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在中國文明形成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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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06)02-0088-04
  歷史上的中原地區是指包括今天河南大部、河北和山西南部、陜西東部在內的黃河中游的廣大地區。歷史上最早建立的夏、商、周三個王朝均以這里為中心腹地,因而就中國文明的形成和早期發展而言,中原地區顯然是中國文明誕生和成長的歷史搖籃。在中國文明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這一地區的文化創造和歷史傳承無疑具有異常重要的地位與作用。
  對于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形成問題,學術界曾經歷過一個漫長的認識過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如何認識中原文化在中國文明形成歷史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中國考古學一般認為是從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 Gunnar Andersson)發現河南三門峽地區的仰韶遺址開始的①。當時對于仰韶文化的認識,只能通過與已知的中亞和中東的考古發現進行比較,由于中亞土庫曼斯坦的安諾遺址等地出土的彩陶與仰韶出土彩陶的紋飾頗為相似,于是產生了安特生所主張的中國文化西來說[1]。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小屯開始大規模發掘殷墟后,發現商代文化與仰韶文化有相當大的差別,使人們認識到仰韶文化和商代文化間有很大的距離,商代文化應該另有來源。徐中舒先生認為它們各有其淵源應當分屬兩個系統[2],傅斯年則在1935年發表《夷夏東西說》[3]。這種東西對立的二元論一出,影響頗廣,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東、龍山文化向西在河南形成混合文化的說法仍很流行。1956年,安志敏等在河南三門峽廟底溝遺址發現廟底溝二期文化層后,上述論點才最終被仰韶文化發展到龍山文化再到歷史時期的商代文化的一元論徹底替代[4]。此后相當長一段時期里,中原文化一直被普遍認為是中國文明的源頭和中心,其在中國文明形成進程中具有其他地區文化不可比擬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中原地區以外的重要考古發現日益增多,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70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區系類型理論”[5],各地的考古學者紛紛響應,逐步形成了一種多元論的趨勢。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史前文化既不是外來的,也不是以中原地區為中心向外傳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適應當地自然條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所謂“滿天星斗”,它們直接或間接地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中國文明的形成進程是多元一體的格局[6]。這些看法無疑打破了原來中國文明形成進程的一元論。但是,也應看到,這一認識在某種程度上卻忽略了中原文化在中國文明的形成進程中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
  我們注意到,蘇秉琦先生在提出“區系類型理論”時,曾把中國古代文化劃分為六個區域:陜豫晉鄰境地區、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湖北及鄰近地區、長江下游地區、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他強調各地區的古代文化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中原給各地以影響,各地也給中原以影響”。但他并不否認中原文化在中國文明的形成進程中“確曾起過重要的作用”,并指出,“特別是在文明時期,它常常居于主導的地位”[7]。嚴文明先生在進一步分析中國新石器文化體系時,則提出中國史前文化具有不同層次的結構,呈現出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而甘青、山東、燕遼、長江中游、江浙五個第二層次的文化區圍繞處于核心地位的中原文化區,并被分布在更外圍的第三層次的文化區所環繞,共同構成多元一體格局[8]。我們在組織編寫多卷本《早期中國文明》時,考慮到中原文化在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曾明確提出,中國文明形成的格局是多源一體的,而非多元一體,就中國文明的形成和早期發展而言,無可否認,中原文化是處于中心地位并起主導作用的[9]。
  事實上,從新石器時代中期,中原地區就最先崛起了由東向西的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老官臺文化,它們相互聯系頗為密切,已經形成了一個較大的文化區域。這從它們所共有的圜底缽、平底缽、三足缽和圜底碗等器物類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們之間文化聯系的密切性[10]。這與和它們約略同時出現的興隆洼文化、后李文化和彭頭山文化的相對孤立發展相比,顯然具有明顯的發展優勢。在隨后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時期,由老官臺文化發展而來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向北發展,覆蓋到陜北和額爾多斯地區,并同時沿著黃河向東擴展到今洛陽以西一帶,另外還經漢水流域影響到南陽盆地;而地處中原東部地區的仰韶文化后岡類型則擴展到今豫北、晉南、晉中、魯東北、冀北和內蒙古南部等廣大地區。從這一時期的考古資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兩個分別普遍含有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仰韶文化后岡類型的文化因素的地區,經過較長時間的激蕩和交互影響,終于形成發展態勢強勁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形成后立即迅速向四周相鄰地區擴展,北部拓展到河套地區,南端影響到漢水中游和湖北北部地區,東部已達華北平原的北部,西部伸展到甘肅湟水流域,并在仰韶文化末期形成影響廣泛的廟底溝二期文化[11]。盡管學者間對于廟底溝二期文化的淵源和性質尚有爭議,但在其影響下,在渭水中下游流域、豫西和晉中、晉南地區這一廣大范圍內形成具有比較統一文化面貌的文化區域則是大家共同認可的[12]。因此不難看出,與周邊其他相關考古文化相比,中原文化在這一時期不僅是當時處于中心地位的強勢文化,而且在當時中國境內各類文化的發展態勢中起著明顯的主導作用。
  當歷史進入龍山時代時,中國東部地區的幾個文化區的考古文化相互影響,不斷交融,文化面貌漸趨一致②,但在各個地區的地域性龍山文化中,由客省莊二期文化、三里橋文化、陶寺文化、王灣三期文化、郝家臺文化和后岡二期文化共同組成的中原文化具有明顯的一致性[13],其影響也最為引人注目。從已有的考古資料可以看出,原來屬于大汶口文化范疇的河南東部地區在中原龍山文化影響下,形成了面貌接近中原文化的王油坊文化③,中原龍山文化中的王灣三期文化甚至向南深入到江漢平原,導致了當地的強勢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衰亡,顯示了中原龍山文化的強大擴張力量[14]。到了龍山時代的后期,中原龍山文化已經構成當時中國境內諸文化的核心,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發展態勢和割據已經形成。中原文化成為促進中國境內各種文化交匯激蕩產生的搖籃,直接推動了中國文明的形成進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原地區文化的融會、激蕩和作為當時的強勢文化向外擴張進程,和中國歷史傳說中的史前重大戰爭都來自中原地區部族的發展與擴張軌跡幾乎是可以相互印證的。例如上述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仰韶文化后岡類型的擴張與激蕩形成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在其影響下,在渭水中下游流域、豫西和晉中、晉南地區這一廣大范圍內形成具有比較統一文化面貌的文化區域,并在龍山文化時期形成由客省莊二期文化、三里橋文化、陶寺文化、王灣三期文化、郝家臺文化和后岡二期文化共同組成具有明顯的一致性的中原龍山文化。在其直接影響下,原來屬于大汶口文化范疇的河南東部地區,開始出現了面貌接近中原文化的造律臺文化等一系列文化演進過程,與炎黃二族經過阪泉大戰融會為勢力強大的華夏集團并經過涿鹿之戰進一步打擊地處東部的蚩尤族的歷史進程是大體吻合的。而中原龍山文化中的王灣三期文化向南深入到江漢平原,導致了當地的強勢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衰亡,則和傳說中堯舜禹時期中原集團征伐三苗可以相互印證。這些情況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可能是通過戰爭形成了它的強大的發展態勢和中心地位的[15]。這些雄踞中原的部族通過戰爭擴大了聯合的范圍和統馭空間,促進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16],確立了中原文化在中國文明形成進程中的中心地位,使中原文化成為推動中國文明形成進程的主導力量。
  從已有考古資料不難看出,正是中原地區的考古文化反映了我們的先民在地處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長期繁衍、生息,不斷勞作、發展,汲取相鄰地區文化的諸多文化因素,創造出文明形成的基本條件,最終催生出彪炳于世的中國早期文明。中原地區很早就呈現了城郭林立、禮制規范化、貧富分化、階級產生、文化藝術長足發展的狀況。由于私有制的產生、階級分化,原始社會組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特權階層筑城自保,中國社會逐步開始朝著建構國家文明的方向發展。城邑、文字、青銅器等中國文明形成的主要標志,最早就是在中原地區的文化演進過程中先后出現的。
  我們看到,在距今6000-4800年間,相當于中原編年的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中原地區就出現了以環壕為特點的大型聚落。以半坡、姜寨的環壕聚落為例,它們的面積已達5萬平方米以上,百余座房子散布在壕溝之內,墓葬區和手工業區集中于壕溝以外,表明聚落的全體成員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合理布局和統一管理的空間中,已經具備了后來城邑的雛形[17]。鄭州西山古城的發現,使人們對仰韶文化晚期的中原文化的認識產生了極大的改觀。鄭州西山城址屬于仰韶文化秦王寨類型(即大河村類型)遺址中發現的惟一夯筑城址,應為當時諸多氏族部落的中心。這座距今5300-4800年間的城址,其東南部雖遭后來的人類活動破壞,無法確知原有面積,但從同期文化堆積推斷,其遺址規模可能達到20萬平方米[18]。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周圍還環繞分布有同期存在的20多處聚落遺址[19],其中包括遺址面積多達40萬平方米的大河村遺址[20]。這些現象向我們揭示出,至少在仰韶晚期,中原地區已經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城邑,它無疑為后來中原地區在龍山文化階段出現新密古城寨[21]、郾城郝家臺[22]、安陽后岡[23]、輝縣孟莊[24]、襄汾陶寺[25]、登封王城崗[26]、淮陽平糧臺[27] 等一系列成熟的城邑的普遍出現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直接推動中國文明的形成進程。
  文字的萌芽也是在中原地區最先出現的。目前,甲骨文之前的早期文字還很少發現,但從甲骨文的書寫體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文字書寫體系的形成應有兩個來源,一是以象形為手段的象形文字,一是以特殊符號為記錄手段的記號文字,甲骨文中就有相當數量的記號文字,如數字“五”、“七”、“十”和天干的“甲”、“乙”等,均無從以象形文字體系的六書理論進行闡釋。目前雖然在中原地區尚未發現以象形為手段的象形文字,但在仰韶文化的半坡遺址和姜寨遺址等處卻率先出現相當數量的陶器刻畫符號,它們在后來的甲骨文中多能找到類似的文字,其中還有個別文字符號與甲骨文象形字大體一致④,應當說它們也是中國文字的源頭之一。毫無疑問,中原地區對于中國文字的形成也曾起到過積極的推動作用[28]。
  青銅器在中原地區也是有其久遠傳統的。在中原地區很早就出現了黃銅器,例如,1973年在臨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遺址F29居住面表層和T259就分別出土過半圓形殘銅片和銅管各一件,其距今年代約在6100-5600年間[29]。1980年在龍山文化時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的WT196H617灰坑中則發現了青銅器的殘片,胎質雖然很薄,但厚薄均勻,已經是用多塊合范方法鑄造的青銅容器殘片[26]。多塊合范方法鑄造的青銅容器的出現是青銅冶鑄技術的重大突破。曾有學者認為登封王城崗遺址是《世本》中所講的“禹都陽城”[30],聯系到文獻中禹鑄九鼎的傳說[31],可以認為正是中原地區青銅器的出現和發展直接推進了中國文明形成的進程。
  此外,考古學資料和文獻資料都顯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中原地區發生過大洪水災害,邯鄲、洛陽、武功等地均曾發現過龍山時代晚期發生洪水侵襲的遺跡,我國東部地區同時發生過大范圍的洪水災害[32]。“大禹治水”在中國則是家喻戶曉的,其時代正是這個時期。通過治理洪水活動,不僅解決了當時面臨的水災問題,使人們安居樂業,更重要的是加速了各部族間的聯盟與融合,強化了中原集團的領導地位[33]。這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中原文化直接推動了中國文明的最后形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原地區是中國文明誕生的歷史搖籃。中原文化在中國文明的形成進程中具有其他地區文化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起到過毋庸置疑的主導作用。
  至于中原文明在整個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們不妨引用嚴文明先生的一個比喻作為本文的結束。他曾指出:“整個中國的古代文化就像一個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圍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圍的一些文化中心則是外圍的瓣。這種重瓣花朵式的結構乃是一種超穩定的結構,又是保持多樣性因而充滿自身活力的結構,中國文明的歷史之所以幾千年連綿不斷,是與這種多元一體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結構與民族結構的形成與發展分不開的。”[8] 他的這一看法無疑是頗為中肯的。
  注釋:
  ①也有學者認為應從1900年瑞典學者斯文·赫定(Hedin Sven Anders)、斯坦因(Aurel Stein)進入我國新疆進行樓蘭、尼雅遺址的發掘開始。
  ②張光直先生曾以" Longshanoid" 概括龍山文化時期各地文化面貌漸趨統一的現象,學界多稱之為“龍山期”或“龍山時代”。說見K. C. Chang, Rethinking Archeaology, NewYork: , Random House, 1967.
  ③王油坊文化也稱河南龍山文化王油坊類型,也稱造律臺類型或青堌堆類型。參看李伯謙:《論造律臺類型》,《文物》1983年第4期。
  ④據目前不完全統計,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出土陶片共有記號文字113個,不重復的27種;臨潼姜寨仰韶文化遺址出土陶片共有記號文字129個,不重復的38種。它們中有與甲骨文“五”、“七”、“八”、“十”、“甲”、“乙”等字結構完全一致,另外還有與甲骨文“阜”、“魚”象形文字結構大體一致的字。
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88~91K21先秦、秦漢史范毓周20062006
中原文化/中國文明形成/中心地位/主導作用
  Central-Plains culture/the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central position/leading action
The Position and Action of the Central-Plains Culture in the Course of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AN Yu-zhou
  (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In the pattern where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ms into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the Central-Plains culture played the central part and leading ac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Longshan Time, the Central-Plains-Longshan civilization already formed the core of various civilizations within Chinese territory then, and became into the God' s favored son that promoted the collection of various civilizations within Chinese territory and directly pushed the forming cour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prehistoric important wars said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ll came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trib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is on the other hand shows that the Central-Plains culture possibly formed its strong developing situation and central position through wars, thus directly set its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made Chinese culture he the leading force in the course of push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main marks formed by Chinese civilization such as cities, towns, characters, early happened in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entral Plains turned into important mark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med course. The incidents of flood attacks and' Master Yu regulated waters' happened in the later period of Longshan time not only solved the flood disaster faced in that time, what more important accelerated the alliance and blend among various tribes and strengthened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Central-Plains group. The three kingdoms of Xia, Shang and Zhou early set up in the history all took this place as the center. From this it can be known that no doubt, the Central-Plains culture directly pushed the final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在中國文明形成多元一體的格局中,中原文化具有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在龍山時代后期,中原龍山文化已經構成當時中國境內諸文化的核心,成為推動中國境內各種文化交匯激蕩的搖籃,直接推動了中國文明的形成進程。中國歷史傳說中的史前重大戰爭都來自中原地區部族的發展與擴張,這從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可能是通過戰爭形成了它強大的發展態勢和中心地位,從而直接確立了中原文化在中國文明形成進程中的中心地位,使中原文化成為推動中國文明形成進程的主導力量。城邑、文字、青銅器等中國文明形成的主要標志,最早出現于中原地區的文化演進過程中,成為中國文明形成進程的重要標志。龍山時代晚期發生的洪水侵襲及“大禹治水”的歷史事件,不僅解決了當時面臨的水災問題,而且加速了各部族間的聯盟與融合,強化了中原集團的領導地位。歷史上最早建立的夏、商、周三個王朝均以這里為中心腹地,由此也可知中原文化直接推動了中國文明的最后形成。
作者: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88~91K21先秦、秦漢史范毓周20062006
中原文化/中國文明形成/中心地位/主導作用
  Central-Plains culture/the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central position/leading action

網載 2013-09-10 21: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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