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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階段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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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9550(2004)04-0062-06
多年來，《世界投資報告》對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作用一直持積極的全面肯定的態度。但是，這種情況近來有所改變。1999年的《世界投資報告》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自身和外部的原因，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未必能夠對發展中國家長期的動態比較優勢產生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有學者指出，在世界經濟的現實中不存在強制性的理由使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負有社會責任，發展中國家也缺乏迫使跨國公司行為符合自己的發展目標的談判實力；引進直接投資的效應取決于跨國公司行為與東道國發展進程之間的關系。（注：B.Burger,"How important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Late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Intereconomics,Vol.34,No.3,1999,pp.115-123.）這些觀點多少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引進國際直接投資(FDI)的增長效應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筆者同意這樣一種觀點，即跨國公司的國際直接投資作用是隨東道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而變化，其創造的效應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及其結構特征，而發展中國家自身的增長要素的累積對此具有實質性意義。本文通過對發展階段與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制約作用的基礎和機理的探討，指出在跨國公司影響日益擴張的今天，只有強化自身的基礎，發展中國家才有可能通過國際直接投資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
一 相關的文獻評論
在理論上，較早把東道國所處的發展階段與國際直接投資聯系起來考察的是著名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教授。1981年，他在一篇題為《對不同國家國際直接投資位置的解釋：走向一種動態的理論》的論文中，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階段劃分及其各階段國際直接投資特征以及國際直接投資發展階段推進的動因。（注：J.H.Dunning,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1,pp.23-34.）鄧寧的理論提出以后，一段時間內并沒有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但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新一輪國際直接投資浪潮的興起，鄧寧的國際直接投資階段發展論又重新為人們所關注。除鄧寧之外，具有影響力的階段發展理論是日本經濟學家小澤輝智(T.Ozawa)的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注：T.Ozaw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Vol.1,1992,p.43.）小澤輝智理論的最大特點在于他強調根據發展階段進行國際直接投資模式選擇的必要性，同時主張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要順應后起國家的比較要素進行投資。
除了鄧寧、小澤輝智從宏觀角度討論發展階段對引進FDI規模與國際直接投資模式選擇等問題外，更多的經濟學家則從另一角度討論東道國發展階段對引進FDI效果影響。但是，他們沒有用發展階段這一術語，而是使用發展門檻(development threshold)、社會能力(social capability)等理論概念討論東道國的發展水平對FDI效果的制約。
把社會能力引入對國際直接投資效應的分析，一般認為是對格申科隆(Gerschenkron)技術發展理論的擴展。格申科隆強調技術差距的大小為追趕技術領先者創造了一個機遇，但這個機遇取決于相對落后的國家能否成功地模仿技術領先者。（注：A.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u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62.）阿布拉莫維茲(Abramovitz)進一步擴展了這一論點，認為實現縮小技術差距不僅取決于一個地區的相對落后程度，而且還取決于各國吸收國外新技術的“社會能力”。（注：M.Abramovitz,Thinking about Grouth and Other Essays on Economic Grouth and Welfa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37-43,61-71.）阿布拉莫維茨和大衛(David)把社會能力作為國家的技術能力或競爭力的體現，（注：M.Abramovitz,and P.David,"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Rise of Intangible Investments:The US Economy's Growth-pa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Foray and Lundvall,eds.,Employment and Grouth in the Knouledge-based Economy,Paris:OECD,1996,p.50.）指出社會能力作為吸收、有效使用和創新引進技術的能力的基礎，作為一國社會潛力的反映，是隨經濟發展階段而推進的。發展門檻對東道國引進FDI效果的影響分析，主要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波倫史太因(Borensztein)、J.德格利戈里(J.de Gregorio)和韓國大學的教授李正華(Lee Jong-wha)等人在《FDI如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論文中提出的。其核心觀點認為，FDI能否具有高效率，取決于東道國的最低人力資本的儲備狀況，這構成了影響FDI效率的發展門檻；同時指出，如果東道國已經邁過了發展所必需的勞力技能和基礎設施的門檻，伴隨FDI的技術轉移將會導致人力資本的擴增。（注：E.Boreosztein,J.de Gregorio and J.W.Lee,"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Growth?"NBER Wocking Paper,No.5057,1995,p.16.）因此，東道國的人力資本存量對于跨國生產而言是—個必須的前提條件。
明確提出東道國發展階段會對FDI的增長效應產生制約的分析集中在拉爾(Lall)一篇題為《跨國公司與經濟發展》的文獻評述。（注：S.Lall,"Introducti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n S.Lall,eds.,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ondon:Routledge,1993,pp.1-30.）拉爾強調的重點在于發展中國家從國際直接投資獲得經濟的正向效應所需要的條件和機制上。略做比較可以發現，拉爾的角度與其他人有很大不同：(1)一國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收能力取決于經濟發展程度，而所能創造的國際直接投資激勵結構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2)從國際直接投資中獲得的技術、管理知識的適宜性，取決于東道國與投資國之間的發展階段的差異程度；(3)對國際直接投資選擇的必要性和選擇的范圍，同樣取決于一國經濟發展階段；(4)國際直接投資進入之后所能形成的關聯效應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一國動態要素稟賦的積累和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水平。拉爾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為引進FDI而競爭的同時又面臨增長業績差異巨大這一客觀事實。
近年來，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有所進展。來自歐洲的兩位經濟學家帕勒克理斯庫羅(Paola Criscuolo)和雷吉尼斯納茹拉(Rajneesh Narula)在題為《國家吸收能力與發展階段》一文中分析了國家吸收能力水平與發展階段之間的聯系。（注：P.Crisculol,and R.Narula,"Nat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http://www.intech.unu.edu/events/conferences/ceres-16may2001/criscuolo.pdf,pp.18-19.）論文在可恩(Cohen)和萊溫特(Levinthal)對企業吸收能力定義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注：W.M.Coben and D.A.Levinthal,"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35,1990,p.128.）強調國家層次的最低能力積累對利用外部的知識資源、推動內生性發展的重要性。論文明確提出，由于體制與國際技術環境的緣故，國家對外部資源的吸收能力不是國內企業吸收能力的簡單相加，企業之外諸如制度、幅員、人力資源等因素對于國家吸收能力的決定具有重大意義，發展的水平或階段最終體現在對各種要素的產出、積累和有效整合方面。因此，國家吸收能力的形成與增強必然以發展階段為基礎。
無獨有偶，韓國經濟學家金東順(Dong-Sung Cho)等在題為《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的論文中也重點分析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政府能力的積累如何有利于一國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注：Dong-Sung Cho and H.Chang Moon,"Adjusting to Market Competition in the UK's Privatized Utility Sector,"Advonces in Competitiveness Research,Vol.6,No.1,1998,pp.5-19.）此外，哈佛大學的著名教授波特(Michael.E.Porter)、薩克斯(Jeffrey.D.Sachs)等人在《競爭力與經濟發展階段》一文中提出以增長競爭力指數(GCI)考察國家的宏觀發展水平，用現時競爭力指數(CCI)考察國家對當前的資源存量有效使用狀況，兩方面因素共同決定了國家對內外資源的支配與運用的能力。（注：M.E.Porter,J.D.Sachs,P.K.Comelius,J.W.McArthur and K.Schwab,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1-2002,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7-25.）
但是，無論是發展門檻說或是社會能力理論，還是其他關于發展階段與吸收能力關系的研究，都沒有把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性質與東道國在不同發展階段所具有的特點對應起來，沒有從東道國的發展基礎角度分析不同國家的FDI增長效應差異的深層原因。
二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一攬子資源轉移性質
東道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之所以對FDI具有制約作用，其重要原因在于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所具有的特殊性質。長期以來，我們把跨國公司視為特殊的經營形式，但是從其行為模式和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作用來看，跨國公司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組織，是為利潤最大化目標設計的、對社會與技術要素配置所做出的制度安排。而跨國公司進行國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在于控制國外企業的經營與利潤，通過資本運動，從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轉移一攬子經營資源。在后起的發展中國家，經營資源相對于其他生產要素是一種短缺資源，從而具有較高的生產力。跨國公司的FDI所具有的一攬子性質使其具有以下特點：(1)直接投資不單是資本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知識的總體轉移。(2)直接投資的一攬子資源從投資國的特定產業部門向接受投資國的同一產業部門的特定企業轉移，所帶來的先進生產函數，將逐漸普及和逐漸固定下來，從而對引進外資的國家產生一種“生產函數改變后的比較優勢”。（注：［日］小島清著，周寶廉譯：《對外貿易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頁。）同時，跨國公司還利用其實力從東道國獲得法制和政治方面的權利來支持其投資活動。可見，FDI的一攬子資源轉移性質，是把社會經濟與技術兩方面的因素結合在一起的資源。
FDI的一攬子性質表明，直接投資的各個要素組成部分是在特定的市場條件和技術條件下產生的，各種要素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可分性”，從而不能單獨構成一種可轉移的資源。同時，跨國公司從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不愿將“一攬子”資源分成個別要素進行轉移，因為在很多情況下，作為整體的一攬子資源要比各分離成分的總和還有利可圖。直接投資的一攬子性質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兩方面影響：
其一，一攬子性質使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在發展中東道國不僅產生了資本轉移效應，而且還會產生技術適應性和管理與組織形式的沖突問題以及跨國公司產品的消費示范效應等，其影響范圍大大超過了價值指標方面。在很多情況下，會產生其效應與發展中國家不相融的情況。因此，跨國公司FDI的一攬子性質本身就已包含了投資國與東道國在發展目標、經營理念和社會文化背景沖突的種子。
其二，假定一攬子資源轉移能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產生一種正效應，那么，FDI中資本、技術、管理及市場進入等要素的“不可分性”，要求引進外資的國家本身存在著相應的一種能力結構。因為無論從資本的吸收能力還是從技術轉移、工藝傳播和管理知識的引進上來看，外國投資與引進外資之間都是一個雙向適應與協調過程。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獲得資本固然重要，但決定長期增長的因素在于技術、管理、市場等方面的改進，沒有這種改進，引進外資很可能事倍功半。
上述影響，決定了發展中國家要想從跨國公司的一攬子FDI獲得經濟增長推動效應，系統性的、累積而成的能力結構體系就變得十分重要，而系統性的、累積而成的能力結構體系必然與東道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羅斯托(W.W.Rostow)1984年在《馬歇爾：長期的政治經濟學》這篇論文中就明確指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階段所處的位置，是與它的技術吸收能力相一致的。（注：［美］W.W.羅斯托編，賀力平譯：《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頁。）從廣義角度看，這種吸收能力不僅包括對技術的吸收，還應包括對外來管理與組織系統的接受與融合以及有利于知識與技術擴散的機制。顯然，處于發展階段較低的國家要從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中獲得較大的增長效應，自然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三 增長要素積累與吸收能力發展的階段性
FDI增長效應與吸收能力結構之間的關系表明，一國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是獲得外國直接投資推動效應的初始條件。因此，在理論上，一個發展中大國在引進大量FDI，尋求FDI收益之前或同時勢必要有一個內生性的發展過程。這一階段的存在和持續，有利于形成一個增長要素的累積過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自身就能對東道國的外資吸收能力結構有所貢獻，但它們不可能全面推動發展中國家這一能力升級，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發展的貢獻必須建立在東道國自身吸收能力升級基礎之上。（注：B.Burger,"How Important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Late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Intereconomics,Vol.34,No.3,1999,p.119.）一般認為，與一國FDI吸收能力相對應的則是增長要素的累積過程，即發展階段的推進。
處于一個競爭性的世界經濟中，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要素應當包括什么內容呢？或者說發展階段的變化以什么為衡量標志呢？波特把一國的增長要素歸納為人力資源、物質資源、科技資源、資本資源、基礎設施等內容，事實上，這些要素可分為基本的（Ⅰ類）和可累積的要素（Ⅱ類）兩類。
筆者認為，上述增長要素的系統性和結構特征，決定了吸收能力結構發展的階段性。但是，在FDI吸收能力結構中，Ⅰ、Ⅱ類增長要素對于FDI推動和增長效應有著完全不相同的作用。從總體上看，對應FDI的一攬子性質，Ⅱ類增長要素的累積對東道國獲得FDI增長效應更具重要性。
第一，Ⅱ類增長要素的累積有利于直接投資的資本形成效應發生。FDI的資本形成效應主要有直接和間接兩種途徑。相對于任何國家的總資本，FDI畢竟只是小部分。因此，通過FDI進入新領域，造成產業關聯效應，從而動員或集中本地區原先處于閑散狀態，或原先投于較少生產性的項目的資本，是FDI資本形成效應的重要方面。而關聯效應取決于本土工業的發展程度以及體制、政府政策和當地基礎設施。
第二，Ⅱ類增長要素的累積有利于轉移和吸收FDI中的管理與組織資源。跨國公司對其經營活動的有效組織和管理，是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發展中東道國而言，有效的組織與管理資源則構成工業化過程中最短缺的經濟資源。管理組織資源的轉移和吸收的障礙有些可歸因于體制差距和文化差距，很多方面與東道國知識資源和人力資本不足相關。Ⅱ類增長要素的累積無疑有助于減少這一過程的摩擦。
第三，Ⅱ類增長要素的累積有利于技術的轉移與傳播。FDI溢出效應是以東道國擁有足夠受過訓練的人力資源、巨大的市場規模、東道國企業家能夠有效選擇使用技術并加以改造為條件的。技術轉移與溢出效應并不一定和FDI數量成正比，在更多的情況下是與增長要素累積相聯系。
由上可見，無論從FDI的資本形成、管理與組織移植還是技術轉移和擴散而論，Ⅱ類增長要素積累不足都是導致發展中東道國難以從FDI獲得正向效應的基本原因。從世界經濟史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進入后發展的國家，使后者有可能從這一過程中實現自己的利益，獲得某種國內經濟發展要素的替代形式。但是要實現這樣的目標，發展中國家對FDI的反應能力和從中獲益的能力就至關重要；增長要素的累積，尤其是Ⅱ類增長要素的累積，構成了這種能力的基礎。但增長要素的累積是與一個國家的總體發展相伴而生的，從一些增長要素的出現到相對集中、爾后密集地使用，本身就是發展階段推進的標志。
四 發展階段對直接投資增長效應的制約
發展階段對FDI增長效應的制約作用主要表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上。在宏觀層面上，FDI作為“增長的發動機”的作用，不僅因國家而異，在一個國家不同發展階段也不盡相同，而且一個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將制約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的發揮與投資區位的選擇。
1.在工業化初期階段，國家缺乏一定程度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因此引進FDI的目標是通過資本形成機制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把更多的資源和人力吸引到工業化過程之中。但是，這一階段進入的外資十分有限，有限的FDI必然產生飛地效應和二元結構強化效應，東道國很難從中獲得普遍的學習效應和技術進步效應。
2.相對于工業化初期，經濟起飛階段的FDI在結構升級、推動出口增長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為了有利于東道國自身的產業發展和資本積累，FBI的進入和準入領域將受到限制。這一階段的另一特征是制造業比重快速上升，規模趨于大型化，東道國自身的能力結構和對FDI引進模式的選擇，對于東道國能否形成遞增的競爭優勢意義重大。
3.在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發展中國家結構特征已趨同于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從依靠資本投入逐步走向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活動。FDI的作用相應也發生變化，東道國希望仍處于劣勢的領域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競爭力，尤其能在產業結構升級方面通過FDI產生帶動效應，以加快經濟的增長速度。
4.在后工業化發展階段，整個經濟的競爭力基礎已不是建立在自然稟賦結構之上，而是以宏觀經濟和微觀組織結構系統的效率為基礎。FDI的主要價值已不能根據提供國外資源與效率為依據了，而是看其是否能在本土企業的關聯中產生組織效率，從而形成全球性的競爭優勢位置。
顯然，發展中國家要從FDI中獲得增長效應，關鍵在于根據發展階段及要素和結構特征做出戰略和政策方面的選擇，有效利用FDI推動自身比較優勢。同時，跨國公司作為一種經濟實體，必須接受東道國政治經濟環境對它的制約，只有在區位優勢足以使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與內部化優勢得以實現的情況下，FDI才可能持續發生。克魯格曼(Krugman)和維勒伯思(Venables)曾精辟地指出，跨國公司必須通過內部化降低交易成本，通過投資的區域擴散來降低要素成本，而基礎則是所擁有的技術、商標、規模經濟等競爭優勢。（注：P.Krugman and A.J.Venables,"Integration,specialization,and adjust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0,1996,pp.959-967.）
在微觀層次上，東道國增長要素的累積、發展階段的推進，既為跨國公司實現所有權和內部化優勢創造了前提條件，也為增強FDI的增長效應奠定了基礎。在這方面，最具說服力的是發展中國家自身基礎對FDI技術轉移效應的制約和影響。標志東道國發展階段的人力資本的積累程度、資本積累程度和生產能力的利用程度、技術差距程度、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程度、外企運作的法律或制度性框架完善程度等方面，都深刻影響著FDI對東道國產業的技術轉移和技術擴散效果。凱維斯(Caves)、（注：R.E.Caves,"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Econometrica,Vol.38,1971,p.25.）芬德利(Findlay)、（注：R.Findlsy,"Relative Backwardness,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A Simple Dynamic Model,"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92,No.1,1978,p.14.）布羅思托姆(Blomstrom)和普萊森(Presson)（注：M.Blomstrom and H.Persson,"Foreign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 in an Underdeveloped Economy: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World Development,Vol.11,1983,pp.498.）等人對具體案例進行的研究發現，東道國國內勞動力素質越高，則技術和知識轉移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布羅思托和普萊森（注：M.Blomstrom and H.Persson,"Foreign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ocy in an Underdeveloped Economy: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World Development,Vol.11,1983,pp.493-501.）與庫科(Kokko)（注：A.Kokko,"Technology,Market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43,1994,pp.745-749.）選擇墨西哥制造業為樣本，用經典回歸分析方法檢驗了在技術領先國家和技術滯后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決定了技術轉移范圍的假說，結果顯示，在技術差距最大的地方，外資企業生產力溢出效應是最小的。在對巴西和烏拉圭的案例分析中，經濟學家伯爾思喬斯基(Bielschowsky)（注：R.Bielschowsky,"Two Studies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os in the Brazilizan Manufacturing Sector: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Division of Production,"ECLAC:Productivity and Management Discussion Paper,No.18,1994.）和庫科（注：A.Kokko,R.Tansini and M.Zejan,"Loc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in the Uruguayan Manufacturing Sector,"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2,1996,p.609.）以地方所有的制造工廠為對象，結果表明，FDI對國內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依賴于這些工廠的資本密度和生產能力的利用程度。另外，一些經濟學家對東道國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和技術轉移效應關系進行分析，發現只要法律制度相對健全，在企業之間競爭激烈程度與技術轉移效果成正比。（注：P.Braunerhjelm and R.Svensson,"Host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Agglomeration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pplied Economics Vol.48,1996,pp.833-840.）
我國的經驗分析同樣表明，發展階段與FDI外溢效應存在正相關關系。具體而言，FDI增長效應的發揮受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門檻效應制約，外溢效應對當地經濟的正向促進作用的發揮，建立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基礎設施的完善、自身技術水平的提高和市場規模擴大的基礎上。（注：何潔：《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工業部門外溢效應的進一步精神量化》，載《世界經濟》，2000年第12期，第29頁。）事實上，我國的FDI區域分布與各地區的人力資本存量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注：沈坤榮等：《人力資本與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載《管理世界》，2002年第11期，第30頁。）
五 結論與啟示
至此，我們對經濟發展階段與FDI的內在關系可做如下概括：第一，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質的差異性是由一國社會經濟的結構特征體現出來的，它反映了國家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累積的態勢，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跨國公司所關注的投資環境。而跨國公司作為外來的經濟實體，與環境之間是一種相互作用與制約的互動關系。這種關系的協調與吻合程度，有可能成為“增長發動機”在各國的作用產生差別的決定因素。第二，經濟發展階段具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內涵，它集中地反映了增長過程中一些支配性因素質變和替代的關系。在一個國家的長期持續增長過程中，一些因素有可能導致增長的波動，但隨著波動的結束而不再成為支配性因素，而另外一些因素則沉淀下來決定著國家長期趨勢。正是這些穩定的支配性因素決定了有效地吸收FDI的投資、技術及貿易機會的能力。第三，國際經濟的運行狀態表明，FDI是一種一體化、有組織的、嚴格管理的國際生產和商務活動，發生在任何國家和地區的FDI都必須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投入和產出結構保持一體化，處于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很難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之間形成一種有效機制。跨國公司生產經營的特點導致了低收入國家不可能成為FDI的重點，低收入國家只是與跨國公司的邊緣活動有所聯系。可以認為，東道國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是現代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的前提。FDI發生最為密集和頻繁的地區，正是在那些經濟發展階段差異較小的國家和地區，日歐美大三角地帶的FDI和東盟、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均可說明這一點。（注：M.Hiley,"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ASEAN and the Role of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uropean Business Review,1999,pp.129-131.）第四，如果從東道國對FDI的需求偏好角度來看，經濟發展階段對FDI的選擇意義重大。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所處階段是確定該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以及發展先后次序和產生結構取舍的決定因素，從而從總體上決定了該國選擇跨國公司合作對象的偏好。在經濟發展初期，國內資金不但積累不足，而且還存在把有限資金運用到生產性用途的困難，需要外資啟動本國經濟發展，因此，收入較低的國家作為東道國，往往對任何有能力引進資本的國外機構都給予優先權，從而解決資本短缺問題。但是，對于中等以上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自身已具有積累和動員資本的能力，利用FDI的目的是在國際分工格局中逐漸找到位置，這類國家更傾向于通過FDI獲得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改善和開拓國際市場方面的利益。當國家已處于工業化實現階段時，經濟結構、市場需求和要素構成方面的差異決定了其能從國際分工中獲得規模經濟，保持競爭優勢的利益，從而偏好那些具有高新技術和龐大市場網絡的管理經驗的直接投資項目。概言之，一國經濟發展階段從吸收能力、需求結構及與國際生產一體化的協調性等幾個方面影響了發展中國家從FDI中獲取利益的程度。
我國是發展中大國，也是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通過引進外資進而發揮后發優勢的戰略目的十分明確。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既產生了對FDI的大量需求，同時發展的相對滯后也妨礙了我們最大限度地去獲得FDI增長效應。盡管我國試圖從引進FDI中獲得資本、技術和產業升級三個層次上的推動效應，但由于FDI這一外部資源的性質以及我國在資本的吸收能力、技術的轉化能力和產業升級所需的結構協調能力方面的不足，使得我們對FDI中增長效應的預期與實際效果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定差距。毫無疑問，發展的滯后也使我國在引進外資時要比工業化國家承受更多的成本，這種成本有間接和直接兩部分：為引進FDI所做的人為的政策調整和制度安排以及在資本形成、技術轉移、市場份額方面的代價，因此，比較國外直接投資的成本收益，我們必須考慮這些額外的社會成本，并盡可能加快自身發展來降低這方面的代價。
此外，我們應該看到，處于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的今天，尤其在加入WTO以后，我國如何根據自身發展階段特點，選擇一種可充分利用FDI長期增長效應的模式，把FDI推動和自身實力增強結合在一起，這是當今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最大課題之一。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由發展階段滯后所帶來后起之益和后發劣勢交叉作用于FDI增長效應的現實難題，需要我們在引進FDI的同時，實現市場的可持續性、產業的可持續性、技術的可持續性，形成一種有利于比較優勢不斷增強的FDI模式。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發展中大國，我國不同區域處于幾個不同發展階段之中，從而宜于多層次、不同類型的FDI進入，外資推動經濟增長的表現形式也可呈現多元化形態。因此，我國利用FDI的策略要具有層次性，外資政策要具有區域性的特征，這應當是一個長期的選擇。
［收稿日期：2003-09-10］
［修回日期：2004世界經濟與政治京62～67F8世界經濟導刊楊先明/伏潤民/趙果20042004本文以近年來重新出現的關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影響的爭論為出發點，分別從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性質、國家增長要素的積累對外資吸收能力的作用、不同發展階段對直接投資效應的作用特點等角度，分析了經濟發展階段與國際直接投資效果的制約關系，強調發展中國家自身增長要素的積累對引進外資，增強外資效應的重要意義，并提出我國制定中長期外資引進戰略必須考慮的基本因素。發展階段/增長要素積累/外資吸收能力/直接投資效應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跨國公司技術轉移策略與我國的技術發展”（項目號：70162001）階段性研究成果。祝東力
GE Jian-xin
(College of Business,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81 China)Experiences show that,agriculture,technological innovation,financial system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re important links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As long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concerned,particularly,system design conducted in these four fields will influenc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ir industrialization.Taking Germany and Japan as examples,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a study of this issue and,on the basis of which,of an analysis of the future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楊先明，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教授，經濟學博士；（昆明 郵編：650091）
伏潤民，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昆明 郵編：650091）
趙果慶，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經濟學博士。（昆明 郵編：650091 作者：世界經濟與政治京62～67F8世界經濟導刊楊先明/伏潤民/趙果20042004本文以近年來重新出現的關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影響的爭論為出發點，分別從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性質、國家增長要素的積累對外資吸收能力的作用、不同發展階段對直接投資效應的作用特點等角度，分析了經濟發展階段與國際直接投資效果的制約關系，強調發展中國家自身增長要素的積累對引進外資，增強外資效應的重要意義，并提出我國制定中長期外資引進戰略必須考慮的基本因素。發展階段/增長要素積累/外資吸收能力/直接投資效應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跨國公司技術轉移策略與我國的技術發展”（項目號：70162001）階段性研究成果。祝東力
網載 2013-09-10 21: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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