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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H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 —8575（2000）05—0121—06
　　語言文字的應用情況除了受語言文字本身的共時特點和歷時演變規律的制約外，還強烈地受到社會、文化特點的影響。社會、文化的特點包括許多內容，主要有人口分布、經濟形態、文化教育、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民族關系等。民族心理是民族的社會、文化等特點在人們心理上的反映，包括民族自我意識、民族感情、民族特點等，是一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它對語言文字的應用也起著制約的作用。建國以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的實踐經驗說明：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的特點，包括其共時特點或歷時特點，其本身特點或應用特點，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民族心理特點的制約，所以研究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應用問題，必須聯系民族心理特點。在我國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應用中，民族心理的制約和影響時常反映出以下三對矛盾關系：同與異的關系，變與不變的關系，純與不純的關系。本文試對這三對矛盾做些具體分析，力求從中認識民族心理制約和影響語言文字應用的規律和特點。
　　　　　　一、同與異的關系
　　同與異的關系存在于語言文字的各個方面。比如在語言上：同一民族使用相同的語言，這是同；使用不同的語言，這是異。在新詞術語的選擇上，有些語言采用同一來源的借詞，這是同；而有的語言各自使用本語固有的詞，這是異。在文字上，不同民族有的使用相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而有的則使用不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即使是同一民族內部，有的只使用一種文字，而有的則使用幾種不同的文字。有的文字與現在的口語一致，而有的已經脫節，等等。民族心理對待語言文字中的同和異，往往因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不同時間而有不同的選擇，其不同的態度受著不同社會特點的制約。
　　任何民族都有民族認同感，所以一般都會認為同一民族內部的不同成員在民族的一些基本特征上應是相同或最好是相同的，而且總希望相同的成分越多越好。因而，民族心理所表現出的狀態往往是趨向于同，即愿意看到共同點，對共同點估計得比較充分，而不愿看到相異點，對相異點的估計往往偏少。如對待語言歸屬問題，人們往往不愿意承認同一民族使用不同的語言，總想把同一民族使用的不同語言看成是方言的差別。這樣一來，受民族心理制約的感性認識與對語言的科學認識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以我國景頗族使用的語言為例：景頗族內部存在支系的差別，不同支系使用不同的語言。這些語言中，景頗語同載瓦語等語言差別較大，景頗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景頗語支，載瓦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緬語支。二者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詞匯上，相互間的同源詞不到1／3，一些常用的基本詞也不同源，而且同源詞的語音對應很不嚴整。其次，在語音、語法上也有一些差異。國內外研究景頗族語言的專家通過語言比較，幾乎都認為景頗語和載瓦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由于景頗語和載瓦語相差較大，原有的景頗文（創制于19世紀末，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難以適應說載瓦語的人們使用，客觀上需要創制一種適應載瓦語特點的文字。但在景頗族內部，許多人出于統一的民族心理，不愿承認景頗語和載瓦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盡量強調景頗語和載瓦語的相同特點。這種心理與語言文字使用的客觀規律是不一致的，而人們決定怎樣認識景頗族語言以及怎樣解決他們的文字使用，則只能遵循語言文字演變的客觀規律。
　　又如，對云南蒙古族使用的嘎卓語的歸屬認識，統一的民族心理也有過強烈的反映。嘎卓語是云南蒙古族使用的語言，它不是蒙古語，而是屬于藏緬語族彝語支的一種語言。云南蒙古族為什么使用了彝語支的語言呢？元朝忽必烈率十萬騎兵于1252年進攻云南，由于1381年明軍擊潰了忽必烈軍隊，使得這部分蒙古族官兵在今通海一帶定居下來，并與當地主要民族彝族的女子通婚，以致出現了語言轉用，由原來操用蒙古語轉為彝語。后來，他們操用的彝語經過數百年的演變，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語言——嘎卓語。但由于嘎卓人還清晰地知道其祖先是北方的蒙古族，因而與北方的蒙古族存在深厚的民族認同感。在這種認同感的支配下，他們希望自己現在使用的語言也是蒙古語，而不愿認為自己操用的是一種接近彝語的語言。當他們聽到有的語言工作者提出嘎卓語有蒙古語底層的見解時（后經比較研究證明，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感到非常高興，很快就接受了這種錯誤見解。他們甚至用嘎卓語和蒙古語相同的“賓動型”語序以及某些詞偶然的語音接近，來論證二者的同源關系。后來的比較研究成果，已較有說服力地證明了嘎卓語既不是蒙古語，也沒有蒙古語的底層，而是一種屬于彝語支的語言[1]。
　　在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里，各個民族在對待不同民族語言文字的關系上，存在著“求同”的趨向，而對待自己的語言文字，又存在“存異”的心理。所謂“求同”，就是希望各民族語言文字能增長共同成分，以利于各民族之間互相學習、互相交流。 這種統一的心理， 在1957年12月10日國務院批復的《關于少數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幾項原則》中作為民族語文政策得到了具體體現。其中包括：創制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少數民族文字時，“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相同或者相近的音，盡可能用漢語拼音方案里相當的字母表示”，“各民族的文字，特別是語言關系密切的文字，在字母的形式和拼寫規則上應盡量取得一致。”經數十年的新文字的試行和推行效果證明，這些基本原則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和語言文字使用規律的，是受到各民族普遍歡迎并得到認可的。我們的國家，不同民族的相互關系十分密切，在設計新創文字時，若能在字母形式和用法上盡可能取得一致，對于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拼音方案或漢族學習少數民族文字，對于新創文字使用現代化手段，都會有很大的好處，必將會造福于子孫后代。當然在具體貫徹這幾項原則時應適度，不能影響文字的科學性和適用性，即不能為求“同”而“削足適履”。
　　在我國歷史上，有不少民族仿照漢字創造了類似漢字的文字系統，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方塊壯字、方塊白文、方塊哈尼字等，這也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求同心理。這些以漢字為基礎創制的文字，形成了一個“仿漢字”的文字系統，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反映了我國各民族之間在文化上的密切關系。仿照漢字創造文字的做法還影響到日本、朝鮮、越南等國，這些國家也以漢字為基礎創造了適合自己語言特點的文字。不同國家的人能夠采取相同、相似的文字形式，這與鄰近國度人們之間的求同心理有著一定的關系。
　　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里，對待語言文字除了“求同”的心理外，還存在“存異”的一面。“存異”，指的是各民族都熱愛自己的語言文字，都要保存自己語言文字的特點。不管哪個民族，都把語言文字看成是民族的一部分，所以對語言文字的不尊重，都會被認為是對民族的不尊重。求同和存異共存，是辯證的統一。
　　即使是屬于同一民族而分布于不同國家的跨境語言，在使用什么文字的問題上，民族心理也趨向于“求同”。如苗族除了在我國主要聚居分布外，在東南亞的越南、老撾、泰國、緬甸、菲律賓以及美國、法國、加拿大等國也有分布（其中大多是移民造成的）。國外苗族主要使用苗語川黔滇方言。由于不同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存在不同特點，其語言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特點，而且在文字上也有差異。可以預計，這種差異在今后還會加大。但是，不同國家的苗族普遍存在著“求同”的心理，希望“國內與國外之間應加強互相交流與學習，以縮小二者之間的差別，促進雙方的發展。”他們還希望能共同使用一種相同的文字[ 2]。當然，這種愿望至少在近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語言文字的分化與統一是受社會各種條件制約的，而且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
　　在民族語文工作中，雖然要注意“求同”的民族心理，但求同的原則不宜泛用。在有的條件下，求同是可行的，而在有的條件下，則是不可行的。之所以不可行，或是因為違背語言文字演變規律，或是時機不成熟。下面所舉的就是不可行的例子。
　　對于少數民族文字中漢語借詞如何拼寫的問題，過去曾一度出現過“求同”的做法，即：使用拉丁字母的民族文字拼寫漢語借詞時都照抄普通話拼音詞形。以為這樣做不但可以向漢語靠拢，而且可以做到各民族借用漢語借詞在拼寫法上取得一致，盡可能增長各民族文字中的共同成分。這種愿望是良好的，如果能夠做到對各民族是有益的。但是經實踐證明，這樣做違反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發展和應用的規律，而且給少數民族拼寫自己的文字帶來了一定的困難。由于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各民族語言從漢語借用自己所需要的新詞已有很長的歷史，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后，隨著我國民族團結的不斷加強，各族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各少數民族語言從漢語里吸收借詞的數量比過去更多了。如果新老借詞怎么說就怎么寫，在使用中就不會有什么困難，而如果硬性規定借詞按普通話拼寫，在書寫時就必須分清哪些是漢語借詞，哪些是本語詞，還要分清哪些是老借詞應按本語讀音拼寫，哪些是新借詞應按普通話拼寫。這樣做，在文字拼寫上就出現兩套拼寫規則：一套用來拼寫本語詞和老借詞，一套用來拼寫新借詞，勢必造成學習、使用上的困難。1958年以后我國試行的幾種新文字遭受挫折，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硬性規定漢語借詞照抄普通話和大量使用漢語借詞。這種不看條件的求同心理，在一段時間內成為許多人的共同愿望，以為這樣做是好事，但后來經過實踐才逐漸使大家認識到其危害性。
　　　　　　二、變與不變的關系
　　語言文字是一種社會現象，在歷史的長河中它總是隨著社會的演變而演變，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當然，語言文字的變化是緩慢的，要經歷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看到它的變化。在對待語言文字中變與不變、怎樣變的問題上，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時期會出現不同的心理狀態，而持什么樣的心理狀態，則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語言文字的使用。
　　對待語言文字中的變化，民族心理在多數情況下趨于保守。如：一個新詞使用后就不愿改動；不愿改動與口語不一致的文字；不愿改換原有的拼寫法等。要對語言文字做些改動，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是不愿改的。
　　藏文創制于7世紀，拼寫的是當時的藏語語音。 經過一千多年的演變，藏語語音有了明顯的變化，如復輔音聲母簡化為單輔音聲母，輔音韻尾也出現了簡化等。這樣，藏文就與現在的口語出現了脫節現象，給藏族學習藏文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大量的詞語要靠死記才能拼寫出來。盡管如此，藏族并無改革文字的要求，普遍對這種與口語脫節的文字含有很深的感情，甚至有不少人還認為這種文字是不能改變的。藏族對藏文的這種特殊感情，既與藏族長期使用這種文字有關，又與藏文記載大量宗教經典等因素有關。這些因素形成了藏族不愿改動藏文的共同心理。
　　景頗文從創制到現在，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經推行實踐證明，景頗文大體能反映景頗語的特點，使用起來比較方便，但也存在一些缺點。主要缺點是：代表音位的雙字母和三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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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多，造成書寫和印刷上的不便。所以從50年代起，民族語文工作者多次有過修改雙字母和三字母的考慮，但都遭到多數人的反對。堅持不改的人，習慣于現行的字母，認為雙字母、三字母沒什么不好，無非是多寫了幾個字。特別是分布在緬甸的景頗族，由于人口多，比較聚居，景頗文使用的范圍比較廣，更不愿修改文字方案。他們強烈希望我國不要改革景頗文，以保持兩國景頗族使用文字的一致性。1956年中緬兩國在芒市舉行的邊民聯歡會上，緬甸吳努總理曾向周恩來總理提出中緬兩國景頗文應保持一致的建議，周總理當即表示同意。現在看來，景頗文方案沒做重大改動是對的。
　　幾十年來民族語文工作實踐經驗證明，改革文字應采取慎重態度。從20世紀50年代起，國家曾幫助四川涼山彝族設計了一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耗費了不少人力、財力。這種文字幾經試驗推行，都未能扎根下來。原因何在？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對彝族原有音節文字的作用估計不足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文字在試驗推行期間幾經修改，喪失威信，致使群眾對這種常變的文字失去好感。而彝族原有的音節文字，曾在歷史上長期使用過，彝族對它已有一定的感情，很容易接受它。所以當這種規范的音節文字取代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之后，很快就在彝族地區普及開來，取得了預想不到的好效果。
　　文字是與文化聯系在一起的，與宗教、風俗、習慣密切相關。文字一旦出現，就成為該民族重要的文化形式之一。久而久之，人們就對文字有了一種特殊的感情，賦予它一種神圣感或神秘感。特別是對一種歷史悠久、記載過歷史文獻的古老文字，人們對它都有一種崇敬的心理，自然是不愿輕易改動。即使看到它有某些缺點，也甘愿“委曲求全”。至于主要用于宗教的文字，更是神圣不可侵犯，再難也要去學。總之，文字改革常常遇到阻力，或者遇到挫折，或者走回頭路，究其原因，不能不說對文字的保守心理狀態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語言中的一些詞語，如果在造詞中所含意義不當，或后來所指對象有所變化，人們也不愿輕易加以改動，往往賦予它以新的意義繼續使用。景頗語的“中國”一詞，很早就用mi[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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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漢人國”義）表示。現在看來，這個詞所包含的詞素意義不符合人們后來對“中國”的理解。所以，過去曾有人提出不用這個詞，最好改為漢語譯音詞，但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堅持不改的人認為，這個詞已被群眾所接受，其意義已由“漢人國”轉指整個中國。“黃狗”一詞，景頗語稱kui[31]khje[33]（即“狗”＋“紅”）， 因為景頗語的顏色詞系統在最初只有“紅”色，而無“黃”色，“黃”色用“紅”色表示，到后來才出現了thoi[31]“黃”一詞。但人們并不把“黃狗”改為kui[ 31]thoi[31]，而仍然使用kui[31]khje[33]。這就是說， 某種語言形式一旦被人們長期使用，要改就比較困難。由此看來，要人為地改變語言的某一形式或意義，一定要慎之又慎。
　　我們說民族心理對待語言文字中的變化趨于保守，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的。而當社會處于變革時期，或處于急劇變化的時期，人們對語言文字中的變化相對會開放一些。比如在我國建國初期，各少數民族語言都在短時間內吸收了大量漢語借詞，甚至有些是本語中已有的詞也用漢語借詞代替。變革時期語言文字的變化，有時會猛一些，其中有的變得合適，也有變得不合適的。變得不合適的，在以后一段時間內還會通過語言文字的內部規律得以調整。
　　　　　　三、純與不純的關系
　　世界上的語言，相互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不受別的語言影響的純語言是不存在的。不過，語言影響有大小之分，有的語言受別的語言影響大些，語言中夾雜外來成分多些；而有的語言受別的語言影響小些，語言成分相對純些。我國各民族語言之間都存在語言影響關系，特別是漢語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帶有普遍性，語言影響對少數民族語言的特點的變化均起到重要的作用。怎樣對待語言影響，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時期也會產生不同的心理，而持什么心理也會影響到語言文字的使用。
　　就多數情況而言，對語言成分之“純”與“不純”，民族心理一般偏向于“純”。因為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情感，都注意自己的民族特性，因而看待自己的語言，自然是希望母語中固有成分越多越好，不愿被人認為母語中外來成分比重很大。“你說的是一口純正的話”，往往含有褒獎之意；而“你說的話怎么有這么多外來借詞”，常使聽者感到不悅。受外族語言影響大的語言，操這種語言的人大多不愿承認自己的語言是混合語。但是，人們又無法抵擋別的語言的影響，別的語言的詞語總會源源不斷地、不知不覺進入自己的詞匯系統，甚至還會夾進某些語音成分和語法成分。這就構成了民族心理的愿望與客觀實際的流向存在不一致的狀態。一種語言吸收外來語成分，總是在民族心理偏向于“純”，而客觀上則需要外來成分補充的對立矛盾中逐步進入的。
　　雖然民族心理對待外來語成分一般偏向于“純”，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在不同的條件下，其程度會有所不同。當一個民族受到異族侵略或歧視、處于不公正的地位時，會出現抵制外來語影響的情緒，即使是已進入本語的外來語成分也要設法將其“清除”出去。20世紀50年代英語外來詞難以進入漢語，包括在此之前已借入漢語的英語借詞也被漢語詞所代替，固然與漢語不易吸收外來語的特點有關，但還與這一時期中國人民反抗西方孤立中國的心理有關。新中國建立后，漢語借詞源源不斷地進入我國各少數民族語言，是與少數民族與漢族的友好關系不斷加強、少數民族日益認識到學習漢語的重要性分不開的。少數民族對待漢語借詞都有一種親切感，都愿把它當成“家人”對待。漢語詞進入少數民族語言的詞匯系統，兩種語言的詞匯交融在一起，在不同的層面上（語素、詞、詞組、句子）匯成一體。由于吸收了漢語借詞（有的語言還吸收了別的語言的借詞），少數民族語言的詞匯更為豐富，由相對的“純”變為“不純”。漢語借詞豐富了少數民族語言的詞匯系統，提高了少數民族語言詞匯的表達能力，無疑這對少數民族是有利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擾，民族語文工作中大漢族主義思想有所抬頭，出現了不尊重少數民族語言客觀規律的傾向，使得一些民族出現了逆反心理，不愿接受漢語借詞，甚至還要把已在自己語言里生根的漢語借詞改為本語詞，片面追求語言的“純”。兩種心理，兩種做法，造成民族語文工作的一次反復。
　　民族心理是一種社會范疇，又是一種歷史范疇，它是民族的社會、文化特征積累到一定時間后在人們心理上的反映。由于民族心理是民族歷史某一階段的產物，而又與民族的其他特征密切相關，因而它具有穩固性的一面，不易改變。但由于民族是發展的、變化的，因而民族心理也是可變的。所以對待語言文字的民族心理具有兩重性：穩固性和可變性。民族心理有的符合語言文字的發展規律，有的則只能是一種不能實現的（或在短時期內不能實現）的主觀愿望，甚至與語言文字的發展規律不一致。民族心理會隨著人們認識客觀事物的變化而變化，有可能從一種認識轉為另一種認識，由一種不符合客觀規律（或不完全符合客觀規律）的愿望轉為符合客觀規律的愿望。所以，我們在制定民族語文政策或處理民族語文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時，既要考慮民族心理的因素，又不能完全以民族的一時愿望做為依據。而應具體分析制約語言文字的各種因素，正確掌握語言文字演變的客觀規律，并在此基礎上做出科學的判斷。凡符合語言文字演變規律的民族心理，應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而不符合語言文字演變規律的，則應因勢利導，說服等待。只有這樣，才有利于民族的根本利益（注：有一點要說明的是，對于什么是民族心理，現在的認識還不一致，這是民族理論中尚未解決好的問題。）。
　　〔收稿日期〕2000—05—10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京121～126A849民族研究戴慶廈20002000對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應用中出現的問題，應從三對矛盾——同與異的關系、變與不變的關系、純與不純的關系中，來看民族心理對語言文字應用的制約作用，所以研究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應用問題，必須聯系民族心理特點。民族心理/民族語文/應用　　ethnic psychology/ethnic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useEthnic Psychology and the Use of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DAI Qing-xia　　(College　 of　 Linguistics,　 Central　　University　 forNationalities,Beijing 100081,China)Proceeding from the issues appeared in the　use　of　China'sethnic minorities' spoken and written　laguages,　 i. e. threepairs of contradictions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change and constancy, and pure and impure －the　author　talksabout the　restrictive　impact　exerted　on　the　use　of　thelanguages by ethnic psychology. He deems it necessary to　linkthe use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spoken　and　writtenlaguages with the features of ethnic psychology.戴慶廈，中央民族大學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北京　100081　　戴慶廈（1935—），男，福建省廈門市人，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副會長。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京121～126A849民族研究戴慶廈20002000對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應用中出現的問題，應從三對矛盾——同與異的關系、變與不變的關系、純與不純的關系中，來看民族心理對語言文字應用的制約作用，所以研究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應用問題，必須聯系民族心理特點。民族心理/民族語文/應用　　ethnic psychology/ethnic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use

網載 2013-09-10 21: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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