，“皆長安之輕薄兒而已”!

　　自1904年亡命日本，他沒有放松自我建造，他的努力從他翻譯過的這些著述或可窺見一二，《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俄國制度要覽》、《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財政制度》、《日本憲法》、《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等。這些知識的裝備，而今看來或許算不得什么，但對于一個長期以來只知子曰詩云、資治通鑒和三國水滸的民族而言，他領略了嶄新的近代文明常識，一扇朝著人類公共生活的窗口向他打開了，他看見了完全不同于舊書、舊小說中的一個世界。他也曾想做一個小說家，《紅樓夢》激發他的這一心愿，要寫一部小說，寫盡中國社會之現在狀態及將來之希望。最終他以自己的生命書寫了“將來之希望”。這希望就是1913年3月18日，他被暗殺前兩天在上海演講時指出的：“今者吾黨對于民國，欲排除原有之惡習慣，吸引文明之新空氣，求達真正共和之目的，仍非奮健全之精神一致進行不可。……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遷就之，亦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束縛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出純粹的政黨內閣，此后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后問諸人。”這些思想就與我們熟悉的千年不變的“惡習慣”截然不同。

　　毫無疑問，宋教仁是超前的，也是孤獨的，他超越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不僅他追求的理想和他的生命一起被折斷，真正理解他的政見，能切實體會他對政體問題灼見的人，當時也并不多，即使在他所處的革命黨陣營內。百年之后，他依然是孤獨的。這種孤獨感他當年在日本就深刻地感受到了。1906年10月5日，一個萬籟俱寂的雨夜，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輾轉難眠，窗外雨聲時滴，他想到孤身一人在異國患病，萬感交集，“又思考吾一身究竟結果如何?吾一身結果與吾祖國時勢之關系如何?”他又想到自己孤身漂泊海外，所謂朋友雖甚多，而真正志同道合的甚少，“自顧此身，仍是孤懷獨行，俯仰天地，恐終側身無所耳!”想到這里，他一時淚下如雨，幾至失聲。他當然沒想到自己將來的結果，更不知道這一結果與時勢、國運的關系。但他對這種孤獨感已有深深的領悟。

　　相隔僅僅五年，他就親歷了清廷解體、民國誕生，不到三十歲的他成了舉國矚目的民國元勛。這一切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卻也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對政體問題的思考集中在《代草國民黨之大政見》，其主張或尚可以商榷，但他“吸引文明之新空氣”的努力則無論到什么時候都不容否定。他的橫遭暗殺給中國留下的傷害至深至痛，國運之轉移有時竟系于一人之身，這是我們常常無法明白的。中國史上缺乏的就是這樣的建設性人物，古老民族總是陷于“原有之惡習慣”中，難以自拔，而“吸引文明之新空氣”則難之又難。歷史讓我們看見的是深深的無奈，即使宋教仁這樣的新人物出現了，也是曇花一現，迅速凋謝。以魯迅的冷峻，他實實在在地看到中國事的難辦，“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因此，尤其要珍視不流血的思想資源，宋教仁尋求的就是一條不流血的路，盡管他本人為此而流血。

　　2012年深秋，我到他的故鄉湖南桃源去尋訪他的故居，其實他的故居早已無存，我看到的是新造的舊庭院，空空蕩蕩，飛滿了蜻蜓。通往他故鄉的小道坑坑洼洼、曲曲彎彎，村莊里安安靜靜，人煙稀少。宋教仁曾生活過17年的村莊已與他無關，他的鄉人無法理解他，他在自己的故鄉是孤獨的，他走的就是一條孤獨前行的路。傳說中的桃花源與他的故居相去不遠，我去得不是時候，只看到一片光禿禿的桃林，沒有夾岸桃花，落英繽紛。

　　每一代人都只能在時代給定的條件下盡力，思想、發聲、行動、掙扎乃至犧牲……在無情的時間河流中，我們漸漸看見進化論史觀的不可靠，歷史總是千回百轉、無比曲折的。1890年代出生的胡適之、竺可楨、傅斯年等人有幸到美英留學，學哲學，學科學，學史學，他們大半生致力的也不過是要“吸引文明之新空氣”，將這個國家帶上一條自我更新的道路。無奈“原有之惡習慣”太深太重了，有時候，往前邁出一步，卻要以往后退幾步為代價。竺可楨十三年的浙大校長生涯，言傳身教，到底影響了多少青年學子，我無法知道，但我相信許良英就是其中之一。

　　轉年春天，我到浙江臨海張家渡尋訪許良英的老屋，括蒼山腳下，正遇到“桃花節”，看桃花的車流不斷。許先生是1920年生人，1938年考入浙大物理系，正是竺可楨將“求是”定為校訓時，一個一心想做物理學家的青年學生，畢業后卻舍命去尋找中共地下黨。1958年，他以“極右分子”身份從中國科學院回故鄉種地，1960年代起他在煤油燈下編譯《愛因斯坦文集》，從愛因斯坦那里重新呼吸文明的新空氣，1974年以后，他終于對自己走過的這條路有了新的看法，明白過去對人類文明史的了解太少了。1978年當他回到中科院已經58歲，但他以余生之力，開始從頭學習文明史，重新理解人類走過的道路。2003年1月，與他同時代的李慎之在離世前給他寫信說，“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他回信同意這一論點，“并且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實來證明。不過政治制度的形成，還是受制于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兩位八旬老人的討論讓我想起宋教仁百余年前那些帶著露水和芳草氣味的觀點。如今他們也都不在了，他們晚年所思所言，仍然是當年宋教仁念茲在茲的“吸引文明之新空氣”。

　　江山無語，唯活在期間的人物代代更新。我從桃花未開的桃花源到桃花大開的張家渡，只穿過了一個冬天。而從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遭暗殺，到2013年許良英于北京病故，歷史已過去了整整一百年。中國變了，中國沒有變，歷史就在變與不變之間，我看見的是刻骨銘心的無奈，回天無力的無奈，翅膀折斷的無奈，孤獨前行的無奈。

　　2015年2月1日杭州正飄著雪花

綜合 2022-01-09 19: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