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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當代社會的新話語
　　資本主義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迅速發展，使得其經濟體制、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和重組，并促使那些具有敏銳意識的理論家們為這種社會重新勾畫圖譜，由此出現了“富裕社會”或“新工業國家”（加爾布雷思）、“后工業社會”（丹尼爾·貝爾）、“晚期資本主義”（弗·詹明信）等學說。在法國，40年代開始施行的莫內計劃提倡國家控制政策，使其在60年代出現了現代化、技術發展、壟斷企業和國家技術官僚，“法國經歷了一場輝煌的復興。停滯不前的經濟體制變成了全球最具活力和最為成功的經濟體制之一，物質現代化快速向前推進，一個農業社會轉變成了一個以城市工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到處是繁榮的景象，同時伴隨著生活方式的變革，法國根深蒂固的傳統習俗同新的模式之間的種種奇妙沖突也隨之出現。……人們以往一直埋怨死抱住過去的那種生活，如今他們突然間面對生活在現代世界這一事實——這使他們既激動又措手不及。”（注：約翰·阿達（John Argdagh），1982，《八十年代的法國》，紐約，第13頁。轉引自S.貝斯特和D.凱爾納，1991，《后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紐約。）
　　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促使法國的理論家們提出全新的社會理論來說明社會條件和日常生活的變化，而戰后法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新出現的摩天大廈、百貨商場、購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無所不在的消費品廣告和無孔不入的大眾傳媒，更是促使理論家們去研究時尚、傳媒、消費品，去分析語言、表象、日常生活中的話語、意象和符碼。于是，列斐伏爾把戰后新的社會稱作“技術社會”、“富裕社會”、“閑暇社會”，最終又稱之為“有計劃消費的官僚社會”；迪波稱之為“展覽的社會”；雷蒙·阿隆和阿蘭·圖新則稱之為“后工業社會”。
　　　　　　在戰后這批群星閃耀的理論家中，　讓—博德里拉（JeanBaudrillard，1929—　）， 無疑是一位作出了重要貢獻卻一直被國內學界所忽視的理論家。博德里拉60年代中期在南特大學（巴黎第五大學）師從列斐伏爾，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狀況進行研究，并同羅蘭·巴爾特過往甚密，因此，從走上專業的學術研究之途的一開始，博德里拉就突出了文化、意識形態和符號在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強調大眾傳媒、時尚、藝術性和技術等等都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化形式和消費形式，強調只有研究和考察商品化、文化和符號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邏輯中所起的主導作用，才能夠真正理解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及其他各種社會現象。這些基本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早期著作《物的體積體系》、《消費社會》和《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中。
　　　　　　二、“消費社會”的符號學維度
　　二次大戰后迅速變化和發展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是博德里拉理論探討的出發點和主要對象。博德里拉用“新的技術秩序”、“新的環境”、“日常生活的新領域”、“新道德”等字眼來描述這種全新的社會秩序，并且認為，這種社會的特征即是“消費”和“富裕”：
　　如今，我們無處不被豐富多彩的物、服務和消費品所形成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消費和富裕所包圍，這在當今導致了人類生態學的一種根本變化。嚴格而言，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為他人所包圍，而是被物所包圍。他們不再同其他人交往，毋寧說，他們的日常交往成了某種表現，旨在獲取和操縱物與信息……“環境”和“氛圍”的概念無疑成了時髦，僅僅因為我們的生活逐漸變得較少同他人相關，較少同他人的在場和話語相關，而是更多地處在欺騙性和臣服性的物的默視之下，這些物持續重復著相同的話語……我們生活在物的時代。（注：博德里拉：《消費社會》，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1988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第29—30頁。）
　　“消費社會”或“富裕社會”同時是一個物質極大過剩的社會：“大型百貨商場充滿了奢華的罐裝品、食品和服飾，它們已成為富裕的主要場景和幾何中心……我們的市場、商業大街和購物中心……是我們的迦南之谷，其中流淌著的不再是奶和蜜，而是番茄醬和塑料缺口。人們對未來的担憂不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物質的過剩，是對每一個人都表現出來的過剩……”。（注：博德里拉：《消費社會》，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1988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第30頁。）
　　既然“物”與“消費”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重心，那么，通過對“物與消費的社會意識形態體系”進行分析，就能夠使我們理解日常生活的結構，把握整個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博德里拉在其處女作《物的體系》的一開始便描述了“物”在當代社會生活的日常生活中的組織結構，其理論依據就是：所有社會成員都是通過物的生產、安排、使用和消費活動來組織其日常生活的，現代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環境完全成為一種多功能的有限空間，“物”不再像以往那樣是表現性的、主觀性的、家族的、傳統的和裝飾性的，而是更為功能化、同質化、人工化和缺乏深度。
　　博德里拉進一步使用了“氛圍”（ambience）的概念來說明和解釋“物的體系”，因為“物”固然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要素，但同時又必須同其他東西關聯在一起（比如職業經歷、兒童時期受教育的程度、居住地、人際關系網絡等等），有關“物”的話語必須同其他社會實踐相關聯：“毋庸置疑，物品往往構成了一種認同體系，但它連接于尤其是附屬于其他的體系（諸如手勢、儀式、典禮、語言、誕生儀式、道德價值符碼等等）”。（注：博德里拉：《物的體系》，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19頁。）因此，圍繞著“物”而建立起來的現代社會環境或“氛圍”已經完全變成了一種符號體系。從此開始，考察“符號”在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組織方式、本質和效果便成為博德里拉著作中一以貫之的重點。
　　“物”已經成為一種“符號體系”，那么對“物”的消費便可能成為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及其內在區分的主要基礎。博德里拉認為，消費品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種分類體系，對人的行為和群體認同進行著符碼化和規約；他還特別分析了廣告詞在這一過程中的特殊作用；
　　如果說，我們把產品（product）當作產品來消費，那么， 我們則通過廣告來消費其意義。……廣告業真正的所指是在一夜之間以其全部的純粹性而出現。廣告……促成了大眾社會，它借助一種任意的、系統的符號來誘使人們的認同，刺激人們的意識，并在此過程中把自身重新構造為一個集合體。大眾社會和消費社會不斷從廣告中獲得其合法性。（注：博德里拉：《物的體系》，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10頁。）
　　廣告的這種作用在某種程序上鑼似于列維—斯特勞斯所分析的圖騰系統或社會關系的無意識結構的功能，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借助這種任意性的圖騰符號使自身獲得了維持自身特性的能力。廣告所使用的符號實際上構成了一種“區分體系”，使得一種消費品同另外的消費品區分開來，由此使消費品成為一種系列或體系。“物”只有在被消費時，亦即其“意義”被傳遞給單個的消費者時，這種“物”才能發揮其自身的作用。一種無窮的“符號游戲”便可能從中出現。
　　由于獲得了一種符號學的視野，博德里拉便對“消費”作出了一種全新的觀照：“事實上，我們可以把消費看作是工業文明的一種典型模式，在此條件下，我們可以從根本上把消費同其作為滿足需求過程的流行意義區分開來。消費不同與主動性的生產方式相對立形成一種被動性的攝取和占有方式，以便成為一種樸素的行為（和異化）概念。我們從一開始就必須表明，消費是一種主動性的相互關聯的方式（不僅對物是如此，對于集合體和世界而言亦然），是一種系統化的行為方式和總體反應，我們的整個文化系統就建基于其上。”（注：博德里拉：《物的體系》，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21頁。）
　　在博德里拉看來，物品并不就是我們的“消費”對象，它們充其量只是需求的對象和滿足這些需求的對象。我們一直在購買、占有、享用和花費，但我們并沒有真正在“消費”。原始社會中的節慶、封建主的揮霍、19世紀資產階級的奢華，所有這些行為都不能被稱作是“消費”行為。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可以被稱作是“消費社會”，并非因為我們比以往變得更富裕了，占有了更多的意象和資訊，也不是因為我們掌握了更多的器械、設備和科技手段，因為“物”的數量和需求的滿足僅僅只是“消費”的前提條件，不足以用來界定“消費”概念本身。博德里拉進一步提出：
　　消費既不是一種物質實踐，也不是一種“富裕”現象學。它既不是依據我們的食物、服飾以及駕駛的汽車來界定的，亦非依據視覺和聽覺的意象和資訊的材料來界定，而是通過把所有這些東西組成指稱來加以界定的。消費是在具有某種程度的連貫一致性的話語中所呈現的所有物品和資訊的真實總體性。因此，有意義的消費乃是一種系統化的符號操作行為。（注：博德里拉：《物的體系》，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21—22頁。）
　　由于把“消費”定義為一種系統化的符號操作行為或總體性的觀念實踐，這樣的“消費”便大大超出了人與物品之間的關聯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個體性關聯，從而可以被拓展到社會、歷史、文化乃至人類社會的所有領域。在此，“物”與“消費”同人類關系的“消費”之間存在著一種對等的邏輯：要成為“消費”對象，“物”必須成為“符號”，因為“物”從來都不是因其物質性而被“消費”的，而是因其同其他“物”的差異性關系而被“消費”的；同樣，當“物”轉變為系統化的“符號”，當“消費”成為系統化的符號的操作行為時，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也隨之轉變成一種“消費”關系，也就是說，人們之間的關系試圖在物品中并且通過物品而被“消費”——事實上，“消費”（consume ）一詞在此展開了它的雙重含義：它一方面意味著“消費”（因而也就是消除），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實現”（因而也就是完成）。博德里拉還特別舉了美國的夫妻們每年都要交換結婚戒指的案例說明，這種“消費”行為是企圖通過禮品和購買來“指稱”他們“結合在一起”的夫妻關系，因此，“每一種欲望、計劃和需求，每一種激情和關聯都被抽象化（或物質化）為符號，并且成為有待購買和消費的對象”，“被消費的不是物，而是關系本身”。（注：博德里拉：《物的體系》，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22—23頁。）
　　在提出和闡發他的符號學消費理論的過程中，博德里拉還進一步在《消費社會》一書中重點批判了以往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領域中以需求為出發點的消費理論。他把這種以“經濟人”（homo-economicus ）概念為基石的需求消費理論以下述這種寓言化的方式加以描述：
　　曾經有一個人，生活在匱乏之中。經過在經濟學中的諸多冒險和長途跋涉之后，他遇見了富裕社會。他同富裕社會之間一拍即合并且產生了許多需求。（注：博德里拉：《消費社會》，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35頁。）
　　在博德里拉眼里，從馬克恩到加爾布雷思的整個經濟學和社會學領域的消費理論都是這種從“經濟人”的設定出發的需求消費理論，這種理論表面上看來有其政治道德含義，因此需求可能是世界上最公平分配的東西，人們在作為交換價值的物品面前是不平等的，但是他們在作為使用價值的物品面前卻是平等的，人們根據自己的階級、收入或性情來決定是否使用物品，但利用這些物品的潛在可能性卻是人人都有的，每個人獲得幸福和滿足的可能性都是同樣豐富的，這便是上帝面前人人都可能平等的思想的一種塵世化表現，即“需求民主”。（注：參見博德里拉：《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71頁。）然而，此種“需求民主”并不能夠掩蓋其同義反復的內在矛盾，因為把需求和滿足加以神化，只會導致“我買這件東西是因為我需求這件東西”的同義反復，而在博德里拉看來：
　　消費沒有任何界限。如果天真地把消費看作是一種攝取和饕餮之舉，那么總會有飽和之時。如果視之為需求秩序的一種功能，那么總會有滿足之時。然而我們知道情況并非如此：我們試圖消費愈來愈多的東西。這種消費驅動力并不是某種心理因素的結果，亦非僅僅是一種模仿的力量。如果說消費是不可遏制的，這恰恰因為它是一種總體性的觀念實踐，不再同需求的滿足有關，也不再同現實原則相關。（注：博德里拉：《物的體系》，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25頁。）
　　因此，博德里拉得出結論說：“消費是一種維系符號運作和群體團結的系統：它同時是一種道德（一種意識形態的價值系統）、一種交往系統、一種交換結構”，“消費系統是以符號代碼（物／符號）和差異性為基礎的”，“消費是一種集體性的和主動性的行為，是一種約定，一種道德，一種制度。它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價值系統，該詞蘊含著群體團結和社會控制”。（注：博德里拉：《消費社會》，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46頁、第47頁、第49頁。）
　　　　　　三、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如果說博德里拉從符號學的角度對“物”和“消費”進行闡釋還只是對符號學理論的一次“挪用”，那么，《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則展示了他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理論的批判，博氏進而把這種批判運用到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分析之中。
　　在索緒爾的結構主義符號理論中，“能指”（the signifier ）或語詞是同“所指”（the signified）、“意象”（mental image ）或“指稱對象”相分離和割裂的，因此“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不是一一對應的，而是任意的：“能指和所指的聯系是任意的，或者，因為我們所說的符號是指能指和所指相連接所產生的整體，我們可以更簡單地說，語言符號是任意的。”（注：索緒爾，1980，《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第102頁。）一個符號的“值”（value）是由塔同其他符號和結構性關聯所構成的。博德里拉認為，索緒爾的這種“策略”實際上是把“所指”或語詞所指稱的對象當作了“能指”或語詞的“辯解理由”。而政治經濟學的商品理論則秉承了同樣的“策略”：在一個由生產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商品有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相對區分，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是指其滿足某些需求的功效，而商品的“交換價值”則是指它的市場價值。這種理論同樣是運用了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策略”，即把“使用價值”當作“交換價值”的“辯解理由”。
　　在博德里拉看來，僅僅對“物”作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顯然是狹隘的，因為有許多“物”難以還原到這種兩分法之中。比如，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依然普遍存在的“禮物”（諸如結婚戒指）就是超越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兩分法的一種“物”，有鑒于此，一種“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必要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旨在分析符號形式，就如同政治經濟學批判旨在分析商品形式一樣。由于商品同時包含著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其總體分析必須包含著系統的兩個方面；同樣，符號既是‘能指’又是‘所指’，因此對符號形式進行分析必須在兩個層面上進行”。（注：參見博德里拉：《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75頁。）博德里拉進而提出了這種“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三大任務；從批判政治經濟學走向批判“使用價值”，從批判政治經濟學走向符號和符號系統，提出“象征交往”（symbo lic exchange）理論。（注：參見博德里拉：《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63頁。）
　　為了提出他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一種總體理論，博德里拉為“物”這一范疇增添了“象征物”和“符號物”的概念，并且指認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四種各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的邏輯：
　　（1）實際運作的邏輯，其對應于“使用價值”；
　　（2）等同性邏輯，其對應于“交換價值”；
　　（3）模糊性邏輯，其對應于“象征交往”；
　　（4）差異性邏輯，其對應于“符號價值”。
　　上述這四種邏輯也可以相應地被稱作是“有用性邏輯”、“市場邏輯”、“禮物邏輯”和“身份邏輯”，“物”在這四種邏輯中也相應地成了“工具”、“商品”、“象征”和“符號”。（注：參見博德里拉，1981，《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圣路易斯，第66頁。）
　　博德里拉還從上述四種不同的價值邏輯出發，提出了一系列普遍化的換算公式來闡明他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總體理論：
　　“符號價值與象征交往之間的關系，同交換價值與合作價值之間的關系是一樣的”；
　　“符號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關系，同象征交往與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是一樣的”。（注：參見博德里拉，1981，《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圣路易斯，第126頁。）
　　這些抽象化的換算公式揭示出，“能指的邏輯的、它的自由活動和運作是如何成為交換價值系統的邏輯的，所指的邏輯是如何從屬于能指的邏輯的，使用價值的邏輯是如何從屬于交換價值的邏輯的”。（注：參見博德里拉：《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63頁。）這些換算公式的獲得，是把符號形式的分析同商品形式的分析結合在一起的結果。而在博德里拉看來，以往純粹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或者說物質生產理論只是一種“商品拜物教”，符號學或者是文本生產理論只是一種“符號拜物教”，兩種理論都沒有能夠把對符號形式的分析同對商品形式的分析結合在一起。于是博德里拉得出結論說：
　　如今，消費（如果說該詞具有不同于庸俗經濟學家的含義的話）恰恰說明了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即商品完全被當作符號，被當作符號價值，而符號（文化）則被當作商品。……如今任何東西（物品、服務、身體、性、文化、知識等等）在生產和交換的過程中都不能夠單獨被作為符號來解釋，或者單獨被作為商品來把握，在一般政治經濟學的語境中起主導作用的任何東西既不單獨是商品也不單獨是文化……而是不可分割的兩者的結合體……。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符號價值集聚在一種復雜的模式中，從而說明了政治經濟學的最普遍的形式。（注：參見博德里拉：《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載于《讓—博德里拉文選》，第80頁。）
　　博德里拉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把對符號形式的分析同對商品形式的分析結合在一起的結果，而這種結合歸根結底是把文化分析引進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和批判的領域，因此我們同時也可以認為，“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也就是一種文化分析、文化理論或文化階級策略。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博德里拉便曾從電視這一“隱喻”入手對這種文化理論作了舉例說明：電視首先是一種物，具有商品的特征，但電視還可能被看作是社會象征符號，是社會成員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作為消費者的單個個體也正是憑借這種地位和身份而被整合到社會系統之中。由于電視這樣的“物”具備了商品的價值和社會儀式的價值，因此，“一種適合的關于物的理論不能夠建立在需求及其滿足的基礎之上，而應建立在一種聲望和指稱理論的基礎之上”，“對‘消費’進行社會學分析，其根本的概念假設不是使用價值及其同需求的關系，而是象征交往價值”，在“購買、市場和私人財產等等所有的上層建筑后面往往存在著社會失望的機制”，“此種區分和聲望的機制恰恰正是價值體系以及社會等級秩序整合體系的基礎”。（注：參見博德里拉，1981，《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圣路易斯，第30頁。）
　　從文化分析或“文化階級策略”的角度對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以往所有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和符號學理論加以批判，顯然表明了博德里拉“六經皆我注腳”的思維傾向。博德里拉著作的主要英譯者及其思想的主要研究者、 英國Loughborough 大學社會高級講師邁克·甘恩（Mike Gane ）便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對博德里拉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作了批判。在他看來，英國工人喜歡啤酒，法國工人喜歡葡萄酒，說明酒同時可能是符號和交換價值，是禮物和社會聲望的表現，而博德里拉把“物”的使用價值囿于符號系統之內顯然是狹隘的，因為對使用價值的分析同時必須和符號系統外其他社會實踐和文化進程結構一并加以考察。（注：參見邁克·甘恩，1991，《博德里拉：批判命運理論》，倫敦，第84頁。）這種批判顯然強調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應有之意。事實上，博德里拉認為使用價值在馬克思主義那里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東西，這種讀解是“樹起了一個稻草人馬克思，極其夸大了馬克思需求理論和使用價值理論中的所謂自然主義”。（注：道格拉斯·凱爾納，1989，《讓—博德里拉：從馬克思主義到后現代主義及其超越》，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第36頁。）雖然廣告、時裝、大眾傳媒等全新的主宰手段在馬克思的時代并沒有像在當代社會這樣占主導地位，因而符號價值及其功能、合理化和系統化的過程并沒有成為馬克思的理論考察核心，然而，博德里拉為了強調自身的符號理論而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自然主義或經濟主義式的讀解卻是一種單向度的片面讀解，完全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對社會文化實踐和社會歷史進程的強調。博德里拉理論和學說中更大的問題還在于他使用了大量新概念和新術語，他本人卻很少對這些概念和術語加以嚴格清楚的界定，其立場的變動不居更是加大了人們對這些概念和術語的理解難度。這一問題在博德里拉有關“符碼”、“類像”、“仿真”、“超現實”等等概念和學說的表述中更加明顯。
國外社會科學京50～55C4社會學季桂保19991999通信地址：上海《文匯報》社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50～55C4社會學季桂保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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