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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結束以后，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來，東亞地區許多國家經濟有很大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績效。從1965年到1990年，東亞地區有23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一定程度上可將其中經濟增長績效特別突出的八個國家和地區稱作東亞“八顆超級經濟明星”。許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將東亞經濟的成功稱作“東亞奇跡”，有的甚至大談21世紀是亞太世紀，世界經濟的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不過，對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有的很樂觀，有的則表示懷疑。本文擬對此作一些評論，并從中引申出一些借鑒意義。
　　　　　　一
　　對東亞經濟發展前景看好的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即世界銀行）。世界銀行對戰后東亞經濟崛起表現了不同尋常的興趣，因而組織了以經濟學家為主體的專家工作組對東亞經濟增長的原因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該銀行公布該小組所寫的政策研究報告《東亞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認為東亞經濟奇跡是既保持了公平，又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改進了經濟發展績效。不過，東亞經濟奇跡的形成和出現并非一蹴而就。該政策研究報告認為東亞經濟奇跡還應歸功于東亞國家或地區政府堅實的基礎性發展政策，歸功于這些國家或地區特有的政府干預和人力資本、物質資本超常規積累。具體說就是：
　　1.投資多多益善。在過去的30多年里，東亞國家或地區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增加，投資利益率高，投資收益相當可觀。1960年到1990 年， 高經濟增長績效國家或地區投資平均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0％以上，韓國投資收益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些國家還重視人力資本投資，改善教育設施，加大教育投入，重視發展教育，重視人才的培養，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技術生產率打好了基礎。
　　2.東亞經濟奇跡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該地區生產力整體水平的提高。東亞國家或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TFP）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生產力發展水平比一般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高出三～六倍；而生產力的發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顯然得益于對基礎性培訓和職業培訓投資的重視。
　　3.東亞八顆“超級經濟明星”的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逆差還不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水平的一半；偶爾亦出現通貨膨脹，但這些“超級經濟明星”能及時、迅速地消失控制住，因而通貨膨脹率一般不高。不過，在經濟騰飛時期可不是這樣，亞洲“四小龍”就是例證。總之，健康、良好的政府財政、預算環境和有利的國際收支條件有助于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
　　4.東亞這八顆“超級經濟明星”都奉行促進出口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或資金的外向型經濟政策。外向型不等于開放，60年代到70年代，一些國家采取了適當的進口保護措施，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制成品的有效保護率分別達到30％、50％和70％。但是這些國家有一些補償性措施，出口商可以享受匯率補貼和有利于出口的自由貿易優惠條件。另外還有效地進行出口組織性資助，具有廣闊靈活的勞動力市場。
　　這些亞洲高經濟增長績效總的都歡迎外來直接投資（FDI）。 1991年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分別是發展中國家第三、第五和第七大外來直接投資接受國。
　　5.在東亞地區，政府有意識地對經濟進行各種形式的干預。鼓勵儲蓄、組建充滿活力的金融市場、提高投資股權比例、依靠財政扶持國家銀行、促進公共和私人部門的信息流通、制定產業政策、給有發展前途的企業提供補貼貸款、保護國內進口替代品、幫助效益滑坡企業和確定廠商及工業出口目標等。有些國家或地區政府干預能極大地改進經濟增長績效。
　　6.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公共政策促進了經濟增長。公共政策有三大功能：促進經濟高速增長和發展；有效積累、配置資本；組織科技創新，從事研究與開發（R&D）。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礎性政策。穩定宏觀經濟、大量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建立穩健可靠的金融體系、限制對價格的扭曲、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等政策都屬于基礎性政策。溫和的金融約束、直接貸款、選擇性產業發展政策以及促進出口政策則屬于選擇性公共政策。這些國家或地區采取多種形式、靈活多樣的政策手段來謀求實現更為直接的經濟目標（如實現宏觀經濟穩定，提高出口增長率，增加儲蓄或提高儲蓄率等），而且還有意識地適時、及時、迅速調整政策方向和力度。
　　7.這些國家或地區重視培育、發展金融市場。這些國家或地區借助三條渠道來解決資本市場問題。如建立專門性發展（或開發）銀行，在發展初期成為長期籌措資金的主要來源；在某些階段，借助金融約束，扶持銀行體系和落后工業的發展；建立了債券和股票市場的制度基礎，鼓勵公司增加留存收益和再投資。這些國家建立多樣性金融機構，以此來彌補私人機構的貸款缺口。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省的實業發展銀行是長期貸款的主要提供者。
　　8.這些國家或地區有優惠的私人投資條件。東亞八顆超級經濟明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鼓勵、促進私人投資的政策（如生產資料價格低廉，對企業投資貼息和私人投資者的有限風險等）。由于制定、實施了優惠的稅收、關稅、匯率政策，因此，在這八個國家或地區進行投資，成本、風險都低于其他中低收入水平的國家或地區；投資的增加有很大的乘數作用，擴大了生產，促進了消費，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因而改進了經濟增長績效。不過，筆者認為，這實質上是高投入帶動的高產出和高增長。
　　　　　　二
　　美國著名國際經濟學家、1991年克拉克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教授對東亞經濟增長績效的分析、看法亦很有代表性，但與世界銀行的觀點大相徑庭。克魯格曼教授在美國國務院《外交》（雙月刊）1994 年11～12月號上發表了題為《亞洲奇跡之神話》一文，接著又在日本《中央公論》（月刊）1995年1月號上發表了《虛幻的亞洲經濟》的文章；這兩篇文章系統地闡述了其觀點。他認為，東亞的經濟增長并不是什么奇跡，只不過是加大投入力度的成果；正如50、60年代蘇聯經濟的“成功”并不是什么奇跡一樣，東亞經濟奇跡亦是極權統治的產物。
　　克魯格曼教授以很大的篇幅分析了50、60年代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奇跡”。他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當時確實出現令人吃驚的快速增長，而且使美國及其盟國政府大傷腦筋；赫魯曉夫在聯合國出言不遜，更是令西方國家膽戰心驚；但是，蘇聯東歐國家的高經濟增長并不神奇。這些國家產出之所以快速增長，全是因為投入快速增長，也就是就業增加，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大規模增加物質資本投資；如果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那么產出高增長也就沒有什么驚人的了。這樣的增長是外延上的增長，并沒有什么重大的技術創新，沒有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全要素生產率沒有提高，是盲目的追求數量的擴大再生產，因而限制了后來其工業的擴大、發展。也就是說，如果按其過去的增長率來推估其未來的增長率，可能大大地高估了其實際增長前景；以投入品的增長為基礎，而不是以單位投入之產出為基礎（即不是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為基礎）的經濟增長，其收益肯定是遞減的。難怪80年代以來，蘇聯東歐國家生產大面積滑坡，經濟一蹶不振。
　　他認為，美國政府及有關國際組織過分看重亞洲的經濟增長，是不正確的。從經濟核算來看，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增長，一方面是“投入”的增長，即就業增加、工人教育水平提高、物質資本（機器、設備、建筑物、道路等）存量增加；另一方面應該是單位投入之產出增加，即管理水平提高或由比較優秀的經濟政策、技術和知識增長引發的增長。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并不總是導源于工人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僅是諸多投入之一；即使不受到更嚴格的管理或不掌握更多的技術知識，只要有更好、更先進的機器，工人同樣可以生產出更多的產品。一國單位投入之產出如果不增加，那么該國人均收入不會持續增加；只增加投入，不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即更多地投資于機器設備和基礎設施，收益必然遞減；投入驅動的增長，其前景和后勁畢竟很有限。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增長都如此，難道東亞國家或地區會例外嗎？在冷戰時期，美國的戰略重點曾一度放在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增長上，造成了不必要的相互消耗，美國現在又將東亞高經濟增長績效國家置于其戰略重心之中，甚至想遏制某些國家的發展，看來是可笑的。
　　從發達國家150多年的發展史來看，其人均收入之所以持續增加，是因為技術進步不斷地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即單位投入的國民收入（NI）持續增加；美國麻省理工學院R·索洛教授認為， 在美國人均收入的長期增長中，技術進步的貢獻率是80％，增加資本投資的貢獻率只是20％；因此，以投入驅動為基礎，而不是以提高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是不可能持久的。
　　亞洲新興工業國或地區亦主要靠大規模增加投入，不恰當地動用資源來實現的；與蘇聯東歐國家的高經濟增長一樣，亞洲國家或地區的高經濟增長亦主要由諸如勞動、投資資本等投入極不尋常的增加帶動的，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并沒有多少改進。保羅·克魯格曼以新加坡為例進行了分析，結論是新加坡經濟的增長全部導因于投入的大規模增加，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該國效率、生產率有所提高。盡管其他東亞國家并沒有新加坡那樣高的勞動生產率、教育水平和投資率；但這些國家的情況卻是，經濟增長績效提高了，而效率績效和全要素生產率實績并沒有多大改進。日本的經濟增長的確是通過增加投入的同時，提高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的，但其黃金時代是60、70年代。現在進入成熟期，開始走下坡路了。目前日本亦只能靠加大投入力度來提高經濟增長率，日本國內投資在其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是美國的兩倍。 中國是唯一有誘人的經濟增長前景國家；中國從7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以來，其經濟增長率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大規模增加投入是其主要原因，因為1949年以后積累了相當多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加上吸收了大量的外來直接投資（FDI）， 盡管官方統計數字有些水分，但是經濟增長率仍導因于投入超常規的擴大。中國經濟將繼續高速增長，但增長績效不會有世界銀行粗糙的估計的那么高。
　　克魯格曼教授認為，既然亞洲經濟奇跡不是謎，其增長的后勁有限，那么認為隨著技術的擴散，西方國家正在失去傳統的優勢和世界經濟的引力中心將東移到東亞地區的觀點就站不住腳了。
　　　　　　三
　　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他們都承認東亞地區最近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事實，都認為高投入是高經濟增長績效的基本原因之一；只不過，前者更強調政府干預的作用和產出政策的作用，對東亞地區未來的經濟增長前景過于樂觀；后者更強調高投入會導致收益遞減，對東亞地區未來的經濟前景表示懷疑。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看，前者重視上層建筑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突出了政治對經濟的作用，但是，不要忘了經濟是基礎，上層建筑對經濟的作用是雙重的。后者則從歷史、現實和理論的角度，從生產力、經濟基礎本身出發，分析了亞洲經濟奇跡之謎及其命運。筆者認為，兩者的觀點都有許多合理成分，但是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世界銀行的分析過于粗糙、簡單，所用資料水分很大，可信度不是很高；克魯格曼的分析屬歸納，從新加坡的個案，推出東亞的一般結論，這樣的推理武斷性很大，結論的可靠程度不高；再者克魯格曼以蘇聯東歐國家作類比，類比推理的前提所反映的對象（蘇聯東歐國家和東亞國家或地區）盡管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大多數性質并不相同，因而這樣的類比推理嚴格說是得不出必然結論的。筆者認為，東亞成功或東亞經濟奇跡之原因最主要是國家干預和人力資本、物質資本不同尋常的投入。具體說就是：
　　首先，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成功得益于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正如世界銀行政策研究報告《東亞奇跡》所指出的那樣，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績效好的時候，其財政政策、投資政策和出口導向外資政策一般都比較切合實際，加之有配套的具體措施，有力地促進了東亞經濟的增長。
　　其次，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成功得益于不同階段不同國家奉行的不同的合適的產業政策。盡管美國許多經濟學家不承認產業政策對經濟有促進作用和能扶持一國的產業并提高其國際競爭力，而且還認為產業政策扭曲了經濟結構，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妨礙經濟增長；但是，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成功的事實無可辯駁地表明，產業政策在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騰飛和增長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第一代亞洲新興工業國或地區（即亞洲“四小龍”）均有采用局部產業政策干預的措施，1973年到1979年韓國尤為突出；在第二代亞洲新興工業國（即所謂亞洲新“四小龍”：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中，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采用過一定的產業政策。當然，產業政策畢竟屬于上層建筑的東西，它顯然對經濟有促進作用，但也不能無限地夸大，更不能鼓吹“產業政策決定論”。
　　再次，東亞國家或地區在經濟增長績效好的時候，往往都有好的增長環境。首先是宏觀經濟穩定，財政赤字不大，通貨膨脹率不高。其次是政局穩定，沒有太大的政治動亂；在出現政治動蕩的時候，經濟增長績效都比較差；1979年韓國，80年代中期菲律賓，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國就是這樣。最后是有好的國際環境。這些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績效開始改進的時候，往往得到發達國家的幫助（如得到工業國的各種投資、優惠貸款、轉讓技術等）。日本是最突出的實例。適應朝鮮戰爭的需要，美國極力從各方面幫助日本，因而，日本經濟才會這么快地恢復并起飛。
　　最后，東亞經濟成功最主要是高投入驅動；宏觀經濟政策也好，產業政策也罷，其重要作用就是組織動員投入，因而其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大概主要還在于此。正如克魯格曼教授所認為的那樣，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離不開投入的增長，但并非象他說的那樣，經濟效率幾乎沒有增長，勞動、資本、技術等要素的生產率幾乎沒有提高；實際上，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不但依靠投入的不斷增加，而且亦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只不過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尚未達到令人滿意的水平。
　　世界銀行認為，東亞這八顆“超級經濟明星”（即兩批“四小龍”）全要素生產率大有提高，生產力發展很快；克魯格曼認為，這些國家或地區全要素生產率沒有什么提高，生產力幾乎沒有什么發展。筆者認為，東亞國家或地區全要素生產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增大；生產力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并非如世界銀行所說的那樣的快速發展。誠然，東亞這八顆“超級經濟明星”確實取得了極佳的經濟增長績效，但是經濟發展績效是不是亦如此呢？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沒有過去積累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如果儲蓄率不高，如果不掠奪式地動員和使用資源，如果考慮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的代價，那么經濟增長績效應打很大的折扣，經濟發展是社會的全面進步，也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大為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有優美的自然環境，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和使用，生態維持平衡等。可見，東亞國家或地區的高經濟增長績效并不意味著經濟發展亦取得了同樣的績效。由于采用了非同尋常的手段、方式實現了經濟增長的高績效，因此，東亞地區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不會有世界銀行所預測的那么樂觀；由于東亞國家或地區高經濟增長績效亦得益于科學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得益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得益于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其經濟增長前景亦沒有克魯格曼所說的那么悲觀。　　　　　　四
　　對“亞洲奇跡”或“東亞經濟奇跡”的這兩種對立的觀點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乍看，世界銀行的看法對我國有利，而克魯格曼教授的看法則對我國不利；其實并非如此。筆者認為，正確認識這兩種觀點，對我國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是世界銀行的觀點。世界銀行看到我國經濟發展的事實，并認為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十年內將持續高增長。正確對待這種看法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一，世界銀行的觀點有助于我們對我國未來的經濟充滿信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長足發展，經濟績效喜人，這是事實；盡管這些成就主要憑借加大投入力度取得，但世界銀行認為，我國的生產力有很大發展，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全要素生產率有了很大提高。因此，盡管我國許多企業經濟效益滑坡，一些大中型企業處境困難，但是只要加大技術進步的力度，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增加研究開發（R&D）投入，切實提高人的素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世界銀行預測的方向是對的，就可以繼續推動經濟的增長，由外延型增長向內涵型增長發展。第二，亦不能夸大世界銀行所提及的成就，盡管過去18年的經濟增長績效亦有技術進步的貢獻，生產力亦有所發展，全要素生產率有一定的提高，但是與先進國家相比，差距還相當大；增加投入畢竟有限度，而且會出現收益逆減，后勁不足；更何況我國還有那么多大中型企業虧損或嚴重虧損。因此，我們應正視現實，面對困難，千方百計地設法進行技術創新，迎頭趕上較發達的國家。第三，世界銀行的結論成了國際反華勢力的借口；中國經濟強大成了他們的心病。他們鼓吹“中國威脅論”，想遏制我國的發展。因此，我們要正確對待世界銀行的結論。
　　其次是克魯格曼教授的看法。克魯格曼教授認為亞洲并未出現什么經濟奇跡，是投入增長推動了經濟增長，而關鍵的經濟效率、全要素生產率卻沒有什么提高。這固然有失偏頗，但是，筆者認為，克魯格曼教授的觀點對我國是很有現實意義的。首先，他的主張對遏制中國論潑了冷水。1978年以來，我國奉行改革開放政策，取得了世界矚目的經濟增長績效，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因此，一些國際反華勢力極力鼓吹“中國威肋論”，認為應該對中國實行新的遏制政策，不能讓中國強大起來。美國國會中就有這種的勢力。因此，克魯格曼教授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其中一些人的看法。這對我國是有利的。我國不必去反駁他的觀點，只需順水推舟，在宣傳經濟成就上低姿態；但要加快經濟建設步伐，繼續保持高經濟增長績效。其次，他的看法亦從正反兩面說明了我國轉變增長方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盡管他有夸大其辭的一面，但是我國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全要素生產率的確不能令人滿意；經濟雖然取得很高的增長績效，但主要是外延型、粗糙型的增長，內涵、集約型增長成分很少。因此，我們要真正保持較長期的經濟增長，就迫切需要加大教育、科技投入，提高效率，積極進行研究開發，加快技術進步，切實將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轉變到集約，由外延轉變到內涵。可見，辯證地看待克魯格曼教授的觀點，是很有意義的。
國際經貿研究津41～46F8國際經濟王學鴻19981998作者系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博士生、云南財經大學副教授 作者：國際經貿研究津41～46F8國際經濟王學鴻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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