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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史學，簡單地說，就是搜集、傳播口頭史料，并以此進行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的方法。史學家對口頭史料的運用由來已久，但它作為一種獨立的歷史方法學則誕生于本世紀30、40年代的美國，并于60、70年代在西方各國得到廣泛應用。縱觀西方口述史學的發展歷程，筆者認為可以以60年代末70年代初為界，把西方口述史學的發展歸納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的口述史學只是停留在史料學階段，以確定歷史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態為目的，基本上是在與文獻史料學的不斷斗爭中發展起來的；后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則開始把口述史學當作一種治史方法，結合社會學和心理學等跨學科方法來研究大眾歷史意識的形成過程。本文試圖在闡述和分析這一歷史演變過程的基礎上，對其作出簡要的評價。
　　　　　　一
　　在19世紀中葉史學走向專業化之前，口頭史料一直是西方歷史著述的主要依據。被稱為西方史學之父的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曾把史學家的責任歸結為“報道人們所說的一切”（注：希羅多德：《歷史》，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691頁。）。修昔底德(Thcydides)在撰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時是這樣闡述他的寫史原則的：“我描寫的事件，不是我親眼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里聽到后，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注：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7-18頁。）。盡管17世紀以后，由于印刷術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史學家開始轉向已經建立起來的檔案庫和業已大量發行的歷史著作，但是那種認為口述證據更能客觀地展現歷史發展過程的傳統觀點仍然得到大多數史學家的贊同。伏爾泰在《查理十二歷史》一書中明確表示：在沒有得到那些講實話的目擊者證實的情況下，他不敢提出任何歷史事實。
　　然而，19世紀中葉以后，自然科學的進步使人們普遍產生了一種信念，即隨著科學的進步，一切都將被納入科學的范疇，一切問題都可以隨著科學的進步而迎刃而解。這種科學將囊括一切的實證主義思潮也深深地滲入到歷史學領域，它使史學家們堅信：只要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對待史料，研究史實，并以嚴格的科學邏輯進行考證，就可以獲得確鑿的歷史事實，從而客觀地再現往事。“歷史事實”的概念就是這一時期被西方史學界譽為史學“泰斗”、“科學史學之父”的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正式提出來的。蘭克不僅把歷史事實等同于自然科學的事實，甚至認為歷史事實只存在于那些“曾經目擊其事的人”所記載的文獻史料中。在蘭克看來，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文獻，沒有文獻，便沒有歷史學。史學家只有到檔案庫中去窮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獻，才能客觀地“再現往事”。在蘭克學派的影響下，文獻考證成了19世紀西方職業史學家訓練的中心內容。而傳統的口述回憶，因其是一種事實有確定目的的有意回憶，不符合蘭克所謂的“純客觀”的原則，必然會隨著西方史學專業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
　　進入20世紀以后，西方一些歷史學家通過對歷史認識過程的反思逐漸認識到：文獻史料中的主體意識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文獻檔案都不可避免地會留下其最初記錄者和編定者的個人印記。即使是官方文件也未必能反映真正的歷史事實。許多史學家在研究實踐中都發現：由于某些高級官員們害怕后世學者們用他們留下的文字記錄做文章，因此，不愿把自己某些行動的真實動機用文字記錄下來。此外，文獻記錄者有時為討好上司也故意偽造。担任過英國政府大臣的克羅斯曼(R.Crossman)就曾指出：閱讀了我所參加的內閣會議的全部文件，我發現文件實質上與實際發生的事情毫無共同之處。因為整理會議記錄的官員力圖在記錄中說明的完全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官方所希望的事情（注：參見彭衛、孟慶順：《歷史學的新視野》，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頁。）。所有這一切，使得越來越多的史學家們普遍感到，文獻檔案中為政界利益服務的宣傳品越來越多。
　　史學家們對文獻史料真實價值的懷疑，為日后口述史學的再度復興提供了前提。
　　20世紀30年代，隨著蘭克文獻史料學的衰落和文獻資料的日益減少，口述史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歷史方法學，重新登上了歷史學的大雅之堂。由于西方口述史學的再度復興是以反對蘭克學派關于“沒有文獻便沒有歷史學”的史學觀念為前提的，故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大都強調：口述史料優于文獻史料。美國早期口述史學家斯坦利·維斯塔爾(Stanley Vestal)在比較和分析《西亭·布爾》一書中所使用的文獻史料和口述史料之后指出：“我們都過于相信印刷品的權威性，而實際遠非如此。在采訪中，人們有許多機會來檢驗口述者的忠誠、能力和知識。但當我們閱讀時，我們只能盲目地接受。”（注：坎曼：《往事歷歷在目：美國當代歷史寫作》(Michael Kammen,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Historical Wri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頁。）另一位美國口述史學家霍夫曼(Alice Hoffman)認為：口述史料的作者只有一個，而且是明確的，史學家可以對他或她進行重復采訪以確定其所提供的史料的可信程度；而文獻史料的作者也許是明確的、也許是不明確的，也許是一個、也許不只一個，而且死無對證，因此不易于考察史料的可靠性（注：參見杜拿威等編：《口述史：跨學科論文集》(David K.Dunaway & Willa K.Banum ed.,Oral History:an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美國國家與地方史學會1987年版，第72頁。）。英國口述史學家塞繆爾(RaphaelSamuel)認為：“口述證據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歷史事實的最佳途徑，因為日常經歷在某種意義上說不受思想回顧的影響，而文獻則不然”（注：塞繆爾：《神話與歷史：首次閱讀》(Raphael 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載《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頁。），此外，“口述史料特別自然，未加修飾，……而歷史實際上就是從最初的直接經歷中建立起來的”（注：塞繆爾：《神話與歷史：首次閱讀》(Raphael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載《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頁。）。
　　盡管這些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歷史認識中主體意識的不可避免性，但是由于他們在本體論上還沒有擺脫傳統史學的影響，在歷史認識的目的和動機方面仍然與蘭克建立檔案歷史學之初的想法保持著一定的連續性，即如實地再現客觀歷史過程，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因此，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往往也同傳統史學家們一樣，回避對歷史認識主體（無論是被訪者，還是史學家本人）的研究，力圖排除一切與主體意識有關的思想、情感、態度等方面因素的干擾。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早期口述史學家們對被訪對象的采訪以及處理和使用口述史料所奉行的原則中。例如，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在撰寫《桑切斯的孩子們》一書時，甚至要求桑切斯一家中的每個成員都分別關在自己的房間中用自己的語言，講述自己的故事，目的就是使口述證據更加自然地“再現往事”。此外，在處理口述史料方面，早期口述史學家們所強調的也是盡量保持其原有風貌，避免留下史學家的個人印記。有些口述史學家担心口述筆錄的方法會影響口述史料的純客觀性，還把打印出來的結果再交給被訪者進行修改。后來，隨著錄音機的問世，口述史學家可以更加準確地記錄下被訪者的原話，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的第一個倡導者阿蘭·內文斯(Allan Nevins)很早就購買了電子錄音機，并安裝了信息轉換器，使記錄下來的采訪內容直接轉變為打字稿，這樣，就可以避免史學家的二次創作，使口述史料能夠更加客觀地“再現往事”。
　　　　　　二
　　進入60年代以后，隨著大量廉價錄音機的上市，史學研究領域的擴大和口述實踐活動的深入，以約翰·托什(John Tosh)和查爾斯·喬伊娜(Charles Joyner)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越來越認識到：無論口述史料多么可靠，它與所有以精神形態存在的史料一樣，只是歷史認識的“間接客體”或“中介客體”，而不是“直接客體”或“原本客體”，因此，即使口述史料中避免了口述史學家主體意識的滲入（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僅以此來再現往事，也是徒勞的。正如約翰·托什在《追蹤歷史》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無論依據是什么，與往事直接接觸的想法只是一種幻覺”（注：托什：《追蹤歷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因為，“過去的聲音，同時難免也是現在的聲音”（注：托什：《追蹤歷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此外，“即使認為口述證據是真實而未受影響的，僅以此來表現過去仍然是不夠的，因為歷史事實并不是個人經歷的總和”（注：托什：《追蹤歷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
　　既然口述史學不能滿足史學家再現往事的愿望，那么為什么口述史學在70年代以后在西方會得到廣泛的傳播？口述史學方法的真正優勢又在哪里呢？托什認為：“歷史理解不僅要認識普通個體的生活過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眾日常生活經歷背后的思想動機，盡管這些思想動機被現實生活過程所掩蓋，但他們是現實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注：托什：《追蹤歷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由此托什得出結論：“口述研究的主要意義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實的歷史或作為社會團體政治意圖的表達手段，而在于證明人們的歷史意識是怎樣形成的。”因為人們的歷史意識決定著“當時作用于個人生活的更深刻的結構和過程”（注：托什：《追蹤歷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181頁。）。盡管這一主體性范疇有礙于史學家客觀地再現往事，但它有助于史學家“揭示那些被認為是自然的、靜止的，而實際卻是文化的、運動著的現象”（注：帕塞里尼：《大眾記憶中的法西斯主義：都靈工人階級的文化經歷》(Luisa Passerlin,Fa-scism in Popular Memory:th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Turin Working Class)，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頁。）。歷史研究只有弄清楚這一深層結構，才能使歷史學真正成為一門科學。當代西方口述史學家的口述研究實踐證明：口述史學方法確實能夠在揭示深層結構方面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對此，美國口述史學家威廉姆斯(T.HarryWilliams)體會得最早。早在60年代初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休伊·朗》一書后就深有感觸地說：“我越來越相信口述史的價值，它不僅是一種編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還可以為研究過去提供一個不同尋常的視角，即它可以使人們從內心深處審視過去。”（注：坎曼：《往事歷歷在目：美國當代歷史寫作》，第394頁。）
　　既然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把重建大眾歷史意識當作口述研究的目的，那么他們又是怎樣考察人們歷史意識的形成過程的呢？英國口述史學家查爾斯·喬伊娜認為：情感是歷史事件作用于歷史認識主體的結果，是主體的一部分，它不僅在被訪者的頭腦中保留的時間長，易于回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實可靠的。即使被訪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與歷史事實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但是從他或她的情感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他們自己最深層的價值體系的依據”（注：杜拿威等編：《口述史：跨學科論文集》，第304頁。）。另一位英國口述史學家斯蒂芬(StephenYao)也認為：口述者印象最深的莫過于情感，因為它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因而不易于被人們遺忘掉，即便有時我們很難找到一種方式去理解它。斯蒂芬甚至把口述回憶直接看作是各種不同演員抒發情感的舞臺。
　　為了刺激口述者盡量地吐露出自己的真情實感，為了使自己能夠更加準確地把握甚至連口述者本人都未意識到的作用于口述者生活經歷中最深層的價值體系，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摒棄了以往那種排斥一切主體意識、避免留下史學家個人印記的原則，而是主張史學家應該積極地參加到口述者的行列中來，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與他們一起交談，因為只有通過交談，才能使史學家真正地融入到口述者的感情世界中去，才能使史學家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個性與共性，從而增進史學家與口述者之間的相互了解，這是口述史學方法的獨到之處。至于技術手段的應用，當代口述史學家們一致認為：音像技術只是為口述史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它決不是口述史學發展的唯一條件。而且實際上，當代一些有成就的口述史學家并不是依靠錄音、錄像設備來提高自己的口述研究水平。例如，曾獲普力策獎的美國口述史學家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就極力反對使用錄音機進行采訪，她認為用筆記錄更有助于史學家從口述回憶中選擇出重要的史料。
　　既然口述史料中主體意識的滲透是無法避免的，也是無可厚非的，那么以重建大眾歷史意識為目的的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又是怎樣判斷口述史料的可信程度的呢？
　　首先，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除了考察口述者自我陳述的可靠程度以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口述者本人的心理過渡。對此，意大利口述史學家盧薩·帕塞里尼(Luisa Passerini)有過深切的體會。帕塞里尼自1976年至1981年曾在意大利的工業城市都靈采訪過67位1922年以前出生的工人，他們大多數都是在30年代初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統治時期來到都靈的。他的采訪內容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被訪者的個人生活經歷；二是他們對法西斯主義的態度。在個人生活經歷的采訪中，帕塞里尼發現：盡管復雜的日常生活是被訪者進行口述回憶的原始材料，但被訪者的自我陳述往往并不能完全反映當時意大利的社會生活狀況，口述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實際上都是對個人真實經歷的選擇，原因很簡單，他們“并沒有把自己看作是當時那種艱難和動蕩時期的產物，而是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到相對靜止的現存狀態中去”。例如：被訪者中“大多數男人都試圖把自己描述成一個工作能力極強的人”，“而婦女和老人們則愿意把自己表現為當時社會中的一個叛逆”（注：帕塞里尼：《大眾記憶中的法西斯主義，都靈工人階級的文化經歷》，第17頁。）。帕塞里尼認為：那些經過選擇的經歷，盡管有時有背于歷史事實，但卻能反映出被訪者的心理過渡，從而有助于史學家解釋和說明被現實社會已經接受了的傳統的價值體系，就此而言，它是真實可靠的。此外，英國當代口述史學家約翰·托什在評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的《愛德華時代的人》時也曾指出：盡管那些愛德華時代的人活下來變成了喬治時代的人，又變成了伊麗莎白時代的人，經歷了這些歲月，一些往事必然會在記憶中消失，但是從愛德華時代的人，到喬治時代的人，再到伊麗莎白時代的人的心理過渡本身就是一個真實的客觀存在的歷史過程，而不單純是作為史學家與往事直接接觸的障礙而存在（注：參見托什：《追蹤歷史：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頁。）。
　　其次，以重建大眾歷史意識為目的，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在驗證不同口述者在反映同一歷史事件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以外，還要考察口述者在口述回憶中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歷史觀的代表性范圍。帕塞里尼認為：口述史料是否可靠，實際上取決于口述者對歷史事件的解釋和分析是否能夠代表特別是與其本人有血緣和政治聯系的那些朋友或親戚所構成的社會集團中大多數成員的文化態度和社會歷史觀。口述史料的代表范圍越廣泛，其可靠性程度就越高，因為歷史發展的趨勢往往總是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所構成的社會集團中所共有的情感、愿望、利益、心態等因素所組成的歷史意識的發展方向緊密相連的。帕塞里尼在采訪30年代都靈工人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態度時，他發現：盡管當時法西斯的暴政已經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各個方面，但以都靈工人階級為代表的意大利民眾并沒有被法西斯主義的高壓政策所征服，他們在無法公開建立反法西斯組織、宣傳反法西斯主義思想、進行反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活動的情況下，仍然利用都靈工人階級自己特有的文化形式，如歌曲、漫畫、玩笑來發泄對法西斯主義的不滿和仇恨。由此，帕塞里尼得出結論：人們的歷史意識就像一個戰場，在這里，互相競爭的思想體系和權威的正當與否并不是通過政治權力、經濟實力的強弱來檢驗。法西斯政府的垮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普通民眾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和心態（注：帕塞里尼：《大眾記憶中的法西斯主義，都靈工人階級的文化經歷》，第72頁。）。換句話說，意大利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是以占意大利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群眾的歷史意識為前提的。可見，研究歷史意識，特別是民眾的歷史意識，要比單純考證某個歷史事件或人物更有意義，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與歷史發展趨勢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
　　　　　　三
　　無論是早期西方口述史學家，還是當代西方口述史學家，都對西方歷史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以客觀地“再現往事”為目的的西方口述史學的早期開拓者們，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對二戰以后西方歷史的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二戰以后，“交通運輸業日益發達，政界和企業界的領導人不再只利用信件互通信息，而是通過電話和各種交通工具直接進行會談，致使文獻資料日益減少。……此外，由于查閱公共文獻日益方便，國家領導人也不愿保存完整的記錄”（注：坎曼：《往事歷歷在目：美國當代歷史寫作》，第392頁。）。在這種情況下，口述史學方法的確立和應用，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西方近代政治史料的不足。西方口述史學研究的發源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研究中心在搜集和整理近代政治史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美國最大的口述研究項目就是由該中心承担、由聯邦政府資助的對歷屆美國總統的口述研究。內文斯首先完成了對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的采訪資料的整理，并把它保存在海德公園的羅斯福圖書館里。他的后繼者路易斯·斯塔爾(Louis Starr)采訪了與1952-1960年艾森豪威爾政府有一定聯系的人士，采訪記錄保存在艾森豪威爾圖書館中。此后，對歷屆卸任總統的口述研究一直持續到現在。此外，由哥倫比亞口述研究中心整理出版的《口傳史料匯編》，除了在國內受到美國的科研機構和學者們的高度重視之外，還得到外國史學界人士的采用。前蘇聯學者西瓦切夫(H.B Cyvachev)編著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美國政治斗爭》一書，就采用了《匯編》中的大量的口述材料。
　　第二，口述史學方法的確立和應用，還為各行各業歷史的建立提供了搜集史料的有效手段，從而拓寬了西方歷史學的研究領域。1951年博姆巴特(Owen Bombard)的口述研究以及1953年歐文斯(William Owens)對亨利·福特(Henry Ford)主持錄制的有關德克薩斯石油工業發展狀況的口述回憶，不僅為企業主“考察和熟悉自己企業的歷史，特別是仔細地研究企業及其管理程序的發展過程”（注：侯成德：《美國口碑史料學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9期，第31頁。）提供了幫助，而且也引起了其他學科對歷史學，特別是口述史學本身的關注。此后，各行各業都把口述史學方法視為建立本行業歷史的有效手段，口述史從企業史、機構史的研究發展到農業、社會、保險、衛生保健、高等院校、報刊雜志、宗教團體、宇宙航空、藝術體育等各個領域。70年代美國出現的公共歷史學派(Public History)中的應用歷史學派就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
　　然而，也正是由于這些以“再現往事”為目的的早期口述史學家們過多地關注于對口傳史料的搜集與搶救，導致60年代以前的西方口述史學只是停留在史料學階段，而作為一種治史方法，口述史學的內在潛力還未得到應有的開發。
　　70年代以后，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從簡單地確定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態，深入到探討歷史過程的參與者本身的歷史意識，特別是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群眾的愿望、情感和心態等精神交往活動當作口述歷史研究的主題，這一研究視角的變化，無論是在史學本體論上，還是在史學認識論方面，都對歷史學的發展和史學觀念的進步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第一，它給了普通人一個機會，把歷史恢復成普通人的歷史。這樣，不僅可以糾正各種史料中遺留下來的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的偏見，使歷史學更加全面地反映人類社會的歷史；而且可以增強普通人的主體意識，從而有助于歷史學的教育和啟迪功能的實現。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和歷史學本身的發展，歷史學早已超越了昔日那種主要為統治階級提供統治經驗的政治功能，它面向社會公共教育和啟迪的功能具有了日益突出的地位。歷史學本來就應該成為促進勞動大眾認識自己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有力工具。但西方傳統史學和早期的口述史學家們都把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為精英人物的精神作用的結果，至使普通人在以往的歷史著作中，只是被看作是大人物的陪襯，是精英統治下的永久犧牲品。這種錯誤的社會歷史觀不僅限制了普通勞動群眾通過自我認識這個心理過程了解自己、理解自己，而且大大阻礙了他們自我認知能力的發展。而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通過調動普通人參與歷史研究和寫作的積極性，不僅使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這些“沉默者”們體會到自我存在的價值以及自己在創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中的力量，而且意識到歷史寫作決不只是學術界少數人的事情，普通人也能夠而且也應該在提供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知識方面扮演主動的角色，因為“通過晤談而得到的歷史證詞是雙方合作的學術成果”（注：M.海德：《哲學詮釋學和經歷的交流——口述歷史的范型》，《國外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第42頁。）。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當作歷史學家，人人都把自己看作是社會歷史發展中一個必不可少的力量，從而自覺地擴大自己社會生活實踐活動的范圍廣度和深度，并用自己在廣泛深入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科學的社會歷史觀來分析過去、指導現實、預見未來，那么，歷史學的教育啟迪功能就可以充分地得以實現。雖說西方當代口述史學距離這一目標還有一定距離，但其中的一些積極因素，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第二，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把口述研究的目的從往事的簡單再現深入到大眾歷史意識的重建，把關注的焦點從“真實的過去”轉移到“記住的過去”，不僅增加了歷史認識的深度，而且擴大了歷史認識的廣度。
　　一方面，研究大眾歷史意識的形成過程，可以使人們認識到“過去”、“現在”和“未來”三者之間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種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歷史關系。因為人們在口述回憶中所陳述的歷史事件似乎只是“往事的再現”，但是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情感或愿望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人們的情緒，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人們對現實社會所持的態度以及對未來社會的夢想。換句話說，口述者在口述回憶中為自己所樹立的形象，既可以揭示過去，也可以揭示現實；既可以揭示已經發生的事情，也可以揭示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歷史是現實的前身，而現實則是歷史的延伸，而口述者本人既是歷史的一部分，也是現實的一部分。口述回憶離歷史事實越遠，它所包含的口述者的現實態度的成份就越多。口述者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同一歷史事件的描述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恰恰體現著“過去”、“現在”和“未來”三者之間的某種歷史繼承關系。
　　另一方面，研究大眾歷史意識的形成過程，可以打破個性與共性之間靜止不動的對立關系。由于生活在同一社會環境中的人們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甚至精神交往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相似之處，因而口述者在口述回憶中所暴露出來的個性并不是絕對的個性，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口述者所生存的那個社會階層乃至整個階級中人們所共有的性格。帕塞里尼對30年代都靈工人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文化態度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然而，也正是由于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過多地關注于情感、意識、性格等一系列心理因素，因此，他們在解釋口述史料時，有時也難免陷入困境。例如，帕塞里尼在口述采訪中注意到了都靈女工中大部分都具有叛逆的文化性格，那么向現存的社會秩序挑戰的個性為什么會在婦女身上表現得如此突出呢？帕塞里尼認為這是由這些婦女本身的性格決定的，因為她們在從事政治活動以外的任何活動中，也表現得十分倔強，這種性格是與生俱來的。他曾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被訪者卡羅蘭納(Caro Lina)5歲時在桌旁吃面包，遭到幾只雞的襲擊，她沒有躲閃，而是用面包刀刺死了其中的一只，其他幾只雞也嚇跑了。
　　帕塞里尼用性格來解釋性格，必然回答不了卡羅蘭納及其他都靈女工的性格到底是怎樣形成的。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社會生活實踐是認識主體認識客體之間的關系得以形成和實現的現實基礎，是決定主、客體之間關系的根本因素。歷史意識之所以能夠反映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是因為它是在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過程中形成的，而實踐活動具有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個性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共性，是因為生活在同一共同體中的人們所從事的實踐活動具有一定相似之處。卡羅蘭納及其他都靈女工的叛逆性格是由她們的具體生活實踐經歷造成的，并不是與生俱來的。根據卡羅蘭納的自我陳述，她在5歲之前就失去了母親，她必須學會自我保護，她在自己短短的生活實踐中逐漸體會到：靠躲閃是不能保護自己的，只有起來反抗才有出路。都靈女工之所以具有比男人更為明顯的叛逆性格，是因為她們在社會生活中所承受的重壓比男人又多了一層，也就是說，她們除了要在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下爭取做人的權利以外，還要在以男性為核心的社會中爭取做女人的權利。
　　由此可見，以重建大眾歷史意識為目的的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如果忽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而只是單純地吸收人類學、社會學或心理學的思想和方法，那么就根本無法擺脫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同時也無法打破這些學科之間的界限。
世界歷史京74～81K1歷史學龐玉潔19991999本文作者龐玉潔，天津師范大學歷史系講師。 作者：世界歷史京74～81K1歷史學龐玉潔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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