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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經濟的巨大發展必然要超越傳統道德價值觀念的基本框架大概是無人置疑的，同樣沒有疑問的是，社會經濟的巨大發展也并不意味著以犧牲人類社會基本的道德價值觀念作為必要的代價。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當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失去了尺度的有效性之后，社會便出現了文化層面的價值觀念的缺失。所謂“人文精神”、“價值重建”、“理想精神”等問題的指出，也正是在社會價值觀念出現缺失的背景下提出的。
　　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是否值得維護或堅持已是一個無須討論的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是，當現代社會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動力促進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它給道德倫理、價值觀念的討論或思考留下了多少空間。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在談到什么是現代化時指出：“我們把現代化視作各社會在科學技術革命的沖擊下業已經歷或正在進行的轉變過程。業已實現現代化的社會，其經驗表明，最好把現代化看作是涉及社會各個層面的一種過程。”因此，現代化不僅僅意味著物質的極大豐富、政治的高度民主，同時也意味著文化精神的高度文明。后者也許要更為復雜艱難得多。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弗羅姆才提出了“健全社會”的猜想、馬里坦才提出了“永恒利益”的準則和“共同善”的新秩序。當然，無論是弗羅姆還是馬里坦，都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反現代”的“現代性”言說，事實上他們正是經閱了現代化帶來極大的物質利益的同時，也目擊了道德、價值、精神危機的惡果。一切都喪失了尺度和標準，各行其是和自以為是使每個個體都難以獲得自我確證，孤獨和絕望正是在普遍意義喪失之后出現的。
　　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對“人文精神”、“價值重建”等命題的提出持以理解和同情。因為它們畢竟體現了在人文環境不容樂觀的處境下知識分子傳統的憂患意識。他們意識到了危機的存在。但我對其間顯示的“一體化”傾向或大而無當的空泛呼吁仍存有疑義。所謂“一體化”傾向，是指試圖以統一的觀念從整體上全面解決問題的動機。這一出發點是能夠理解的，但歷史經驗表明：“一體化”的霸權性和精神統治的后果是可怕的，它很可能扭曲為新的精神壓抑力量，從而失去健康的、多元的價值觀念取向。因此，從本質上說，這樣的思想方式并沒有超出原有的傳統價值觀念“一體化”的思考框架，忽視了“一體化”的負面效應，忽視了它可能成為中心意識形態表意形式的危險；另外一點值得我們考慮的是，“人文精神”蘊含著什么樣的具體內容，它可靠的生長點在哪里。我們從哪里去尋找“重建”或“再造”的思想資源。無法回答上述問題，“重建”就會流于空泛并失去可能性。
　　于是我想到，社會價值體系的重建也好，再造也好，轉型也好，說到底，它只是人文學科知識分子的一種猜想，一種在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憂患的精神傳統的再現。之所以說它是一種猜想，也就是說我們意識到了人文精神處境的危機，在現實批判的同時，猜想一個更合理、更完善、更具人性的思想、文化、道德的價值或意義世界，并以想象的方式去規約人們的行為方式和思考方式。但是，這一切畢竟僅僅限于情感愿望的范疇，或者說它是一種只可想象而難以經驗的話語實踐，是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在這一時代，它更像是一道莊重的布景或精神象征，它所能表達的更多的是知識分子良知和角色的自我確證以及對人類基本價值維護的承諾。至于它以何種方式向民間社會或其它階層傳遞滲透并施加影響，我們甚至還來不及去想。這樣的看法顯然不夠偉岸和宏大，但是，我們認識到了這一點，也就認識到了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究竟在什么樣的范疇內有所作為，對自己沒有英雄般的過高期許，也就不至于有太多的失望。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提出了新理想主義。這一命名隱含著人文學科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價值取向等傳統理想主義的古舊內容，但它與傳統的理想主義又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傳統的理想主義是與政治神學相結合的理想主義，它是制度內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而意識形態又使這一理想主義具有了加強性，它把敘事的信仰和追求以不同的方式轉換為集體的想象。因此它是一家獨大的、具有濃重道德化色彩的思想觀念，它鼓勵并暗示所有的人在此岸拼了命地鍛造彼岸的夢想，它不再是一種精神的感召，而完全成了一種現實的實踐。它使信仰它的人付出了代價。人們拒斥了傳統的理想主義并非沒有道理。
　　但是，傳統理想主義的沒落并不意味著理想精神的衰亡。我所說的新理想主義是指，在這一精神的燭照下，文學應當對人類的精神處境和生存處境予以關切，并為解脫人類的精神的困境投入真誠和熱情，文學應當表達它對人類基本價值維護的愿望和義務，在文學的娛樂性功能之外，也以理想的精神給人類的心靈以藉慰和照耀。對現實的理性認識又使它充滿了超越于個人利益之外的批判精神。在這樣的理想背后，它不隱含任何神學語義，因此它不具有類宗教的功能，它不企望對人實行新的精神統治，而只是以自己特有的話語形式顯示對人性的向往和關懷。這樣的文學創造了“第二現實”，它體現著文學家的智慧、操守或品格，它鼓舞激勵作家持久地堅持于純正的藝術之路而免于沉淪。
　　“新理想主義”既然是一種理想，它同樣無可避免地具有情感愿望的意味，它同樣是我們虛設的一個意義的支點，同屬于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具有烏托邦性。但精神的烏托邦顯然是必要的，迷亂、頹敗、隨波逐流的九十年代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烏托邦的喪失。一種功利的、務實的、實用的觀念統治了文壇，它刺傷了我們的自尊心，因此，我們寧愿“生活在別處”，在“新理想主義”的空間尋找精神出路。
　　
　　
　　
光明日報京007J1文藝理論孟繁華19951995 作者：光明日報京007J1文藝理論孟繁華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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