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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２日—２５日，省委宣傳部和省作協組織的我省長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在西安召開，７０多位作家、評論家及新聞出版界人士參加，３０多位同志發了言。大家的普遍感受是這次會議研討很有深度，學術氣氛濃，有觀點的交鋒與爭鳴，較充分地發揚了藝術民主，對我省長篇小說的創作必有切實的促進。從今天起，“秦嶺文苑”將陸續刊登部分同志的稿件，以饗每一位文學愛好者和關心陜西文學事業的讀者。
　　陜西作家基本上是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前進的。近年來，長篇小說創作比較繁榮，從作家們對待生活和藝術的態度以及藝術與創造主體的關系看，說陜西作家是現實主義精神的守護者，是符合事實的事。
　　守護現實主義精神并不容易。在我國，現實主義雖然一直得到格外的尊崇，可它本身的發展道路卻是非常坎坷的。僅就“現實”的觀念來說，一個時期里，我們所謂的現實主義精神，把“現實”理解為完整的按一定政治路線、方針運動的“實在”。它雖然復雜，卻是易明白的，一切都可以從政策中得到解釋；即使它有偶然性，常以零散片斷的方式展現在人們面前，作家只要從政策的立場觀察，便可把握其完整有序性。因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與現實有著一種直接對應性。至今仍被人們看作現實主義文學精品的《創業史》，這種直接對應性也是鮮明的。把活生生的“現實”觀念化，導致了真正的現實主義精神的失落。新時期現實主義精神的回歸，也正是從恢復“現實”本來面目的客觀性開始，并不斷地在藝術實踐中糾正那種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再把“現實”觀念化、意識形態化的偏頗而得到鞏固的。陜西作家的貢獻就在于以自己精心創造的文學文本積極參與了現實主義精神的回歸。文學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要確立自身的一種崇高精神和優秀傳統，不可能沒有反復，這就需要應有的守護。正像作家的標志是其所創造的文學文本一樣，對一種文學精神、文學傳統的守護，需要的是有藝術生命力的文學文本。路遙、陳忠實、賈平凹、趙熙、李天芳、高建群等人的名字，之所以被人們記住，是因為他們創造的文學文本有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現實主義精神在。“守護”不是保守。這不僅是指今天的現實主義精神是幾經斗爭的結果，它本身就是發展著的作家藝術實踐的產物，而且是說被守護的現實主義精神并不過時。改革開放中的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需要深刻的現實主義文學，文學本身的多元發展也少不了現實主義這枝歷史悠久的奇葩。就是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開放的文學精神、文學方法，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首先也要守住其核心精神，并在此基礎上吸收、借鑒“他山之石”，更新、創造。文學上的“守”和“進”是相依互補的關系，“守”不住一種優秀的文學精神，也就很難守住個性化的創作自我，這樣的境況下談借鑒、講轉型、論發展，免不了盲目性。
　　陜西作家在守護現實主義精神的同時，以自己的藝術實踐給這一精神灌注了時代的生氣。這表現在三個方面的轉移：由“客觀”反映向“主觀”反映轉移。文學是生活的反映這一命題，過去人們有所誤解。當把“現實”觀念化、意識形態化之后，要求作家按照真理是客觀的原則，將自己對現實人生的感受統一到現實中去，統一到政策中去，認為這樣的反映才能獲得文學的真實。這種誤解嚴重地影響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陜西作家經過一番痛苦地尋找自我之后，認識到他們竭力把握和表現的，是他們感受到的那個相對真實的生活本來面目。他們關注現實，更關注自我心靈對現實的獨特體悟；他們明白，沒有哥倫布肯定會有其他人發現新大陸，沒有曹雪芹卻永遠不會有《紅樓夢》。創作個性意識的強化，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靈感受、匯集、重構現實生活，努力給筆下的人生以獨特的形式自覺性的提高，使得陜西作家文本中的現實主義模式呈現出新的活力。由追求短暫的現實效應向追求深遠的歷史文化效應轉移。一旦作家有了鮮明的創作個性，勢必要追求真正的藝術價值。所謂短暫的現實效應，是指作家的審美價值囿于現實的短期效益而缺乏歷史感與現實感相統一的深遠的目標。反思一下陜西部分作家走過的道路，再看看《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廢都》，這種轉移應該說是清楚的。在這些文本中，對人生的描寫蘊含著一定的文化哲學意識，表現出了作家對于我們民族在特定時期存在與本質有所相悖的探索和思考。作家們對民族命運的關懷，不再是從某一個階段的視野出發，而是將其與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緊密聯系起來，在貌似原生態的世相描繪中，讓讀者感受歷史的尷尬和自殘性生存的悲哀，以增強其進行新的價值重建的勇氣。追求深遠的歷史文化效應，不可避免地會有不為現實所理解的一面，這一點有的作家似乎早有精神準備：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主題，從“三紅一創一歌”的社會政治性轉型到本體意義的人的生存狀態，必須加強對歷史文化心態的反思和人的現實生存景況的詰問，為此某種透視人和人生的方式和角度，與既定的文化慣例相左，甚至遭到非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管怎么說，作家審美價值的取向深遠化，預示著他們關注民族和人類命運的恢宏氣魄正在強化，他們的藝術觸角正在向新的精神高峰延伸。由重視生活細節描寫向重視人物文化心靈剖析轉移。真實地細節描寫是現實主義文學的血肉。我說的這一轉移沒有否定生活細節描寫的重要性，只是有感于陜西作家在其文學文本中不那么恪守經典現實主義逼真感的準則，而轉向對內在真實的追求而言的。正像當年卡夫卡借助一只大甲蟲的眼光來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異化狀態和孤獨感那樣，心靈感受的描寫必然重于外在細節的描繪。陜西作家追求深遠的歷史文化的審美效應，也必然要傾力于人物文化心靈的剖析。《平凡的世界》中孫家兄弟的人生道路的可信性依據，讀者可以從作家對其心靈中積淀的傳統文化因素的揭示中找到；《白鹿原》中白嘉軒文化人格的力量，得力于作家對其“耕讀傳家”的生存意識、一絲不茍地堅持執行以仁義為核心的族規的意志和心理深層不服輸的硬漢情結的真實展示；《廢都》中的莊之蝶作為一個自殘自毀，終究成為社會上的“多余人”，之所以可信，并能引起人們對特定歷史條件下某些知識分子文化品性中劣根性因素的思考，就在于作家敏銳地勾勒了他的心靈對真正屬人的本真生存狀態的麻木和自我拯救的乏力。伽達默爾說：“藝術品用以打動我們的情感，同時也是在謎一般的方式中對熟悉事物地粉碎和破壞。它不僅是在一種欣喜與恐懼的震驚中發出的感嘆：‘是你呀！’它同時也對我們說：‘你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如果作家不在人物心靈的文化剖析上下功夫，伽達默爾所說的審美效應就很難成為事實。總之，陜西作家在長篇小說創作中，由于有了這三個方面的轉移，其現實主義精神的時代特色是鮮明的。
　　不可否認的是陜西作家的現實主義創作從總體上看，仍有待深化和提高。仔細地思考他們所走過的創作道路，那種真正能給其藝術實踐開辟里程碑意義的深刻的“創作困惑”少，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影響了對浮躁的創作心態的克服。如果我們放眼全國乃至世界文壇，便會從陜西作家創作的文本中感受到創造主體心靈解放尚未達到應有的度。還有語言的錘煉，至今并未引起陜軍的足夠重視。要知道，長篇小說是語言的大廈，作家應該成為語言大師，沒有這樣的意識和實際駕馭語言的技能，是很難形成具有突出個性的藝術風格的，也是不具備創造長篇精品條件的。陜西作家在取得了一定的創作實績之后，理應靜下心來客觀地認識自我，實實在在地為藝術上新的突破做好充分的準備。
　　　　　　　　　　　　　　　（作者系陜西師大中文系教授）⑤
　　
　　
　　
陜西日報西安00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暢廣元19951995 作者：陜西日報西安00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暢廣元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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