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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1867年六月，趙烈文在與曾國藩談話時預言：不出50年，清朝必亡。44年后，清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來的混亂局面，也為趙烈文所言中：“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從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趙烈文大概是第一個準確地做出這種預見的人。

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曾國藩和心腹幕僚趙烈文秘談錄

1867年六月，趙烈文在與曾國藩談話時預言：不出50年，清朝必亡。44年后，清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來的混亂局面，也為趙烈文所言中：“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從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趙烈文大概是第一個準確地做出這種預見的人。

1865年，捻軍在山東擊斃僧格林沁后，清廷大為震動，急調曾國藩督師北討。曾國藩北上時，他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字惠甫）一直送到江都北邊的邵伯鎮才返回。在這一個多星期里，兩人的關系翻開了新的一頁：經不住趙烈文的請求，曾國藩答應收下這個弟子，并在邵伯鎮寫下一幅四百多字的橫幅，送給這位心愛的門生。

有了師生名分，當同治六年（1867）兩人再次聚首金陵，趙烈文第三次進入曾國藩幕府后，幾乎無日不長談，無話不可言。在曾國藩日記中，也幾乎每天都記下了“至惠甫處一坐”“與惠甫久談”之類文字，有時一天要聚談數次之多，幾乎沒有白天黑夜之分。

他們兩人最重要一次談話發生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在這次談話中，趙烈文發出了石破天驚的預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從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趙烈文大概是第一個準確地做出這種預見的人。

“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天黑后，曾國藩到趙烈文處聊天，憂心忡忡地說：“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京城）氣象甚惡（形勢不好），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勢必會形成分裂割據的局面）。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指中央政府先垮臺），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趙烈文自稱）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指各省）無主，人自為政（地方割據），殆不出五十年矣。”

聽了趙烈文這番石破天驚的談話，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南遷乎？”顯然，他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認為清王朝不可能完全被推翻，頂多發生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政權南遷后南北分治、維持“半壁江山”的局面。對此，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指亡國），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后還能茍延殘喘百余年，恐將徹底滅亡。

趙烈文雖然回答得十分堅定，但曾國藩還是不能完全認同他的說法：“本朝君德正（皇上德行純正），或不至此。”趙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受報答）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

趙烈文的回答，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明朝滅亡后，清軍因吳三桂沖冠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創業太易”“有天下者太巧”；入關后為震懾漢人而大開殺戒，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殘暴性這兩點，決定了它的統治缺乏道德“合法性”。雖然清王朝后來的君王“君德”比較“純正”，但善與惡并不能相互掩蓋和彌補。何況“天道”已經給了清王朝十分豐厚的回報，給他們帶來過文治武功遠超前人的“康乾盛世”，因此這些后來君王們的“德澤”，既不能抵消清王朝開國時的慘無人道，也不能成為后繼者享用不盡的政治老本和天然倚靠，更不足以補償其統治合法性的嚴重匱缺。

趙烈文這么一說，曾國藩才真正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也預感到了清王朝正面臨滅頂之災。他沒有繼續反駁，而是在沉默良久之后表示了默認，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希望自己快點死掉），憂見宗祏（指朝廷）之隕，君輩得毋以為戲論（開玩笑）。”

趙烈文安慰曾國藩說：“如師身份，雖善謔，何至以此為戲。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樂死之與幸生，相去無幾。且師亦當為遺民計，有師一日，民可茍延一日，所關甫大，而忍恝（音夾）然（無動于衷）乎？”

清王朝不僅“大勢”已去，而且“氣數”將盡

此次談話對曾國藩的觸動雖然非同小可，但此后幾天里，各種想法不斷閃現在他腦海里。他有時同意趙烈文的看法，有時又產生懷疑，覺得大清王朝不會死得這么快。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無論從曾國藩自身的利害來考慮，還是從他所肩負的責任來觀察，他都不希望或說不愿意看到由他親手拯救出來的大清王朝走向滅亡。

不過他又是個敢于正視現實的人，面對內外交困的時局和愈演愈烈的嚴峻形勢，作為舉足輕重的國家重臣，他不能不對清王朝的結局提前做一番考慮。

半個月之后的七月九日晚上，曾國藩又把趙烈文約到兩江總督衙門的后花園里，邊乘涼邊繼續探討這一重大問題。

趙烈文說：“在上海見恭邸小象（恭親王奕的照片），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壓百僚。”曾國藩說：“然。貌非厚重，聰明則過人。”趙烈文說：“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見時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指封疆大吏），即曲為彌縫。昨與倭相（倭仁相國）爭持，無轉身之地（回旋余地），忽爾解釋（消解），皆其聰明之征也。然隨事稱量輕重、揣度形勢之才則有之，至己為何人，所居何地，應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會。……身當姬旦（周公）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餗（音素，力不勝任而敗事）之虞，非淺智薄慧、涂飾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曾國藩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說：“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無大小，當日必辦，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亂之后而議減征（指太平天國亂后減征賦稅），餉竭之日而免報銷（指同治三年六月攻破金陵以前各路軍隊的經費開支，可以不必造冊報銷，只需開一個簡明清單上奏。換句話說，這些年湘軍花多少錢就算多少錢，朝廷都認可，不予查究。），數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為何如？”

趙烈文說：“三代以后，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議減征，創自外臣，非中旨也（是地方官首先發起的倡議，而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免報銷，則以此番餉項，皆各省自籌，無可認真（不能按照以往慣例認真核查），樂得為此寬大，亦巧見耳。勤政誠前世所罕，但小事以迅速而見長，大事亦往往以草率而致誤。……而中興氣象，第一貴政地（指朝廷）有人（關鍵要有好的領導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

聽了趙烈文這番議論，曾國藩的心情愈加沉重，不過他對清王朝仍然抱有某種希望：“本朝乾綱獨攬，亦前世所無。凡奏折事無大小，徑達御前，毫無壅蔽。……一女主（指慈禧太后）臨御，而威斷如此，亦罕見矣。”

趙烈文毫不顧及曾國藩的看法，一心順著自己的思路說下去：“然。顧威斷在俄頃，而蒙蔽在日后（只是威斷在頃刻之間，上下蒙蔽的事情卻發生在以后）。……一部《紅樓夢》即其樣子，又足多乎？所謂威斷者，不在行跡而在實事（不在于表面說了或做了什么，而在于實際效果如何），一語之欺，清渾立辨，則群下無不惴惴，至其面目，轉不妨和易近人。”

此次談話非常有趣：曾國藩特意約趙烈文到后花園交談，原本想用“勤政”“君德厚”“權柄不下移”和現在當朝的恭親王奕為人聰穎、慈禧太后遇事“威斷”等等來說服趙烈文，如果能讓他改變看法當然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從他口里聽到自己所預想的結果，這樣他心里就會得到一些寬慰，至少是不再那么焦慮不安。

然而趙烈文完全不這么認為。他對曾國藩的每一個觀點都持不同看法，或者有所保留。趙烈文的核心論據是“大勢”，或者說是“氣數”。他不僅認為清王朝的“大勢”已去，而且“氣數”也將盡，不會再有什么希望。處于這種情況之下，即使有“好親王”“好太后”或者“好皇帝”什么的，都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何況沒有。也就是說，清王朝很快就會走向滅亡，是大勢所趨，是誰也左右不了的。

趙烈文真的富有洞見。他不僅對歷史大勢看得非常透徹，而且作為一個遠離權力中心，根本無法近觀當朝權勢人物的機要幕僚，對恭親王、慈禧等人的判斷卻異常準確，以后的歷史也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恭親王確實是朝中少有的開明權貴，在當時有視野開闊、思想開明之譽。但他的從政經驗、控馭權力的能力都不足，與慈禧太后稍作抗爭失敗后，就被這個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使自己變得更像一個名副其實的“恭王”，這些都證明他確實僅有“小聰明”而沒有“大氣魄”和“大膽識”。

慈禧也確實“威斷”，很有政治手腕和控馭臣下的非凡能力，但她對中國的社會現狀缺乏了解，對清王朝面臨的問題心中無數，對世界的變化和西方列強的挑戰和威脅，不知道從長遠的角度加以應對。更為糟糕的是，慈禧太后缺乏進取精神，純粹是個權力迷，一心只追求權力，別的都可以不管。一句話，她有控馭權力的能力，卻缺乏遠見，只知道維持現狀。而在近代中國這種非常時期，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思想、見識、眼界、魄力，對于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實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在這種目光短淺、得過且過、唯我獨尊的人領導之下，她越是有“威斷”、能“威斷”，對國家的危害就越大，這已為歷史所證明。

趙烈文能把大清王朝這兩個最有權勢的人物看穿、看透、看死，說明他的眼光確實夠深刻和老辣。

在專制社會里，王朝興衰和江山社稷長短的話題，既敏感又重大，不要說同事朋友之間，就是親人甚至夫妻子女之間，也是很少涉及的。尤其像曾國藩這種身份和地位的人，顯然更不適宜談論這種話題。然而，他和趙烈文，不僅反復傾心交談，而且開誠布公，毫無保留，即使誰也說服不了誰，也毫無關系。如果不是親密無間，相知很深，顯然無法做到這一點。領導和幕僚之間，能夠達到這種高度默契的程度，確實少有。當然，趙烈文觀察事物的獨到眼光，對歷史大勢的準確把握，對時局發展的冷靜分析等等，對曾國藩都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得他無法拒絕聽取他的意見和看法。

曾國藩對趙烈文的論斷，表面上好像仍然無法或不愿意完全相信，總感到清王朝還有一線生機，最起碼可以像東晉、南宋那樣長久偏安，實際上在他內心里，已經無法抹去清王朝即將滅亡的陰影，一個多月后，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再找趙烈文交談這一敏感話題并說出下面這句含義深刻的話：“如捻賊得滅，朝廷中興，猶為不負此舉（指剿滅太平天國），不然，何足道耶？！”潛臺詞是：清王朝如果沒有中興局面出現，他以前的一切努力，不僅沒有任何價值，而且會產生負面影響，自己也會在歷史上留下罵名，如果真是如此，還不如讓這個王朝早些壽終正寢為好！真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啊！曾國藩心境之凄涼，對國家前途命運之悲觀失望，于此可見一斑。

歷史驚人準確地應驗了趙烈文的預言

最終讓曾國藩對清王朝徹底失去幻想，或說曾國藩對趙烈文所預言的結局不再心存任何僥幸，是在曾國藩經歷了一路北上的走訪調查和廣泛接觸清王朝最高領導核心人物之后。

同治七年（1868）七月下旬，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他北上就任后，終于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親王以及文祥、寶鋆等軍機大臣，并在數日內連續多次受到皇上和皇太后召見，還數次參加國宴。在乾清宮舉行的一次宴會上，曾國藩以武英殿大學士身份班列漢臣之首，與滿族大學士倭仁東西相對，享受清廷的最高榮寵。對此，他當然倍感榮耀。

直隸總督和內閣大學士的職位，不僅讓他有機會面對面接觸和觀察清王朝的幾位最高領導，而且通過觀察、談話和出席最高國務會議，使他對清政府的核心人物和全國形勢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時他不得不承認：清王朝確實大勢已去，國家的頹敗程度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想，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這一切正如趙烈文早就預言的那樣，整個清王朝就像一艘千瘡百孔的破船，只能眼看著它一天天沉沒下去，再也沒有浮起來的希望。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對奉調到直隸做官、頭一天才來到保定直隸總督府的趙烈文說：“吏治風俗頹壞已極，官則出息毫無……余一籌莫展！”

曾國藩又對當朝核心人物一一進行點評：“兩宮（慈禧和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講不到點子上）；皇上沖默（淡泊寧靜），亦無從測之（看不出深淺）。……恭邸（恭親王）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地位不穩）；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寶鋆）則不滿人口（素無威望）；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識短。余更碌碌，甚可憂耳！”

曾國藩又說到外交：“到京后曾會議和約事（參加討論與外國簽訂和約的會議），醇邸（醇親王奕譞）意在主戰，曾上折交內閣再議。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設防奏覆。然中外貧窘如此……安能自立？今年和約當可成，不致決裂，而時會（機遇或特殊情況）難知，能無隱憂！”

在趙烈文面前，曾國藩一方面坦承自己對時局、朝政的失望，另一方面又對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恭親王、文祥、寶鋆、倭仁這些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人品、見識、能力、優點與弱點逐一分析點評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皆非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他們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是無法指望，所以最終他不得不同意趙烈文一年多前做出的論斷：清王朝已經病入膏肓，大勢已去，無法救藥。

頹廢不振的清王朝于1911年土崩瓦解，趙烈文的預言果然應驗了。而曾國藩和趙烈文已分別于1872年和1893年去世，對他們來說，這或許倒是一種解脫和幸運。

曾國藩既是清王朝的拯救者，又是這個王朝的主要掘墓人

曾國藩誠然是清王朝的拯救者，但他又是這個王朝的主要掘墓人，這一點，曾國藩本人不知如何，趙烈文卻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趙烈文預言清朝必亡談話后的第三天，他和曾國藩還有一次重要的談話。遺憾的是，此次談話不僅沒有引起世人應有的重視，而且連曾國藩自己，當時也不愿意對這個話題進行深入探討。

這天傍晚，曾國藩到趙烈文那里閑談。兩人首先談論了宋朝的幾位名臣，在看法上略有分歧。當說到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形成國家積貧積弱局面時，曾國藩說：“南宋罷諸將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盡，不能稍振。”停頓了一會兒，曾國藩又說：“韓（琦）、岳（飛）等軍制，自成軍，自求餉（自己編練成軍，自己籌集軍費），仿佛與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權不在手，決無人應之者。故吾起義師以來，力求自強之道，粗能有成。”

曾國藩對自己的成功之道，不僅感到滿意，而且含有慶幸的成分。趙烈文卻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于是笑著說：“師事成矣（老師確實取得了成功），而風氣則大辟蹊徑（卻改變了風氣）。師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法制法規）戰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師一勝而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統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分裂割據之象已經初露端倪），雖人事，亦天意而已！”

趙烈文為什么說曾國藩開辟的練軍方法，不僅導致了“剖分之象蓋已濫觴”，而且使得“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百年不能改此局面”呢？原因就在于通過這種方法編練出來的軍隊，不是置于中央政府的絕對領導之下，而是歸練兵者個人所有，大體屬于私人武裝性質。既然是私人武裝，當然是“有奶便是娘”，最終只能聽從私人號令并逐漸形成督撫權大、兵為將有、內輕外重、中央權威日趨衰微的局面。

后來，清朝軍政重心逐漸外傾和下移，中央政府日趨衰弱，最后發展到東南互保和辛亥各省獨立，種種事實，無不證明趙烈文的分析和預見是多么準確和具有前瞻性。

遺憾的是，作為清王朝主要拯救者的曾國藩，聽了趙烈文這番高論后，除了淡淡地表示：“余始意豈及此，成敗皆運氣也！”之后便岔開了這個敏感而重大的話題，和趙烈文討論起天命與人事的哲學話題來。

歸之天命誠然不錯，因為它確實不是曾國藩有意而為，也不是他事先能夠預知和事后可以把握的。但事實畢竟是事實，誰也改變不了。這一點，歷史和政治經驗十分豐富而又聰明過人的曾國藩豈能不知？所以從此以后，曾國藩與趙烈文談話時，多次提到并十分關心后人對他的評價，并要趙烈文為他主持公道。如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曾國藩來和趙烈文閑談，見有客人，于是離去；過了一會兒，曾國藩又來了。這時趙烈文正在吃飯，曾國藩就在客廳轉悠。

趙烈文一放下碗，曾國藩就進去對他說：“吾來南（指回金陵做兩江總督）已半載矣，壁上無一有款之字畫，幾案皆蕩然，人得無笑其茍簡（簡單）乎？”他顯然是欣賞了趙烈文客廳里的字畫后，觸景生情說這番話的。趙烈文于是打趣說：“自有總督衙門以來，未有空閑寂寞一至于此者，方頌盛德之不暇，奚所可笑？”曾國藩說：“足下他日銘吾墓（給我寫墓志銘），此亦一事也！”

當說到胡林翼的文集編得不好，而且多是他人代筆時，曾國藩對趙烈文說：“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足下何策以善其后？”趙烈文說：“待及師身論定，烈愿任編纂之役。”曾國藩當即囑咐說：“惟望足下他日持正論（主持公論）耳！”趙烈文看曾國藩說得很認真，絲毫沒有開玩笑的意思，也就嚴肅地回答說：“謹受教！”

此時的曾國藩，雖經“剿捻”失敗，聲望有所下降，但仍是國家舉足輕重的人物。而從他的這番囑咐里，分明發現他不僅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在后世存在巨大爭議的人物，而且鄭重希望趙烈文能夠為他“出善后之策”。

大凡在歷史上留下濃重足跡的人，都十分關心后人對他的評價，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處在聲望極隆時的曾國藩，就對自己的心腹幕僚做出這一政治交代，顯然有深意在其中。可能正因如此，趙烈文從此也就不再提起這一話題并讓它淹沒在歷史的大海里了。(來源：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作者：眭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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