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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對東亞經濟的影響及其倫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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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二十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在分析為什么近代的資本主義首先出現在西歐時，對比中西經濟文化的差異，斷言儒家文化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在慚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研究的是，新教倫理與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之間的生成關系，而在《儒教與道教》中，則研究的是儒、道思想與東方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關系。他說：“中國人沒有優秀的清教徒的那種受宗教制約的、中心的、內在的、理性的生活方法論，對于清教徒來說，經濟的成功并非終極目標與自我目的，而是考驗的手段。”[1]到上世紀末七十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跡的出現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持續高速度增長，使不少學者重新認識儒家文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從而使韋伯主義的“障礙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不獨中、韓、日學者，西方學者也開始對韋伯提出質疑。如德巴里提出“后儒家時代挑戰”的理論，試圖闡釋東亞地區的經濟奇跡與傳統文化的相互作用。又如美國學者David R.Schiller在《論語、希臘哲學與現代文明》中認為，儒家思想有可能避免制度的理性化發展違背人類現實精神價值需要的局面。資本主義這只虎，需要由儒學來馴服它。再如米策澤爾在《走出困境》一書中，也對韋伯的理論假設進行了批評和修正。盡管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又使“障礙論”的擁護者置疑“東亞經濟模式”，但東亞經濟半個世紀發展的事實說明：東亞地區工業化、現代化確實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究其成功的因素除了改革開放、制度變革，積極學習西方之外，無可否認地滲入了東方文化的精神，從而使強調儒家文化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的“有利論”逐漸為學術界所接受。
任何國家、地區的經濟結構及模式的形成及發展，都不是單純經濟活動的結果，在它的背后，總是體現出一定時期社會文化的促進作用。東亞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大體包括中國、韓國、日本、中國的香港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這一區域在文化傳統和淵源上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傳統作為一種文化積淀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它所輻射的國家和地區。但現在的問題是：僅僅是儒家文化價值觀影響了人們的經濟行為嗎？綜觀近些年來的研究，我們會發現，人們在談論傳統道德資源的時候，關注得更多的是儒家倫理，是以儒家道德體系為立足點和基本資源進行現代倫理轉換與道德建構，對儒家以外的，特別是道家倫理觀的現當代意義和作用較少涉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偏頗和疏忽。需要引起關注的是：道家思想作為一種文化資源，也有很多閃光的智慧，對于我們這個信息技術大發展和經濟進一步全球化的新世紀，也有可資借鑒的經濟倫理價值。
二、道家思想對東亞經濟的影響
韋伯曾指出，在關于發展的經濟理念問題上，儒教、佛教在中國的影響相對較小。這或許是因為儒、佛內含的道德禁欲思想抑制了中國自然經濟的發展欲望。與儒、佛相比，道家則是提倡一種自然主義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這種類型的經濟與西方商品經濟可以說是背道而馳的。這兩種不同的經濟形態在經濟發展問題上也完全沒有可比性。就自然經濟而言，自給自足的經濟觀念與“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倫理觀是相得益彰的。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每當道家（道教）思想被認可的時期（例如唐初），經濟的發展是較好的，社會是豐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僅體現在看重個體生命，也體現在看重社會整體的生計發展。所以韋伯曾說，即使道家強調儉德，也不是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儒教、佛教的道德禁欲意義上的。
盡管我們說從道家的“小富即安”的經濟理念中走不到資本主義道路上來，從這一點來說韋伯是對的；但是問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發生根本上不是思想的結果，而是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韋伯論證了新教倫理的節欲勤儉、開拓進取的天職觀念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促進作用，其實就是發現了這些倫理觀念本身的生長性因素。而韋伯的錯誤在于，恰恰沒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內含著這種適應新的生產方式的生長性因素。錯誤還不僅僅如此，那些對儒、道思想對東亞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產生影響持懷疑態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與資本主義的過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與資本主義的未來相協諧的因素。
就道家思想對東亞國家的實際影響來說，在中國，儒、道互補由來已久，道家自然主義的經濟倫理觀是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思想根基。由道家演變而來的道教思想，雖然以宗教的形式造成了與儒家主流文化的距離，在文化表現形式上也處于邊緣、神秘的位置，但正如荀子所說，“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荀子·天論》），“神”其實還是被士大夫們以為“文”，其宗教倫理精神依然指導中國普通百姓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
在朝鮮，由于道教對于非本土從未表現過傳教的態度，其影響是極為有限的。但也有學者認為，朝鮮神道和仙道世界觀與道教思想基本一致。道家思想雖被退溪斥之為邪文亂賊，但栗谷卻以儒解老，認為老子無為無欲的思想，對君子有所裨益。[2]
在日本，徐福東渡的故事，是道家早期宗教化傾向的一個域外例證[3]。雖然有人戲稱日本只有三樣東西沒有從中國繼承過去，就是裹腳、太監和道教。但是正如上田正昭所說，信奉佛教以前的日本，原始神道世界與道教是重合的。此外，從促進日本近代的町人倫理思想中，對于“知足安分”、“儉約”的放棄，也從反面證明了道家思想曾在日本自然經濟中發揮過作用[4]。
即便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日本、韓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發展現實來考察，道家思想對上述國家的影響也不是了無痕跡的。道家注重整體和諧的思想，是東亞國家群體主義企業文化和相關經濟政策、制度制定的基礎。這種群體主義思想不僅促進了東亞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趕超，而且對東亞社會的經濟平等和實質性貧困的減少也有積極作用。據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發展中國家總體貧困線下人口百分比在1990年和2000年分別為29.7和24.1，南亞為49和36.9，而東亞僅為11.3和4.2[5]，這種對貧富差距的有效抑制，就有經濟倫理思想的作用，而這與東亞持續幾十年的經濟高增長也是相輔相成的。
此外，道家和道教“秉要持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恃”（《漢書·藝文志》），這種“尚虛”的人生觀或方法論反映在企業層面，確實具有“術”的轉換意義，所謂“將欲拾之，必古張之，將欲弱之，必古強之，將欲去之，必古與之，將欲奪之，必古予之”（《老子帛書[6]·道篇》36章）、“知其雄，守其雌”（《老子帛書·道篇》28章）等等，也是東亞國家商家、企業家經常選擇的市場謀略，這方面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當然，還應該指出，作用于商業實踐的道家倫理思想，也有著如小關哲哉在分析儒家文化時指出的相類似的兩面性[7]，既有促進經濟發展或維護經濟秩序的一面，在一定情境下，也可轉化成象韋伯所強調指出的那種缺乏法律和行政機關的理性結構的一面。
三、道家思想的現代倫理價值
費雷德·希爾施頗具影響的《經濟增長的社會極限》一書中“道德的重新獲得”一章，即以“發現宗教信仰在經濟功能上的作用”開篇，他認為，對于填補道德真空來說，“宗教義務繼承了世俗的功能，而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這種功能變得愈加重要而非越來越無足輕重。”[8]1984年《日本經濟白皮書》指出：“在當前政府為建立日本產業所做的努力中，應該把哪些條件列為首要的呢？可能既不是資本，也不是法律和規章，因為這二者本身都是死的東西。……如果就有效性來確定這三個因素的份量，則精神應為十分之五，法規占十分之四，而資本占十分之一。”韓國全南大學社會學科崔錫萬教授說：“對現在佛教的認真提問、儒教的大同思想和親親原則、道教的道和無為，這些思想也許能實現存在和物質、理性和感性、知識和智慧的調和，給未來的人類提示更為豐富的生活。”[9]看來，各國的思想家對于倫理和精神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的認可是一致的，道家思想一個迷人的特征就是每當歷史處于轉型時期，它內含的生長性因素都會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極為重要的精神資源。就經濟倫理而言，道家思想的現代價值體現在：
一、在自然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層面上，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道家十分關注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提出了“道法自然”、“生而弗有”的生態倫理原則，體悟出“知常，明也”、“知和曰明”的生態智慧，并進行了相應的環保實踐。
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帛書·道篇》25章），即人類要以地為法則，重視其安身立命的地球；地要以天為法則，尊重宇宙的變化；天則以道為法則，遵循客觀規律。[10]認為天地萬物既然都由道而生，人與萬物在道的自然變化中就沒有等級、優劣、貴賤的分別，人在自然世界中沒有特別權力可以妄加一己之愿或群體需要去控制其他萬物，只具有保護、維持天地萬物的和諧、不遭受任意破壞的生態倫理責任。所謂“道之尊，德之貴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老子帛書·德篇》51章）。不僅如此，老子還提倡“生而弗有也，為而弗恃也，長而弗宰也”（《老子帛書·德篇》51章）的道德原則，提醒人類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時，不要只顧眼前利益，人類面對自然所要做的就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輕易作為。
萬物都在興起、發展。老子觀察到，自然之物盡管變化萬端，最終卻返回到它們的本原。對于這樣的規律，老子提出“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兇。”（《老子帛書·道篇》16章，同茫，暗昧，茫然無知）。老子還得出，這樣的規律就是和諧的規律，“和日常，知和曰明”（《老子帛書·德篇》55章），這是處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又一倫理原則，體現了克服人類自負的極高的生態智慧。它引導人們重視萬事萬物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統一性，維護事物的本根及和諧，這樣人與自然才能長久共存。
與老子的思想相一致，莊子也主張同自然和諧相處。莊子說，“以道論之，物無貴賤”（《莊子·秋水》）。他還提出“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莊子·馬蹄》）的口號，體現了道家倫理思想中具有維護“生命物種平等”的理念，即我們今天所說的保持生態平衡的觀念。在道家看來，動植物都有存在的獨特價值。對動植物的保護，不僅僅是出于一種善良的關愛，而是關系著天地生育、萬物共存的根本大計，因此，道家要求人們尊重和保護自然生態環境。
道教經典《抱樸子》還區分了對待自然的兩種本質不同的態度：一是役用萬物，一是效法自然。認為對人與自然關系了解淺薄的人，就役使萬物，希圖讓自然物完全屬于自己；而深知人與自然關系奧秘的人，不僅能善待自然，還能從自然之中悟出人類“長生久視”（《老子帛書·德篇》59章）的道理。濫用自然資源只會給人類帶來災難甚至毀滅。
當今世界，環境問題正越來越嚴重地威脅著人類的持續生存與發展。隨著世界工業現代化步伐的加速，東亞經濟也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但也帶來始料不及的問題，如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制約東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了致力于東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調整思想觀念，而在這方面，兩千多年前的老子以一種寶貴的直覺就已經預見到了今天人類文明的狀態，為我們作了警示。
二、在個人與社會經濟利益的矛盾層面上，以“柔弱謙下”為秩序原則，推進社會的和諧共榮。道家對“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的社會現實有著深刻洞悉，主張通過經濟關系中的人與人關系的調整，緩解人在社會經濟利益面前的沖突。
老子主張平等待人，“圣人亦弗傷也”（《老子帛書·德篇》60章），在道家看來，人無尊卑貴賤之分，作為自然界的一分子，人人都是平等的，應該互相尊重、互相關愛，不應以社會等級、貧富、親疏、貴賤區別待人，而應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以善良、平等、同情的態度和平共處。
道家特別提倡“上德如谷”（《老子帛書·德篇》40章）的精神，即是寬容和合之道，主張人的胸懷要象空曠的山谷一樣，玄遠博大，化育萬物，包容一切。能寬容人，能原諒人，能團結人，老子認為這才是為人的最高德性和品德。老子標榜以“慈”為寶，主張對人以德以善、不計恩怨，“報怨以德”（《老子帛書·德篇》63章），“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老子帛書·德篇》49章）等，要人以曲求全，以退求進，這些思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從人的內心消除人與人之間利益的爭執，破除人們內心對外界的緊張與不安，同時反映出道家對調和社會利益矛盾的一種主動精神，從而調整社會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穩定。這對于遏制惡性競爭、極端私欲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貴柔”是道家很重要的處世哲學，其倫理意蘊在于崇尚“謙下”、“不爭”之德。“上善如水，水善利萬物而有靜，居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矣”（《老子帛書·道篇》8章）。水隨處而流，滋潤萬物而不爭；依勢而流，其性處下。“柔弱謙下”作為處世之道，要求“為而弗爭”（《老子帛書·德篇》68章），不與人爭有、爭多，而是先幫助別人、給予別人，其結果卻是“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矣，己愈多”（《老子帛書·德篇》68章）。諸如此類觀念構成了道家在倫理上“趨下”的倫理價值觀，而事實上“趨下”的倫理價值觀更容易獲得個人內心的穩定與和諧。不可否認，社會的復雜性使“怨”的出現在所難免，道家倫理似乎在傾向于實現完美的“君子理想”，但歷史一再證明，一個社會的倫理觀念與操作規范，不可沉溺于純粹現實主義，否則社會就會失去動力和信念，迷失發展方向。
人類的發展、文明的進步有賴于每個社會成員發揮出積極主動、不懈奮斗的精神，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動力。但是，社會與時代的進步、發展，不僅要有功利的追求，還要有超越功利的精神平衡機制。否則，整個社會就會陷入惡性競爭和人際利益的無休止沖突之中，反過來又會影響與制約社會的有序發展。道家倫理富有社會道德內容，若能高揚道家的倫理準則，以及相關的道德規范，使之普及于民眾之中，滲透到各類人際關系中，必將有助于緩解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對立乃至敵對的關系，進而有助于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諧和誠信的關系。從更深層次來考慮，如東亞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能防止象歐美社會一樣的社會秩序混亂和精神頹廢，保持重視倫理和道德、遵守社會規則的良好風貌，就將成為繼續發展的區域，最終將會掌握發展的主導權。
三、在企業經濟活動層面上，以協作精神和人本思想等，影響企業倫理品質，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在道家看來，保持個體生命的完整和維護個體人格的獨立是最根本的人生價值取向，道家雖然推崇個體生命價值，但是并不完全否定群體價值，而是認為只有充分實現個體價值，才能保證群體價值的實現，個體價值的實現本身就包含著群體價值的實現。這種倫理觀念擴展到經濟領域給企業管理者的提示便是：企業尋求發展一定要重視為企業服務著的員工的價值。日本企業家認為：“人才開發的利益大得無窮”、“只有人才才是企業活力的源泉”。日本企業進行員工教育培訓主要從滿足員工自我成就的需要出發，竭力使員工在受教育中增長才干，不斷創造新的成就，使員工感到企業是自己實現理想的場所，自覺激發出為企業“盡忠效力”的內在動力。
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從政治角度而言，這一原則概指社會規則對自然規律的順從。如他意味深長地提出：“天之道，云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云不足而奉有余”（《老子帛書·德篇》79章）；即要求統治者撥亂反正，而非自行其道。要建立符合自然規律的社會倫理規則，從而達到“我無為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帛書·德篇》57章）的政治效果。社會的管理是這樣，而企業的管理同樣也要符合以人為本的原則。企業是人做出的，是否握住人心，往往關系到事業的成敗。管理者最好不要有支使人為自己效勞的心理，而應該設法使大家體會出工作的樂趣，進而使部屬把工作當成自己份內的事。在這種情下，如果真的有員工違反紀律，他也會心甘情愿任罚，不會引起“基層”與“領導層”的矛盾。相反如果管理者做事不顧下屬的情緒，一味教條地堅持規章法條，甚至采取高壓手段，以命令來強制人，則容易引起員工的反感。作為一個管理者，最不能得罪的就是廣大的人心。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只有贏得廣大員工的支持，才能推動公司事業的發展。所以應該徹“道法自然”、“道恒無名”（《老子帛書·道篇》32章）的精神，奉行“亡為而亡不為”（《老子楚簡乙》48章）的決策管理宗旨。
由道家發展而來的道教，吸取了墨家“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的思想。所謂“兼相愛”，就是不分人我，不別親疏，無有等差地愛一切人。所謂“交相利”，就是互助互利。道教在注重個人修養的同時，也提倡人們應該相親相愛、互助互利、并力同心。“四時氣陰陽與天地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興生天地之揚利。孟仲季相通，并力同心，各共成一面……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國。此皆本之元氣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太平經·恰相通決》）可見，并力同心，萬事皆成，群體協作精神作為一種企業倫理品質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價值。我們可從許多日韓企業發現這種“團隊精神”，一種為群體犧牲個人的意識。企業不僅是一種獲得利潤的經濟實體，而且還是滿足企業成員廣泛需求的場所。因此，企業管理應該十分強調員工對企業要有強烈的榮譽感和認同感，要與企業共存共榮，這樣形成的命運共同體的格局，實現了勞資和諧，有利于更好地推動企業經營管理的改善和提高。
不管是過去和現在，老子的“崇儉”思想都是極為重要的。它早就凝聚于東亞各民族的精神之中。早在農耕時代，家庭是一種巨大的生產力，所以在東方社會，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既是生產的組織者，又是社會福利的主要承担者。即使實現了工業化，也沒改變這一格局。而且農耕生產方式對老天爺的依賴又很大，東亞又是多災害區域，因而更加重了節約的傾向。這種節約主義的文化取向，在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就表現出國民的儲蓄率居高不下，從日本到東南亞，概莫能外。在東亞經濟發展之初，東亞各國都處于資金短缺的局面。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各國政府都注意利用傳統倡導勤儉的價值觀念，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高儲蓄政策，加速資金積累。這在工業化前期，有利于資本的積累，有利于減少對外資的依賴。
從以上論述可以表明，道家思想對于解決當前社會的、經濟的和環境的問題提供了寶貴豐富的精神資源。道家思想在中國以及東亞其他國家，雖長期處于隱性的位置，卻與處于顯性位置的儒家互為表里，互為補充，共同作用于該地區人們的行為意識之中。因此我們沒南通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京19～23B8倫理學余達淮/銀娟20052005道家注重整體和諧的思想，是東亞國家群體主義企業文化和相關經濟政策、制度制定的基礎。這種群體主義思想不僅促進了東亞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趕超，而且對東亞社會的經濟平等和實質性貧困的減少也有積極作用。道家思想現代經濟倫理價值的具體體現：在自然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層面上，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個人與社會經濟利益的矛盾層面上，以“柔弱謙下”為秩序原則，推進社會的和諧共榮；在企業經濟活動層面上，以協作精神和人本思想等，影響企業倫理品質，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道家經濟倫理思想，對于解決當前社會的、經濟的和環境的問題，有效促進東亞社會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資源，值得進一步關注。道家思想/東亞經濟/經濟倫理《道教在巴蜀初探（上）》載《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5期。趙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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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原字山下加豆右加頁繁體
＠③原字般下加木 WANG Zhong-wu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Shandong,China余達淮，河海大學水電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江蘇 南京 210098
銀娟，河海大學水電學院碩士研究生。江蘇 南京 210098 作者：南通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京19～23B8倫理學余達淮/銀娟20052005道家注重整體和諧的思想，是東亞國家群體主義企業文化和相關經濟政策、制度制定的基礎。這種群體主義思想不僅促進了東亞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趕超，而且對東亞社會的經濟平等和實質性貧困的減少也有積極作用。道家思想現代經濟倫理價值的具體體現：在自然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層面上，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個人與社會經濟利益的矛盾層面上，以“柔弱謙下”為秩序原則，推進社會的和諧共榮；在企業經濟活動層面上，以協作精神和人本思想等，影響企業倫理品質，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道家經濟倫理思想，對于解決當前社會的、經濟的和環境的問題，有效促進東亞社會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資源，值得進一步關注。道家思想/東亞經濟/經濟倫理《道教在巴蜀初探（上）》載《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5期。趙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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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載 2013-09-10 21: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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