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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科斯認為，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并沒有什么理論上的淵源關系，他們的方法更多的是新古典的。D.諾思也說過：“（制度變遷理論）放棄新古典理論無異于放棄作為一門科學的經濟學”。（注：霍奇遜：《現代制度主義宣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然而，諾思最近又說：“自計量史學革命開始，經濟史研究一直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分析方法…但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融入一個使我們能分析經濟結構歷史變遷的一般框架，而這正是經濟史的全部內容”。（注：諾思：《交易成本、制度和經濟史》，載《新制度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怎樣看待諾思看似前后矛盾的觀點？筆者認為，80年代后諾思思想的變化導致制度變遷理論的研究方法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因而才出現看似前后矛盾的觀點。
　　　　　　一、早期制度變遷理論（1961－1980）：新古典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從學說史的角度看，制度變遷理論既繼承了歷史學派的歷史分析方法和制度學派制度分析、結構分析方法的傳統，同時又吸收了新古典的邏輯推理、抽象分析方法。早期制度變遷理論在新古典的“需求—供給”框架下采用均衡分析方法展開對制度變遷的研究。然而80年代以后，他們明顯地感到新古典方法在分析制度變遷時的局限性，因而引進意識形態、國家和路徑依賴等更多的解釋變量。所以，制度變遷理論是新古典經濟學和歷史一制度主義的綜合，這種綜合有一個有趣的特點：早期偏重運用新古典方法，到了研究的后期（80年代以來）逐漸地感覺到新古典方法的局限因而又跳出新古典傳統的禁錮，表現出向歷史一制度學派的回歸。
　　在60－70年代的著作《美國從1796－1886年的經濟增長》、《西方世界的興起》和《制度變遷和美國經濟增長》中，諾思運用經濟人的概念，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一個比較成形的制度變遷理論框架，確立了新經濟史學。其后，V.W.拉坦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和戴維．菲尼的《制度安排的需求與供給》提出了制度變遷的供給——需求分析框架。
　　受新古典傳統的影響，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從經濟人的成本——收益比較角度來解釋制度變遷的需求和供給。諾思認為，制度變遷的誘致因素在于主體期望獲得最大的潛在利潤，其基本模型是：在初始制度均衡中，由外部性、規模經濟、風險和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潛在收入增加時，就會使制度變遷的收益大于成本，形成了制度的非均衡，從而發生制度變遷，形成新的均衡。換句話說，只要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大于成本，就會出現制度變遷的需求。這個模型運用的正是典型的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
　　制度變遷的早期理論運用新古典的基本分析方法，將制度變遷看作是最大化的個人追求效用（收益）最大化的行為的自然結果，并將視野擴大到引致制度非均衡的供求方面的許多因素，在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框架內，分析了制度均衡和非均衡的條件，對歷史上的許多制度變遷案例作出了較為完美的解釋。這也正是新制度經濟學不同于舊制度經濟學而能與新古典理論融為一體的原因。
　　　　　　二、后期制度變遷理論：新古典傳統的突破
　　建立在新古典分析方法上的早期制度變遷理論無法解釋下列三個問題：（1）制度變遷中的集團行為和（2）非理性行為，（3 ）制度變遷的動態性。80年代以來諾思等大師們逐漸意識到這三個問題，因而突破了新古典傳統的禁錮，在其模型中納入了更多的因素，以求能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制度變遷過程。
　　1.國家理論和大集團行為。誘致性制度變遷是否發生，取決于個別創新者的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的比較。但制度變遷收益是一種公共產品，因此存在著外部性和搭便車的問題，必然導致制度供給的不足。同時諾思認為，新古典理論無法解釋歷史上無效率產權的長期存在和國家的內在不穩定性，這就需要一個國家理論。諾思的國家模型是：國家為獲取收入，以一組服務——保護與公正做交換。國家提供服務的目的是租金最大化和社會產出最大化，但兩者不完全一致，其矛盾是社會不能持續增長的根源。而統治者界定清楚產權會增加交易費用，利益集團的競爭壓力則會限制統治者對有效率的產權結構的選擇。
　　如何評價諾思的國家理論呢？很明顯，他將國家看作是一個最大化的個人，國家之所以進行制度創新，是因為國家從制度創新中獲得的潛在收益大于其成本。就其對國家行為的分析來說，這是典型的新古典式的。但是，新古典理論基本上未涉及國家或政治因素，國家外在于經濟發展過程。而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他們把研究國家在產權的界定和強制執行中的有效性作為核心問題之一，因此，單純從制度變遷理論將國家“內生化”，強調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這一點看，就是對新古典傳統的突破。
　　近來，新制度主義者對上述“統治者”的國家模型逐漸表現出不滿，開始研究國家的背后是什么因素決定了國家的行為。他們認為對“國家”、“政黨”和“社會”的分析必須建立在對其個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分析上。諾思將國家行為建立在利益集團上。他認為，分工和專業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且有不同的意識形態，這些利益集團將努力取得政權，取得政權后就通過國家來改變產權、限制市場競爭等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益集團的行為是怎樣形成國家的行為呢？諾思分析了代議民主制中利益集團的利益沖突和合作是怎樣形成制度規則的。這些努力，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理論，但在新古典框架中納入了更多變量，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的內涵，豐富了對制度變遷中人和利益集團行為的理解。
　　2.意識形態理論和制度變遷主體的行為。諾思認為，新古典的個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設不能充分解釋人們的利他主義行為，這只能借助于意識形態理論來解釋。意識形態是一種行為方式，也是尋求社會穩定性的靈丹妙藥，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為經濟。而人們的地理位置和職業經歷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意識形態。
　　實際上，人們的經濟決策常常是在缺乏信息、不確定性的條件下進行的。新古典的完全信息下的經濟人的完全理性是不切實際的。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諾思引入意識形態理論來解釋新古典理論無法解釋的“非理性行為”，但并不成功，因為如果個人受意識形態影響，那么個人就不可能成為傳統的新古典的最大化者。只是到了在諾貝爾經濟學獎講演時他才清楚地指出，“有必要廢除作為經濟理論基礎的理性假設”，認為人的行為依賴的是經驗學習，是依賴慣性行動，而不是靠計算能力。至于這種學習能力能進行到何種地步，還得受制于社會價值、常規、信仰、習慣等所謂信仰體系。諾思的信仰體系類似于凡勃侖的制度的價值結構，它導源于社會的文化認知模式。個人通過實踐獲得的學習方式不同會產生個體認識的差異，一個社會的共同文化遺產，有助于減少社會個體認知模式上的分歧。“在現代社會之前，文化學習是內部溝通的工具，它為社會成員提供了關于直接經驗以外現象的共有解釋，這些解釋是以宗教、神話和教義的形式出現的，這種信仰結構不限于原始社會，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研究文化、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如何演化并影響人的選擇，比單純的新古典的理性選擇更現實更具有說服力。
　　3.路徑依賴和制度變遷的動態理論。新古典理論假定技術和制度不變，本質上是靜態的，缺乏長期動態分析。而經濟史上的制度變遷卻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這樣新古典理論就失去了解釋力。因此，在研究制度的長期變遷時，諾思不得不求助于歷史的制度的分析方法，引進了“路徑依賴理論”。
　　在經濟發展中，為什么有的國家制度變遷能獲得加速發展，而有的國家則長期徘徊不前呢？諾思認為，決定不同國家的不同制度變遷軌跡的是兩個共同因素：一是制度給人們帶來的報酬遞增，二是信息不完全的市場。一方面上述兩種力量和偶然因素決定了變遷路徑的多樣性，另一方面，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績效的制度變遷陷入“鎖定”狀態而長期存在。路徑依賴理論通過引入制度和時間維度把握了制度變遷的動態過程，諾思還強調了這一動態過程中的制度和組織的連續的交互作用。現有制度框架提供競爭激勵，迫使人們和組織進行學習，獲得技術和知識以求生存；而這些技術和知識與組織取得這些技術知識的方法將逐漸地改變現有制度。
　　如果將路徑依賴理論與凡勃侖的理論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凡勃侖的“累積因果原理”包含有報酬遞增和路徑依賴的思想：制度變遷是一個歷史的進化過程，制度變化作為歷史事件在下一步如何發生關鍵取決于事件現有狀態的細節，這些細節反過來是從前狀態的結果，最初狀態的微小差異能形成更大差別的結果，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開放性演化的過程。從這一點上說諾思似乎正在拋棄最初他堅定信奉的新古典方法，日益靠近舊制度經濟學的范式。
　　一個社會的組織的狀態深刻地影響著制度引起的報酬遞增狀況，從而決定著制度變遷的軌跡。然而，這些組織都是存在著自身利益需要的集團。正是這些利益集團的矛盾提供了制度變遷的動力。一種社會制度之所以長期處于均衡狀態或陷入非績效的鎖定狀態是因為各種政治利益集團的力量處于相對均衡狀態，或是因為占統治地位的集團竭力維護現有制度，并反對各種企圖進行制度路徑替代的其他利益集團的活動。因此，筆者認為路徑依賴形成的深層次原因是利益因素，但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要設計充分考慮利益集團的行為、博弈者的理想改變和形成其最終選擇集的方式之間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的政治模型，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注：諾思：《對政治和經濟的歷史發展的交易成本分析》，載《新制度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
　　制度變遷理論之所以能跳出新古典傳統的禁錮，表現出向歷史一制度學派的回歸，除開單純的新古典方法無法完全解釋歷史上的制度變遷這個原因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與諾思作為一個經濟史學家有關。從經濟史中他看到了更多的沖突、混亂和非理性行為；看到了阻礙經濟增長的低效率產權的廣泛存在；看到了意識形態和信仰體系對歷史發展所起的巨大作用。這些基于經濟史的觀察，使他認識到制度變遷不是由一只看不見的手導入的某種均衡的最優的路徑的過程，踏上了一條把制度變遷看作是進化的、路徑依賴的更靠近舊制度學派的道路。
　　　　　　三、制度變遷理論進一步發展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制度變遷理論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們綜合了歷史——制度學派和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把按照理性選擇概念來分析經濟人的過度簡化的理論和從制度和歷史方面來分析結構的因果推斷理論結合起來，用制度分析來改進經濟人分析，用經濟人分析來改進制度分析，大大加深了對制度及其變遷的理解。但是由于新古典的分析方法的內在缺陷，制度變遷理論還需吸收其他學派的思想精華，綜合、創新，形成一個統一嚴密的解釋力更強更寬的理論，這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新動向，也是它的發展的方向。筆者認為，在這一綜合一創新的過程中，以下幾個問題也許是取得突破的關鍵。
　　1.強調對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人（和集團）的行為分析。歷史畢竟是一個個單個的個人的歷史合力創造的，制度變遷理論在加強對人的行為的分析時需要對新古典理論的經濟人的假設進行修正：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修正完全理性，把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財富最大化行為引入個人的效用函數，建立更復雜、更接近于現實的人類行為模型。意識形態、環境、歷史和制度是通過改變人的偏好、人的行為，從而改變對制度的選擇，現有的制度變遷理論對這個過程的研究有待加強。現實中的制度變遷不是單個個人而是在單個個人組成的利益集團的相互沖突和合作中進行的。但是，單個個人的行為如何形成集體行為？制度變遷理論還需要“微觀基礎”。在這個問題上，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公共選擇理論和博弈論為之提供了思路。
　　2.將長期歷史分析和短期均衡分析結合起來，創立制度變遷的動力學。新古典理論是靜態的，歷史方法能使之增加歷史感，但將兩者結合起來，還需要發展一種短期過程分析。實際上，人和集團是生活在既定的制度環境中的，現存的制度環境規范著人和集團的行為，人和集團在現存的制度環境中，通過學習、創新，捕捉潛在的創新收益，從而推動制度創新，形成新的制度均衡。制度變遷就是在人和制度環境的交互作用中進行的，這就是制度變遷的動力學。新古典理論之所以將其局限于靜止的線性的世界中，是因為他們所運用的數學工具微積分無法處理時間的不可逆性和系統的非線性。現在，隨著動態非線性經濟學、博弈論、耗散理論和自組織理論的發展，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引進制度和時間維度，從而在短期均衡分析和長期歷史分析之間架起一座動態分析的橋梁，在技術上已成為可能。
　　
　　
　　
經濟學動態5京57～60F11理論經濟學彭文平20002000作者單位：長沙交通學院財經系 作者：經濟學動態5京57～60F11理論經濟學彭文平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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