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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學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于政治哲學的研究已經較為重視：以政治哲學為命題的學術文獻相對增加，舉辦有專門學術會議，政治哲學已進入大學課程體系。（注：如在“西方政治哲學”或“中國傳統政治哲學”這樣的題目下出版的學術文獻，不在少數。2001年內，北京、香港、廣州三地就分別舉辦三次以“政治哲學”為主題的專門學術會議。僅就不完全了解，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大學則開設或準備開設政治哲學課程。）因此，此項研究工作，應當更為有效地展開。這種展開，以對政治哲學的問題清理和思想資源集納為基礎。因為，政治哲學的研究，與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政治科學等等相關學科的研究，取徑、方法與意義，都大為不同。只有將政治哲學的問題架構與思想資源的問題性質與陳述方式凸顯出來，才能期望政治哲學的研究建立起學科的獨特語境，取得具有原創性的研究成果。
　　　　切入視角
　　我們進行政治哲學研究，需要首先討論的問題，是政治哲學研究究竟應當從什么角度切入。因為，在政治學與哲學的邊沿上尋找自己成立理由的政治哲學，必須將自己與相臨學科的界限劃分出來。否則，它究竟應當以一個什么樣的名稱來命名自己所研究的問題和提供的成果，就無法給出一個邊界清晰的回答。這樣，也就會失去自己的存在依托。對此，西方的著名政治哲學理論家們曾有過集中而持續的討論。（注：對于這種討論，商務印書館1985年組織翻譯出版的詹姆斯·A·古爾德等編輯的《現代政治思想》有較好的收集之功。）這種討論，就關注的問題而言，大致集中于政治哲學究竟屬于哲學，還是屬于政治學這一點。一般而言，他們認為，政治哲學以其研究社會政治領域中的價值設準、制度理念和生活格局問題，而顯示出它與一般哲學（本體論、認識論）、政治科學以及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的學科差異。（注：參見Robert E.Goodin等編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第一部分。布萊克維爾出版社1995年平裝本。）以研究者思考政治哲學學科性質的視角而言，則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
　　這三種類型，一是從政治思想史角度談論問題的。較為典型的陳述是兩位身為政治思想史家的著名人物給出的。一位是以寫作《政治學說史》知名的喬治·H·薩拜因。他從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視角，對于“什么叫政治理論”的問題進行了回答。另一位則是以寫作《政治哲學史》與《自然權利與歷史》而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利奧·斯特勞斯。他也從政治思想史視角，對于“什么是政治哲學”的問題進行了解釋。
　　就前者而言，薩拜因強調，研究政治哲學必須從政治學史出發。（注：對于薩拜因關于政治哲學性質論述的概述，參見上書所收薩拜因論文《什么是政治理論？》。）“至于討論政治哲學，就必須具備這門學科的歷史知識。”在此基礎上，他指出，所謂政治哲學“指的就是哲學家們關于人類社會的一切思想”。他沒有對政治哲學與政治理論的區別問題給以特別的關心。（注：其實，在《現代政治思想》一書中所收的諸政治理論名家作品中，大多數論者都是在“政治理論”的名義下來談論政治哲學問題的。不惟薩拜因是這樣，伯林也是這樣。只有斯特勞斯較為頑強地堅持了“政治哲學”概念的準確性，而且以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政治思想的差異性作為理論的一個支撐條件。）薩拜因認為，政治哲學正是以它處于“更為精確、更帶有技術性的學科邊緣上”來顯示它的存在價值。并因此認定“用演繹和推理的方法爭論一門科學或哲學學科應當有什么形式或者目的，這樣做通常是沒有益處的”。因此，薩拜因強調對于政治哲學或政治理論的研究而言，應當著重于政治理論產生的時代、地點、環境的分析，使得我們對于產生這種理論的當時形勢以及后來相近形勢的理解，具有加深之功。
　　而斯特勞斯以對無視價值問題的政治科學加以批評的方式，來申述自己的何謂政治哲學的看法。（注：參見《現代政治思想》一書所收斯特勞斯的論文《什么是政治哲學？》。）他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學傳統出發，將政治哲學與價值追問緊緊地聯系起來。一方面，他把政治哲學區分為闡述政治目的，為評價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確立標準的一門學問。另一方面，他特別強調政治哲學是作為尋求智慧的哲學的一部分。政治哲學“就是試圖真正了解政治事務的性質以及正確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這兩方面的知識”。就此而言，政治學說離開政治哲學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第二種類型則是從狹義的政治理論角度討論問題的。喬治·卡特林可以被看做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強調政治哲學之作為“倫理學的分支”的學科特質。他認為政治哲學關心的問題與政治科學關心的問題，是一個目的與手段問題。前者關注個人行為的控制，后者關注基本價值觀念。他甚至將政治哲學置于“美學的基本原理或公理所作的判斷”基礎上，為此，他明確認為只是從思想史的視角去說明政治價值觀念，是不妥當的。（注：《現代政治思想》，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57頁。）
　　與前兩種類型相區別，第三種類型是從政治科學角度劃分界限的。戴維·伊斯頓從系統分析角度對于政治理論的解釋，以及羅伯特·達爾從行為主義的方法論角度對于政治理論的審視，T·D·韋爾登的分析政治哲學，大致都屬于此類。他們對于政治理論的學科規定性，基本上是從“已觀察到的和可能觀察到的人的行為來闡明一切政治現象”。或則強調政治哲學價值申述的有限性，表達一種揭示政治語言上的混亂的思想傾向；或則致力解釋一類行為在某一制度中的功能。盡管他們之間的具體方法訴求和研究進路差異很大，但是，他們都力求將政治哲學的地盤縮小，以便在經驗范圍內提供更為準確的人類行為的政治解釋。（注：參見《現代政治思想》一書有關論文。）
　　從上面諸家的論述可以看出，他們大多對于政治哲學是否應當堅定地稱之為“政治哲學”，態度都還是游移的。他們時而以“政治理論”來命名這門學問，時而以“政治哲學”來指稱這項研究，時而又以“政治思想”來標示自己的論域。他們對于問題確認的相似性，可以啟發我們對于政治哲學研究的切入視角，起碼需要從三個方面加以認知。
　　其一，對政治哲學的政治指向與哲學論述方式的結合要加以重視。這是從政治哲學的學科歸屬性質上討論問題。這符合形式命名上的“政治哲學”的指稱。當然，政治哲學是否直接指向政治問題，抑或直接指向哲學問題，則是一個令人費神的問題。原因在于，哲學的問題解析與政治的問題剖判，不僅在學科性質上是相當不同的，就是在存在狀態上也差異甚大。而且，就這一不同的古典意味來看，哲學致思一開始就處于與城邦政治生活相沖突的狀態。前者是個人的必然選擇，因為“未經反省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后者則是城邦生活必須的，因為參與城邦政治乃是公民天經地義的要履行的義務。個人的深刻反思與城邦的從眾生活難以和諧一致。這時的政治哲學致思，就是致思者對峙政治活動與哲學思考的舉動。這是蘇格拉底這樣的政治哲學活動者被處死刑的原因。（注：參見薩拜因等《政治學說史》第一編（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這一編對于政治思想家的思想活動與城邦政治生活間的關系，有很好的描述與分析。又見劉小楓《刺猬的溫順——伯林與斯特勞斯》，載萌萌編《啟示與理性——從蘇格拉底、尼采到斯特勞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再就現代政治哲學致思的狀況來看，我們很容易滑入一個不問價值問題，直探政治現象的陷阱。現代政治哲學的諸神之爭從未間歇，但是，政治科學的致思方式對于這種爭論的價值較為輕蔑。這使得政治哲學的致思既沒有開闊的思維空間，也沒有充分的可吸取的理論資源。為此，今天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人們，需要對政治問題與哲學問題存在的差異與相關性給予高度警惕。一方面對于它在古典情形中的對峙性予以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對于它在現代情景中的疏離關系加以理解。從而，在政治與哲學的緊密關聯性上，為政治哲學的研究奠立基礎。
　　其二，對政治哲學的價值基石與制度理念要加以關注。這是從政治哲學的研究內涵上而言的。政治哲學首先關注的是政治的基本價值問題。這種關注當然是有條件的。除開社會背景的條件之外，就是政治哲學自身的價值厘定問題。無疑，政治哲學的研究已經無法立定在古典政治哲學的視角里，這是現代政治生活獨特方式注定的。從古典政治哲學的特定視角切入今天的政治哲學研究，只能獲得個人價值追問與個人生活趣味的安頓，這種追問無法解釋大型復雜社會的公共問題。因此，堅持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原則，即堅持17、18世紀啟蒙主義的基本價值信念，便成為我們研究政治哲學問題的價值基石。而這種研究要支持的是與之相關的制度理念，落實到憲政的正當性問題上，是這種研究的價值與制度一致性所要求的。換言之，在一切制度都無法直接提供什么是最美好生活的答案的情形下，為憲政尋求價值支持與提供合理證明，就是現代政治哲學所要做的最為重要的工作——因為它最能夠提供追問何謂美好生活的社會政治支持條件。也許這是現代政治哲學在劃定自己的研究領地時所注定的理論命運。
　　其三，對政治哲學統率政治學研究的學科層次要加以認定。這是從現代政治哲學與諸相關學科的關系上考慮問題的。一般政治理論、政治發展、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比較政治的研究，相對于政治哲學來講，都是次一層次的。即使這類研究也都追問價值問題，但是相比較于政治哲學的價值問題研究來講，也都是次一層次的研究。因為，政治哲學提供的價值研究成果，是最深層次的價值追問結果。這同政治學某一方面的研究對于價值問題的追問，自然不在同一個層次上。一般的政治問題議論，與時代相伴隨的特點相當之強。而政治哲學的價值追問則具有超越時代的普遍意義。這就是今天的政治哲學研究者還要去努力研習古代希臘、先秦的政治哲學，并以之為自己的政治哲學研究的重要思想資源的原因。所以，愛克斯坦才強調“政治哲學具有發人深思的能力，它可以為政治科學家提供概念、模式、遠見、理論和方法的豐富源泉”（注：《現代政治思想》，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443頁。）。政治哲學作為政治研究的高階構成部分，獲得了自己獨特的理論品格。
　　　　問題架構
　　確認政治哲學研究的獨特視角或高階性，并不等于確定了政治哲學研究的問題架構。而后者對于政治哲學的研究來講，重要性絕對不亞于前者。因為，只有從政治哲學研究的問題架構方面，才足以顯示政治哲學的學科獨特性。
　　凸顯政治哲學研究的問題架構，當然需要從政治哲學研究的具體問題著手。政治哲學所研究的問題是復雜的，因此，取決于政治哲學問題陳述的邏輯要求，需要對政治哲學的問題架構進行厘定。在薩拜因看來，幾乎與政治哲學具有同樣含義的“政治理論”，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于政治事實的論述，二是對于政治問題的因果關系的論述，三是政治價值觀念的論述。（注：《現代政治思想》，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4頁。）而其他西方政治思想家大致也都同意，政治哲學提供給政治學以價值支持，具有一種無法替代的理論功用。（注：上節所舉諸西方政治思想家，基本上都程度不同地承諾政治哲學的這一理論功用。）這類論述指示我們，政治哲學的研究，事實上是圍繞政治價值觀問題展開的。政治價值觀方面的諸神之爭，從古至今就未曾歇息。假如說政治科學在處理政治現象的分析時具有某種技術性的一致性的話，政治哲學就從來未曾在一致性上有什么成就。或許正是這種不一致性，使得政治哲學具有了它的理論活力。這正是伯林刻意強調多元論對于政治哲學研究所具有的特別意義的原因所在。（注：參見《現代政治思想》一書所收伯林論文《政治理論還存在嗎？》，尤其是該文中間部分。）
　　可見，政治哲學的問題復雜性與政治哲學的價值認同性的弱化情形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政治哲學就沒有一個可以辨認的基本上為各家各派所共同關心的問題架構——從政治哲學的歷史發展與當代政治哲學的論爭來看，政治哲學是有一個自身的理論架構的。之所以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架構，是因為三個原因。其一，這是由政治哲學的學科特質所注定的。只要是談論或關注政治哲學問題，就無法排除對于政治基本價值問題表態的共性。其二，是由政治哲學的問題的形式同一性所注定的。只要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就必須對美德、善、自由、平等這一類政治哲學的古典問題或現代問題表明同意或反對的態度，申述自己的邏輯理由和實踐選擇，并進一步在此基礎上建構起自己的政治哲學體系。否則，就沒有希望被承認為政治哲學家。其三，便是從政治哲學的效用角度考慮的。所有政治哲學的研究者都希望或實際上從政治價值觀方面影響人們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行動。假如對某種政治現象的研究僅僅對于人們認識某個政治事實具有幫助，它就缺乏政治哲學的學科品性，缺乏政治哲學開闊的視野、持續的影響力、分析的穿透力。這就注定了政治哲學一定是在人們普遍關注的政治問題域中尋求理論認同和理論影響的。
　　其實，對于政治哲學相對集中關注的問題的形式一致性，政治哲學研究者是大致公認的。至于這種公認如何貼切地表述出來，則具有相當大的差異性。（注：我們只要瀏覽一下前述的《現代政治思想》，以及伯恩斯的《當代世界政治理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就可以知曉這一點。）就筆者個人的意見，以為政治哲學的問題架構可以被概括為“一個核心，雙線對舉，多重衍生”。
　　一個核心，即政治哲學研究圍繞的最基本的問題圓心。這里的關鍵自然是如何可以找出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就現代政治哲學來講，關于政治哲學究竟以什么問題為核心，也有不少分歧。僅就漢語學界而言，便劃分為兩類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自從政治哲學研究進入當代漢語學術界之后，關于“何謂政治哲學”的問題，有著相當大的歧義。但是，政治哲學的問題核心是明顯的。恰如近期出版的一本政治哲學著作，便以“社會正義”來命名他們認定的這一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他們還以這種認定來概括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社會正義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學在中國”既是命名政治哲學的核心命題，也是這一立場的明確宣示。（注：參見韓水法編《社會正義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學在中國》，廣州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對于自己的這一厘定提供的理由，一是因為社會正義的命題顯示了政治哲學在理論上促使人們將社會逐漸改善為正義的社會的目的，二是因為政治哲學也顯示了實際上的人民通過自己的政治參與建立正義社會的狀態。（注：參見《社會正義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學在中國》，第12頁。）
　　另一種意見則對上述說法表示反對。一方面，論者認為社會正義是一個抽象的說法，各派政治哲學家對于社會正義的解說，有一種意識形態的對峙性。以社會正義為政治哲學的核心話題，就將政治哲學換算成為意識形態化的“正當性”爭論。另一方面，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應當是交鋒雙方的爭論焦點，而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的說辭。就此論者指出，“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用‘歷史與自由的緊張’表述也許更加恰當一些。它是政治哲學演變的動力。”（注：參見范素《“政治哲學”是如何可能的》，載《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2000年8月1日第6版。）
　　無疑，就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的指認的確當性而言，后者要比前者來得合理。確實，僅僅將某一流派或某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提出的政治哲學核心命題作為整個政治哲學（包括古典的政治哲學與現代的政治哲學，尤其是現代政治哲學）的共同核心命題，是一種涵蓋力較為有限的說法。我們必須從各家、或主流的政治哲學諸流派的政治哲學命題中去概括出政治哲學的共同核心主題。否則，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就無以顯現出來。
　　于是，所謂政治哲學的“一個核心”，就是通過對于現代政治哲學思想綜合把握，凸顯而出的“自由及其實現方式”這個政治哲學問題。“自由及其實現方式”，也可以表達為“自由與歷史的緊張”。前者著意于自由及其可能性的理論分疏，后者著意于自由及其實現的現實歷史條件問題。從政治哲學的理論定位上來講，后者也許更適宜于表達政治哲學的理論核心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構成政治哲學的問題核心，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自古至今，人類從事政治活動的目的就是追尋自由。（注：參見鄒鐵軍主編《自由的歷史建構》（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尤其是第29～72頁對于西方古典社會自由觀念與理論演變的描述。當然，全書都可以被視為是對于自由之作為政治哲學核心主題的證實性歷史描述。）其二，自古至今，人類關于政治問題的思考就是圍繞自由問題展開的。其三，分歧巨大、表現復雜的現代政治思想，也是在陳述各自思想流派的自由及其實現方式上來闡述他們的主張的。現代政治思想的三大流派——激進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都是在對于自由的論述中延伸自己的理論立場，并且就此劃分出各自的理論界限的。當然，就政治哲學的古典形態與現代形態的差異性而言，自由及其實現方式之作為一個理論問題的闡釋，是極為不同的。我們當然要站在現代的視角來觀察與分析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作為現代問題的諸觀念與行動的自由，而不是在古典的哲人式的沉思中去省思自由問題。這正是劃分出現代條件下極端右翼政治思潮與主流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潮的界限所在。哲人式的沉思既解決不了大型復雜社會的組織化生活的正當性問題和正義性問題，從而無法提供給人們通達自由的制度道路；同時，也無法解釋個人的沉思如何可以傳達給大眾的政治問題，從而將政治與哲學完全對峙起來，無法實現政治哲學提供給政治生活以確當的價值指引的任務。就此而言，自由及其實現方式之作為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又主要是在現代政治哲學的視角下加以確認的。
　　所謂“雙線對舉”，則是從現代政治哲學申述其獨特的問題進路著眼闡釋政治哲學的。現代政治哲學之所以被稱之為“現代的”政治哲學，首先就是因為它與古典政治哲學具有重大的不同：一方面，這種不同體現為各自展開自己理論邏輯的社會背景，已經發生的巨大的差異；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它們各自論述問題的方法預設已經發生了重大的分化；再一方面，便是因為它們對于當下社會政治運轉的影響方式也發生了根本差異，使得政治哲學與政治生活的聯系，更加復雜。這種分化，簡單地講，就是一種雙線對舉的思維方式被確立起來。現代政治哲學基本都是在“神性與人性”、“個人與群體”、“公共與私人”、“國家與社會”、“權利與權力”、“法制與法治”、“自由與奴役”、“壓迫與解放”、“國家與市場”、“自由與平等”、“民主與專制”、“主觀與客觀”、“積極與消極”、“一元與多元”、“激進與保守”、“科學與人文”等等對舉的話題中，來談論政治哲學問題的。這是一種典型的二元思維方式的產物。這種思維方式是近代的產物。從哲學上講，它與近代哲學的新傳統聯系在一起。一方面，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使得這一思路具有了實際的經驗觀察與政治運作的支撐。另一方面，德法建構理性主義傳統則使得它具有了理論思辨的觀念基礎。不論這種二元對峙或對應的思維方式有什么樣的缺陷，它對于現代政治思維的緊要性則是不容忽視的。
　　二元思維對于現代政治思想的緊要性表現在，一方面，它構成現代政治在相互的關聯結構中構造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的理性基礎，從而使得現代政治的思想處于一種緊張的關系結構之中。這是多元思維的基礎，也是以沖突求和諧的政治思維的基點。缺乏二元基點上的思想建構，我們就無法構造、更無法理解什么是現代政治。另一方面，二元思維雖然不是真實世界的狀態，但是，作為一種理解政治生活的分析工具，它是不可缺少的。任何分析都只有在確定的參照框架中才是可以理解的。而這種參照框架不是搖動中的萬花筒，可以在無盡的變幻中獲得一個有益于理解某種事務的坐標。理解的參照框架必須是確定的，是由人類的思維在一定的條件下具有的確定性決定的。某種政治生活方式（從它的觀念到與之匹配的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是否確當，一定是相對于另一個確定的政治生活方式來顯示的。歷史的構成要素在不同的政治生活系統中一定是交疊的，但是作為具有自足性特點的政治生活系統，則只有在各自的確定性的對比中獲得認知。中西政治哲學或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較研究的正當性與重要性，都只有在這種方法中才能獲得證明。再一方面，二元對舉的思維是顯示思想的清晰性的條件之一。沒有明確的劃界，就沒有明晰的思想。最優的劃界是多邊的劃界。滿意的劃界是對應的雙邊劃界。最優的是理想。滿意的則存在于現實之中。二元劃界是準確劃界的基本形式。在“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關系結構中，我們才能準確地定位與理解復雜的社會生活現象的狀態。在此意義上，二元劃界可以逼近認識事物的理想類型目標。要想保證政治思想的清晰性，就無法完全排斥二元思維。（注：參見焦樹安著《比較哲學》第六章“比較哲學的可比性問題”對于可比性與比較方法的討論。中國文化書院1988年印行。）
　　而“多重衍生”則是基于現代政治哲學對于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法學諸多相關學科產生的邊際效應，以及實際運作的政治過程發生的多重互動上來看待政治哲學的理論問題的。這種多重性投射于政治哲學研究的各個問題域中，而且為人們所熟知。因此就不贅言了。
　　　　思想資源
　　展開政治哲學問題的研究，一方面確實需要建立起具有邏輯力度的問題架構，另一方面也需要對于解析這些問題的思想資源進行組合。這樣我們就當然地需要借助于從傳統政治思想到現代政治思想的多種思想資源，以及最能夠促使政治哲學興盛和繁榮的現實社會政治問題對于政治哲學提出的理論任務，來推動政治哲學的研究。
　　而要集聚政治哲學研究的思想資源，就需要首先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思考的理論前提加以確認。這種確認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大問題：一是對于中國社會政治氛圍中思考政治哲學問題的政治環境諸要素的確認，二是轉型中國對于政治哲學需要的迫切程度的感知問題。就前者來講，在當代中國進行政治哲學的研究，所受到的諸政治要素的影響首推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單一存在性與絕對支配性，對于政治哲學的研究是有負面作用的，這種負面作用主要體現為對于思想的排斥。同時，政治制度安排的理念基礎也顯得較為僵化，這使得政治制度理念的探討缺乏空間。政治生活中公共問題與私人問題的攪和，對于人們的政治思考習性造成了不良影響。這些負面因素是需要我們在研究政治哲學的問題時必須加以清除的。就后者而言，開始于20多年前的中國改革，已經將中國推向了一個非得以政治體制的改革來繼續推進中國的改革事業的地步。而政治體制的改革，當然必須以政治哲學的研究奠立基礎。這不僅是從政治觀念對于人們的政治行為具有深刻的影響這一特定視角說的，而且也是從觀念上的探索容易為人們所忍耐、所接受的視角來申述的。由于觀念的探索具有漸進的特性，又由于觀念的傳播具有過程性質，因此，為某種社會政治生活進行籌劃的時候，歷史經驗顯示，人們通常習慣于從舊觀念的清理與新觀念的引進著手。也許，政治哲學就這樣被推到了中國政治生活的前臺。如果說這種一般的說法還不足以支持政治哲學的研究之走到中國政治生活前臺的話，那么，我們可以進一步講，中國的改革開放在走完它的經濟改革道路，并且將經濟改革的成就做到了最大最足之后，經濟改革需要政治改革出來支持它了，否則，經濟改革就無法繼續維持。而需要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持，并不等于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像當初經濟體制改革那樣，在各方的支持下高調開場。政治體制營造出的既定思想結構、權力分享方式、政治制度習性，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改變得了的。這就需要觀念的播種，需要政治哲學來松動顯得僵化的政治觀念土壤。
　　如果說政治哲學的研究是要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觀念基礎的話，那么，政治哲學的研究能否有效集納各種政治思想資源，就變得十分重要了。應當說，一方面由于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的晚近性，另一方面又主要是基于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社會政治生活需要展開的研究活動，因此這種研究必須是在盡量集納政治哲學研究資源的基礎上展開研究活動。對于政治哲學研究的任何可能的思想資源，我們沒有采取排斥態度的資格。
　　就此而言，對于漢語思想界來講，歷史的和當下的任何政治哲學流派、觀點、思想，均應納入我們政治哲學的研究視野之中。假如要將這些資源進行一個歸類，則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思想資源主要有三類：一是規范意義上的西方政治哲學理論；二是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論述；三是當代中國，以及國際社會政治變革提出的急需解決的政治哲學問題。
　　西方政治哲學何以成為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首要資源呢？而且我們還首先給西方政治哲學冠上一個“規范的”前導詞呢？這是因為，在中國政治思想的歷史傳統中，政治哲學的論述，常常隱藏在其他的思想形態——諸如政治時事的議論、政治理想的表達——后面，并不具有獨立的理論形態。而在西方思想史上，政治哲學的論述從前蘇格拉底到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就有自己未嘗中斷的理論傳統與輝煌成就。而且在近代政治思想的發展歷程中，西方政治哲學的論述與西方凸顯的那個獨特的“現代”社會結構恰相吻合，對于后起的現代國家發生了巨大的制約作用。“西方的”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與“現代的”發生了一定意義的重合。假如我們是期望“現代的”，那就不能不在辨析“西方特定的”與“西方普適的”這類微妙問題的基礎上，在相當程度上依循西方的思想方式與發展道路。于是，這種規范意義，就不能在與“分析”的政治學研究的對舉中加以對待。而且，現代西方的政治哲學研究成果，是我們現實地進行政治哲學思考的理論坐標之一，他們提出的理論規范、基本方法、研究范式，具有先起的研究強勢，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中國學者，自覺不自覺地會受到這類強勢研究成果的影響甚至制約。雖然從研究的道義上講，這不利于“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但是我們無法否認，在一個相對趨同的大型復雜社會運作的模式中，這種研究所具有的典范意義。從今天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概念、范疇、理論、推導方式諸方面來看，漢語政治哲學的研究完全是“西方的”政治哲學研究范式的翻版——不論這種研究具體的價值取向多么不同，研究者的意圖差異如何巨大，研究所指向的具體政治問題是怎樣的區別開來。正是因為如此，研究者甚至將這類研究徑直稱之為“政治理論（哲學）在中國”，而不是將之命名為“中國的政治理論（哲學）”。（注：參見前引韓水法所編書，以及陳祖為、梁文韜編《政治理論在中國》（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中國古典傳統政治哲學對于我們今天討論政治哲學問題之所以是具有意義的，一方面，乃是因為我們在漢語文化語境中談論政治哲學問題時，勢必受到傳統政治思維的重大影響。如果說這種斷定具有某種決定論的色彩，因此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我們進一步可以強調，古典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提供了人類進行政治哲學思考的基本問題域與基本思維方向。盡管這種思考的典范性、清晰性、系統性在現代視野中看來不那么足夠，然而它的指示性作用則是不可忽視的。另一方面，中國古典政治哲學長期影響中國人的政治神經、左右中國人的政治思維、塑造中國人的政治行動方式，它所具有的歷史合理性與區域正當性還是一筆需要清理的遺產。不論是將之作為歷史的遺跡來加以處理，或者是作為現實思考的參照。況且中國之如何從傳統政治形態向現代政治形態轉化的問題，一直是攪動我們政治神經的現實問題，不理解傳統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制度訴求與理想追求，我們就無法理解在告別傳統的同時如何可以將傳統政治哲學中有利于現代政治思考的東西凸顯出來，那就無異于嚴重浪費政治哲學研究的思想資源了。而且，在諸如康有為、嚴復、梁啟超、胡適、徐復觀等思想家那里，他們的類似努力已經得到了思想回報，對于他們之理解和把握現代中國政治的脈搏具有較大的幫助作用。再一方面，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致思，是我們得以理解現代西方政治哲學的既有參照。沒有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這種坐標作用，我們就難以劃出我們接受與拒斥的政治哲學基本理念的界限。這不是說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只有作為現代政治哲學的死坐標，而是說理解傳統成為了理解現代的條件。這也許是確認中國政治哲學價值的最有利的理由。
　　無疑，我們討論政治哲學問題的目光，最終還是要聚焦在我們當下的政治生活所遭遇的問題上面。我們當下的政治生活，既包含我們作為主權國家的國內政治生活，也包含國際社會的社會政治問題。換言之，進入我們的政治哲學觀察視域的政治生活，不單是我們“自己的”，也包括西方社會這一“別人的”政治生活。前者，是我們得以透過我們所熟悉的實際的政治生活，將我們對于政治生活的觀察與理解上升為政治哲學思考的當下條件。缺乏這個當下條件，一切政治哲學思考就是空的，就是無己且有待的。無己，是指確認不了理解者自己的理解身份與欲求，這樣就使得理解必須附設諸多條件，變得“有待”了，并無法顯示這種理解究竟是何時何地何人何觀念何指向的，從而使得理解變成掛空的東西。（注：當代中國政治哲學致思中，那些努力顯示博學的學理闡釋者，便常常落入這樣的政治哲學闡釋圈套。他們以為，在古今中西的學理間縱橫，就足以凸顯中國政治哲學的獨特致思理路和思想成就。其實，在對于政治哲學思考的時空特性掉以輕心的情形下面，這種理論致思的“純粹的”學理取向，既無法凸顯“別人的”（或是“西方的”、或是泛義的“東方的”）政治哲學真義蘊，也無法凸顯我們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自己的”理論獨特性和創新性。它就只能以含混的博學作為它存在的理由。它是無法在政治哲學致思的學術譜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至于超越西方人的學術貢獻，則就更是缺乏了。參見注(20)中的一些作品，不難看出這一斷定的所有事實依據。）后者，是我們進行政治哲學思考的環境條件，所謂環境條件，不僅是從理論氛圍上說的，也是從“國際社會”、“全球化”處境上說的。我們所在的這個以“民族—國家”為國家間政治活動主體的時代，對于任何民族—國家而言，就國內政治講，公民們享有其憲法賦予的諸社會政治權利，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這是一切政治哲學思考的當然起點與當然視角。而在國際社會的政治生活中，如何將適用于國家主體的憲法擴展為“萬民法”，已經不是一個烏托邦的問題了，它已經成為當代政治哲學思考的現實話題。在諸種政治哲學思想資源的吸納中，穩住基本的現代政治價值立場，已經成為我們得以富有成效地進行政治哲學理論致思的前提。從一切政治哲學之作為當下政治生活需要的副產品的理論特性上來講，中國目前面臨的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與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迫切性質，以及國際社會在穩定現代主流的政治生活方案的前提條件下，對于諸政治哲學流派的有效吸納，便成為我們政治哲學致思的現實處境。
　　相對而言，前兩者是理論性的思想資源，后者是實踐性的思想資源。兩個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就前者來講，它按照理論邏輯的自我延伸，對于政治哲學的研究發生制約。就后者來看，則依照理論依托的現實基礎，對于政治哲學的研究發生影響。假如研究者能夠站在理論與現實的邊界上，深入思考實際問題，并予之以富有力度的理論建構的話，那就意味著政治哲學研究的一種突破。自然，在實際的政治哲學研究中，對于政治哲學研究資源的吸納，則并不一定必須同時是古今中西俱在的，站在某一種政治哲學立場或視角，對于當代政治生活作出某種理論反應，也都是可以獲得創造性政治哲學研究成果的。
江海學刊南京23～30D0政治學任劍濤20032003政治哲學的研究，首先要確定恰當的切入視角，使其與相鄰學科劃分出清晰的邊界。其次要建立起政治哲學的問題架構，凸顯它的核心問題——“自由及其實現方式”，確認它的“二元思維”模式，勾勒它的復雜問題領域。并圍繞政治哲學理論建構，集納三類重要的思想資源——規范的西方政治哲學思想、傳統的中國政治哲學觀念、當下政治生活亟需回答的基本政治問題。政治哲學/問題架構/思想資源任劍濤，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科學系教授。 作者：江海學刊南京23～30D0政治學任劍濤20032003政治哲學的研究，首先要確定恰當的切入視角，使其與相鄰學科劃分出清晰的邊界。其次要建立起政治哲學的問題架構，凸顯它的核心問題——“自由及其實現方式”，確認它的“二元思維”模式，勾勒它的復雜問題領域。并圍繞政治哲學理論建構，集納三類重要的思想資源——規范的西方政治哲學思想、傳統的中國政治哲學觀念、當下政治生活亟需回答的基本政治問題。政治哲學/問題架構/思想資源

網載 2013-09-10 21: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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