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農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農產品供求基本平衡,以提高品質、優化結構和增加農民收入為主,注重傳統投入與資本集約和技術集約相結合的優化發展階段”[1]。但是, 進入農業發展新階段后,農民收入增長幅度卻呈緩慢下降趨勢。自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速已連續四年下降,這種狀況如不盡快扭轉,就會嚴重影響國民經濟全局。
一、新階段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
農民收入增速的連續下降,當然與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和客觀自然條件的制約有關,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沒有處理好新發展階段下暴露出的各種矛盾。
(一)供求關系的變化直接導致農民收入下降
1.產量增加而收入不增加甚至下降。在農產品短缺的情況下,增產就能增收,但在農產品供求關系轉變為供求平衡或供給過剩的情況下,產量增加會導致價格更低,增產不增收。有關資料統計,農民增收對農產品產量增長的平均彈性明顯減少,1978年~1984年為2.05,1985年~1990年為0.82,1991年~1998年為0.65,即在目前的經濟狀態下,農產品產量每增加1%,所能帶動的農民收入增長要遠小于1%[2]。 因此,隨著農產品供求關系的轉變,產量增加對農民增收的帶動作用日益減少。
2.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對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越來越小。農產品價格的高低是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從我國實踐看,國家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對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確實很明顯,但進入農業發展新階段后,一些主要農產品如小麥、玉米、大豆、棉花等國內價格已經高于國際價格,在加入了WTO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大環境下, 政府大幅提高收購價格已經不可能,更談不上通過提價來增收。
3.農產品供求結構不合理制約著農民增收。農產品供求結構不合理,農產品不適合市場的需要,突出表現就是農產品的“三多三少”:即大路產品多,名優產品少;初級產品多,加工產品少;一般性產品多,專用產品少;再加上季節結構不合理,反季節產品少等,在當前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新形勢下,必然造成大量農產品因無市場實現不了價值,農民增產不增收。
4.農產品流通體制不暢,農產品價值難以實現,增產難增收。在現階段,農產品流通體系不暢,市場發育不全,致使農產品向商品的轉化出現障礙,價值難以實現,或價不符值,農民增產不增收。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轉移困難,致使農民非農收入減少
1.土地經營規模越來越小,難以實現規模經營。10多年來,在勞動力供給量大幅增長的同時,由于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農業生產中的用工量不斷減少。這種農業的小規模與小生產伴隨的是低技術和低勞動生產率,使農民收入下降。
2.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使農民非農收入減少。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面臨“二次創業”,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從而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相應減弱;同時,鄉鎮企業為提高市場競爭力,也進行著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出現了資本增密的趨勢,這就直接降低了鄉鎮企業的就業彈性。1980~1988年,鄉鎮企業對增加值的就業彈性為0.36,1991~1996年降為0.19;1980~1988年對固定資產原值的就業彈性為0.65,1991~1996年降為0.21[3]。農民鄉鎮勞動收入也急劇下降,1990~1998年,農村居民的鄉鎮勞動報酬收入平均每年增長16.1%,而1997年鄉鎮勞動報酬收入增長幅度下降為11.1%,1998年則變為-4.72%[4]。
3.農民工大量回流,使農民企業勞動收入下降。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工潮”出現,大量農民涌入城鎮擇業,當年人數高達6000萬,其收入成了農民增收的一個主要渠道。但在宏觀經濟緊縮,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的背景下,許多企業停工、停產甚至倒閉,大量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失業,農民工也自然先期無工可做,“下崗回鄉”,農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響。1990~1998年,農村居民的企業勞動報酬收入平均每年增長26.6%,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最快的部分。但在1997年,農村居民的企業勞動收入僅增長了15.9%,1998年則下降了1.3%[5]。
(三)過重的農民負担和農村亂收費加劇了農民收入的下降
1.政府過度提取農業剩余造成農民負担過重。據統計,在1979 ~1984年16年間,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從農民那里占有了大約15000億元收入,同期農業稅收總額1755億元,各項支農支出3767億元,政府通過農業稅費制度提取農業剩余約12986億元,改革后, 平均每年從農業部門流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資金高達811億元。
2.農村亂收費加重農民負担。由于我國現行財稅體制、行政體制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等深層次原因,農民負担屢抓不降,亂集資、亂攤派、亂罚款等屢禁不止,據《瞭望》周刊資料,1997年農民承担的“提留”、“統籌”、“以資代勞”、社會其他負担等費用,全國人均180元,占農民收入的10%以上,占現金收入的16%,從而使農民實際可支配的收入減少;另據農業部“農民負担問題綜合研究”課題組的報告顯示,我國農民負担年增長速度為農民純收入增長速度的2倍,從1986年到1991年,農民負担已超過農民純收入的20%,而且還有越來越復雜化、隱性化趨勢。
二、新階段下農民增收的對策
在新的發展階段下增加農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視角。這是一個大課題,需要中央與地方、宏觀與微觀、干部與農民的共同努力;需要從農業內部和農業外部雙管齊下,需要近期對策和長遠目標同時啟動,尤其需要從農業新的發展階段的特征和需要為出發點。
(一)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以質量、效益為目標調整和優化結構
優化結構,提高品質,使農業生產更好地適應市場,這是促進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的戰略選擇。在農產品供求關系已經出現了相對性、地區性和結構性過剩的情況下,產品數量的增減和比例的變動已意義不大,而應著眼于品質、質量的提高。
1.堅持農民是結構調整的主體,農民增收是結構調整的落腳點。農業結構調整是開辟農民增收的新領域,開拓農民增收的新渠道。農民是否增收,是衡量結構調整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標志,農業結構調整必須和農民增收結合起來,使農民在結構調整中實實在在地增加收入,從而激發農民結構調整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2.在穩定糧食生產的前提下,大力發展林牧漁業,優化農業內部結構。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大部分農產品,尤其是糧食供過于求。而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飲食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第一,人們對糧食的直接需求減少。第二,城鄉居民對動物類食品消費需求明顯增加。第三,對營養型和方便型食品需求增加。面對這種飲食結構的變化,我國原有的農業生產結構就明顯滯后,現階段種植業比重仍然過高,種植業中又以糧棉油為主導,其中糧食播種面積占種植業總播種面積的比重73.3%,經濟作物所占比重為14.6%,其他作物所占為比重12.1%。糧食的生產仍占主導。要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效益,就必須因地制宜,優化區域種植結構,建立“糧食——經濟作物——飼料作物”三元結構。大力發展畜牧業,增加農民收入。畜牧業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它的發展程度是一個國家農業發展的重要標志。當農業發展到一定階段,農民從種植向飼養畜禽轉移,這是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只有這樣,才能增加農民收入。
3.適應市場需求,調整農產品的品種和品質結構。產品是競爭的起點,也是競爭的終點,更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新階段,面對國內和國際市場,優化的農產品將是我們贏得競爭效益的關鍵。因此,第一,要加強優良品種的引進、選育和推廣優良品種,如在水稻育種上,重點改進稻米的口感、外觀、加工品質;玉米育種的重點是選育高蛋白質、高賴氨酸、高含油率、高淀粉玉米以及特殊類型玉米雜交種;小麥育種的重點是培養蛋白質含量較高、面筋強度大、面筋質量好、能磨制強力粉和適于制作高級面包和面條的小麥等。第二,大力開發高附加值的具有區域特色的名、特、優、稀產品。第三,大力發展綠色產品,打好“安全”牌。要加強環境管理,嚴格綠色產品生產基地的保護和治理,加強農藥、獸藥、化肥、添加劑、生長調節劑等農資的生產和使用安全,加強綠色食品加工過程的質量監督,防止和減少加工過程的污染和破壞,進一步完善綠色食品質量監督檢驗體系。第四,要大力推行“名牌”戰略,提高農民的品牌意識,加強對品牌農產品的認定工作的領導,加強對名牌農產品的保護和管理,依靠現代科技,對傳統名牌進行技術改造,使傳統的品牌煥發出現代生機,通過創造和借助良好的品牌,擴大名優農產品的市場份額。第五,培育和完善農產品的優質優價機制。運用科學的手段制定嚴格的農產品等級標準,實行優質優價,以此鼓勵農民種植優質農產品,擴大優質產品在整個農產品中所占的比重,實現農產品生產由大路貨為主逐步轉向以優質產品為主,使一些不符合市場需要的低質品種退出生產領域,從而實現農產品的優質化。
4.擴大初級農產品的轉化和加工。現代農業的競爭,不僅體現為農業生產技術的競爭,更體現為包括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在內的整個農業產業體系的競爭。在我國進入農業發展新階段,及時調整農業生產結構,重視農業的產前和產后服務,尤其要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不僅可以提高農業競爭力,而且為農民增收開辟更廣闊的天地。通過發展農產品加工業,讓農民分享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因此,現階段要加快農產品加工、保鮮、儲運等技術和設備的引進、開發,實現農副產品的精深加工,滿足市場需求,提高農業競爭力,增加農業收入。
(二)加快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農村市場體系
我國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也正逐步融入市場經濟的洪流下。但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形成競爭有序、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大市場,農產品流通渠道少,銷售困難,而且農產品市場的基礎設施薄弱,質量標準體系不健全,信息系統殘缺,致使生產和市場脫節,農產品流通不暢,這直接影響了農產品價值的實現、農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加快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完善的市場體系,是新階段提高農民收入的必然要求。
1.進一步理順工農產品的比價關系,規范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消滅剪刀差。這其中的關鍵就是要大力扶持農業生產資料工業的發展,降低生產資料價格。我國進入農業發展新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農業的發展更多地依靠資金、技術、物質的投入,這大大提高了農業綜合產出能力,但同時也加大了農業生產的物質消耗總量,使農業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從我國幾次上調農產品價格的社會效用來看,農民最終的獲利并不大,因為,農產品價格上升,在市場價格互動的作用下,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也相應地上升,農民增加的收入與上漲的成本兩者相減,所剩無幾。甚至由于農業生產具有自給性和商品性的雙重屬性,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小,農產品產出的總量不多,商品性農產品比例偏低,農民生產成本與收入提高總量不對等,農民還將出現虧損。因此,要大力扶持農業生產資料工業的發展,提高其社會生產效率,增加生產資料供給量,平抑其市場價格,從而增加農民收入。
2.拓寬流通渠道,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農產品市場,搞活農產品流通。第一,要立足產業優勢,堅持“產地市場”原則,結合本地區農業主體產業和主導產品,構造生產基地,建立大型批發市場。第二,要大力培育市場中介組織和農村經紀人隊伍,這是農民與市場結合的重要媒體。由于其特別的體制和機制而決定,他們視市場為“飯碗”,視信息為“生命”,是農民了解市場的耳目、橋梁和依托,依靠他們能從根本上改變農產品“提籃小買”的狀況。第三,要大力培植和發展農產品流通企業,實行農業產業化經營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農業產業化經營是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對當地農業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把產供銷、貿工農、經科教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一條龍的經營體制,產業化經營是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矛盾的最好途徑,可以有效地解決農產品市場分割問題,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農民收入。
(三)加強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
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說到底是一種經濟利益的調整,是對國民收入分配的調節。從20世紀50年代起,我國推行的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實際上即是歧視農業和農民的國民收入分配政策,這是造成現階段農業基礎設施落后、城鄉差距大、農民負担重等一系列問題的制度根源。這種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如不盡快調整,不僅農民增收無保證,而且極不利于鞏固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發達國家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工農關系演變一般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支持工業發展,以農業剩余推進工業化,政策導向是向“農業擠壓”;第二階段是農業剩余用于自身發展,工業與農業相互促進;第三階段是工業反哺農業,工業剩余反過來流向農業,政策導向是“農業保護”。現在我國工業和農業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條件下,也具備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實現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并使分配政策向農業傾斜,工業反哺農業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根據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特征指標,1998年農業在GDP 中所占份額已經降至18%,農業勞動力在社會總就業人數中所占份額已經降至50%以下,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份額按國際口徑計算已經超過了35%,人均GN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接近2500美元。這些指標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在總體上已經步入向工業反哺農業階段轉變的時期。
1.從切實減輕農民負担出發,調整農村的稅費體制。要堅決取締屬“三亂”性質的不合理的收費,對“三提五統”等要依法嚴格審批,嚴禁搭車。一方面要進行稅費改革,取消鄉統籌、農村教育附加等各項基金和集資、屠宰稅、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與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的征收,改革后的農業稅率不超過7%, 農業附加稅不超過稅率的20%;另一方面,因為這些亂收費往往和臃腫、龐雜的鄉村機構有關,因此要下大力氣轉變鄉鎮政府職能,精簡機構和人員,從根本上治理對農民的亂收費。
2.加大農業發展資金的投入,改善農業基礎設施。要實現農業長期穩定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政府必須投入大量資金,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土壤條件,改良農作物品種。針對目前我國農業生產中水資源嚴重匱乏的現狀,政府應出資興建和維護水利設施,政府還要定期撥款改良土壤,雖然我國農村實行土地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農戶擁有30年的承包經營權,但對于土質的改良等生產要素的投入,政府仍然有責任負担部分投資費用,以減輕農民負担,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還要注重加強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必須提高農業投入在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因此,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增強農業發展后勁,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
3.加大農村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提高農民素質,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增加農村教育的財政預算,建立農村教育基金,鼓勵企業和個人對農村教育進行捐資和投資,在抓好文化基礎教育的同時,大力發展專業技能教育,提高農民科技素質。21世紀,世界農業向基因農業、精細農業、白色農業、藍色農業、生態農業等發展。這就不僅需要大力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而且要求政府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加快農業科研體制改革,改善農業技術推廣條件,變現行的單一技術推廣模式為以技術推廣為中心的農業產前、產中、產后一體化服務的綜合推廣模式。
(四)把鄉鎮企業發展和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
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實踐證明,鄉鎮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對實現農業勞動力非農化與農村人口城鎮化是行之有效的。
1.鄉鎮企業是農業勞動力非農化的主要載體,也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在新的發展階段,鄉鎮企業的發展方向是:第一,向農產品加工方向發展。從鄉鎮企業與農村、農民、農產品有天然的聯系為出發點,利用我國現階段農產品供給充裕、加工不足,而人們的消費需求正從初級農產品向加工產品升級的有利條件,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第二,把農業產業化經營作為發展的重點。鄉鎮企業與農戶結成“風險共担、利益共享”的經濟共同體,發揮產業化經營的產業協同效應,減少了中間環節,節約了交易成本,借助合同契約、保護價格和按股分紅等制度,形成產業化內部的利益補償機制,使農民收入大大增加。而且產業化經營可以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連接為完整的產業鏈條,實現共同體內部利益互補,促使產業鏈條內部利潤平均,提高農業的比較利益。第三,積極搶灘農村第三產業。利用農村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人們對交通、通信、保險、金融、信息、技術等服務潛在需求巨大,有效供給不足的現狀,引進技術,吸引人才,及時進入。第四,加快經營機制的轉化,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現代產權組織形式,按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對鄉鎮企業進行資產重組和制度改造,實現制度創新,提高鄉鎮企業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
2.加快城鎮化進程,是吸納更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根本出路。由于種種原因目前我國的城市發展嚴重滯后,1998年,我國的城市化率為30.4%,低于發展中國家的35%、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發達國家的70%~80%,說明通過城鎮化來吸納更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潛力巨大。發展小城鎮是我國城鎮化的有效途徑之一。通過發展小城鎮,來轉移過多的農村人口,帶動農村經濟的綜合發展,為農民增收帶來更多的機會。據測算,今后15年,若能通過實施積極的城鎮化戰略,使農村人口減少30%,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條件下,農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可增加30%。第一,把小城鎮建設與鄉鎮企業發展結合起來。小城鎮建設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經濟必須繁榮,使農民進城有事做,能增收。因此,小城鎮建設必須與發展鄉鎮企業結合起來,制定適應的政策措施和利益機制,引導鄉鎮企業向交通便利、基礎條件好、有發展潛力的小城鎮集中,農民就近轉入小城鎮就業,既可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成本和就業的風險,又可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納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農民過多地涌入城市所產生的種種問題。這樣,農民非農化和城鎮化結合起來,使小城鎮和鄉鎮企業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產生顯著的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鄉鎮企業發展了,小城鎮繁榮起來了。第二,把小城鎮建設和國有企業改革結合起來。在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產業結構調整中,可以把以農產品為原料和以農民為消費對象的工業企業、勞動密集型且能夠較好解決工業污染問題的工業企業等向小城鎮轉移,從而帶動農村工業企業相關產業的發展。第三,注意小城鎮的科學規劃、合理布局與污染治理工作,抓好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帶動起人口、信息、資本等要素的城鎮化集中,產生對服務于生產、生活的運輸、商貿、餐飲、金融、服務、信息咨詢等旺盛的需求。
3.清除對農民工進城的歧視性政策,降低農民轉移成本,拓寬農民增收渠道。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雖然引發了一些問題,但不能因此就禁止農民進城務工。在鄉鎮企業和城鎮化正處于發展過程中,一部分農民進城就業,是吸納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的一條重要途徑,為此,應取消那些限制農民自由流動就業的許多歧視性政策,如戶口、身份、工作崗位、子女上學、社會保障等的限制,吸收有能力的農民進城就業,還農民真正意義上的“國民待遇”,建立城鄉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在發展機會面前地位平等。
河北學刊石家莊29~33F2農業經濟導刊趙瑞華20022002自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已經連續四年下降,影響了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筆者認為,要提高農民收入,必須以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的特征為出發點和立足點,找出新階段下農民收入增長幅度下降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可行的對策。農業發展新階段/農民增收/農業結構調整/農民非農化趙瑞華,河北經貿大學馬列部 河北 石家莊 050091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29~33F2農業經濟導刊趙瑞華20022002自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已經連續四年下降,影響了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筆者認為,要提高農民收入,必須以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的特征為出發點和立足點,找出新階段下農民收入增長幅度下降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可行的對策。農業發展新階段/農民增收/農業結構調整/農民非農化
網載 2013-09-10 21:3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